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家中附近被暗杀，时年不到48岁。
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参加者。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
闻一多《最后的演讲》是一篇名文，因为选进了中学课本，这个演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为了只宣扬闻一多的某一面，就把他的另一面掩盖了。我们常见的《最后的演讲》是一个经过了删节的文本。这些删节的内容是有关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的，闻一多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①
因为我们后来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因为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我们就连闻一多说过的话也不要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合适的。
闻一多最看重的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对于民主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他的这些理想最集中体现在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由费孝通执笔起草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中。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他们在文章中说：“所谓民主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保障人权的具体办法，要使中国人民能享受无虞威胁的自由。依我们的分析，以往中国政治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的活动。军队私有是一件事实，不论在名义上是否国军或党军。在一党专政之下，合法的军队只有党军，在独裁政治面目下，所有党军也是最高权力私人的武力。所以解决自私军队不在改换任何名义和符号，而是在取消党治和独裁。党治和独裁既是建立在武力之上，所以要取消党治和独裁势是非把军队彻底改组不可。”②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考虑是较为乐观的，因为他们那时已经享有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如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自由结社的存在等等，只是因为这些自由和民主常常受到干涉，所以知识分子就已经非常不满足了，他们还要为他们所认定的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与他们早熟的民主观念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当时有些教授的偏激言论，曾发出过如下的感慨：“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③
因为梅贻琦一直负责实际工作，经常和国民党高层人物有接触，所以他在四十年代相对其它大学教授，就更多一些理性，看法也更合乎实际。他曾和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像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这些参加了民盟的教授），他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④
梅贻琦是一个理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他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多少认识，只是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五十多年以后再来看，我们得承认，正是这个对政治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比其它文科出身特别是以政治学为专业的那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更有远见。那时梅贻琦对于闻一多的激烈态度早有看法。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曾说：“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⑤就是朱自清，那时也不是很赞成闻一多对政治过于热心，他说：“一多来访，谓彼已向梅校长正式提出辞职，希望我接替其职务。我推荐王了一，彼不甚同意，认为梅校长和冯可能不会接受了一。我们谈到浦，一多认为他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而且可能与学生相处不好。我决意不接受此职，但答允帮一多处理本学期的日常事务，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⑥
闻一多在早年清华和美国留学时是知道民主和自由的好处的，也可以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就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抗战以后，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干涉，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弹，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坏处想，总是要求他向最好处做去，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局面时，没有想到在政治问题上要价过高是最没有现实感的。
他们在给《马歇尔特使书》中还说过：“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国民党至今还是坚持在抗战之前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即使当时确是能代表民意的，到现在因时间的变迁也已失效，何况这次选举是一党专政时代的产物呢？我们相信你对于欧洲类似政治下选举的结果必有明白的认识。选举的意义是在人民能在自由表示意见。在言论没有自由，在政党不能公开活动，在特务监视之下，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是决不能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因之，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以假民主为满足，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改选，而且要在各政党能公开活动，言论、结社、集会得到自由之后，才能选举出这种代议制的民意立法机关。”从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民主现状有一种特别急迫的要求。闻一多的激进，就与他那种急迫的心情有关。
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这样公开的法西斯行为对中国知识界的伤害是非常重的。
