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光清是满清咸丰年间的一个很著名的官员。这个有“段青天”之称的能吏在江浙一带多地当过县令、知府，他讲述自己为官经历的《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滴血的故事。
一
1852年，浙江宁波府鄞县的两个乡，南乡、东乡民众先后暴动，冲进县城烧了县衙，还把宁波知府五花大绑，在城隍庙羞辱了一番。按照满清律例，聚众五十人以上闹事、哄堂塞署、逞凶殴官这些都是必须斩首的死罪。东乡、西乡这些个历来温顺，只知道磕头纳粮的民众，何以生了豹子胆，敢冒着这么多的死罪名目暴动呢？
起因有两个。一个是不满官府的擅自扩大食盐专卖范围，在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上搞行政垄断和利益输送。在增加百姓负担的同时，又断了很多私盐贩子的生路；另一个是纳税不平等。普通民众纳人头税需3200文，而拥有特权的乡绅、富户反而才交2200文，越穷征税越重，这中间巨大的差价，其实就是落在各级官吏口袋中心照不宣的利益。
这两项土政策其实已经实行了多年，鄞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但也默认了很多年。只是到了咸丰年间，这潜规则越演越烈，难以聊生的大清的顺民们终于忍不住了。
二
鄞县的百姓组织了多次请愿，南乡民众以周祥千为首，组织“请平粮价”（实际上就是减税）的活动；东乡民众以张潮青为首，组织“恢复盐界”（就是允许买卖私盐）。
但结果可想而知，作为既得利益者，宁波官府根本就不想跟这些屁民谈判，你哪有资格啊。你们好过了，我这就不好过了哇。恰好这时，浙江巡抚要来宁波督办招安海盗的事宜。这省领导来了，不能让这些不稳定因素毁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啊，宁波府干脆先下手为强，先以寻衅滋事把周祥千和张潮青给抓紧大牢反省反省再说。
鄞县的乡民们听说后，组织大队人马跪在县衙前，哀求官府释放两人，但官府根本不理。
这下鄞县的乡民们怒了。当即冲入大牢劫狱，先后救出了周祥千和张潮青。群情激昂中，新仇旧恨一并爆发，乡民们顺路烧了官衙，羞辱了一番知府大人。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三
有“能吏”之称的段光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鄞县当县令，处置突发事件。这个县太爷本来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但是他的上司们咽不下这口气，迫切想要打击一下鄞县刁民，火速派来几千人马前来扫荡。
满清正规军当时可以说已经溃烂透顶，战斗力差得离谱。虽然说也经常靠阅兵吓吓老百姓，但一动真格就屁滚尿流。不要说洋人打不过、太平天国打不过，这回居然连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乡民都打不过。清军在东乡遭遇乡民伏击，一战即溃，四散逃命，竟然被拿着锄头、棍棒的乡民们打死两百多人！其中还包括大小官员二十多人！
所以说一个官府牛不牛逼还真不是有多少打手可以说明。面对布衣之怒，牛逼终于吹不下去了。朝廷束手无策，也不敢再贸然用兵，干脆不管了。鄞县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
这下段光清这个光杆县令就麻烦了。自身难保怎么擦这个屁股呢。
四
这个时候段光清收到了一份救命的匿名信。这份匿名信对乡民们的暴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信的大意说，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征税的不公平，屁民们暴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天换地，彻底扭转自己的命运，不过是为了能公平的当奴隶——就是大家交一样的税而已。你现在只要下令既往不咎，废除旧规，按照统一标准，对大户和平民一样征税，事情也就完结了。这些屁民不仅还要交钱，而且交了钱还会感激你，再无闹事的动力。
段光清立即依计照办，发布布告，把原来大户2200文、平民3200文的标准折中，一律收2600文。其实你看这个标准，对于屁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优惠，对大户也没有增加多大的负担，对官府实际上更无损失，征税的总额几乎是一样的。另一方面，立桩划定盐界，准许私盐流通。
果不其然，得知只要交钱就能免灾的屁民立马动摇，争先恐后的前来交钱买平安。私盐贩子们也不再对抗，原来抗争官府的豪气烟消云散。
五
乡民交钱免罪，争相投诚，一哄而散，那原来领头闹事的咋办？官府可没说过要放过所有人啊。
说来这次暴动的领袖之一，周祥千，其实是一个吃公粮的监生，典型的读书人。虽然算不上统治阶层，但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这个身份交税，原来是按照大户的标准交的。也就是说，他跟那些暴动的乡民其实不该是一个战壕的。原来只需要交2200，现在弄得要交2600，这种短路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替别人呐喊，还要挑头去做？
另一个领袖张潮青虽然只是平民，但也是个至少还可以混下去的私盐贩子。有自己的一堆马仔，如果安安心心的按照潜规则混下去，也不是说活不下去。因为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挑头和政府对抗，成功了也不过是大家得益，利益均沾；一旦失败却是要杀头。这个投入和产出是极度不成正比的。
