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这篇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大部分读者并不了解冷战时期美国所采用的遏制战略，这篇算是扫盲；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以史为鉴】的考虑。
★背景——二战后的世界格局
要聊美国的冷战策略，先得介绍一下那会儿的时代背景——二战后的世界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地球上很多地方变成废墟，二战前几个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除了美国置身事外，其它几个（英、法、苏、德、日）都被重创。以欧洲为例，即使在二战结束2年后的1947年，整个欧洲的经济水平依然显著低于二战前（农业生产是1938年的83%，工业生产为88%，出口额仅为59%）。
作为二战时的盟友，美苏关系开始闹僵。双方的口水战开始增多——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苏联的真理部不断宣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二战后美国对苏战略的三种选择
当美苏关系逐渐破裂/恶化，当时的美国决策层对苏联的战略有三种选择。◇选项1——重回“孤立主义”
二战前，主导美国外交界的是“孤立主义”。（所谓的“孤立主义”，通俗地说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不参与美洲以外的事务”）
即使像小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么强势的总统，在1941年之前，也不敢轻易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事。一直等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小罗斯福利用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才正式宣战。
二战后，美国政坛的一些人又老调重谈，希望回到二战前那种孤立主义的态势。至于欧洲面临苏联的威胁，孤立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事情让欧洲人自己去解决。
◇选项2——对苏联进行“预防性军事打击”
与孤立主义相对的，是一些激进反共的人士。他们认为：希特勒能够在二战前不断坐大，就是因为英美等国犯了“绥靖主义”的错误。如今，面对苏联的坐大，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这些人主张【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预防性军事打击”。
持这种观点的人里面，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巴顿将军——他在二战后就主张，重新武装若干德国师，以发动对苏战争。
不光军方有这类想法，政界也有。杜鲁门的特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在咨询了多方意见之后，向总统提交了一份“绝密报告”，其中提及了：战后苏联频频在欧亚地区进行扩张，美国应该暂缓从欧亚撤军和裁军，加强与英法等盟友的合作，寻找机会对苏联在东欧的驻军进行“预防性打击”，必要时可以攻击苏联本土。
◇选项3——用“联合国框架”拉拢苏联，以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
全面说到那两种策略都【不是】美国政坛的主流观点。在二战后期，美国外交界的主流立场是由小罗斯福确立的“大国外交”。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组织（联合国）来协调大国关系，划分势力范围，以实现永久的世界和平。在这点上，小罗斯福很类似于一战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在一战后花很大力气建立了“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目的。
比如说：二战后期大名鼎鼎的雅尔塔会议，美苏英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齐聚一堂，就是为了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雅尔塔三巨头）
◇小结
后来的历史进程说明：刚才聊的这3种战略选项都不太理想——选项1：孤立主义
这种做法无疑会让苏联顺利扩张，如果美国不插手欧亚大陆的事务，不光西欧会被苏联奴役，连亚洲的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也将不保（被赤化）。
选项2：预防式军事打击
如果在二战刚结束就发动对苏战争，战争的规模【不会】亚于之前的“对德/对日作战”，除了战争风险非常高，而且在美国国内也得不到民意支持——二战打了这么多年，刚打赢，美国民众都希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
选项3：大国外交
二战后美苏关系越来越僵，无疑也说明了小罗斯福企图建立的联合国框架，并不管用，问题很大。
就在美国外交界有点迷茫的时候，有个牛人（乔治·凯南）脱颖而出，指出了第4条道路。
★乔治·凯南——遏制战略之父
◇乔治·凯南其人
乔治·凯南，洋文全名是“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1926年进入外交界，1933年开始被派驻苏联。他精通多国语言（至少包括：俄语、德语），是美国外交界的“苏联通”。但是在1946年之前，他还只是美国外交界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乔治·凯南，摄于1947年）
◇一封电报，一举成名
1946年2月，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转发了一封电报给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希望了解苏联会否加入“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几天正好大使不在，凯南以“大使级代办”的身份回了一封【超长】的电报。这封电报全文8000多个单词，是美国建国以来驻外使领馆发给国务院的外交电文中，最长的一篇（没有之一）。后来研究冷战史的学者把这封电报称为“凯南长电”（Kennan's Long Telegram）。美国务院收到电报后，当时的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大加赞赏，要求在国务院内部传阅。不久之后，战争部（后来的“国防部”）和白宫也都看了这封电报。一时之间，整个华盛顿高层都在谈论凯南电报中提出的“遏制战略”。从那之后，凯南被誉为【遏制战略之父】。
当时的美国军方一直是看不起国务院系统（外交系统）的那些人。但凯南一举成名之后，海军部长亲自邀请凯南到新成立的“国家战争学院” （National War College）负责外交事务的教学工作。
才过了半年，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在国务院内成立了一个“政策计划署”（Policy Planning Staff，简称“PPS”），由凯南当第一任主任。这个 PPS 负责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制定（PPS 的办公室就在马歇尔办公室隔壁，足见马歇尔对该部门的重视）。
◇凯南的代表作——《苏联行为的根源》
担任 PPS 主任期间（1947年），凯南以“X先生”的署名在《外交》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苏联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署名，此文章也被称之为“X文章”）如果说1946年的电报是他的成名作，那1947年的这篇文章就是他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苏共（苏联领导层）行事风格背后的根源，也强调了遏制战略的必要性。后面俺会具体聊到这篇文章的内容。
由于此文是【公开】发表，美国公众得以了解苏联的危险性以及美国政府的应对策略。“遏制战略”开始被公众所了解。
（注：这封电报和这篇文章的中文版，都已经上传到“俺的网盘”）。
★凯南的遏制战略
下面俺来聊一下：遏制苏联的战略到底啥样子。有必要提醒一句：虽然凯南是“遏制战略”它爹，但整个遏制战略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时间过程，参与该战略的构思、落实、执行的，也不可能仅仅是凯南一个人，而是涉及了很多美国行政机构里面的很多人。
◇对苏共行为模式的分析
在“凯南长电报”中分析了俄罗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原文如下（粗体是俺标注滴）：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认知的最深处是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这种不安全感，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作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最近的这场战争（苏德战争），由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是经济发达的西方人，使得（俄罗斯人）对地区内出现较之以前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产生新的恐惧。但是，这种新的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一般俄罗斯民众，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这是因为，俄罗斯统治者无疑感觉到，他们的统治是一个形式上相对无序的统治，其心理基础脆弱而且虚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一旦俄罗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罗斯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忧不已。结果，为了求得安全，他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的方法，从没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和妥协。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了半个世纪毫无建树，但在俄罗斯却能星火燎原、一举成功，这绝非偶然。只有在这样一个从未拥有过和睦的邻邦，甚或在其内部和外部也从未产生过得以容忍的力量均衡的国土上，一个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学说的民族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发扬。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寓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践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今天的中国共匪也一样）
......