是谁暗杀了闻一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闻一多。对于闻一多的被暗杀，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对暗杀行为的叙述，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复杂性，我们现在可以对这种复杂性再做一次叙述。这种叙述主要依据的是以下三种文献，一、《程一鸣回忆录》，二、沈醉的回忆录，三、唐纵的日记。
沈醉是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到昆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之一。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军统特务干的。沈醉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长，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就连当时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此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沈醉说：“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⑦
蒋介石对闻一多被暗杀非常生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刚刚上任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派到昆明去调查此事，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闻一多被暗杀，这绝对是一件法西斯行为，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历史。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此事的态度。他派唐纵到昆明去调查，就说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闻一多被暗杀后不久，马歇尔在庐山见到蒋介石，曾对他说起过这些事情。司徒雷登后来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事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当时曾犹豫是否当着中美两国双方的面直接了当地说出这件事。然而是蒋委员长自己提及这一点。我本人对这种会谈方式以及马歇尔将军直率的谈吐感到高兴。”⑧
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态度，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当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据司徒雷登说，后来对李闻暗杀案的处理，也是听了他的意见。他说：“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及其它活动而惧怕……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⑨蒋介石当时虽然对于他自己的作法做了一些辨解，但还是原则上完全同意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风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了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人手一时不够。据沈醉回忆：“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谄。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的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唐纵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一般说来，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假，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日记将来会落在哪里，会派上什么用场。唐纵后来去了台湾，但他的日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现在把唐纵日记中有关闻一多被暗杀的记载抄在下面，并和沈醉、程一鸣的回忆对比着看，从中就能得出一些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
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
7月17日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吴铁城约陈辞修商量时，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件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察破案。余旋电牯岭报告，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陈总长要我明晨七时即出发。我以准备不及，改后日起程。
7月18日上午赴马台街开会，午访教育部朱部长，商昆明教育界之联系。晚，毓麟来商国际问题研究所结束事，余交付彼一章，托其全权办理。关于昆明办案事，毓麟嘱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余曰然！此事各方均极重视，推论纷纭，友朋对我此行，无不关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
7月19日由京飞渝晚发三电至南京，严家浩不必调来滇，调程一鸣由沪直飞昆明协助。经与严佛研究，严家浩太老实，不能发生作用，程一鸣办案颇有经验。并请人凤转知为彬，彼在川前派林钦贤组织袍哥，四处招谣，已由行辕下令通缉，嘱其注意，不可无限制的利用袍哥。
嘱达举布置宜宾、泸州，以防凶手由昆来川潜逃也。
7月20日沈醉许建业来访。许建业对于云南袍哥颇熟悉，沈醉建议用奇策，余均派其搭赴贵阳飞机前往协助。余多留此数日尚有必要也。
上午十一时访张主任岳军，谈甚久。先从昆明事件谈起，继谈警察总署之成立，与将来之做法。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对于警察总署希望各地人事与教育能统一配合，希望裁保建警不可操之太急，并询问警保处何时成立，将来组织人选如何？
7月21日访朱一民先生，请示警察总署意见，表示警察与特务应分开。
7月22日晨五时，昆明修元来一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余复一电，此事对外不可有所推测，以免招尤，沈、许到滇，亦不可声张，明日赴滇面商，不必详电也。
电人凤此间《新华日报》、《民主报》披露军统局密令一则，须提出抗议，要求中共缴阅原文，否则就是捏造。捏造就是自作暴行，而嫁祸于人的阴谋。
7月23日下机后修元、毓桢、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象与经过情形，余诚以对外谨慎言论。邱卫华来，对于杨立德被逋，甚恐影响到龙志舟、卢永衡，竭力解说，希望改善杨之待遇。观其用意，似在兼顾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而将杨案避重就轻。
主席电饬敬日前回浔报告，余以奉命来此，初到不能即离，故电主席稍缓一二日。
7月24日下午五时茶会，约集昆明党、政、团、教育、军、警、宪等机关负责人茶会，表示中央意旨，希望彼此切实联系，从速破案。
