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1921年7月23日成立，仰苏俄罗鼻息，或暗杀横行、武装割据，大量招收儿童从事危险活动；或消极抗日，积蓄实力，祸害华夏。1949年建 政之后，以国家恐怖主义的形式出现，举国知识精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惨遭迫害和虐杀；后毛泽东时代，无一日不在流放、监禁、软禁、劳教异议人士和访民， 迄今噎发展成为7000多万名党徒，把持全社会每个要害部门，名为共和国，坚持一党专政及党文化的灌输。
从娃娃兵和“红色经典”即可看出中共大规模的系统洗脑对青少年身心的巨大伤害，凸现其反人类、反人权的本质――
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仅有包括中共在内的7票反对。只看 《罗马规约》“徵募不满十五岁的儿童加入国家武装部队，或利用他们积极参与敌对行动”属于战争罪之规定，中共投反对票的原因即昭然若揭。不知人权为何物的 中共自诞生以来，便开始大规模利用儿童“积极参与敌对行动”。
为纪念超过一亿名共产主义之下的儿童受害者，“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2007年6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落成典礼。共产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所引发的罪恶骇人听闻，身体、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儿童首当其冲：
1922年2月13日，苏俄第一支少年先锋队（52人）在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斯基第16印刷厂成立，口号为：“时刻准备着！”列宁在1920年发表的《怎麽办》里提出过这样的口号。
192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成立仅1年的中共把安源煤矿的童工和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最早的儿童组织。1924年，中共在上海、天津等许多城 市建立了劳动童子军，由共青团具体负责领导。1926年7月，共青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所作决议中明确规定：教育儿童，养成他们勇敢牺牲的精神和团体生活 的习惯，训练他们成为将来继续斗争的战士。其正式名称经历了“劳动童子军”、“共产主义儿童团”、"抗日儿童团”、“中国少年儿童队”、“中国少年先锋 队”的变化。
中共红军时期各部队都成立了专为娃娃兵组建的学兵连，有的甚至整个军都是娃娃。1930年12月，14岁的刘华清（1992年当选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红军，据其《长征入陝》一文回忆红25军：“我们这支人数不足3000，战斗员年龄多在13-18岁之间的娃娃军”。与刘同年参加娃 娃军的王诚汉年仅13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29年，11岁的吴华夺随父参加红军（在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吴华夺《我跟父亲当红军》一文里有生动描述），16岁任“娃娃军”手枪团分队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中共娃娃兵能活下来的大多成为中共的高级干部，最著名的“红小鬼”莫过于胡耀邦。1929年，14岁的胡耀邦加入共青团，后来成为中共总书记。
1931年7月，16岁的秦传厚（后任四川省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加红军。1934年4月，红30军89师129团学兵连在巴中县以北的恩养河成立，秦传厚担任指导员，其手下150多个兵大多15、6岁，最小的刘子林才12岁。[1]
1930年，红31师师长徐向前亲自批准12岁的游正刚参加红军[2]，后者后来成为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1933年6月，11岁的李子金参加红军，后来是副军职离休干部。
中共1949年建政之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拍摄了大量宣传、鼓动、歌颂儿童参与战争和敌对行动的影片，如：《刘胡兰》(1950年)、《鸡毛 信》（1954年）、《红孩子》（1958年）、《小兵张嘎》（1963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两个小八路》（1978年），成为所谓的 “红色经典”。
《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规定：“对未满十五岁的儿童不应徵募其参加武装部队或集团，也不 应准许其参加敌对行动”，中共1983年即加入该议定书；1992年3月2日，中共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2年4月1日，“缔约国应採取一切 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岁的人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儿童权利公约》正式对中国大陆生效。
但中共依旧乐此不疲地翻拍严重违背《儿童权利公约》精神的“红色经典”：1996年重拍电影《刘胡兰》；2004年7月27日，新版22集电视连续 剧《小兵张嘎》亮相央视；2007年10月1日，耗资千万的动画版《闪闪的红星》公映；2008年6月2日，新版电视连续剧《闪闪的红星》登陆荧屏。
在中共强劲的洗脑教育之下，涉嫌反人类罪、战争罪的娃娃兵张嘎、潘冬子等，成为大陆亿万少年儿童的偶像。刘胡兰因毛泽东1947年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更是家喻户晓。
