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勇在共识传媒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影响以及2014中国的走向”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工作很久了，国内外对这一届新班子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看涨的以为这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班底，看衰的以为中国还将在十字路口徘徊，中国极有可能错失十年机遇。
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不准备评论，我只是希望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研读新领导集团的“阅读史”，从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储备，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届领导集团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形态，甚至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没有见过的特殊形态，进一步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个过渡期。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成是帝制中国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确实给这个国家注入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就国家基本形态而言，今天的中国是“党天下”，共产党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负责这个国家一切日常事务，是比帝制中国“家天下”更集权的体制，因而正像这几年在谈论“中国模式”时突然领悟的那样，中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学习一百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无疑就是帝制中国的遗产。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涉及价值观。
帝制中国历代开国君主无一例外精明过人，智慧超群，是丛林竞争中的强者，凭实力说话。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具有那个时代的合法性。他们无一例外都像秦始皇帝那样，希望江山永固、王朝永续。因而，帝制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无一例外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想方设法为皇子，以及宗室亲贵弟子提供最好教育，配备全国最好的老师，教他们知识、修养，使他们获得远高于民间社会的教育水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光绪帝，他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翁同龢、孙家鼐等。对接班人的精心培养，可能是中国历史“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曾有过这样的认识，当时创办的或改造的几个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景山，哈尔滨的军工大学，以及在苏联的一些特别学校，都具有历朝历代培养接班人同样的含义，期望以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接班人，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变色。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个方案坚持到底，在他执政大约十年的时候，就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大批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被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知青经历当然具有很多正面意义，他们不再是生于深宫养育深宫，像章太炎骂光绪帝所说的“不辨菽麦”的“小丑”。这一代具有知青经历的领导人对中国下层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积极的一面。
底层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有。这一代人离开了深宫大院，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家庭，又因为家长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层社会的负面，让这一代人一览无余，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不易，也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而这代领导人在个人修为上并非不可挑剔，这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制衡伤害的一个弱项，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传统政治家那样“内圣外王”，更不可能像历代帝王那样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道德楷模。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习近平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喜爱，是可信的，苏俄文学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粮。
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
在文革晚期，被中断的大学招生勉强恢复，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让一批人重新回到了学校。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刘奇葆等都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学读书。这是他们知识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快恢复，1977、1978、1979这三个年份进入大学的这批人在中国叫做“新三届”。新三届个别年龄偏大的最近几年开始陆续退休，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就是当今中国各领域的骨干，也是中国现在领导层中的主流，李克强、李源潮、胡春华等就是新三届的代表。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生机的最好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过去六十年中最好的。在那个时候，许多现代知识传入中国，几套大型丛书对西方学术的译介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中国人，也是这一代中国人今天还能对世界抱有适度理性的一个重要背景。