夜与程一鸣、刘叔琬商量李闻案。
7月25日缪云台邀谈，表示社会需要安定，需要统一。最后表示，彼数月来与民盟无来往，与闻一多尚未认识，对此案无意见。
7月26日由昆飞沪。
7月27日抵沪，寓九十四号仙岩饭店。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几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象。
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顾、卢、霍、张今日已赴昆明。
遇张镇国，谓嵩山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
7月28日三时许奉召晋见，问何时行？余曰，明日下山，星期三有机赴昆明与张镇国同往。曰，张镇国现在何处？余曰在夏令营，并陈明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做悬案；又曰，前嘱顾总司令将处理经过用飞机送来一阅再发表，现则不必，即在昆明处理发表可也。
主席饬交通部派专机明晨送我赴昆明。
7月29日晨起赶下山。经查实，交通部飞机并没有来浔，于是候下午回航飞机返南京。
7月30日乘飞机赴沪。
7月31日由沪抵昆。旋即往访卢主席、顾总司令。卢语我，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解决办法：（一）由警备部交出凶手，研究审讯方式与案情；（二）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继与顾总司令商定将李、闻分开，由警备部解决闻案，李案由地方从容解决，原则即做如此决定。晚在金碧别墅，张贞夫、冷融庵、霍嵩山与余商量具体步骤到一时许。旋嵩山，来告李、闻案情经过详情、真象。
8月2日张镇国来，余告以对稽查处人员须特别开导，晓以利害，动之以感情。
8月4日电牯岭请求回京，一、因此间事布置业已就绪，有顾、张、冷在此处理可无问题；二、因警总筹备亟待我归京处理；三、因人以我与军统局有关，对我留昆反多疑惧，殊足以增加处理之困难。
8月5日在卢公馆商谈李案办法，卢主席请求将杨立德释放，以释群疑，并表示杨立德并非龙之人，当年系彼派出者，释放后彼可招呼，决无问题。顾墨公无表示。别后余语冷庵云，为争取卢之向心力，杨立德应予释放，请其转达墨公早日决定，融庵亦同意。
8月6日梁漱溟代表民盟今日抵昆，张寿贤伴来，将先报告中央对此事决定之经过，同在卢公馆商量应付之策。
杨立德释放后，决定不予公布，并保持秘密，以使共党、民盟宣传落空。
8月7日上午与卢主席冷及融庵研究李公朴被刺案情。下午往访张监察使，彼谈龙志舟主滇情形，及龚自知与龙之关系。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良久，大家的意思交嵩山带回去准备。
8月8日刘叔琬、张镇国来，出示案情简略草率，甚不怿，当即表示不满，并责备一鸣不负责任。旋即亲赴嵩山公馆，融庵、卢夫亦到，当即将余所理解者述出，由朱应瑞笔记。照此办案，余觉若再任其摸索，不知何日可以了案。下午与顾总司令、卢主席等复至周总司令处会商办法。至此，本案已有八成真实性了。
8月9日梁漱溟昨日招待新新闻记者，表示李闻案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参加调查共同审判。
8月10日周总司令今日由牯岭来昆，传达处理闻案意旨。此案算已大定，余决明日偕同周总司令返京。⑩
程一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他在参预此事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当时程一鸣已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6年6月1日，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飞赴昆明，帮助唐纵破获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
程一鸣到昆明以后，曾和唐纵有一次谈话。程一鸣回忆说，我问唐纵：“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的经过怎样？有没有破案的线索？”
唐说：“这两件暗杀案已交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和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办理，现在还没有头绪，你去和他们研究怎样破案。”
程一鸣和李毓桢、龚少侠都是军统的官员。程一鸣他们研究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经过，他还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检查了闻一多父子被枪杀的现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根据当天目击者的指证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派人打死的。程一鸣查获了闻一多被杀的全部事证、人证、物证后，认为暗杀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并把他调查的结论告诉了唐纵。唐纵听完以后感到处理这个案件非常为难，因为唐纵和霍揆彰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
唐纵问程一鸣：“你看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处理？”
程一鸣说：“处理这件案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查获闻一多被暗杀的全部经过向老先生报告，建议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凶手逮捕法办。因为这是军人犯法，内政总警察总署无权过问。二是请唐先生和霍揆彰商量，将全部案情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请他自动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向老先生报告。如果霍揆彰同意，唐先生将在昆明破获闻一多被暗杀案和霍揆彰商量的详细情况，电报老先生。”11一般来说回忆录多是靠不住的，单是回忆录，如果没有旁证，我们也不可完全凭回忆录来判断是非，程一鸣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情况，证之唐纵日记的记载，可以说大体上是准确的。
程一鸣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来昆明。唐纵和他们一起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进行商谈，我没有参加。商谈后，唐回来告诉我，卢汉提议将李公朴、闻一多两案缩小，冲淡对外的影响，只公布闻一多暗杀案已被破获，不提李公朴暗杀案。张镇认为，如果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对政府和老先生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是说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委员长心里很气愤，下午在闻一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父子到了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从身上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打死。两个宪兵这样做，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要依法惩办这两名宪兵，就可把事实的真象掩饰过去。”12
