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曲折，“震惊”了不少认为特朗普只不过是在中期选举年摆摆政治姿态的人。特朗普本身反复无常和缺乏公信度，以及鹰派的偏激立场，很容易让人低估贸易战如何来势汹汹。但是其实今年以来出版的几本新书，透露了美国精英思潮里普遍对于中国的“幻灭”。
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智库的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而“第三度革命”正朝着与改革开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对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美国却解读为以虚拟的墙更加密切地控制与对外思想和资本的交流。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在近著《第三度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甚至写道：“中国领导层正在扭转政治和经济开放的趋势，以及三十年前邓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发的低调外交政策。”
为什么说美国对中国“幻灭”呢？这个本质上的观点逆转对中美今后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在过去46年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的“罗曼史”有点像“欢喜冤家”，并且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会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会越来越像我。
为了说服国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更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做梦的力量，而是能够实现梦想时，他们（中国人）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在克林顿的想象里，中国加入WTO可以实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
是的，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时间7月25日，应邀出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时说，对于中国的目标和意图，外界有不少误解和误读。他认为，中美仍然在同一条船上，仍然需要“风雨同舟”。
崔天凯明确地表示：“改变中国是一种幻觉。我不认为中美两国真的能够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去改变对方。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所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不应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华政策目标。我相信这也不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目标。我和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改变中国从来不是当年他和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初衷。”
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改变中国的初衷，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经营对华关系时，向来都有隐形的期望值，希望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思维的世界秩序，中国会由经济上的改变，带动社会、政治上的变革，逐渐拥抱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
直到特朗普对于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为止，从WTO到各种国际商务的机制，“全球化”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国的既定观点和成见。
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涉及逆差、关税、技术转移、汇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双方各自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的本质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贸易战无异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分水岭。
从最近中国和美国常驻WTO大使的交锋，可以看到双方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25中国制造》争议，表面上围绕着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亦即，在中国人眼中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扶持特定工业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背后的隐主题是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赞助企业的争论。
从企业经营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表现于对“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看法不同。这就正如典型的中国育儿方式习惯：在襁褓时期，便把婴儿裹得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着凉。但是美国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喝水加冰块，大冷天穿T恤儿，因此养成相对比较不怕冷的习惯。
同样，国家过度扶持企业，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包括没有独立的企业文化，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从而企业缺乏御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个人及企业的权益。美国政府也有支持的产业，但是多数由政府担任第三方补助，并不积极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对于政府赞助企业的辩论。美国评论者嘲讽这些政府补助为“企业救济金”。
美国“好工作优先”组织，在2015年首次对联邦补贴奖励进行第一次综合核算，包含了137个联邦计划的16.4万多个奖项的记录，并扩展了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它的研究发现，联邦拨款和税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该公司通过“大量投资美国发电设施”获得联邦补贴，
另外标题为“山姆大叔最喜欢的公司”的报告，结合类似的联邦数据和匹配的国家补贴数据，审查自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分发的支助、贷款和其他补贴。在这15年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向企业分配了680亿美元的赠款和特殊税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亿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获得5亿美元以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中国本身一直强调仍然会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却觉得中国是走回头路呢？这里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扶持重点工业的形式，以及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设立党书记的机制）。
WTO总理事会7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借着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包括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方代表张向晨大使则直接反驳谢伊“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的指控，认为美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 甚至多边规则：
