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西狩"（逃亡）的大清朝廷发布上谕，以一番痛彻心扉的言辞，宣布即将开始新政。历经庚子年的天翻地覆，自幼长于深宫的皇帝沉痛于国家沦陷，将其归因于根深蒂固的弊病："深念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当此危急存亡之际，他迫切地需要帝国的高级官员们献言献策各抒己见。
这道以光绪帝名义发出的上谕，是一份非常有趣的文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戊戌年所发生的事做了一份"总结陈词"。
1898年逃亡海外的康有为，被称之为"康逆"，他"藉保皇保种之奸谋"，"为离间宫廷之计"，引诱追随者谋逆，他所讲的新法根本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上谕里还委婉透露当年围园之谋的存在，"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于是，才有了皇帝恳请皇太后训政，剪除叛逆。
接着，上谕所言则颇有辩白的意味："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也就是说，太后并非顽固守旧，而皇帝也不是老臣们的敌人。接下来的几句则更加意味深长："酌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怯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这表示太后和皇上，在革故鼎新上达成了共识，要同心协力让国家转弱为强。
从戊戌变法后，皇帝和太后的关系极为微妙，且催生出庚子之变，血色激荡，太后拖着皇帝仓皇西狩；如今则以"母子一心"为标榜。也难怪大臣们心存疑虑，不敢信以为真。菜市口的鲜血尚殷，如今流亡在外的朝廷宣布变法，一向知权达变的帝国高级官员，自然担心太后此举是"引蛇出洞"，于是，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竟然没有一个大臣复奏，提出新政具体举措。
此后，诏书一道接着一道。四个多月后，6月3日，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开宗明义点出"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要求各部官员和地方督抚学政，保荐人才，"朝廷振兴百度，母子一心，惩往日之因循，思得贤以辅治"。10月2日，朝廷再次发布上谕，督促各省支持变法、切实开展新政工作。这道上谕亦是奉皇太后懿旨，第三次提到要"母子一心，力图兴复"。
此后，在两宫从西安回銮途中，慈禧太后发布谕旨，废去1899年所立的"大阿哥"。彼时慈禧太后藉光绪帝病重，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入继同治帝为嗣。
得知这一消息，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日便致电自己的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闻已有旨废储，钦颂。此母子一心之实据也。"虽然太后谕旨中说将来还要选择一位继承人，大臣们仍在困惑之中，但毕竟这是太后释放出的善意。或者可以说，太后要在回到北京之前，在天下人，尤其是西方列强面前，塑造一个母子一心致力于新政的形象，以对抗革命势力和缓解外部压力。事实上，在看到新政的上谕后，盛宣怀就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其着眼点亦在于改善国际形象，争取列强支持。
不到三年时光，从以雷霆之势绞杀维新，到全面维新，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为激进，可以说是军事惨败紧接着巨额赔款丧权辱国后的连锁反应，当政者所得的残酷教训可谓空前。三年前被后人划归于不同阵营的 "新派"或"旧派"，可能都不会料到有此一番翻覆。
数次标榜"母子一心"，正见得从前有不一心处。
二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关系，是晚清最令人困惑也最迷人的话题。
1875年，当18岁的同治皇帝龙驭上宾后，慈禧太后没有按照惯例选择一位低一辈份的近支皇族承继大统，而是将她的小叔子醇亲王奕譞和亲妹妹的儿子载湉作为嗣皇帝。据《翁同龢日记》载，宣诏当日，奕譞"惟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有皇位要继承却吓晕过去，现代人大概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祸福不由自主的恐惧心态。这样的历史细节，恰好展现出珠帘背后的积威，有何等沉重的震慑力。
翁同龢，同治帝和光绪帝的两代帝师
在1898戊戌年，这种震慑力更展露得淋漓尽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维新变法揭幕。仅仅四天之后，草拟这道诏书的翁同龢就被开缺回籍。密切关注变法进程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预言了几个月后的政变："虽然闪电已经击倒了一位大人物翁同龢。翁氏和李鸿章是对头。现在看来，翁氏的忙乱、守旧或许助长了一场宫廷政变，使大权落到慈禧太后手里，于是皇帝对他颁下无情的谕旨。据说22日还会有事，可能是那位老太太发现，她尝到的血，不致引起祸害，因而会去追求更大的牺牲品。"
