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中国国内的青年读者来函称，看了《纸牌屋》之后会觉得，美国民主也是权贵阶层的民主，离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仍然很遥远。
我想用二战后丘吉尔讲的一句话来回答她：“没有人宣称民主是完美无缺的。虽然民主政治被说成是世界最坏的政府体制，但它却超越世上所有已经实验过的其他政治体制（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是的，美国民主与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有距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绝不是权贵阶层的民主，因为“一人一票”的制度是铁板上钉钉子－－实打实的东西。
权贵通常是指有权势有金钱的世袭贵族群体，像中共太子党和朝鲜的金家王朝应是当今世界最典型的权贵集团。反观美国，它是一个没有封建世袭传统的现代社会，崇尚自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个人主义、共和制（Republicanism ）、任人唯才（meritocracy）和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laissez-faire）。美国民众敬佩自我奋斗成功的“自我塑造之人”（self-made man），鄙夷靠父母荫庇进身之徒。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精英治国在美国没有市场。
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者和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就在精英治国还是平民治国的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汉密尔顿主张国家应当由受过教育、拥有财富和资产的最优秀人士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之下治理，而杰弗逊则坚持一般民众有权自行管理其国家和政府事务。最终似乎是杰弗逊派赢了这场争论；后来林肯又淋漓尽致地从文字上将主权在民予以发展，使得“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理念深入人心。如今，美国政治中几乎无人公开主张精英治国，无论总统候选人的政策有多么不同，他们所有人，甚至众多的参、众议员都是以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反精英的面孔出现。
虽然如此，汉密尔顿的思想实际上仍有市场，两党的决策者中都有人认为自己比民众高明，常常会在政策和立法中用为人民拿主意、做决定的家长方式表现出来；他们往往借扩展联邦政府权力之名，行替自己增权之实。
这也难怪，自从古希腊以来，在精英还是平民治国的两条路线斗争上历来就没有停止过。两种主张各有自己的道理：精英主义者认为民众愚昧、素质低下，易于情绪化，易于盲从和被人操纵，缺乏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只有杰出的英明领袖才能掌控这些“暴民、刁民”，才能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发展。而平民主义者则认为，伟人是人不是神，他们一样会犯错误，会谋求私利，贪婪腐败，与其依赖个人精英统治，不如采纳人民自治制度更为可靠。
应当指出，即使汉密尔顿主张的美国精英政治，也是在被统治者同意之下而实行的少数精英治理。这跟民众被代表、被当家作主的中共权贵政治有本质的不同。如果说在奴隶、封建社会中，因为知识技能和信息为少数人垄断，精英政治或许有其合理和正当的一面，那么在今天的网络信息时代，仍然坚持把人民当愚不可及的阿斗，不能参政、议政、执政，就显然是舍不得放弃权力宝座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了。
不错，平民中有“暴民、刁民”；但精英中的“疯子、狂人”也不少(比如毛泽东，他发动的文革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历史证明后者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和灾难往往远远大于前者。在我们所处的核时代尤其要高度警惕精英中的战争狂人，用制度保证他们不会掌权，以免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我所服务过的三位参议员中，两名出生于平民、一名出生于“权贵”家庭。其中第一位老板布朗（Hank Brown）参议员的故事有代表性，值得一叙。
第一位老板布朗参议员
布朗是我的楷模和良师益友。他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完全可以正直清明地从事政治。布朗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在其六岁时父亲弃家出走，母亲无力抚养孩子，只好将其送到孤儿院。布朗从小就开始做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美式足球、摔跤、以及优秀学业奖学金读完大学，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志愿前往越南作战，担任空中火力协调员（Forward Air Controller），因作战勇敢，多次被授予军功勋章。退役后一边在法学院当清洁工，一边学习法律，毕业后当了一名律师。后在世界最大的肉牛公司芒弗尔特（Monfort）担任副总裁，负责国际贸易。
上世纪70年代，他因反对联邦政府大量颁布法令法规，干涉和干扰私人企业的经营自由，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无谓的合规而投身政治。先后被选为州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参议员。
