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领导小组的大组长就慌慌张张的四处访问，满世界撒钱，把一个一个的投资项目都给解决了。当然，用的是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或者说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给穷国发点儿善心很好理解；给最发达国家巨额贷款就匪夷所思了。害得最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的头头脑脑们趋之若鹜地奔向北京，希望给他们已经很富裕的人民争得一些利益。
看看我国那三亿多没过贫困线的老百姓，我真羡慕人家摊上那么好的领袖。脸皮可以厚起来，低声可以下气，只要给自己的人民争来利益，什么都不在乎。中国的历届领袖们，都不要利益只要脸面。不要的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死要的是个人和祖宗的脸面。他们信奉的是慈禧太后的名言；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遗憾的是人家还不拿你当什么友邦，偷着笑话你是台湾人说的凯子，习大凯子。
中国真的钱多得花不出去了吗？正相反，现在是最需要投资的时期。可是往哪儿投呢？洋插队的高参们自有书中的黄金屋，最近捧出来一个洋理论叫做什么供给侧。据说来源于美国的经济学；还据说拯救了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不管它是否真的拯救了美国经济，先看看它和中国的情况是否相符合。张冠李戴不是什么好事。
美国的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是不成熟的半市场经济。美国人说改善供给的质量，是要减少对劣质资产的政府支持，增加对优质资产的支持。习近平的所有政策，都是要保护劣质的国有企业；放弃对优质私有企业的支持。宁可支持别人国家的经济，和里根时期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的市场环境是有法律保障的公平的环境；美国的法律体系是有民主政治保障的，不是由政治家说了算的法律体系。而中国的法律体系，明文规定是由一党专政说了算；一党专政又规定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就是各级官僚说了算的无法无天。这样的法律保障的是各级官僚和官僚阶级的权利和利益，毫无公平可言，也谈不上国家利益。
美国的社会是一个生产是为了消费的社会，当消费不足时就会出现危机。政府的政策调整，是为了恢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中国的社会是为了保证一党专政生存，和官僚阶级利益的社会。当超经济的剥削数量巨大时，消费就严重的不足，而且是长期的“市场消费”不足。
中国的超经济剥削产生的供给，必须由外部的市场吸收。而超经济剥削产生的金钱，也将停留在市场循环之外。造成一方面通货膨胀；一方面货物滞销，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滞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