历史学家茅海建详细考证过戊戌变法的过程与原委，精确还原了每一天的重要场景。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在9月中开始，出现权力异动，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在缩小，慈禧太后权力在扩大，直至走向前台，而在这一段危机四伏的政潮下，戏迷慈禧太后照旧看戏不辍，显示出这位铁腕人物对把控力的绝大自信。
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三）是戊戌年最为关键的一天。这天，光绪帝离开颐和园回宫，他早晨六点在寝宫进行早朝，然后到乐寿堂向太后请安、侍早膳，上午十点多开始陪同看戏。光绪在下午两点离开了颐和园，慈禧太后则一直让戏演到了晚上。当晚，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离开颐和园回西苑。也是在这个晚上，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试图说服袁世凯参与围园之谋。
茅海建先生认为是一道奏折让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回宫。御史杨崇伊请太后立即训政的这个奏折，让太后决心停止这场变法。政变发生几天后，赫德自北戴河匆匆回到北京，他告诉金登干："此间的形势一瞬间发生了变化，我们如坠五里雾中，慈禧太后把皇帝推入阴影中，自己亲政（应该是训政）……有谣传说，皇帝很推崇伊藤博文，这与慈禧太后发动突然袭击有很大关系。"而杨崇伊的奏折里也提到了关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传言："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此前，光绪帝罢免六部官员，任命军机四章京，已经激起官僚体系的一致怨恨，而康有为策动开懋勤殿议政打破原有权力格局的目标，也造成了官员们的恐慌。于是在9月20日伊藤博文觐见的外事活动结束之后，次日，慈禧宣布训政，并下令逮捕康有为兄弟。不过，历史学家马忠文则认为，训政本身即是太后亲信庆王奕劻和在天津的荣禄密谋促成，以此来终止新政，慈禧太后至始至终都知情。
究竟慈禧是一开始观望发觉新政失控而果断出手，还是一步步剪除羽翼请君入瓮？我倾向于前者。太后一直深信光绪是自己手中的风筝，飞得再远也在控制之中。也是为了保持这种绝对的控制力，她对于任何能够影响光绪帝的人，都怀抱高度的警戒心。可以每天和皇帝接触的帝师翁同龢，戊戌年间"启沃圣心"的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都成为太后嫉恨的对象，杨崇伊奏折里所言伊藤博文事肯定也触动了太后的这根心弦。
也因此，"围园之谋"暴露出，对慈禧太后应该是极严重的心理打击。据荣禄的幕僚陈蘷龙记述："当戊戌政变后，宫闱之内，母子之间，盖有难言之隐矣。而一班熏心富贵之徒，致有非常举动之议。东朝惑之，嘱荣文忠公从速办理……"（陈蘷龙：《梦蕉亭杂记》），东朝即指慈禧太后，她确有废掉光绪的心思。
其实，在政变后一个月，赫德就提到这种废立传闻："有六个年轻人正在宫中接受考察，据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在月底之前将成为皇帝……各国使馆都在寻求良方，站在皇帝这一边，出面干预，并能获得成功。但是，不是留下他，就是留下她，而她是两个人中的绝对强者，他留下的可能性的确很小。"按照陈蘷龙的说法，是因为李鸿章警告荣禄，废皇帝必然会引发外国公使抗议和各省官员声讨，甚至招致战争，荣禄将这番话转奏，慈禧这才暂缓废帝，尔后以立大阿哥作为前奏、过渡。
三
190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当时皇帝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七天后光绪帝病逝。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帝力疾祝嘏，拜不能起立。孝钦谕左右扶掖，泣曰：'数日不见汝，何困惫如此？'帝退倚殿西厢御床隐囊，气喘不止。"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病重的皇帝为太后祝寿，太后哭皇帝身体衰微，倒真是帝国斜晖中流露出的少见的母子温情。
慈禧太后以一身执掌国家权柄近50年，抚育了两位幼帝。历史学家马勇先生曾说，1888年光绪亲政，而慈禧没有立即退下来，而是继续训政若干年，这个决定为以后的政治后续发展留下了巨大变数，所谓的帝党和后党就此发生。
1894年12月18日，御史安维峻上了一道奏疏，主旨是弹劾主和派大臣李鸿章，锋芒所及，竟触及西太后慈禧和她宠爱的太监李莲英。他以退为进，先表明是听说了一些市井之谈，但自己并不相信，"而又谓和议出于出于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感深信"，因为皇太后既然已经归政皇上，还要事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至于李莲英，他怎么敢干预政治，"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哪里容得下呢？
这个折子一上，引发光绪震怒。据《翁同龢日记》记录，皇帝要把安维峻交刑部议罪，严加惩办。亏得翁同龢转圜，以为御史风闻言事，又是市井之谈，最后安维峻被革职流放。安维峻一战成名，虽因离间太后和皇帝的关系获罪，却得到了当时请流派的推崇。当他被流放离开京城时，践行的人把路都堵住了，有人点赞，有人送钱，车马饮食，都有人供应。
