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大吹特吹的“盛世”当中，在穷乡僻壤，在街头巷尾，在菜市场，我处处感受到的却是末世景象。
世风日下，正气荡存，腐败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 入，官场之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年来，似乎无坚不摧的体制不断地将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边缘化，乃至排出这个体制，使这个体制看上去真的如铁板一 块，如同无缝的鸡蛋，只是鸡蛋的里面一天天在腐烂。在这个人民只剩下自焚权利的时代，依赖体制为生、在体制内已得到好处或正得到好处、将得到好处的人，逐 渐变成了一种极端冷酷无情的体制化杀手。他们的冷酷无情，与嗜血魔王斯大林、毛泽东们掌权时代不大一样，那个时代的冷酷往往是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基于那 一套富有欺骗性的政治话语，那一套自以为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乌托邦蓝图，那些幻觉在相当长的时期也确曾欺骗了千千万万的人，其中包括许多像罗素、鲁迅、罗 曼罗兰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具有大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些为斯大林、毛泽东充当打手和杀人工具的有许多也是受愚弄，受骗上当的，并不一定是丧失了基本人性的嗜血 动物。相比之下，今天中国职业的体制化杀手则不过是一些赤裸裸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的冷血、嗜血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更没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深知自己 只是体制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可有可无，但是这个体制为他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可以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享乐，借助这个体制他可以捞取巨大的不合法的利 益。既然有这样的诱惑，明知自己所干的事是那么肮脏不义，明知在伤天害理，哪怕找不到一点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在所不顾。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他们可以对弱者 的呐喊、呻吟置之不理，乃至对弱者的自我牺牲也不为所动，丧失了最后一道人道、人性的底线，彻底沦为体制化的职业杀人，那个在唐福珍自焚之后在媒体上大放 厥词的成都金牛区城管局局长钟昌林就是一个典型。
钟昌林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是这个时代最具有普遍性的体制化杀手，唐福珍是他们逼死的，谢 朝平、谭作人、刘贤斌们是他们抓的，最近发生在江西的自焚事件也是他们逼成的，表面上他们正在捍卫现存体制的利益，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掘墓人。若没 有他们长期以来的制造的种种血案、冤案，这个体制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遭到千百万国人的侧目而视。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诉求的地方政府，正是仰仗大批钟昌 林式的工具与民争利，无往而不胜，钟昌林们敢于作恶、面对死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毫无歉意，根源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的保护。地方政府的气焰为何如此嚣 张？可以不顾天下滔滔舆论，为非作歹，一言以蔽之，今天已经是一个外重内轻的时代，朝廷的权威不足以号令地方，权力的重心日益失衡。
由于自 身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以实用主义为最高追求的朝廷变成了一个没有理念、没有路线的食利集团，缺乏政治的合法性（未经广泛认可的公开选举定期授权），更无道 义的合法性，不再是代表人民的正义化身，在地方势力集团眼里也失去了任何光环，不再有任何神圣性，既无一言九鼎的权威，也不可能指望令出必行，更严重的是 朝廷处处要仰赖地方势力的撑台，让这出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来骗去的“盛世”大戏继续唱下去，必须迁就下面，许多时候必须屈从下面的意志。房地产市场也 好、拆迁征地也好，朝廷出台了那么多禁令，很快都被地方消解，就是很好的证明。唐末藩镇割据、清末的督抚坐大，就是末世景象，今天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而已。一部中国史，每当王朝末世，一方面腐败盛行，在朝的显赫亲贵攫取了巨额社会财富，成为豪门，上上下下争起效仿，贪婪地追逐利益，一方面是外重内轻， 令不出紫禁城，最终只能以王朝崩溃告终。今天的这幕大戏最终将怎样收场，无法逆料，但是这一天不会太远，时代的帷幕已在徐徐落下，尚未安排好移民后路的作 恶者看来要抓紧时间了。
前些天，一位对中国未来极为悲观的朋友闲聊时说，我们遭遇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狡猾、最残酷、最具有应变能力的 政权，往好的方向演变的可能性一点也看不到，前景大不乐观。我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不大同意他的这个看法。我说，最狡猾恐怕谈不上，现在能爬上权力舞 台去的充其量不过中人之资；残酷固然是残酷，但是比起毛泽东时代，已经没有那么残酷了，随着时间，就是想残酷也未必残酷得起来，毛时代杀人如麻，大张旗 鼓，全民动员，有胆识、有担当的林昭、遇罗克仅仅因为思想言论就被残酷地枪杀，到华国锋时代还杀了王申酉、李九莲等人。与那样的残酷相比，今天只能算“次 残酷”，就连抓人也是悄悄地干活，如同鬼子进村，见不得阳光，不仅媒体不敢报导，也巴不得将外部世界的声音遮蔽了；至于最具有应变能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 术上确有许多改正，比如干坏事不留文字，没有片纸存档，只打电话传达，比如不敢在《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批判他们讨厌的人，甚至连文件也不发，仿佛什么也 没有发生，但是这不能证明统治术的提高，只能证明权力的弱化，正当性的缺失，没有足够的底气振振有辞地去做坏事。如果真的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就是在社会 变革的呼声逐渐高涨，来自民众的火山待发的压力面前，有足够的勇气坐在对话的桌子上，和平开启一个对话时代，通过不流血的对话来完成制度转型，避免社会崩 溃、天下攘攘不安、无法收拾，真正“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的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背后的问题，或者叫元问题吧。只 要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这个时代就将继续糜烂下去。
