在未出现中产阶层和社交媒体的前工业社会，邓小平的任务在许多方面来看更容易完成。他下定决心避免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所以向政府机构和各部长、尤其是向国务院和总理赋权，鼓励开放和以共识为基础的政治模式。直到21世纪之前，这种做法都很管用，但其效果在逐渐地降低。中共受到腐败侵蚀，忽略了民众对社会、环境和产品安全的关切。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债务，产能严重过剩，沉迷于信贷驱动而又配置不当的投资。
为了解决这些严重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时钟倒转。他逐渐掌握了比自毛泽东以来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大的权力，不断强调保持列宁主义式“党的纯洁性”的必要性，以避免苏共的命运。在他的第一批政策里，有一场延续至今的不受法律管辖的反腐运动。他通过建立党的机构——“领导小组”——取代政府机构的权威，这些小组比部委还多，对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拥有决定权。
在中国，一定程度上重新集中权力无疑有很强大的理由，尤其是对于实施中共雄心勃勃的改革而言。不过，尽管一些改革取得了进展，但与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以及引入市场机制有关的许多改革，遭到了既得利益势力的稀释和抵制。对公民社会、媒体、律师和非政府机构的压制于事无补。强大的中央集权反而抑制了重要改革，使负责执行这些改革的机构丧失权威和问责，还产生了彼此冲突的决策。
这就是8月动态很重要的原因。对股市的鼓励本应是政府支持市场机制和资金更有效配置的风向标。但在估计逾1500亿美元的非常托市措施之后，中国股市却再度恶化。股指仍在7月初的低点徘徊。中国政府一会儿做拉拉队长，一会儿做监管者，表现出对于自己寻求引入的市场力量的不信任。
本月人民币小幅贬值被官方解释为中国迈向金融自由化的一次阶段性调整，旨在推动人民币在今年晚些时候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核算单位——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不过，中国有关该举动的沟通委婉地说也很糟糕。当局再一次处于矛盾之中，在推动经济再平衡的人民币升值政策和应对增长不断放缓的人民币贬值政策之间左右为难。今年夏天的经济统计数据、特别是出口、制造业和投资方面的数据令人失望，这凸显出刺激措施对过去4年走弱的经济表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今年，这些刺激措施已经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超过1%。
中国面临的挑战的核心部分将是其控制就业的能力，这是在政治上比GDP更为敏感的指标。官方失业率（据说多年来一直处于4%左右）是捏造出来的。投资和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当前的态势、无城市户口人群较低的失业补贴登记率、福利体系的缺陷、以及每年700万毕业生寻找合适工作的困难程度等诸多原因让人相信，失业率可能不仅比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估计的6.3%更高、而且还在不断上升。
中国的经济转型一直很艰难，但是今年的事态表明，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展。事实正日益证明，权力集中化对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反腐运动正在遏制经济中的主动性和经济增长，经济无法再通过无休止的刺激来维持不切实际的扩张路线。
接受长期较低增长的时刻正日益临近。它将以影响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方式，检验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及改革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