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分享一下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
1984年在美国作的演讲，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他的书《丑陋的中国人》，认识自己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比较长，有兴趣和耐心的朋友慢慢看，总会学点东
西的。）
本文是柏扬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 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 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 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 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 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 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 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 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 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 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 柬埔寨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 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 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 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 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 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 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 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 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 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 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 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 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 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 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 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 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 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 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 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 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么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 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 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 样，什么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 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 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 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 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 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 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 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 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 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 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 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 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 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 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 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 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 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 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 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 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 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 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 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 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 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讲得怎么 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 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 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 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 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 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 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 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 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 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 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 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 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 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 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 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 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 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 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 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 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 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 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 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 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 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 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 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 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 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 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作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 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 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 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 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么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 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 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 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 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 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 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 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 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 “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 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 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 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 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 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 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 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 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 这么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 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 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 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 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 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 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 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 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 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 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 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 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 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 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 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 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 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 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 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 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 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 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 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 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 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 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 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 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 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 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 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 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 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 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 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 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 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 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 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 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 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 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 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 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 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 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 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 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 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 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 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 “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 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 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 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 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
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 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 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 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 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 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 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 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隐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 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隐私，而且制造隐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 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 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 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 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 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 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 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 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 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 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本文是柏扬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 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 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 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 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 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 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 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 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 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 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 柬埔寨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 团的一员，到了那里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 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回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 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么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么受到这种待 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 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么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 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 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 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 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 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 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 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 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 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 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 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么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 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 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 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回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 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么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么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 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 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么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 样，什么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 么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 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 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 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 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 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 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 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 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 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 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 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 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 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 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 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 次真把我一棍子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 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 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 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 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 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 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 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 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讲得怎么 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 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 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 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 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 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 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 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 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 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 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 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 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 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 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 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 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 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 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 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 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 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巨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 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 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 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 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 吃。”人多有什么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 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里，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么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 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么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项 严重的特征。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 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作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 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么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么！谁告你？就是你身 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 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么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么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 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么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 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 举！各位都明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 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 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 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 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 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 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 “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 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 她很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 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候，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 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么好，那么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么谁不忠厚呢？不能 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 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 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 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 这么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么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么赔 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 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 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 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 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 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 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 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 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 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 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 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 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 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 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 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 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 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 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 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 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 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 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 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 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 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 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 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 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 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 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 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 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 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 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 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 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 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 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 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 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 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 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 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么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 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 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 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 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 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 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 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 “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 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 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 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 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
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 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 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 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 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 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 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 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候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隐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觉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 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隐私，而且制造隐私，用语恶毒。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 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 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么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 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 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 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 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 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么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 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 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 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