世风日下，正气荡存，腐败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 入，官场之糜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年来，似乎无坚不摧的体制不断地将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边缘化，乃至排出这个体制，使这个体制看上去真的如铁板一 块，如同无缝的鸡蛋，只是鸡蛋的里面一天天在腐烂。在这个人民只剩下自焚权利的时代，依赖体制为生、在体制内已得到好处或正得到好处、将得到好处的人，逐 渐变成了一种极端冷酷无情的体制化杀手。他们的冷酷无情，与嗜血魔王斯大林、毛泽东们掌权时代不大一样，那个时代的冷酷往往是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基于那 一套富有欺骗性的政治话语，那一套自以为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乌托邦蓝图，那些幻觉在相当长的时期也确曾欺骗了千千万万的人，其中包括许多像罗素、鲁迅、罗 曼罗兰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具有大智慧的知识分子。那些为斯大林、毛泽东充当打手和杀人工具的有许多也是受愚弄，受骗上当的，并不一定是丧失了基本人性的嗜血 动物。相比之下，今天中国职业的体制化杀手则不过是一些赤裸裸的功名利禄之徒，他们的冷血、嗜血并不是为了权力斗争，更没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们深知自己 只是体制机器上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可有可无，但是这个体制为他提供了腐败的机会，可以给他带来物质上的享乐，借助这个体制他可以捞取巨大的不合法的利 益。既然有这样的诱惑，明知自己所干的事是那么肮脏不义，明知在伤天害理，哪怕找不到一点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在所不顾。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他们可以对弱者 的呐喊、呻吟置之不理，乃至对弱者的自我牺牲也不为所动，丧失了最后一道人道、人性的底线，彻底沦为体制化的职业杀人，那个在唐福珍自焚之后在媒体上大放 厥词的成都金牛区城管局局长钟昌林就是一个典型。
钟昌林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是这个时代最具有普遍性的体制化杀手，唐福珍是他们逼死的，谢 朝平、谭作人、刘贤斌们是他们抓的，最近发生在江西的自焚事件也是他们逼成的，表面上他们正在捍卫现存体制的利益，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掘墓人。若没 有他们长期以来的制造的种种血案、冤案，这个体制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遭到千百万国人的侧目而视。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主要诉求的地方政府，正是仰仗大批钟昌 林式的工具与民争利，无往而不胜，钟昌林们敢于作恶、面对死人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毫无歉意，根源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对他们的保护。地方政府的气焰为何如此嚣 张？可以不顾天下滔滔舆论，为非作歹，一言以蔽之，今天已经是一个外重内轻的时代，朝廷的权威不足以号令地方，权力的重心日益失衡。
由于自 身丧失了变革的动力，以实用主义为最高追求的朝廷变成了一个没有理念、没有路线的食利集团，缺乏政治的合法性（未经广泛认可的公开选举定期授权），更无道 义的合法性，不再是代表人民的正义化身，在地方势力集团眼里也失去了任何光环，不再有任何神圣性，既无一言九鼎的权威，也不可能指望令出必行，更严重的是 朝廷处处要仰赖地方势力的撑台，让这出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来骗去的“盛世”大戏继续唱下去，必须迁就下面，许多时候必须屈从下面的意志。房地产市场也 好、拆迁征地也好，朝廷出台了那么多禁令，很快都被地方消解，就是很好的证明。唐末藩镇割据、清末的督抚坐大，就是末世景象，今天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而已。一部中国史，每当王朝末世，一方面腐败盛行，在朝的显赫亲贵攫取了巨额社会财富，成为豪门，上上下下争起效仿，贪婪地追逐利益，一方面是外重内轻， 令不出紫禁城，最终只能以王朝崩溃告终。今天的这幕大戏最终将怎样收场，无法逆料，但是这一天不会太远，时代的帷幕已在徐徐落下，尚未安排好移民后路的作 恶者看来要抓紧时间了。
前些天，一位对中国未来极为悲观的朋友闲聊时说，我们遭遇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狡猾、最残酷、最具有应变能力的 政权，往好的方向演变的可能性一点也看不到，前景大不乐观。我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不大同意他的这个看法。我说，最狡猾恐怕谈不上，现在能爬上权力舞 台去的充其量不过中人之资；残酷固然是残酷，但是比起毛泽东时代，已经没有那么残酷了，随着时间，就是想残酷也未必残酷得起来，毛时代杀人如麻，大张旗 鼓，全民动员，有胆识、有担当的林昭、遇罗克仅仅因为思想言论就被残酷地枪杀，到华国锋时代还杀了王申酉、李九莲等人。与那样的残酷相比，今天只能算“次 残酷”，就连抓人也是悄悄地干活，如同鬼子进村，见不得阳光，不仅媒体不敢报导，也巴不得将外部世界的声音遮蔽了；至于最具有应变能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 术上确有许多改正，比如干坏事不留文字，没有片纸存档，只打电话传达，比如不敢在《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批判他们讨厌的人，甚至连文件也不发，仿佛什么也 没有发生，但是这不能证明统治术的提高，只能证明权力的弱化，正当性的缺失，没有足够的底气振振有辞地去做坏事。如果真的具备强大的应变能力，就是在社会 变革的呼声逐渐高涨，来自民众的火山待发的压力面前，有足够的勇气坐在对话的桌子上，和平开启一个对话时代，通过不流血的对话来完成制度转型，避免社会崩 溃、天下攘攘不安、无法收拾，真正“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这是今天中国的中心问题，是一切问题背后的问题，或者叫元问题吧。只 要这个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这个时代就将继续糜烂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