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长期以来过分热捧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社会底层的群众就一定代表了真理与正义，其实不然，有时群众其实就是乌合之众，甚至是流氓无产者，有时代表了一种情绪，一种暴力，一个良好的社会要将群众改造成为遵守规则与坚守人性底线，有道德良知与理性能力的现代公民，这才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做的事情。
这两天我的一个朋友的妹夫，37岁的湖北通山港路雨人的汪建国先生在增城新塘汇美发达岭今晚为朋友劝架时，被误当成挑衅者遭人用铁棍追打，然后遭受重伤之时，被人从五楼扔下去，当场死亡，全身多处瘀血骨折，颅骨被打碎。死亡时赤裸着上身，被撕碎了的血迹斑斑的格子衬衫，被丢弃在楼顶天台上。汪先生的惨死，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就这样没有了，这给这个家带来了巨大的灭顶之灾。留下了年老多病的父母亲，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最大的才10岁，最小的才3岁和一个30来岁的寡母，这日子真不知道以后怎样过。
中国新闻网（记者陈忧子摄，申卉文）对此事有过详细的报道：
“2015年1月21日凌晨2点，37岁的湖北通山港路雨山人汪建国在增城新塘汇美发达岭劝架后，误被当成挑衅者遭人追打，后从五楼丢下，几个凶手当场逃逸。
21日凌晨，家住广州增城新塘镇的37岁男子汪建国下楼帮妻子捡拾从阳台掉落街道的物品，不想竟一去不复返。两小时后，他被发现赤膊死在离家仅百米外的路上，全身上下多处骨折瘀伤。当时与他在一起的老乡称，他是好心劝架遭人报复，怀疑被伤人者从五楼天台推下身亡。目前，增城警方正对该起事件作进一步调查。
出门捡家什一去不复返
死者汪建国今年37岁，与妻子及3岁的小儿子住在增城新塘镇发达岭，平时靠开货车运砖为生。汪建国的妻子金女士告诉记者，前晚约11时，她发现放在阳台的垫子掉到街上，于是让丈夫去捡。‘想着几分钟的事情，他连手机都没带就出门了。’金女士说。
一小时后，丈夫托朋友打电话回家报平安，说自己在楼下看见老乡打牌吃夜宵，他也一块去凑热闹。‘既然都是认识的老乡，我也就放心了。’金女士说，丈夫平时很少晚上出门，这次看到了老乡高兴，自己也没太在意。于是她和儿子先睡下了。没想到，直到凌晨2时，金女士一觉醒来发现丈夫还没回来。‘我打电话给他朋友，朋友说自己已经到家了。’金女士这才开始担心，她穿好衣服下楼寻找丈夫。
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她下楼后，就看到街上乱成一团，有认识的老乡朝她大喊，‘有人被扔下楼了，好像是你老公！’金女士立刻往人群中跑，‘看到他光着上半身，趴在地上，血从全身上下涌出来。’随后，汪建国被送至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冲突的起因和一名疑似“站街女”的女子有关，案发前的几个小时该女子就坐在这张沙发上。
疑因劝架惹来飞来横祸
在这短短的两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汪建国一起去吃宵夜的陈先生直言，事前与死者原本并不相关，他的死是无妄之灾。当日凌晨1时余，几个湖北老乡打完牌，一起去附近大排档吃夜宵。吃完后准备回家时，其中一位老乡成先生喝多了，在路上遇到了两名浓妆艳抹、坐在路边沙发上的年轻女子。成先生走路不稳，一直朝两年轻女子跌坐过去。其中一女子看到他，没好气地骂了一句：‘看什么看！？’这句话惹火了成先生，他借着酒意也骂起来，‘你叫什么叫，这么晚了！’也许是成先生的话语有些难听，女子要捡起石头作势要砸成先生，并要求成先生道歉，成先生也不甘示弱，眼看双方要起冲突。陈先生和汪建国几个老乡急忙上前劝架，‘我们都是拉住喝醉的老成，让他赶紧回家，根本没说什么刺激的话。’陈先生说得斩钉截铁。然而，等到成先生回家后，两个女子越骂越凶，还拿出电话要找人‘教训他们’。
陈先生说，当时，两个女子果然叫来5个开摩托车的男子，手上拿着几十厘米长的铁棍，他和汪建国心想事情与他俩无关，也就没有太在意。他说，自己和汪建国准备回家，但汪建国说不放心成先生，于是又折回事发地借老乡的手机打给成先生，‘他让老成千万别出门，避一避风头，不然要出大事！’谁知，就是这次折返，让女子叫来的人盯上了汪建国。