沈醉回忆了他和唐纵商量如何找人来顶替的事，沈醉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它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沈醉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这个人又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因为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做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沈醉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他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他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他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沈醉还做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那个人才答应了。
第二天，沈醉向唐纵回话的时候，唐纵又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沈醉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书工作的特务去挑选一个。唐纵催沈醉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沈醉，叫沈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沈醉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等在那里。唐纵见到沈醉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要他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他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他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他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纵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沈醉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他和霍是湖南酃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纵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沈醉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以欺骗舆论，推卸责任，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去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1947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沈醉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派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料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沈醉回忆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程一鸣、沈醉的回忆录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同唐纵的日记对比来看，他们说的那些事实基本是一致的。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此事也有一些记载，证之前述二人的回忆和唐纵日记的记载，我们对于闻一多惨遭暗杀的情况就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梅贻琦说：“上午十时偕自昭、柳漪、勉仲往地方观审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汤为警备司令特务营长（湖南衡阳人），李（湖北人）为该连排长，二人似为正凶无可疑，惟皆为特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偕一军需上士在逃未获者）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决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法官三人为陆军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及宪兵十三团之代表，讯时系择其预审供词要点特为重讯，并以为观审了然者，于是否有人主使特分别追问，犯人皆称无有，可以见之。点半散庭，下午2点再开庭，余则未往，盖已无关紧要矣。”13
从梅贻琦的口气中可以发现，他对于这次审判也是有所怀疑的，以为太巧合了。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程一鸣、沈醉回忆录和唐纵日记的可靠性。
注释：
①②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1077页、963页，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③④13《梅贻琦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70号190页，171页，198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⑥《朱自清全集》10卷399页、388页，1998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⑦《军统内幕》，转引自《清华校友通讯》复刊10期282页
⑧⑨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2页、3页，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630至38页，1992年群众出版社
11、12《程一鸣回忆录》71页，1979年年群众出版社
闻一多参加民盟后，对民主运动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他被暗杀之前，昆明发生的几乎所有民主运动中，闻一多都是主要参加者。闻一多对于民主运动的理解，和我们后来评价他时所强调的那些东西并不完全一致，许多同时代在政治上认可闻一多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于闻一多的评价也是不完整的，他们的那些评价，现在看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闻一多，在他们笔下，我们只看见了一个政治性的闻一多，而没有看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闻一多。因为有一句“我们要写朱自清、闻一多颂”的话，在对闻一多的理解上，我们就只强调他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一面。其实闻一多是反对一切专制的，不是只反这个专制，而不反那个专制，只要是对民主和自由有利的东西，闻一多从来都是认同的，而一切不民主不自由的东西，在闻一多看来才是不能接受的。闻一多不是某一党派某一团体的闻一多，闻一多是知识分子的闻一多。