“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对于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中国WTO的承诺，西方学者见仁见智。其中比较客观的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马可•吴。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之问：审视一个强权崛起》一书，收录了他的《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上的承诺？》一文，分析中国并于实现WTO承诺的不同程度和情况，他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广泛的义务，而是能否达到协议的精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WTO协议旨在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当时中国承诺只会以商业条款运作。据他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0%，确实低于2001年时的40%。但拉迪认为最近几年出现逆转，国家对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多年来拉迪一直呼吁，中国究竟是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受到国家参与者严格监管和主导的经济？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这两选项的命题变成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僵持的一个基本问题。
比方说，自2008年以来，通过政府补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制造能力增长了十倍，很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全球供过于求。中国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价格下跌75%。
中国六大太阳能公司在2012年的负债率超过80%。《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公司就会破产。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为无利可图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资金，并支持该行业的改革命，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破产和重组。
虽然看到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国家愿意为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目标付出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巨额的中国补贴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价格下跌，并扼杀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
《第三度革命》作者伊科诺米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的常客，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国官员将他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 时，我感到很惊讶。但中国对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卡尔•闵兹纳在新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时代即将结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正在瓦解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正在关闭。不确定性悬而未决。”
面对所谓的“幻灭”，美国学者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问》收录了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罗伯特•罗斯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从2010年来陷入直线下坠的螺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动摇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位置。
罗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呈现了两种失误：首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并强化安全上的合作，并未能限制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部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误导了中国对于美国企图的感受，让中国认为美国在韩国、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比方说美国的安全考虑其实应该是在东亚，而不是在朝鲜半岛，诸如“萨德”导弹的部署对于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样地，美国跟越南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也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开宣传的海上军事演习不能够提升美国的安全考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举措形成中美之间的不必要、并且高代价的摩擦，而战略上的竞争也造成了地区性的不稳定。反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因此，他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拐点的十字路口，及时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国表达美国希望通过互动来减低冲突的意图。但是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权所采取的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精英来说，目前中美对于“市场经济”之辩，也代表了两国各自秉持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的抗衡。哈佛国际关系教授亚雷斯特•约翰斯敦在《“中国例外”是否阻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对于自我群体独特性的强调，往往与歧视其他群体的心态并行，特别是当自我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说，越相信中国爱好和平之“独特性”的中国人，也就是认为中国比别的民族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倾向于强硬路线。
约翰斯敦的理论依据是2015年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在北京地区2600个受访者的调研。根据约翰斯敦对于研究结果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主张中国爱好和平的独特性，和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支出有直线性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爱好和平。也因此秉持着强烈的“中国例外”信念的中国人，就如同坚信“美国例外”的美国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与他们自以为爱好和平相反的强硬好战路线。
约翰斯敦认为, 提倡中国独特的和平特质，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认为当国家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时，必定是其他国家挑事，因为（独特爱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危险性，是不断强调自己独特的和平特质，无形中意味着别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视为骄傲的反效果。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即将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除了让世界认知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于未来面对的问题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说: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么？（为了比较，甚至批判，美国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补助除了让重点产业得到短期内的“弯道超车”的优势，对于个体企业和整体国家经济有何利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全球经济有什么贡献？经济开放可以与政治开放分歧吗？
或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清晰地解说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时，也就是中国能够尝试与美国建立一个不是基于幻想、真正互惠关系的拐点。