这个事件，是甲午年和战双方对立的一次外显。清帝国正面临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之一，而垂帘听政近30年的慈禧太后，和亲政七年的光绪帝，帝国权柄名义上的最高执掌者和实际掌权者，两人之间的矛盾却由内廷外溢，由于和战之争，引发整个朝廷的对立。此后历史的走向，也受此影响，1898年戊戌之变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可以说都是在此发端。
立宪派领袖张謇对晚清朝政有一段总结，他认为之所以乱象纷生，"表病在新旧，本病在后帝"，也就是说，本质矛盾在慈禧和光绪之间。"始于家庭一二离异之心，成于朝列大臣向背之口"，于是"因异生误，因误生猜，因猜生嫌，因嫌生恶，因恶生仇，因仇生杀"，由于彼此间立场、利益不同，太后和皇帝逐渐有了误会，时间一久，就有猜疑、敌意，以致彼此嫌恶，最后竟成仇敌。在张謇看来，这也是戊戌之变和庚子之变的内在驱动力。（恶而雠，故有戊戌之变；雠而杀，故有庚子之变。戊戌雠帝雠小臣，卒雠清议；庚子杀大臣杀外人，卒杀无辜之民。"
历史的走向自然是由多因素决定，而历史学的魅力，正在于不同时期对历史事件背后的成因，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动，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历史的迷宫中，阿里阿德涅线团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晚清政潮，落点在结构性的局限上大致没错——一个前现代政权体制，又拒绝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自然无法承载近代化的疾浪狂潮。
具体在西太后和光绪帝的对立中，一般会强调她异乎寻常的权力欲望，传统的历史学家则以戊戌政变为例，声讨她绞杀了一场伟大的变革，给她打上"保守、反动"的烙印。但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够进行三十余年，却又是慈禧一力支持所致。1901年她以光绪帝名义开始新政，大部分都是数年前自己亲自葬送的维新派的想法。可以说，用新与旧，维新与保守来评判这对母子并不完全适用。张謇和帝师翁同龢长相交往，而翁同龢很熟悉慈禧和光绪帝之间的情状。他的观察，应该颇合当时的实情。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微妙关系，确实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严重问题。
在光绪元年，李鸿章就慨叹："但冀因循敷衍十数年，以待嗣皇亲政，未知能否支持不生他变。焦悚莫名！"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可能不在少数，就是熬到皇帝亲政，事情就会起变化。最初可能是上一届政权和现政权之间、代与代之间的过渡矛盾，常年累月，就演变为裹挟各种政治势力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四
曾经是戊戌年局中人的王照，若干年后反思这段往事，曾有一番议论："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为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王照：《德宗遗事》）事实上，不过三年，太后果然主张变法了，在1901年10月2日的上谕里，太后敦促大臣们解放思想变法图强："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
改革之中，新旧势力消长，势必引发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矛盾爆发。作为唯一具有震慑力的威权人物，是能够弥合各方势力之间的纷争，推动着新政往前走的关键人物。新旧的消长，既是时势和思想的发酵所致，又会被最高权力引导型塑。支持，或者反对，在家天下的背景中，最高领导人的价值观和见识，甚至一念之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一场变法如何终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当时的一些外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与不少大臣关系密切的传教士李提摩太，1897年拜见刚毅时，就建议从外国聘请两位女政治家做慈禧太后的顾问，也为光绪皇帝请两位外国师傅。
最终是1900年的血与火教育了庙堂中的当权者。
在逃亡途中，慈禧曾对身边人感叹："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吴永：《庚子西狩丛谈》）随从的曾春煊也回忆说："太后虽在蒙尘，困苦中尚刻意以兴复为念。一日诸人于召对之际，太后忽顾问：'此耻如何可雪？'"（曾春煊《乐斋漫笔》）
慈禧画像
【注】本文原标题为《帝国之母——戊戌变法中的女人们》，同系列文章延伸阅读，感兴趣的读者请点击《志士之妻——戊戌变法中的女性》《皇帝之妻——戊戌变法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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