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启东发生的抗议日本王子制纸南通工厂排海工程的骚乱事件，就其规模和烈度而言堪称空前，但并不出乎意料。前溯类似事件，有一个多月前
的四川什邡骚乱事件，约一年前的大连反福佳化工PX项目的“集体散步”和浙江海宁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事实上，从2005年浙江东阳画水镇
“4·10”骚乱以来，因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的规模、烈度和频度日益加大。此类基于生存权利的、非意识形态化、且极易引起全社会“共振”的社会骚乱，已经
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影响日隆的变量。
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其实正是为所谓“中国模式”作出的最好脚注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其成果都不可能平等地惠 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其为增长所付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成本，却不可避免地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所分摊。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甚至可以说，得益于经济 增长成果越少的群体，就越是要更多地分摊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显然，没有人可以不吸进和呼出空气，也没有人可以脱水而成活。但是，以现有制度对政治权力和 经济权利的安排，当下对社会资源支配权力更大的人，往往就是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最大的群体。相对而言，这些人无疑更有实力通过安装空气过滤机、购买清洁饮 用水、以及得到在“特辟”土地上生长的洁净食品，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免除增长的负面后果。
当然，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等比例的分摊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成本。不过，无论怎么讲，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竟可以让依偎在 太湖边上的居民抢空了超市中的瓶装饮用水，那么，这种不顾后果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难言公正。其实，又何止是太湖呢？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早就成了一条污 水沟，治理淮河的几百亿巨资砸在粘稠的河水中，连个水漂都没让人看到。问题在于，这样的代价，是否为现有经济增长成果的必付成本？
2009年，是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最接近的一年。是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6%，日本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7%，中国 与日本的占比相差0.1%。然而，为了这差不多同等水平的GDP占比，中国消耗了当年世界47%的煤炭和11%的石油，而日本却只消耗了当年世界3.3% 的煤炭和5.1%的石油……
还在2009年之前，我曾随中国经济实业界的一干人，参观过日本大阪附近的一家造纸厂，这家生产卫生纸类产品的造纸厂，是日本关西地区的最大卫生 纸供应商之一。该造纸厂极力炫耀并热切希望向中国推销的，正是其引以为豪的“零排放”工艺。在该造纸厂的最后一个废水池中，放养了一些热带鱼种，借以证明 其污水处理的技术能力。而距工厂车间十几米外的居民住房，则证实工厂降噪的宣示所言不虚……
不知此次在南通投资设厂的日本“王子制纸”是否掌握同样的工艺，又是否用在了中国项目上；毕竟该技术的成本不菲，而中国的限排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并 不严格。启东事件后，日本王子制纸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江苏南通工厂排污工程污染当地水源，称污水中含致癌物质的说法“毫无根据”；“已对（排入长江的）污 水进行足够处理，低于中国的标准限值，没有问题”。王子制纸的声明是否确实，由于没有第三方独立权威机构的核查，尚无法证实。但无论事实怎样，当地政府慑 于骚乱而中止项目的做法，正是其颟顸决策、始乱终弃的政治写照。
增长、发展，还是污染、骚乱，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哪里不都面临着与启东一样的问题？现时中国靠投资拉动，高污染、高排放并因此高速度 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遇到了瓶颈，而是遇到了瓶塞。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以及经济发展对政治合法性的无以替代性，使得任何 地方的经济增长都难以获得片刻转型所必需的“松套”和喘息之机。在决议、文件上喊了几十年的“转型”还在喊，而且越喊越急迫，这个现象就是这种增长方式 “转也难”的权威证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增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经济增长冲动，实则却正是以近似脱缰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捷、更充分、更明显地消耗 和穷尽了政治合法性资源。
除了来自底层的社会骚乱，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很难看到有力量来阻缓在既有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更多官员那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增 进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而是来自对独揽权力所能带来的超额租金的渴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公众“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必然要碰壁于公众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原 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速稍降，大小官员便焦虑不堪的部分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社会骚乱，强制维稳，启东事件所展示的，并非单纯是一个地方政府放弃某个建设项目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在社会骚乱的压力下， 被迫停止建设项目，并搭上高额政治成本，进而不得不放弃经济增长机会的“硬约束”，就是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的止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东阳、大 连、什邡，尤其是有民众冲进市政府之举的启东，都可以称作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滑铁卢.