在许多美国学者和智库的眼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尽头”，而“第三度革命”正朝着与改革开放的相反方向奔去。对于中国政府宣布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美国却解读为以虚拟的墙更加密切地控制与对外思想和资本的交流。美中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在近著《第三度革命：习近平和新中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中甚至写道：“中国领导层正在扭转政治和经济开放的趋势，以及三十年前邓小平‘第二次革命’所引发的低调外交政策。”
为什么说美国对中国“幻灭”呢？这个本质上的观点逆转对中美今后的关系将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顾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在过去46年间， 基本上中美关系的“罗曼史”有点像“欢喜冤家”，并且是建立在一种彼此的“幻想”：就是我跟你玩，你就会接受我；或是你跟我玩，你会越来越像我。
为了说服国会投票支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成员，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提出的理由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更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做梦的力量，而是能够实现梦想时，他们（中国人）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在克林顿的想象里，中国加入WTO可以实现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愿景”，也就是“一个充满自由市场、自由选举和自由人民共同努力的世界……使中国更像美国。”
是的，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说，“使中国更像美国”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幻想”。但是，这个想法似乎是一厢情愿。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时间7月25日，应邀出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活动时说，对于中国的目标和意图，外界有不少误解和误读。他认为，中美仍然在同一条船上，仍然需要“风雨同舟”。
崔天凯明确地表示：“改变中国是一种幻觉。我不认为中美两国真的能够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样去改变对方。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国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由中国漫长的历史所决定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改变中国不应是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任何国家对华政策目标。我相信这也不是历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目标。我和基辛格博士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改变中国从来不是当年他和尼克松总统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初衷。”
即使美国没有积极改变中国的初衷，但不能否认的是，美国在经营对华关系时，向来都有隐形的期望值，希望通过把中国纳入美国思维的世界秩序，中国会由经济上的改变，带动社会、政治上的变革，逐渐拥抱美国所推崇的价值观。
直到特朗普对于世界秩序重新洗牌为止，从WTO到各种国际商务的机制，“全球化”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美国化”的秩序，自然也反映了某些美国的既定观点和成见。
中美贸易谈判虽然涉及逆差、关税、技术转移、汇率多方面，但是更暴露了双方各自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的本质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贸易战无异是双方对彼此认知的分水岭。
从最近中国和美国常驻WTO大使的交锋，可以看到双方对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其实中兴、华为事件，以及《2025中国制造》争议，表面上围绕着中美科技竞赛的主题，亦即，在中国人眼中是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而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方式来扶持特定工业和企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背后的隐主题是对于政府是否应该赞助企业的争论。
从企业经营方面，中美之间的差距表现于对“国家企业”和“政府参与”的看法不同。这就正如典型的中国育儿方式习惯：在襁褓时期，便把婴儿裹得像粽子一样，生怕孩子着凉。但是美国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喝水加冰块，大冷天穿T恤儿，因此养成相对比较不怕冷的习惯。
同样，国家过度扶持企业，容易造成连锁反应，包括没有独立的企业文化，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从而企业缺乏御寒的能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缺乏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个人及企业的权益。美国政府也有支持的产业，但是多数由政府担任第三方补助，并不积极介入公司的内部治理。
当然美国国内也有对于政府赞助企业的辩论。美国评论者嘲讽这些政府补助为“企业救济金”。
美国“好工作优先”组织，在2015年首次对联邦补贴奖励进行第一次综合核算，包含了137个联邦计划的16.4万多个奖项的记录，并扩展了自2010年以来收集的数据。它的研究发现，联邦拨款和税收抵免的最大接受者是西班牙能源公司Iberdrola，该公司通过“大量投资美国发电设施”获得联邦补贴，
另外标题为“山姆大叔最喜欢的公司”的报告，结合类似的联邦数据和匹配的国家补贴数据，审查自2000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分发的支助、贷款和其他补贴。在这15年的过程中，联邦政府向企业分配了680亿美元的赠款和特殊税收抵免，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受惠大公司，六家公司已拿到10亿美元以上，而21家公司已获得5亿美元以上。
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中国本身一直强调仍然会继续改革开放，但是为什么西方人却觉得中国是走回头路呢？这里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扶持重点工业的形式，以及政府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控制（如在公司设立党书记的机制）。
WTO总理事会7月26 日在日内瓦举行年内第三次会议，美国常驻WTO大使谢伊借着美方会前提交的文件，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指责，包括对于“计划经济”的攻击：
“中国宪法授权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授权也在中国更广泛的法律框架中得以体现。为此，政府和共产党通过政府所有制、控制关键经济实体以及政府指令等方式，继续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结果，生产资料并未根据市场原则进行有效分配或定价。相反，政府和共产党继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劳动力、能源和资本。
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一样，国有企业继续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此外，政府和共产党几十年来通过任命核心管理人员和优先提供土地、能源和资本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等手段来控制这些企业……
中国的体制还把法律作为国家工具，用以促进政府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并确保取得突出的经济成果。此外，法院等关键司法机关的组织结构也是为了响应党的指导而设计的。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很难全面、持续地独立于产业政策行事。
中国的主要企业也证实了当前中国经济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属性。例如，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曾表示，‘中国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仍属政府所有’，‘中国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继续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通过分配资源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实施明显控制’。”
中方代表张向晨大使则直接反驳谢伊“中国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的指控，认为美国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 甚至多边规则：
