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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5 August 2015

老舍看过《1984》 然后一笑而过


今天是2015年8月24日,49年前的今天,老舍,这个爱吃花生米,爱听相声,爱养花,爱说笑话的北京老头儿,一步步的走进了北京的太平湖,直到淹没全身……

讲老舍之死的文章太多了。我今天就在这里讲个老舍人生中的一件小事。但这个故事细想起来充满了预言性,甚至让人不寒而栗。

1949年,乔治·奥威尔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巧的是,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老舍正在美国,恰巧看到了这本奇书。但是老舍看完这本书后有点不屑,觉得《1984》只是一个阴暗的架空故事。他是这样评价《1984》的:

“最近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做《1958年的英国》(书名都记错了),那一本小说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的。照那位作者说,在未来一点自由都没有,即使你在家里写日记,政府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充满了阴森的谣言……。”

因为老舍骨子里的文化基质还是北平的那些市民文化,他对政治的理解还是有太多的幻想和一厢情愿,无法接受奥威尔那种巫师般的,窥见地狱般的高密度信息,甚至提不起一丝的忧虑。

《1984》的1949年首印板 被老舍宿命般的看到


但其时代的另一些知识分子,并不像老舍一样乐观。在大翻译家巫宁坤的回忆录《一滴泪》中,他讲述了许多其他知识分子的故事。

巫宁坤当年也是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斗志昂扬,临走前李政道前去送行道别,他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到了五十年代,政府规定单位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集体工间操时,巫宁坤的朋友,另一位留美学者陈梦家突然说了句:“这是1984来了, 这么快 !”陈梦家后来在文革中自杀。而巫宁坤则在五十年代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眼睁睁的看着许多学者在那里饿死。历经磨难的他终于活了下来,并在文革结束后离开中国,用血与泪写下这本回忆录。

然而老舍对新政府和新社会是抱着极大的热情的。因此在建国后,不同于矛盾、曹禺、沈从文等建国后写不出东西的大作家,老舍创作欲望极强,紧跟共和国的各种动态。1952年,老舍因《龙须沟》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1958年,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老舍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这一切都显得十分欣欣向荣。

可是共和国的味道和气味在一点一点起变化。1962年之后,共和国的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整肃,就算是转型最为成功的老舍,写作空间也受政治挤压,只得被迫停止小说的写作。此后老舍仍想尽办法和共和国的文艺走向紧贴。作为一个大作家,他居然想通过写竹板快书、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但是也未获批准。1966年春季,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顺义以养猪而闻名的陈各庄,跟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写了一篇科学养猪的快板儿《陈各庄上养猪多》,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没错,老舍的最后一篇作品居然是《陈各庄上养猪多》。


但是在1966年的那个夏天,在被高干子弟红卫兵们一通羞辱之后,老舍当初的乐观彻底幻灭,他终于发现在权利和政治的面前他什么都不是。他想回到家寻找慰藉,但他的家门对他紧闭,和他断绝了关系。又恐怖的印证了《1984》中儿子告父母密的情节。

而且致命的是,老舍并不是聂绀弩、牛汉那样的硬汉,能梗着脖子坐一辈子黑牢,操他们一辈子娘。老舍的骨子里是有一点忧郁和软弱的。比如在他的小说中,尽管我们看到的老舍先生总是嬉笑怒骂的,总是充满了对民间智慧的倾心,和对平淡生活的向往。但是仔细的看去,我们却发现老舍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有很多是自杀的。比如《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就投进了护城河。《茶馆》中的王利发王掌柜全力支撑“裕泰”老店不得,上吊而死。《骆驼祥子》里面的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上吊自杀。这分明就是老舍的一种生命意识:与其受辱,不如结束。关于此点,他的儿子舒乙也是这么说的:“老舍的作品里有自杀倾向,他自杀是有一种美学的倾向在影响他。”所以在一连串的绝望后,他的阴郁情绪爆发了,选择和他小说人物一样的悲剧归宿。

老舍自杀的地方叫太平湖,离积水潭很近。积水潭那一带是老舍从童年到青年时居住和工作的地方,那里有他最初的回忆。其实童年的记忆是许多大作家永恒挖掘的金矿,那是他们生命和创作的根,老舍也是如此。他在《想北平》中,是这样深情的描述积水潭的:“面向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那是他魂牵梦绕的安逸之地。

1966年8月24的凌晨,带着对人世绝望的舒庆春,来到了离积水潭很近的太平湖,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在这个沉静的夜晚,他将自己一步一步沉入这个寄托着他无数童年回忆的地方。

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宿命的缩影。《1984》里阴沉沉的预言也隐约在其间浮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