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出版的《百年潮》杂志（二零零零年五期五十六页）上看到龚育之先生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文章说，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陕北一次中央会议上（也就是讨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那次会议上）曾说过：“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干什么？”据龚先生讲，这个材料是他根据陈毅的一个记录和传达而来的。他后来还就此事问过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汪子嵩、王汉斌，他们都说确有其事。这件事，对于研究胡适的人来说，是不陌生的，但只是传说而已。现在龚育之先生证实了这个传言，对于今后的胡适研究是有意义的。但龚先生在公布这个材料
时，也有不合学术规范的地方。因为他虽然说这是根据陈毅的一次记录和传达，但以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要公布这样的材料，必须要把原件复印或影印出来，这样才是可信的。当然我不是怀疑龚先生有别得想法，而是说，这是我们学术界常常忽视的一个问题，以后要注意的。这篇文章给我们这样一个影响，好像胡适就是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毛泽东对他还是网开一面的。
我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其实并不是想说明这件事的真伪，而是想说，假如胡适真的留下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为胡适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如果他留下来，那就不是胡适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和胡适思想相近的一些当年胡适的朋友却不但有留下来的，而且还有先走了后又回来的。如果我们相信毛泽东当年的话是有诚意的，只说出这个史实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于胡适那样经历的人，最后选择了与胡适不同的道路，而他的命运又是怎样的。这样的人，我以为以翁文灏就是一个代表。
翁文灏本来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地质学家，但他也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典型。他在四十年代末曾做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也是当时新华社公布的战犯之一，位列第十二位。翁文灏先到了台湾，但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一九五一年一月又由法国转英国回到了中国。
翁文灏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二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那时他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在国内。翁文灏的小儿子曾在空军服役，抗战时在桂林牺牲，他对自己的长子翁心源最是喜欢。公平地说，在翁文灏回国的问题上，当时中共的态度还算不错，但对翁文灏来说，他的这个选择在他一生的众多的选择中，可以说是最有悲剧色彩的。他的儿子中国著名的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在1970年被连续批斗三天后，不幸落水而死，时年仅五十八岁。
我们现在再来看翁文灏回国前后的心情。翁文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在做人这一点上，翁文灏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楷模。此点，当年凡和翁文灏共事的人都有共识。另外一点，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对于当时和新政权共处的一个条件，中共的态度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这一点对于像翁文灏他们那样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龚育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说，汪子嵩曾和他说过，贺麟留下时特别表明：“他不能公开责骂蒋介石”。翁文灏也是这样。他在决定回国时，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转达过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当时让翁文灏最为难的就是中共一定要让他来骂蒋介石，但翁文灏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参阅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二八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我们从翁文灏后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国时实在是无所适从，当时他的许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孙越琦、卢郁文、吴景超、黄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为了让他所写的坦白书能过了关，他们把自己刚刚在新时代学会的那一套东西都告诉了翁文灏，吴景超就对他说过，“吴因盼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期能有教育意义”。他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痛苦之后，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灏在日记中说：“三月二十日在北京饭店一零七号见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战犯，也许罪状较轻，究竟有罪，必须认识。总理允许返国，意在立功赎罪，盼告美蒋勾结情形。”（《从翁文灏日记看撰写坦白书的痛苦过程》，台湾《传记文学》三十六卷四期三十六页）翁文灏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曾在国民政府为国家工作，一身清白，在那样腐败的时代里，像翁文灏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对于翁文灏来说，自责无论多过，都是可以的，但他们有他们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随意责骂别人，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昧良心的话。但那个时代要的就是这一套，他们不但要人们在思想上统一，还要让人在道德上堕落。这个时代对人们道德和良知的破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他在五月十七的日记中说：“晚王昆仑来谈，彼阅余文以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不必多讲理论，此后当为人民服务。”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孙越崎来长谈，邓科长约他谈余文，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充实真正了解，方得正确道路。”我们从翁文灏的日记中，除了看到新政权在逼着一个好人说假话外，再没有什么其它了。翁文灏有这样的感慨：“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对于回来的翁文灏，新政权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一九五三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初，北京选人民代表时，翁文灏又被取消了资格，收回了他的选民证。