“1992 年，当中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在旁边的 Room W 会议厅，当被问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回答，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26 年过去了，我们从未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会改旗易帜，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世界上市场经济不只有一种模式，中国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道路，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美国谢伊大使刚才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市场经济’标准。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以这样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有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对于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符合中国WTO的承诺，西方学者见仁见智。其中比较客观的有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马可•吴。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中国之问：审视一个强权崛起》一书，收录了他的《中国是否履行了贸易上的承诺？》一文，分析中国并于实现WTO承诺的不同程度和情况，他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能够履行广泛的义务，而是能否达到协议的精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WTO协议旨在遏制中国国有企业的势力，当时中国承诺只会以商业条款运作。据他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仅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20%，确实低于2001年时的40%。但拉迪认为最近几年出现逆转，国家对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的三倍，国有企业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决策的核心。
多年来拉迪一直呼吁，中国究竟是致力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受到国家参与者严格监管和主导的经济？这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现在这两选项的命题变成中美贸易战中双方僵持的一个基本问题。
比方说，自2008年以来，通过政府补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制造能力增长了十倍，很多人认为这导致了全球供过于求。中国面板出口激增使世界价格下跌75%。
中国六大太阳能公司在2012年的负债率超过80%。《哈佛商业评论》认为，如果没有补贴，这些公司就会破产。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为无利可图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提供资金，并支持该行业的改革命，那么肯定会有更多的破产和重组。
虽然看到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支持令人鼓舞，“但国家愿意为实现政治、社会、经济和外交目标付出经济效率低下的代价。巨额的中国补贴导致全球产能大幅增加，出口增加，全球价格下跌，并扼杀了其他国家的工业基础。”
《第三度革命》作者伊科诺米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的常客，今年早些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国官员将他的国家称为‘超级大国’ 时，我感到很惊讶。但中国对其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看法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
持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不再的人士，如福特汉姆大学教授卡尔•闵兹纳在新书《时代的结束：中国的威权复兴如何破坏其崛起？》中写道，“中国的改革时代即将结束，其特征的核心因素（政治稳定、意识形态开放和经济快速增长）正在瓦解 ……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正在关闭。不确定性悬而未决。”
面对所谓的“幻灭”，美国学者对于如何与中国相处之道，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之问》收录了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罗伯特•罗斯的《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一文，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从2010年来陷入直线下坠的螺旋，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不但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也动摇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位置。
罗斯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反应呈现了两种失误：首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并强化安全上的合作，并未能限制中国在南海增强军事部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误导了中国对于美国企图的感受，让中国认为美国在韩国、越南以及南海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
比方说美国的安全考虑其实应该是在东亚，而不是在朝鲜半岛，诸如“萨德”导弹的部署对于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同样地，美国跟越南进行军事上的合作，也没有实质上的意义。而在海域航行的自由，以及公开宣传的海上军事演习不能够提升美国的安全考虑。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些举措形成中美之间的不必要、并且高代价的摩擦，而战略上的竞争也造成了地区性的不稳定。反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因此，他建议美国在中美关系面临拐点的十字路口，及时采取外交政策，向中国表达美国希望通过互动来减低冲突的意图。但是这显然不是特朗普政权所采取的道路。
对于某些美国精英来说，目前中美对于“市场经济”之辩，也代表了两国各自秉持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的抗衡。哈佛国际关系教授亚雷斯特•约翰斯敦在《“中国例外”是否阻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利益？》一文中指出，对于自我群体独特性的强调，往往与歧视其他群体的心态并行，特别是当自我群体内部的统一受到威胁的时候，也就是说，越相信中国爱好和平之“独特性”的中国人，也就是认为中国比别的民族都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外交政策的偏好越倾向于强硬路线。
约翰斯敦的理论依据是2015年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对在北京地区2600个受访者的调研。根据约翰斯敦对于研究结果数据的分析，受访者主张中国爱好和平的独特性，和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支出有直线性的正比关系。也就是说，支持增加军事费用的人，反而更相信中国人比别的民族更爱好和平。也因此秉持着强烈的“中国例外”信念的中国人，就如同坚信“美国例外”的美国人，他们的政策主张，往往倾向于与他们自以为爱好和平相反的强硬好战路线。
约翰斯敦认为, 提倡中国独特的和平特质，也具有政治上的目的，使精英和老百姓都认为当国家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时，必定是其他国家挑事，因为（独特爱好和平的）自己完全是无辜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危险性，是不断强调自己独特的和平特质，无形中意味着别人的“次等”，反而造成被人视为骄傲的反效果。
在中国的眼里，美国对中国的“幻灭” 是“一厢情愿”，但我认为这也是重新审视和定义中美关系的契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即将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除了让世界认知改革开放的成就, 对于未来面对的问题仍然需要梳理, 比如说: 合理的政府扶持是什么？（为了比较，甚至批判，美国政府的扶持方式值得研究。）政府补助除了让重点产业得到短期内的“弯道超车”的优势，对于个体企业和整体国家经济有何利弊？“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对全球经济有什么贡献？经济开放可以与政治开放分歧吗？
或许当我们能够对自己清晰地解说这些问题及其答案时，也就是中国能够尝试与美国建立一个不是基于幻想、真正互惠关系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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