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骚乱，其实正是为所谓“中国模式”作出的最好脚注之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其成果都不可能平等地惠 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其为增长所付出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成本，却不可避免地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所分摊。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甚至可以说，得益于经济 增长成果越少的群体，就越是要更多地分摊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显然，没有人可以不吸进和呼出空气，也没有人可以脱水而成活。但是，以现有制度对政治权力和 经济权利的安排，当下对社会资源支配权力更大的人，往往就是受益于经济增长成果最大的群体。相对而言，这些人无疑更有实力通过安装空气过滤机、购买清洁饮 用水、以及得到在“特辟”土地上生长的洁净食品，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免除增长的负面后果。
当然，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必须等比例的分摊经济增长的成果与成本。不过，无论怎么讲，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竟可以让依偎在 太湖边上的居民抢空了超市中的瓶装饮用水，那么，这种不顾后果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如何难言公正。其实，又何止是太湖呢？中国第三大河淮河，早就成了一条污 水沟，治理淮河的几百亿巨资砸在粘稠的河水中，连个水漂都没让人看到。问题在于，这样的代价，是否为现有经济增长成果的必付成本？
2009年，是中国经济总量与日本最接近的一年。是时，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6%，日本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8.7%，中国 与日本的占比相差0.1%。然而，为了这差不多同等水平的GDP占比，中国消耗了当年世界47%的煤炭和11%的石油，而日本却只消耗了当年世界3.3% 的煤炭和5.1%的石油……
还在2009年之前，我曾随中国经济实业界的一干人，参观过日本大阪附近的一家造纸厂，这家生产卫生纸类产品的造纸厂，是日本关西地区的最大卫生 纸供应商之一。该造纸厂极力炫耀并热切希望向中国推销的，正是其引以为豪的“零排放”工艺。在该造纸厂的最后一个废水池中，放养了一些热带鱼种，借以证明 其污水处理的技术能力。而距工厂车间十几米外的居民住房，则证实工厂降噪的宣示所言不虚……
不知此次在南通投资设厂的日本“王子制纸”是否掌握同样的工艺，又是否用在了中国项目上；毕竟该技术的成本不菲，而中国的限排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并 不严格。启东事件后，日本王子制纸发表声明，否认中国江苏南通工厂排污工程污染当地水源，称污水中含致癌物质的说法“毫无根据”；“已对（排入长江的）污 水进行足够处理，低于中国的标准限值，没有问题”。王子制纸的声明是否确实，由于没有第三方独立权威机构的核查，尚无法证实。但无论事实怎样，当地政府慑 于骚乱而中止项目的做法，正是其颟顸决策、始乱终弃的政治写照。
增长、发展，还是污染、骚乱，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哪里不都面临着与启东一样的问题？现时中国靠投资拉动，高污染、高排放并因此高速度 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遇到了瓶颈，而是遇到了瓶塞。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于，政治合法性对经济增长的过度依赖，以及经济发展对政治合法性的无以替代性，使得任何 地方的经济增长都难以获得片刻转型所必需的“松套”和喘息之机。在决议、文件上喊了几十年的“转型”还在喊，而且越喊越急迫，这个现象就是这种增长方式 “转也难”的权威证明。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增加政治合法性资源的经济增长冲动，实则却正是以近似脱缰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捷、更充分、更明显地消耗 和穷尽了政治合法性资源。
除了来自底层的社会骚乱，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很难看到有力量来阻缓在既有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在更多官员那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增 进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而是来自对独揽权力所能带来的超额租金的渴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公众“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增长，必然要碰壁于公众基本生存权的重要原 因，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速稍降，大小官员便焦虑不堪的部分原因。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社会骚乱，强制维稳，启东事件所展示的，并非单纯是一个地方政府放弃某个建设项目的过程。实际上，这种在社会骚乱的压力下， 被迫停止建设项目，并搭上高额政治成本，进而不得不放弃经济增长机会的“硬约束”，就是中国经济既有增长模式的止步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东阳、大 连、什邡，尤其是有民众冲进市政府之举的启东，都可以称作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滑铁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