翁文灏还天真地去找一些机关说理，但当时北京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刘仁给他的解释是：“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如何处理不在选举委员会职权范围，但该会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见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三百页）钱昌照晚年回忆：“此事总理知道以后，让统战部第三局局长沙里来同我说，并让我向翁转达总理的话，取消他的选举资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动，不好直接打击，将来有机会时给一名义，就可以改变人民的看法。”（《钱昌照回忆录》一五四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翁文灏后来虽然做过几届政协委员，但它基本上只能译书和做一点学术研究，因了周恩来的保护，翁文灏在文革当中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相对不算严重。一九七一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翁文灏的命运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想胡适留下来的结局吗？胡适那个没有走的儿子胡思杜是跳楼自杀了，其它我们还说什么呢？看来还是胡适这个人对历史有眼光，有判断力。他不是不爱这个国家，而是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绝对不会放过像他这样的人。
翁文灏和胡适是很好的朋友。一九三二年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他老人家指出中华民国的改造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统一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国军人联合通电奉还政权（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五七六页）胡适虽然和翁文灏是老朋友，但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们还是走了不同的路。也许是翁文灏涉足政坛较深，对那个政权的腐败也了解较多的原因，所以他最后对那个政权绝望了。胡适的高明之处就是他看到了那个政权的腐败，但他没有绝望。
因为说到了翁文灏，我们就不能不说一点当年资源委员会的情况。对于资源委员会，现在已有了许多专业的研究。它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但我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当年资源委员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预者。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在当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做为一个团体集中留下来的，就是资源委员会。他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选择，也许与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对苏联经济的好感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到胡适，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于世界大势总是能够有清醒的判断，他不是没有错，但他是一个知道错了就能改的人。
一九五四年三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曾有一个长篇发言，是专谈自由主义的，他对当时《自由中国》介绍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赞同。同时，胡适对自己早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行了忏悔。他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个身为公务员的朋友给他的一封长信。胡适是认同他这个朋友的观点的。胡适引述他这个朋友的话说；“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份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二三七四页）胡适在这里是借用了朋友的话，批评了他当年的老朋友翁文灏。我们在多少年以后，想到翁文灏最后的选择，不能不对他早年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反思.
时，也有不合学术规范的地方。因为他虽然说这是根据陈毅的一次记录和传达，但以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说，要公布这样的材料，必须要把原件复印或影印出来，这样才是可信的。当然我不是怀疑龚先生有别得想法，而是说，这是我们学术界常常忽视的一个问题，以后要注意的。这篇文章给我们这样一个影响，好像胡适就是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毛泽东对他还是网开一面的。
我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出来，其实并不是想说明这件事的真伪，而是想说，假如胡适真的留下来，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其实，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因为胡适是不可能留下来的，如果他留下来，那就不是胡适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和胡适思想相近的一些当年胡适的朋友却不但有留下来的，而且还有先走了后又回来的。如果我们相信毛泽东当年的话是有诚意的，只说出这个史实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类似于胡适那样经历的人，最后选择了与胡适不同的道路，而他的命运又是怎样的。这样的人，我以为以翁文灏就是一个代表。
翁文灏本来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地质学家，但他也是一个学者从政的典型。他在四十年代末曾做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也是当时新华社公布的战犯之一，位列第十二位。翁文灏先到了台湾，但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一九五一年一月又由法国转英国回到了中国。
翁文灏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二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那时他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在国内。翁文灏的小儿子曾在空军服役，抗战时在桂林牺牲，他对自己的长子翁心源最是喜欢。公平地说，在翁文灏回国的问题上，当时中共的态度还算不错，但对翁文灏来说，他的这个选择在他一生的众多的选择中，可以说是最有悲剧色彩的。他的儿子中国著名的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在1970年被连续批斗三天后，不幸落水而死，时年仅五十八岁。