闻一多《最后的演讲》是一篇名文，因为选进了中学课本，这个演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为了只宣扬闻一多的某一面，就把他的另一面掩盖了。我们常见的《最后的演讲》是一个经过了删节的文本。这些删节的内容是有关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的，闻一多说：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①
因为我们后来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因为有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我们就连闻一多说过的话也不要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合适的。
闻一多最看重的是自由和民主，所以他对于民主运动的主要政治诉求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国家能不能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他的这些理想最集中体现在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吴晗联名发表由费孝通执笔起草的《致马歇尔特使书》中。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和自由问题上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他们在文章中说：“所谓民主的基础，最基本的是保障人权的具体办法，要使中国人民能享受无虞威胁的自由。依我们的分析，以往中国政治不能走向民主是因为军队私有和特务组织的活动。军队私有是一件事实，不论在名义上是否国军或党军。在一党专政之下，合法的军队只有党军，在独裁政治面目下，所有党军也是最高权力私人的武力。所以解决自私军队不在改换任何名义和符号，而是在取消党治和独裁。党治和独裁既是建立在武力之上，所以要取消党治和独裁势是非把军队彻底改组不可。”②
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考虑是较为乐观的，因为他们那时已经享有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如民间报纸杂志的存在、自由结社的存在等等，只是因为这些自由和民主常常受到干涉，所以知识分子就已经非常不满足了，他们还要为他们所认定的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而奋斗。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与他们早熟的民主观念有很大关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容易产生激进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实际政治操作之中，二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过于理想化。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当时有些教授的偏激言论，曾发出过如下的感慨：“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③
因为梅贻琦一直负责实际工作，经常和国民党高层人物有接触，所以他在四十年代相对其它大学教授，就更多一些理性，看法也更合乎实际。他曾和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包括像潘光旦、吴晗、闻一多这些参加了民盟的教授），他曾在日记中说过“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随蔡孓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④
梅贻琦是一个理科出身的大学校长，他认为自己对政治没有多少认识，只是认同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五十多年以后再来看，我们得承认，正是这个对政治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感觉比其它文科出身特别是以政治学为专业的那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潘大逵等）更有远见。那时梅贻琦对于闻一多的激烈态度早有看法。朱自清在他的日记中曾说：“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⑤就是朱自清，那时也不是很赞成闻一多对政治过于热心，他说：“一多来访，谓彼已向梅校长正式提出辞职，希望我接替其职务。我推荐王了一，彼不甚同意，认为梅校长和冯可能不会接受了一。我们谈到浦，一多认为他常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建议，而且可能与学生相处不好。我决意不接受此职，但答允帮一多处理本学期的日常事务，因他确实太忙，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⑥
闻一多在早年清华和美国留学时是知道民主和自由的好处的，也可以说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青年时代就享受到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抗战以后，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受到了很大的干涉，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弹，他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在民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从最坏处想，总是要求他向最好处做去，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复杂的局面时，没有想到在政治问题上要价过高是最没有现实感的。
他们在给《马歇尔特使书》中还说过：“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建立民主政治中心的民意立法机关。国民党至今还是坚持在抗战之前所选举的国民大会。可是我们认为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即使当时确是能代表民意的，到现在因时间的变迁也已失效，何况这次选举是一党专政时代的产物呢？我们相信你对于欧洲类似政治下选举的结果必有明白的认识。选举的意义是在人民能在自由表示意见。在言论没有自由，在政党不能公开活动，在特务监视之下，选举不过是一种形式。民主政治的民意机关是决不能在一党专政下产生的。因之，我们觉得除非我们能以假民主为满足，国民大会的代表必须改选，而且要在各政党能公开活动，言论、结社、集会得到自由之后，才能选举出这种代议制的民意立法机关。”从四十年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民主现状有一种特别急迫的要求。闻一多的激进，就与他那种急迫的心情有关。
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国民党统治到了最黑暗的时候，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丧失了最后的一点信心，这样公开的法西斯行为对中国知识界的伤害是非常重的。