1950年版《刘胡兰》，刘胡兰由28岁的胡宗温（生于1922年）扮演，1951年10月1日出版的《大众电影》（总第27期）封面即为《刘胡 兰》的大幅剧照；1996年版《刘胡兰》，池华琼因扮演刘胡兰，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演员奖。根据池华琼1988年初中毕业来推算，她1996年应该 是24-26岁。
耐人寻味的是，刘胡兰死时明明是一个14岁的女童，两个电影版本呈现的刘胡兰却都是20多岁的大姑娘。近年来对胡宗温的採访报道，其参加的话剧、电影演出几乎一个都没有少，偏偏对当年令她大红大紫的《刘胡兰》讳莫如深！[3]
为什麽潘冬子等“红孩子”要用小演员，而新旧"刘胡兰”则不约而同地起用了年龄大很多的成年演员。这绝不是什麽巧合或误会：一个是虚构的艺术形象， 一个是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显然，中共也意识到驱使儿童赴汤蹈火的罪恶，用成年演员或可减轻观众的不适，“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3岁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历任村妇女 救国会秘书、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后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4] 1946年12月，刘胡兰配合中共杀害了不愿与之合作的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1947年1月12日，国民军逮捕了刘胡兰等7名叛乱、恐怖分子――
2007年1月，北大教授阿忆的博客文章《在武力胁迫下，乡亲们颤抖着，铡死了刘胡兰》，引起舆论一片譁然。新民网记者为核实究竟是国军还是乡亲铡 死了刘胡兰，特意採访了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现已更名为刘胡兰村）的张书记。张书记回答：“刘胡兰为了保护乡亲们，主动走到铡刀下，在敌人拿枪威胁的逼迫 下，乡亲们才用铡刀铡死了刘胡兰。”[5]
乡亲们铡死刘胡兰，是出于为石佩怀村长报仇的义愤还是在国军的胁迫之下，有待进一步瞭解。可以肯定的是，刘胡兰是中共洗脑教育的又一个牺牲品，并利用她给更多的人洗脑。
中共对儿童犯下的滔天罪行当然不仅于此――
1958年，上海奉贤县公安局大办“儿童集训班”，在2月和8月大抓“儿童犯”的战役中，先后有三千多名“儿童犯”“落入法网”。其中大多数是 10-13岁的儿童，最小的年仅6岁。受到捆绑、吊打、扯耳朵、抽皮带、煽耳光、晒毒太阳、罚跪和性虐待等刑罚的儿童不计其数。“集训班”公安干部还利用 职权，对2名集训少女进行猥亵、强姦。[6]
1959年，共产风、大跃进、浮夸风、大饥荒进入高潮，半背篼海椒引发了11月18日的一件血桉：四川省合川县（现合川市）云门区双江村14岁的少先队员刘文学为保护集体的半背篼海椒，被37岁的收粪工王云学掐死，[7] 刘文学因此成为闻名全国的少年英雄。
宣传、鼓励、组织、训练、强迫、诱惑儿童从事非常危险的敌对活动，是恐怖组织和法西斯政党的一大特徵，纳粹、苏俄、中共都长于此道。尤其是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持之以恆的英雄教育，对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严重摧残，时间之广、危害之众，人类历史上罕有其匹。
刘文学如受过正常、普通的常识教育，发现有人偷东西，应该会去报警，而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至于刘胡兰，则更是：生的可怜，死的可悲；死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共早就加入一系列保护儿童权利的国际公约[8]的情况下，依然是服务于反人类反人性的党文化的工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共与其它恐怖组织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内特别狠、对外特别软，开展金元外交，以收买、麻痹国际社会，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注释：
[1] 秦传厚《长征途中的“学兵连”》，2002年《人民公安》第19期。
[2] 游正刚《艰苦的历程（上）*徐师长批准我当红军》，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游正刚《徐师长批准我当红军》透露“一九二九年，我十一岁”，网络资料却显示游正刚生于1916年。
[3] 中国消费者报《胡宗温能为话剧做点事很高兴》，2007.4.27。
[4] 北京青年报《刘胡兰14岁躺在铡刀上》，2001.6.1。
[5] 新民晚报《北大教授阿忆博客披露刘胡兰死在乡亲铡刀下》，2007.1.15。
[6] 余习广《奉贤跃进大劫难》（下），凤凰博报，2008.8.9。
[7] 重庆晚报《英雄刘文学的三个版本》，2004.2.7。
[8] 除了《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2000年5月，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 捲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其中规定：缔约国应採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不满18武装团体在任何不得招募或在敌对行动中使用不满18週岁的人週岁的武 装部队成员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确保不满18週岁的人不被强制招募加入其武装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