汪建国一路被对方追赶进一座5层楼的出租屋，没过多久，附近的街坊听到一声巨响，汪建国这才被发现从楼顶坠落到街上，全身多处瘀血。妻子金女士说，楼顶天台还丢弃着她丈夫被撕碎的格子衬衫。她说，有目击者告诉她，当时，看到年轻女子和打人者离开汪建国出事的出租屋，当时听到女子对打人者说‘你们说把他丢下来，还真丢下来了。’
金女士说，丈夫是全家的顶梁柱，老家有年老多病的父母，三个儿女也是嗷嗷待哺，丈夫的死让她不知所措。目前，增城警方正对该起事件作进一步调查。”
接到求助的电话之后，昨晚我与老朋友广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刘志强律师，还有死者家属们一起在广州的浙江大厦详细分析了案情，一直到深夜近12点钟。从这件意外的偶然事件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环境的溃败、凶残与险恶。其实，这里的受害者与暴徒，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收入低微。生活条件差。可是他们常常彼此歧视着，仇恨着，为一点点芝麻小事就大打出手，动辄伤人，甚至杀人。那些生存在社会底层的人，常常为一个眼神，一句脏话，一元钱的纷争而你死我活地互相倾轧，甚至血腥嗜杀，视人命如草芥。他们常常像蚂蚁一样生存，又像蚂蚁一样死灭。无数的社会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我们的社会与教育缺乏生命教育，从来没有一点点对人的生命的敬畏感，我们的抗日神剧，还在通过血淋淋的美化了的剧情向人们渲染着杀人的快感。死去的人无法复生，只是希望此案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不要再让类似的悲剧在社会中重演。
还有一个与我在网上相知多年的网友胡先生，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农民工，远离家乡，在上海打工多年。平时很好打抱不平，凡有工友被欺负，工资奖金被克扣，工伤事故没有得到公平合理的待遇之类的事情，他都喜欢站出来替工友维权，而且效果还很不错。但是，最近他非常痛苦地写信给我，他感到非常迷惑:
“这大半年以来，我己经厌倦了网上无休止的争论。不愿再和毛左民右争论了，开始从事实际的劳工维权，半年来，我和三家公司打了五场官司，帮前同事打了九场官司，还有几场官司即将启动，迫使禹洲物业公司改变决定，将己经外包的岗位又收了回来，保住了四五十名同事的饭碗。但我的饭碗被砸了一次又一次。我帮同事们维权，都签了协议，说好了官司不赢我分文不取，官司赢了我拿20%提成，但我那五个同事，每个人赢了六万多元的官司，将钱拿到手后却将我手机号码拉进了黑名单，怎么也联系不上，我换个号码打通了他们的电话，他们一听是我就挂了。我花费无数时间和精力，付出多次失业的代价，倒贴路费和印刷材料费，换来的只是两个同事请我吃过饭，另一个同事给我孩子买了一斤花生米。”
读后确实令人感觉气愤，这些人完全没有做人的底线，完全没有信用。但是，胡先生却把这些归咎为丢失了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儒文化的传统的结果。不知道这恰恰是中国人普遍缺乏的现代契约精神与现代法治意识的结果。其实类似的事情，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是经常发生着的。他们需要你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恭维你，让你为他们出力，一旦得逞之后，就背信弃义，视契约为废纸，完全没有现代公民的信义与规则意识。他们常常被无良的社会欺负，而一旦有机会也不失时机地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这种现象其实早在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祥林嫂》、《药》等小说里都有过详细的描写。再翻到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看，其实类似底层人之间互相伤害的事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那些动辄以砍杀论英雄的中国文化，其实在中国社会底层沉淀的是一种毒素，这些毒素甚至深深地不知不觉地浸透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了。丛林文化与暴力法则，一旦经过文化艺术的加工，变成了一种暴力传统与血腥美学的时候，其危害性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