其实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原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是天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血，有见死不能不救的悲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使命。简而言之，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徒情怀。他们未必想青史留名，只是想无愧于心。
周祥千、张潮青无疑就是这一类悲剧性的圣徒。
六
乡民们为了保命都主动交钱归顺官府了，作为挑头人，无处可逃，无人可保。周祥千毕竟是个书生，不愿做苟且偷生溜之大吉的事情，居然就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了。鄞县的大批看客为了看这个热闹，把县衙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像他们后来看秋瑾之流被杀一样。
张潮青不愿意束手就擒，在自己的军师被官府策反的情况下，和自己的助手俞能贵准备逃之夭夭。但段光清随之就发布了悬赏令，捉拿张潮青者，八百两银子。
这下原来还是一个战壕的乡民们就不是袖手旁观了，他们争先恐后，就跟当初跟着暴动一样，数百人为了这八百两连夜围剿张潮青，最终把他绑送官府。俞能贵逃到奉化海边的一个小庙里躲藏，结果还是逃不过朝阳群众的眼睛，被人连夜举报，也随后就擒。
也就是说，官府最后平定这场暴动所花的代价，不过是一张布告、一个界碑，和八百两银子。起事的是乡民，平息的也是乡民。
七
当然，不出意外，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三人都被斩首示众。作为曾经振臂一呼，带领乡民抗击不公的英雄，他们，也只有他们，最终付出了血祭的代价。
而那些当初信任他们、推举他们、感激他们乃至裹挟他们暴动的乡民，摇身一变，回过头继续当自己的顺民。三个人的头颅，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他们虽然出卖了为自己请命的英雄，却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除了目睹周祥千因此发疯的妻儿时，也许会有一点点愧疚。也许，连这一点点愧疚都没有，只剩下嘲讽也说不定。
那么，拯救这些大清的愚民还有没有意义？
八
我相信很多读到这里，凉了心的人会像某教授那样，来一段：“从今天起，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争取不再焦虑，不再忧国忧民……”
其实，革命是一种双向的救赎。它不仅仅是救人，也是自救。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诸如周祥千这样书生，你如果让他一辈子坐在书斋中终老，面对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切熟视无睹，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堪的折磨。唯有挺身而出，才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他要救人，更要实践自己内心坚持的价值观。
也许某个时候这样的英雄会后悔，但煎熬之后，也许还会义无反顾的赴死。换句话说，即使站在个人的角度为这样的愚民赴死不值得，但至少，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付出。
回过头来，即便民众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愚昧，对于要矢志前行的英雄来说，也不应以此为继续奋斗的条件。因为你之所以要挺身而出，就理应由入地狱的准备，并不只是为了听喝彩，捞利益。不管是在一堆高风亮节的君子中，还是在趋炎附势的小人中，去争取、去改变本来就是使命的一个内容。唯有坚持和付出，那些争抢人血馒头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九.
如果一定要说周祥千们留下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当他决定义无反顾的践行理想的召唤之时，就要充分的评估前因后果。不要对队友、对手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仁慈。因为在他们起事的过程中，其实也有真正的聪明人指出了更多的选择，联合太平天国啊，扩大影响割据啊之类的，这样的选择不一定能改变结果，但是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可能。
当周祥千们决定站在朝廷的对立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了退路。仅仅胸怀一腔为民请命的热血显然是不够的，对手足够恶，民心又不足恃，空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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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事，不去说它。但如果你在现如今，想方设法出国吧。尽量远离中国人的劣根性。
其实以前的中国人（1860年代），就有中国人宁愿到海外谋生，也不愿意待在专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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