我们现在再来看翁文灏回国前后的心情。翁文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在做人这一点上，翁文灏可以说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楷模。此点，当年凡和翁文灏共事的人都有共识。另外一点，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对于当时和新政权共处的一个条件，中共的态度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这一点对于像翁文灏他们那样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龚育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说，汪子嵩曾和他说过，贺麟留下时特别表明：“他不能公开责骂蒋介石”。翁文灏也是这样。他在决定回国时，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转达过周恩来对他的指示。当时让翁文灏最为难的就是中共一定要让他来骂蒋介石，但翁文灏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参阅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二八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我们从翁文灏后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国时实在是无所适从，当时他的许多老朋友如邵力子、孙越琦、卢郁文、吴景超、黄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为了让他所写的坦白书能过了关，他们把自己刚刚在新时代学会的那一套东西都告诉了翁文灏，吴景超就对他说过，“吴因盼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期能有教育意义”。他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痛苦之后，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灏在日记中说：“三月二十日在北京饭店一零七号见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战犯，也许罪状较轻，究竟有罪，必须认识。总理允许返国，意在立功赎罪，盼告美蒋勾结情形。”（《从翁文灏日记看撰写坦白书的痛苦过程》，台湾《传记文学》三十六卷四期三十六页）翁文灏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曾在国民政府为国家工作，一身清白，在那样腐败的时代里，像翁文灏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对于翁文灏来说，自责无论多过，都是可以的，但他们有他们的道德底线，就是不能随意责骂别人，不能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昧良心的话。但那个时代要的就是这一套，他们不但要人们在思想上统一，还要让人在道德上堕落。这个时代对人们道德和良知的破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他在五月十七的日记中说：“晚王昆仑来谈，彼阅余文以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不必多讲理论，此后当为人民服务。”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说：“孙越崎来长谈，邓科长约他谈余文，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充实真正了解，方得正确道路。”我们从翁文灏的日记中，除了看到新政权在逼着一个好人说假话外，再没有什么其它了。翁文灏有这样的感慨：“余告以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对于回来的翁文灏，新政权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一九五三年年底到一九五四年初，北京选人民代表时，翁文灏又被取消了资格，收回了他的选民证。翁文灏还天真地去找一些机关说理，但当时北京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刘仁给他的解释是：“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如何处理不在选举委员会职权范围，但该会在目前情况下，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见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第三百页）钱昌照晚年回忆：“此事总理知道以后，让统战部第三局局长沙里来同我说，并让我向翁转达总理的话，取消他的选举资格，不是中央的意思；人民的行动，不好直接打击，将来有机会时给一名义，就可以改变人民的看法。”（《钱昌照回忆录》一五四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翁文灏后来虽然做过几届政协委员，但它基本上只能译书和做一点学术研究，因了周恩来的保护，翁文灏在文革当中虽然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但相对不算严重。一九七一年他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翁文灏的命运是这样，我们还可以想胡适留下来的结局吗？胡适那个没有走的儿子胡思杜是跳楼自杀了，其它我们还说什么呢？看来还是胡适这个人对历史有眼光，有判断力。他不是不爱这个国家，而是他看到了这个国家绝对不会放过像他这样的人。
翁文灏和胡适是很好的朋友。一九三二年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他老人家指出中华民国的改造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统一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国军人联合通电奉还政权（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五七六页）胡适虽然和翁文灏是老朋友，但在他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们还是走了不同的路。也许是翁文灏涉足政坛较深，对那个政权的腐败也了解较多的原因，所以他最后对那个政权绝望了。胡适的高明之处就是他看到了那个政权的腐败，但他没有绝望。
因为说到了翁文灏，我们就不能不说一点当年资源委员会的情况。对于资源委员会，现在已有了许多专业的研究。它的功过历史自有评说。但我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必须对当年资源委员成员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给予注意。资源委员会那些成员后来多数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杂志的参预者。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人是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的重要性，不体现在政治思想上，而体现在经济思想上。资源委员的主要成员是以留英的学生为主的，他们多数出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的拉斯基的学生。他们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于计划经济都有好感。在当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中，做为一个团体集中留下来的，就是资源委员会。他的主要成员的政治选择，也许与他们对计划经济和对苏联经济的好感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致命的弱点。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到胡适，他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对于世界大势总是能够有清醒的判断，他不是没有错，但他是一个知道错了就能改的人。
一九五四年三月，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曾有一个长篇发言，是专谈自由主义的，他对当时《自由中国》介绍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赞同。同时，胡适对自己早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行了忏悔。他特别提到了他的一个身为公务员的朋友给他的一封长信。胡适是认同他这个朋友的观点的。胡适引述他这个朋友的话说；“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趋势；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份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二三七四页）胡适在这里是借用了朋友的话，批评了他当年的老朋友翁文灏。我们在多少年以后，想到翁文灏最后的选择，不能不对他早年的计划经济思想有所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