是谁暗杀了闻一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国民党特务暗杀了闻一多。对于闻一多的被暗杀，当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对暗杀行为的叙述，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复杂性，我们现在可以对这种复杂性再做一次叙述。这种叙述主要依据的是以下三种文献，一、《程一鸣回忆录》，二、沈醉的回忆录，三、唐纵的日记。
沈醉是闻一多被暗杀以后到昆明调查此事的当事人之一。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后，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军统特务干的。沈醉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长，但他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就连当时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此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沈醉说：“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风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是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⑦
蒋介石对闻一多被暗杀非常生气。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刚刚上任的全国警察署署长唐纵派到昆明去调查此事，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闻一多被暗杀，这绝对是一件法西斯行为，但蒋介石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我们也要尊重历史。我们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唐纵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此事的态度。他派唐纵到昆明去调查，就说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闻一多被暗杀后不久，马歇尔在庐山见到蒋介石，曾对他说起过这些事情。司徒雷登后来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系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事后马歇尔将军说，他当时曾犹豫是否当着中美两国双方的面直接了当地说出这件事。然而是蒋委员长自己提及这一点。我本人对这种会谈方式以及马歇尔将军直率的谈吐感到高兴。”⑧
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态度，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当中，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据司徒雷登说，后来对李闻暗杀案的处理，也是听了他的意见。他说：“我提出三条措施。一是不对暗杀事件公开承担责任……并公开保证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不必因党派、政见及其它活动而惧怕……二是取消对大量业已查封的报刊的禁令……三是如果可能，不日内即召集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作为结束训政建立宪政的及时措施。”⑨蒋介石当时虽然对于他自己的作法做了一些辨解，但还是原则上完全同意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风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了重庆。当时军统局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保密局，人手一时不够。据沈醉回忆：“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谄。在唐和我们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的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
唐纵日记是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一般说来，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日记中做假，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日记将来会落在哪里，会派上什么用场。唐纵后来去了台湾，但他的日记却没有来得及带走。我们现在把唐纵日记中有关闻一多被暗杀的记载抄在下面，并和沈醉、程一鸣的回忆对比着看，从中就能得出一些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
7月16日晚十时，在吴秘书长公馆会商昆明近日接一连二凶案处置问题，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方所为？
7月17日在国府商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吴铁城约陈辞修商量时，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件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察破案。余旋电牯岭报告，晚上牯岭电话，主席嘱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陈总长要我明晨七时即出发。我以准备不及，改后日起程。
7月18日上午赴马台街开会，午访教育部朱部长，商昆明教育界之联系。晚，毓麟来商国际问题研究所结束事，余交付彼一章，托其全权办理。关于昆明办案事，毓麟嘱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余曰然！此事各方均极重视，推论纷纭，友朋对我此行，无不关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
7月19日由京飞渝晚发三电至南京，严家浩不必调来滇，调程一鸣由沪直飞昆明协助。经与严佛研究，严家浩太老实，不能发生作用，程一鸣办案颇有经验。并请人凤转知为彬，彼在川前派林钦贤组织袍哥，四处招谣，已由行辕下令通缉，嘱其注意，不可无限制的利用袍哥。
嘱达举布置宜宾、泸州，以防凶手由昆来川潜逃也。
7月20日沈醉许建业来访。许建业对于云南袍哥颇熟悉，沈醉建议用奇策，余均派其搭赴贵阳飞机前往协助。余多留此数日尚有必要也。
上午十一时访张主任岳军，谈甚久。先从昆明事件谈起，继谈警察总署之成立，与将来之做法。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对于警察总署希望各地人事与教育能统一配合，希望裁保建警不可操之太急，并询问警保处何时成立，将来组织人选如何？
7月21日访朱一民先生，请示警察总署意见，表示警察与特务应分开。
7月22日晨五时，昆明修元来一长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余复一电，此事对外不可有所推测，以免招尤，沈、许到滇，亦不可声张，明日赴滇面商，不必详电也。
电人凤此间《新华日报》、《民主报》披露军统局密令一则，须提出抗议，要求中共缴阅原文，否则就是捏造。捏造就是自作暴行，而嫁祸于人的阴谋。