1950年出生的这一代，不论是新三届，还是其他知识背景的，有许多人在1980年代出国留学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在那个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重回大学，他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应该说与世界主流很接近。但是，这一部分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都因为读书脱离了社会实践，因而在政治场上也就慢了一步，除极个别的例外，比如王沪宁，更多的人并没有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层面的主导力量。而习近平、王岐山等这一批在1980年代坚持没有“回炉再造”的实践派，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底层打拼，付出艰辛努力，也就一步步升迁上来。我们不必过高估计家庭背景对他们仕途的影响，他们也是在过去三十年大浪淘沙冲洗出来的政治精英。他们熟知中国社会，知道中国问题在哪里，知道知识的意义，因而这一批实践派在1990年代差不多都到大学、党校读了在职硕士、博士。
这批领导人在职博士当然没有办法与全职研究生比，含金量当然有差异。从负面看，是“赢着通吃”，是将那些辛辛苦苦读学位的人价值稀释。但是如果从积极层面看，表明这部分人对自身知识贫瘠的恐惧。是好事，不是坏事。
从这批领导人知识背景看未来中国政治走向，能够得出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这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仍然是过渡性的，他们的知识构成中还没有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因而在未来十年，除非发生意外事件，中国不会发生巨大变革，在政治上往前走很远是不现实的。这是知识背景的制约。
第二，中国政治在这一代领导人主持下向回走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知，对1980年代的回忆，都决定他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上依然会抱持积极的态度。不会在经济的交往上往回走，更不会重回闭关锁国。
但是，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有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对毛泽东的政治艺术非常崇拜，在他们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毛泽东影子。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独一无二的财富、特征。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走下来，这一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绝响，不可能再影响到十年之后的时代。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
第三，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在未来十年会增长一些新的因素，比如随着留学生回国越来越多，外部世界更加真实的形象会渐渐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也需要外部世界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更加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意图，不要让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借机生事。比如，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政策的宣讲，就远不如十九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那样清晰，一个“门户开放”简洁提法让中国朝野增加了对美国的亲近感。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大踏步走向世界，进行改革，与外部世界不断持续向中国释放善意不无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有时候感觉倒退，与中国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真实意图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清中国领导人也曾怀疑过外部世界的用意，但当他们清楚明白中国的进步是共赢，对中国利多弊少，或有利无弊，因而能够在1901年之后毫不犹豫地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这段历史很值得国际学术界深思。
中共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团已经开始工作很久了，国内外对这一届新班子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看涨的以为这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班底，看衰的以为中国还将在十字路口徘徊，中国极有可能错失十年机遇。
对于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不准备评论，我只是希望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研读新领导集团的“阅读史”，从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储备，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届领导集团是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特殊形态，甚至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没有见过的特殊形态，进一步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特殊时代，一个过渡期。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能直接了当地说成是帝制中国的延续，中国共产党确实给这个国家注入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就国家基本形态而言，今天的中国是“党天下”，共产党不仅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且负责这个国家一切日常事务，是比帝制中国“家天下”更集权的体制，因而正像这几年在谈论“中国模式”时突然领悟的那样，中国在经历了向西方学习一百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中国特色”。这些特色，无疑就是帝制中国的遗产。这种说法只是一个事实描述，并不涉及价值观。
帝制中国历代开国君主无一例外精明过人，智慧超群，是丛林竞争中的强者，凭实力说话。他们打江山、坐江山，理所当然，具有那个时代的合法性。他们无一例外都像秦始皇帝那样，希望江山永固、王朝永续。因而，帝制中国历代王朝开国之后，无一例外注意接班人的培养，想方设法为皇子，以及宗室亲贵弟子提供最好教育，配备全国最好的老师，教他们知识、修养，使他们获得远高于民间社会的教育水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光绪帝，他的老师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如翁同龢、孙家鼐等。对接班人的精心培养，可能是中国历史“超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曾有过这样的认识，当时创办的或改造的几个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如北京景山，哈尔滨的军工大学，以及在苏联的一些特别学校，都具有历朝历代培养接班人同样的含义，期望以最好的教育资源培养一大批接班人，保证共产党的江山不变色。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个方案坚持到底，在他执政大约十年的时候，就因为其他原因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大批正在读书的年轻人被毛泽东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人都拥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知青经历当然具有很多正面意义，他们不再是生于深宫养育深宫，像章太炎骂光绪帝所说的“不辨菽麦”的“小丑”。这一代具有知青经历的领导人对中国下层社会有着非常深刻的记忆。这是积极的一面。