华盛顿从政生涯并没有改变他的平民风格。他一直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型运货汽车，没有丝毫的架子。他信奉个人勤奋改变命运的理念，在繁忙的国会工作之余还通过了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并读了一个税法研究生学位。
有一次他开车带我参观他曾工作过的芒弗尔特公司，但没有直接去公司，而是带我先去看了公司创始人居住的一栋非常普通的街区住宅，然后又开到创始人儿子和孙子们居住的风景如画的湖泊庄园，指着沿湖修建的巨大豪宅，对我说，“连潮，现在你明白财富是如何创造、如何失去的道理了吗？家庭、公司、国家都是如此。”
布朗在众议院时就积极参与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议员组织的支持阿富汗圣战活动。在参议院后，他曾多次前往阿富汗企图让各派停止互相残杀，组成联合政府。他还因此受到本拉登的追杀。基地组织悬赏100万美元买他的人头，其直接原因是他在斡旋塔利班和苏联交换战俘一事上让本拉登丢了面子。
故事是这样的：1995年塔利班拦截了一架苏联运输机，抓捕了7名机上人员；布朗1996年企图通过交换俘虏使苏联机组获释，因为苏方缘故，斡旋受阻；但布朗说服塔利班允许机组人员维修飞机，苏机组趁一半看守人员去做祷告之机，将另外3名制服，发动了飞机，惊险地逃出阿富汗；本拉登将此次苏俘虏逃脱归罪于布朗，并以此为由追杀他。布朗多次要求克林顿政府取消禁杀令，击杀本拉登，但被拒绝。如果本拉登在90年代先行被消灭，也许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历史会重写。
布朗是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保守派（conservatist）。顺便提一句，因为历史的原因，美国的保守派和欧洲的保守派名称上虽然一样，但是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别。美国的保守派实际上是欧洲传统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者，而美国的自由派（liberals）则类似欧洲的社会主义、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者。布朗的办公室也雇佣民主党人，这一跨党派的做法在国会并不多见。由于出生贫苦，生性节俭，布朗对联邦政府赤字财政政策极为不满，他认为这样政府入不敷出、不顾后代的政府开支和福利消费不仅对纳税人不负责任，而且若长此以往会将置美国于死地，所以他在国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平衡预算、消除赤字，曾是华盛顿著名的“赤字鹰派”。
布朗在参议院的资历不深，但他对两党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批评毫不留情，常常得罪两党的大佬。他喜欢在辩论中嘲笑像肯尼迪参议员那些从来没有自己工作过而靠信托基金生活的“权贵”子弟；他认为这些人严重脱离人民、不了解人民疾苦，但却不断通过立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他也看不惯利用权力大搞政治分肥的政治人物。譬如，西维吉利亚州的资深参议员伯德（Robert Byrd）权高位重，总是利用担任拨款委员会主席之便，为本州大量谋取经济利益。布朗每年都会在审议拨款法案时，通过议事规则阻止伯德超出预算和没有经过正常程序的拨款项目，每次都引发激烈冲突。
一般说来，联邦参、众议员都有双重责任：一方面要考虑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照顾本州或本选区利益。为本州争取权益并无不当，但必须平衡公正，顾全大局。但是，许多参、众议员们只注重本州或本选区的利益而无视国家利益，因为前者是其权力的来源。这大概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大弊端。
记得有一年，我发现伯德在拨款法案中有一笔一亿美元的不明资金给西维吉利亚州大学，打电话询问，学校居然不知情。布朗在参议院揭露此事并企图投票取消这笔资金，招致伯德报复，中止了科罗拉多州所有正常拨款申请。布朗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告诉大家，他宁愿不连任参议员，得不到联邦的一分钱，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政策继续。
其实，伯德也出生平民，一个煤矿工人的孩子，从政之前的职业是屠夫，还曾担任该州三K党领袖。但他后来成为国会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人，并作为民主党领袖多次成功引领该党主持参议院，精熟议事规则，政治、历史、文学造诣甚深，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政治家，国会体制的坚定捍卫者。他的领导力和政治手腕，当今国会无人敢望其项背。
布朗和伯德的多次交锋使他们双方都作出一些让步，最终成为好朋友，体现了美国民主政治宽恕和妥协的精神，说明路线斗争并不一定要你死我活。
布朗积极倡导民主和人权，但有时不得已妥协，以便与共和党主流持同样立场。像在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问题上，老布什总统在重大投票时，总是打电话与他长谈，让他支持政府的主张。布朗投了赞成票后，就很沉痛地来向我道歉，说是对不起，这次再给总统一个机会，下不为例。
即使支持民主，布朗对浪费纳税人钱的搞法依然深恶痛绝。譬如，他曾高调地批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工作人员乘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在第三世界国家推销美国价值的做法。他几次在国会要求减裁民主基金会的拨款，差点导致与其老朋友麦凯恩参议员多年友谊的破裂。“权贵”家庭出身的麦凯恩主持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该机构是主要接受民主基金会资金的四家机构之一。我目睹了布朗、麦凯恩二人私下争得面红耳赤的火爆场面，对麦肯情绪失控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暗自庆幸他后来没有成为美国总统。