7月23日下机后修元、毓桢、少侠等报告李闻案真象与经过情形，余诚以对外谨慎言论。邱卫华来，对于杨立德被逋，甚恐影响到龙志舟、卢永衡，竭力解说，希望改善杨之待遇。观其用意，似在兼顾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而将杨案避重就轻。
主席电饬敬日前回浔报告，余以奉命来此，初到不能即离，故电主席稍缓一二日。
7月24日下午五时茶会，约集昆明党、政、团、教育、军、警、宪等机关负责人茶会，表示中央意旨，希望彼此切实联系，从速破案。
夜与程一鸣、刘叔琬商量李闻案。
7月25日缪云台邀谈，表示社会需要安定，需要统一。最后表示，彼数月来与民盟无来往，与闻一多尚未认识，对此案无意见。
7月26日由昆飞沪。
7月27日抵沪，寓九十四号仙岩饭店。
晨乘中航机由沪经京飞浔，十一时抵九江，渡河，与蒋孟邻、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上山，约计二小时抵牯岭，旋为十几记者包围，采访昆明消息，余谨慎应付，未告真象。
五时半赴主席官邸，报告此行经过，主席愤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顾、卢、霍、张今日已赴昆明。
遇张镇国，谓嵩山受领袖痛骂！无计可出，彼已函昆明稽查查处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
7月28日三时许奉召晋见，问何时行？余曰，明日下山，星期三有机赴昆明与张镇国同往。曰，张镇国现在何处？余曰在夏令营，并陈明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为，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主席曰，不好，李案如不破，则暂做悬案；又曰，前嘱顾总司令将处理经过用飞机送来一阅再发表，现则不必，即在昆明处理发表可也。
主席饬交通部派专机明晨送我赴昆明。
7月29日晨起赶下山。经查实，交通部飞机并没有来浔，于是候下午回航飞机返南京。
7月30日乘飞机赴沪。
7月31日由沪抵昆。旋即往访卢主席、顾总司令。卢语我，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解决办法：（一）由警备部交出凶手，研究审讯方式与案情；（二）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继与顾总司令商定将李、闻分开，由警备部解决闻案，李案由地方从容解决，原则即做如此决定。晚在金碧别墅，张贞夫、冷融庵、霍嵩山与余商量具体步骤到一时许。旋嵩山，来告李、闻案情经过详情、真象。
8月2日张镇国来，余告以对稽查处人员须特别开导，晓以利害，动之以感情。
8月4日电牯岭请求回京，一、因此间事布置业已就绪，有顾、张、冷在此处理可无问题；二、因警总筹备亟待我归京处理；三、因人以我与军统局有关，对我留昆反多疑惧，殊足以增加处理之困难。
8月5日在卢公馆商谈李案办法，卢主席请求将杨立德释放，以释群疑，并表示杨立德并非龙之人，当年系彼派出者，释放后彼可招呼，决无问题。顾墨公无表示。别后余语冷庵云，为争取卢之向心力，杨立德应予释放，请其转达墨公早日决定，融庵亦同意。
8月6日梁漱溟代表民盟今日抵昆，张寿贤伴来，将先报告中央对此事决定之经过，同在卢公馆商量应付之策。
杨立德释放后，决定不予公布，并保持秘密，以使共党、民盟宣传落空。
8月7日上午与卢主席冷及融庵研究李公朴被刺案情。下午往访张监察使，彼谈龙志舟主滇情形，及龚自知与龙之关系。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良久，大家的意思交嵩山带回去准备。
8月8日刘叔琬、张镇国来，出示案情简略草率，甚不怿，当即表示不满，并责备一鸣不负责任。旋即亲赴嵩山公馆，融庵、卢夫亦到，当即将余所理解者述出，由朱应瑞笔记。照此办案，余觉若再任其摸索，不知何日可以了案。下午与顾总司令、卢主席等复至周总司令处会商办法。至此，本案已有八成真实性了。
8月9日梁漱溟昨日招待新新闻记者，表示李闻案必须组织特别法庭，参加调查共同审判。
8月10日周总司令今日由牯岭来昆，传达处理闻案意旨。此案算已大定，余决明日偕同周总司令返京。⑩
程一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他在参预此事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当时程一鸣已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6年6月1日，他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庐山打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立即飞赴昆明，帮助唐纵破获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
程一鸣到昆明以后，曾和唐纵有一次谈话。程一鸣回忆说，我问唐纵：“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的经过怎样？有没有破案的线索？”
唐说：“这两件暗杀案已交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和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办理，现在还没有头绪，你去和他们研究怎样破案。”
程一鸣和李毓桢、龚少侠都是军统的官员。程一鸣他们研究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经过，他还到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检查了闻一多父子被枪杀的现场。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根据当天目击者的指证和现场军用吉普车等物证，认定闻一多是被云南警备总司令派人打死的。程一鸣查获了闻一多被杀的全部事证、人证、物证后，认为暗杀闻一多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并把他调查的结论告诉了唐纵。唐纵听完以后感到处理这个案件非常为难，因为唐纵和霍揆彰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
唐纵问程一鸣：“你看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处理？”
程一鸣说：“处理这件案有两个办法：一是将查获闻一多被暗杀的全部经过向老先生报告，建议由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的凶手逮捕法办。因为这是军人犯法，内政总警察总署无权过问。二是请唐先生和霍揆彰商量，将全部案情破获的经过告诉霍揆彰，请他自动将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真实情况向老先生报告。如果霍揆彰同意，唐先生将在昆明破获闻一多被暗杀案和霍揆彰商量的详细情况，电报老先生。”11一般来说回忆录多是靠不住的，单是回忆录，如果没有旁证，我们也不可完全凭回忆录来判断是非，程一鸣回忆录中所说的那些情况，证之唐纵日记的记载，可以说大体上是准确的。
程一鸣说：“过了几天，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来昆明。唐纵和他们一起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进行商谈，我没有参加。商谈后，唐回来告诉我，卢汉提议将李公朴、闻一多两案缩小，冲淡对外的影响，只公布闻一多暗杀案已被破获，不提李公朴暗杀案。张镇认为，如果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对政府和老先生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是说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听到闻一多辱骂委员长心里很气愤，下午在闻一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父子到了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从身上拔出手枪将闻一多打死。两个宪兵这样做，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要依法惩办这两名宪兵，就可把事实的真象掩饰过去。”12