底层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有。这一代人离开了深宫大院，特别是像习近平这样的家庭，又因为家长被打倒的原因下去，底层社会的负面，让这一代人一览无余，使他们知道中国社会不易，也知道了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因而这代领导人在个人修为上并非不可挑剔，这也是他们相互之间制衡伤害的一个弱项，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传统政治家那样“内圣外王”，更不可能像历代帝王那样既是政治领导者，又是道德楷模。
由于这一代领导人很小就离开了校园，离开了书本，特别是那时最盛行的价值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不论这一批年轻人多么爱读书，他们差不多都具有严重的知识缺陷，不知道世界，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所知道的世界是被改铸过的世界，是意识形态重塑的世界，而且具有浓厚的苏俄倾向。习近平曾不止一次说过他对苏俄文学的阅读、喜爱，是可信的，苏俄文学就是19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的精神食粮。
中国在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并没有转身投入西方阵营，中国在那个时代向国内所描述的世界，对这一代人世界意识的形成影响巨大。这个世界意识就是对世界充满敌意，就是毛泽东一直告诫全党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因而这一代人内心深处不会轻易相信西方。这一点，又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宣扬“悲情”，宣扬“挨打”，一直抱怨帝国主义侵略等有关。
在文革晚期，被中断的大学招生勉强恢复，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让一批人重新回到了学校。习近平、王岐山、王沪宁、刘奇葆等都在这个时候进入大学读书。这是他们知识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很快恢复，1977、1978、1979这三个年份进入大学的这批人在中国叫做“新三届”。新三届个别年龄偏大的最近几年开始陆续退休，但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就是当今中国各领域的骨干，也是中国现在领导层中的主流，李克强、李源潮、胡春华等就是新三届的代表。
19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充满活力、生机的最好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也是过去六十年中最好的。在那个时候，许多现代知识传入中国，几套大型丛书对西方学术的译介深刻影响了这一代中国人，也是这一代中国人今天还能对世界抱有适度理性的一个重要背景。
1950年出生的这一代，不论是新三届，还是其他知识背景的，有许多人在1980年代出国留学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再也不会出现的“工农兵学员”这个群体，在那个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重回大学，他们对世界，对历史，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应该说与世界主流很接近。但是，这一部分或出国留学，或重回大学深造，都因为读书脱离了社会实践，因而在政治场上也就慢了一步，除极个别的例外，比如王沪宁，更多的人并没有成为当今中国政治层面的主导力量。而习近平、王岐山等这一批在1980年代坚持没有“回炉再造”的实践派，紧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从底层打拼，付出艰辛努力，也就一步步升迁上来。我们不必过高估计家庭背景对他们仕途的影响，他们也是在过去三十年大浪淘沙冲洗出来的政治精英。他们熟知中国社会，知道中国问题在哪里，知道知识的意义，因而这一批实践派在1990年代差不多都到大学、党校读了在职硕士、博士。
这批领导人在职博士当然没有办法与全职研究生比，含金量当然有差异。从负面看，是“赢着通吃”，是将那些辛辛苦苦读学位的人价值稀释。但是如果从积极层面看，表明这部分人对自身知识贫瘠的恐惧。是好事，不是坏事。
从这批领导人知识背景看未来中国政治走向，能够得出这样几个看法：
第一，这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仍然是过渡性的，他们的知识构成中还没有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储备。因而在未来十年，除非发生意外事件，中国不会发生巨大变革，在政治上往前走很远是不现实的。这是知识背景的制约。
第二，中国政治在这一代领导人主持下向回走的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他们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认知，对1980年代的回忆，都决定他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上依然会抱持积极的态度。不会在经济的交往上往回走，更不会重回闭关锁国。
但是，这一代政治领导人有深厚的毛泽东情结，对毛泽东的政治艺术非常崇拜，在他们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毛泽东影子。这是这一代领导人独一无二的财富、特征。但是，随着毛泽东渐渐从神坛上走下来，这一代对毛泽东的崇拜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绝响，不可能再影响到十年之后的时代。这一点也是可以预见的。
第三，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在未来十年会增长一些新的因素，比如随着留学生回国越来越多，外部世界更加真实的形象会渐渐改变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当然，这也需要外部世界不断向中国释放善意，更加清晰地解释自己的意图，不要让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借机生事。比如，美国政府“重回亚洲”政策的宣讲，就远不如十九世纪美国的亚洲政策那样清晰，一个“门户开放”简洁提法让中国朝野增加了对美国的亲近感。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大踏步走向世界，进行改革，与外部世界不断持续向中国释放善意不无关系。而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有时候感觉倒退，与中国政治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真实意图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晚清中国领导人也曾怀疑过外部世界的用意，但当他们清楚明白中国的进步是共赢，对中国利多弊少，或有利无弊，因而能够在1901年之后毫不犹豫地踏上政治改革的道路。这段历史很值得国际学术界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