人们的印象中美国政治是肮脏的，政客都是腐败的，因为政治人物需要接受大财团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来竞选，上台后必须要维护这些人的利益。我的观察是，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并不普遍。实际情况是，政治捐款人通过捐款能够获得向政客提出诉求、说服其支持的通道，不等于政客会按其指挥棒转，因为利益是多元的，政治捐款人是多元的，选民基础是多元的，监督机制是多元的，政治人物的价值取向、从政动机和目标也是多元的。
举例来说，布朗的一位捐款人、前同事有一次带着一家大制药公司客户来要求他支持关于一项仿制药品的提案；仿制药品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保健费用，专利药品研发等等。但该游说客一直喋喋不休地大谈其客户在科罗拉多州有多少多少员工，公司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如何支持共和党选举等等。布朗一拍桌子，起身说，“你们闭口不谈提案本身的是非曲直，看来心里有鬼，我不会因为你们在我州里有员工就支持你们的立场，请离开吧，不要浪费大家时间。”这样的场合我见证了多次。
布朗的生活作风严谨，对工作人员要求高。记得一年夏天，一名工作人员与一位女见习生发生性关系，布朗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当场解雇该员工，并对所有人指示，任何人不得与见习生约会，因为工作人员的任务是指导帮助在校学生学习和了解美国政治和国会运作，而不是利用她们的天真。不久，看到克林顿总统卷入莱文斯基拉链门事件，不得不佩服布朗参议员的美德。
布朗是颇受选民喜爱的参议员，连选连任毫无问题，但他在6年一任期满后放弃了年薪300万的游说工作机会，选择了离开华盛顿，回到科罗拉多州，担任科罗拉多州大学的校长。
第二个老板格兰姆斯参议员
我的第二个老板格兰姆斯（Rod Grams）虽然曾担任明尼苏达州的电视主播，但实际上是个地道的农民，不善政治和言谈，典型的平民议员。他从政是因为不满联邦政府坐大、各种清规戒律让其小型建筑公司奄奄一息的缘故。担任了一任众议员后，他就选入参议院。一任之后即被出生“权贵”家庭、现任明州州长的代顿（Mark Dayton）击败。他的主要政策都是由我根据其政治理念设计的，但他从来没有因竞选失利而责怪过我。有人批评他言行不一，政治上主张传统价值，而当选参议员后又休了原配夫人，娶了自己的幕僚长。我也曾对他有怀疑；后来他和我同去亚洲，接待方一再请他去搞黄色消费，他执意不从，躲在酒店看书；这使我认识到他是个有道德底线的人。
格兰姆斯回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晚期肠癌。他离世前我去看他，他问起过去认识的薄熙来的情况，还特意让我转告薄先生，要坚守不要放弃。
第三个老板葛雷格参议员
我的第三个老板葛雷格（Judd Gregg）参议员出生于政治世家，父亲曾担任过新罕布什尔州的州长。他本人也担任过两任州长。他可能是我了解的政治人物中最聪明的一位，口才极佳。给他几个论点和数据，他在几分钟内可以将其变成一篇生动的演说。他曾经帮助小布什模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准备总统辩论；当场驳得小布什哑口无言，恼羞成怒，逃离辩论会场。他是共和党领导层的核心人物，每次和其一起去参加领导会议都会观察到他的意见常常高出他人一筹，极有说服力，易为大家接受。葛雷格离任时，共和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在参院议事大厅（the Floor）声音哽咽地高度赞扬他的领导力和贡献。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任命葛雷格担任其商业部长，但10天之后，葛雷格因奥巴马团队没有真正将其作为一员而去职。
除了生性有点孤傲之外，我没有觉得出生于“权贵”之家的葛雷格与其它平民出身的参议员有什么不同。从大的层面来说，他和布朗、格兰姆斯一样，最担忧国家的财政发展，反对联邦政府无节制超支和干预市场经济，竭力企图平衡预算，以此增强美国国力。私下时，他会流露出瞧不起那些两党中平庸而又自以为是的政治人物的情绪，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葛雷格是一个治国之才，但目前问鼎白宫的可能性不大，然而，由于他在共和党内和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特殊的地位，他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造王者”。
因为篇幅关系，我不能在此讲述更多格兰姆斯和葛雷格的故事。但在结束本文前，我希望指出，多数的美国政治人物通过自己创业赚钱以后来投身政治，而不是靠政治来赚钱。当然，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也许是例外，他们夫妇二人在4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居然捐到30亿美元，真是匪夷所思。
按照美国标准，国会参、众议员中真正的有钱人并不算多，但中等收入的议员还是高出一般民众数倍。据专门报道国会的报纸《点名（Rollcall）》最近统计，535名参、众议员中最富有的前50名排名中，第一名的净资产为2.5亿美元，第五十名720万美元；而近130名参、众议员的净资产分别为零和负数。有意思的是，最富有的50名议员中，共和党占30名，民主党20名；其中25名共和党人的家产完全是靠自己创业赚来，只有5名是继承得来的财富；而民主党中仅有8人是自己挣来的财富，还有8人的资产由配偶所挣，其它4名是靠继承获得，其中约瑟夫·肯尼迪三世的财富是唯一一位靠先祖设立的信托基金所得。
此值感恩节之际，谨以此文感谢帮助我理解美国民主政治的师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