沈醉回忆了他和唐纵商量如何找人来顶替的事，沈醉说：“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它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沈醉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囚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这个人又很胆小，怕宣判死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因为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做牺牲品，大特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沈醉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他们手上，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他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他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沈醉还做主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那个人才答应了。
第二天，沈醉向唐纵回话的时候，唐纵又说一个人不够，最好有两个人。沈醉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书工作的特务去挑选一个。唐纵催沈醉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沈醉，叫沈到他住的地方——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沈醉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个人早等在那里。唐纵见到沈醉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要他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他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查所拉下几个旅客，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他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等把他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纵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沈醉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他和霍是湖南酃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纵并决定，他自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沈醉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以欺骗舆论，推卸责任，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逃往昭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去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1947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沈醉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派他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没有料到竟会得到相反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沈醉回忆说：“那时我在常德任稽查处长，与他熟识。1947年他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时，我去看过他。他对我谈到此事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所以才惹出这场麻烦。他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程一鸣、沈醉的回忆录在个别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同唐纵的日记对比来看，他们说的那些事实基本是一致的。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对于此事也有一些记载，证之前述二人的回忆和唐纵日记的记载，我们对于闻一多惨遭暗杀的情况就能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梅贻琦说：“上午十时偕自昭、柳漪、勉仲往地方观审凶犯汤时亮、李文山二人，汤为警备司令特务营长（湖南衡阳人），李（湖北人）为该连排长，二人似为正凶无可疑，惟皆为特营官佐，而于出事之日，又皆便衣带枪（偕一军需上士在逃未获者）出营，未久即至云大会场，听到闻之演词遂‘激于义愤决下毒手’。此实巧极，不无可更研究者。法官三人为陆军总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及宪兵十三团之代表，讯时系择其预审供词要点特为重讯，并以为观审了然者，于是否有人主使特分别追问，犯人皆称无有，可以见之。点半散庭，下午2点再开庭，余则未往，盖已无关紧要矣。”13
从梅贻琦的口气中可以发现，他对于这次审判也是有所怀疑的，以为太巧合了。这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程一鸣、沈醉回忆录和唐纵日记的可靠性。
注释：
①②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1077页、963页，199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
③④13《梅贻琦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70号190页，171页，198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⑥《朱自清全集》10卷399页、388页，1998年3月江苏教育出版社
⑦《军统内幕》，转引自《清华校友通讯》复刊10期282页
⑧⑨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2页、3页，1990年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
⑩《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630至38页，1992年群众出版社
11、12《程一鸣回忆录》71页，1979年年群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