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论点为苏联扩充国家警察与军事力量提供了依据，为将俄罗斯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离提供了理由，为完全体现俄罗斯统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断扩大警察权限提供了正当性。
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凯南提到（粗体是俺标注滴）：
这些苏维埃头子的脑袋瓜天生就认定：无论如何，只要是反对势力就不可以公开承认它有什么优点或正当性。而这种反对势力的源头，绝对是不可救药、奄奄一息的资本主义。只要公开承认资本主义仍存在于俄国，就能以此作为借口，实施独裁。但是，当资本主义余毒被逐渐清除之后，独裁的正当性就消失了，在官方宣称完全铲除国内资本余毒之时，独裁也必须跟着消失。而且，既然国内已无资本主义余毒，当然就更不能承认被解放的人民对克里姆林宫有自发性的严重反抗行为。所以，苏维埃政权必须将矛头指向国外的资本主义威胁，才能继续独裁。
◇对“大国外交”战略的批判
基于上述对苏共的心理分析，凯南认为小罗斯福推行的“大国外交”战略，对苏联是无效的。其一，由于苏共领导层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必然迅速恶化（二战期间美苏的“盟友”关系，只是苏共对付纳粹的【临时】权宜之计）。
其二，苏共为了降低这种不安全感，只有选择【持续】对外扩张。因此，美国想要与苏联划定“势力范围”必然是徒劳的。
◇遏制战略的目标
采用各种方式逐步【软化】苏联，最终迫使苏联政权垮台。
早在40年代末的一份报告中，凯南就写下了如下这段话（很有先见之明）：
美国所拥有的力量，足以让束缚苏联的索套慢慢收紧，足以让克里姆林宫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改变，足以在各种策略的作用下推动苏共政权走向分裂或崩溃。（本文的标题就来自这里）
◇实施遏制战略的3个步骤（三部曲）
在凯南最初的构想中提到如下3个步骤：
步骤1——重新恢复【势力均衡】
由于二战的惨烈，“英/法/德/日”等国要么被重创，要么原政权已经消失。很多地区处于“地缘政治真空”。美国必须尽快恢复这些地区的势力均衡。以免被苏联乘虚而入。
根据优先级，首先要恢复【均势】的是欧洲，其次是东亚。为啥捏？凯南认为当时全球有5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必须确保“英国、德国（西德）、日本”不被苏联染指。
在援助的【方式】上，凯南认为：【经济】援助优于军事援助。因为经济持续低迷，这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势力就会膨胀；反之，如果经济繁荣，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当地共产党自然就慢慢消亡。以下摘自他的长篇电报：
世界共产主义就像是一种恶性的寄生虫，只会发生在生了病的肌肤组织上生存。在这一点上，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每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每一个可以提升我们自己人民的自信心、纪律性、士气和集体精神的勇敢而坚定的举动，都是针对苏联的一个外交胜利。
步骤2——【弱化】苏联对国际事物的影响力
要弱化苏联的国际影响力，首先要弱化苏联对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影响力。
要如何做到这点捏？凯南有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招数——【不要】正面地去打击和消灭共产党国家的政权，而要想办法【离间】它们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可以用很小的代价获得很好的效果。
在1948年国务院 PPS 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中，凯南提到如下：
俄罗斯以外的共产党团体在极力效仿和追随莫斯科的教义时，总是感到困难重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总是那么漠视他人，总是那么不留情面，总是那么傲慢专横；对其追随者的约束又是那么残酷严厉。几乎没有谁能够长期忍受莫斯科的威权。除了上述这段论述，凯南还准确预见到了——有三个国家的共产党最有可能与莫斯科闹翻，分别是：【南斯拉夫、中国、希腊】。后来的历史发展确实如此。除了上述三个，还有其它一些共产党国家也与莫斯科翻脸，包括：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
即使某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不得不遵循莫斯科的教义和学说，以获得莫斯科在政治或军事上的支持；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减少。
......
一旦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变成国家的头面人物，一种新的、微妙的力量将开始发生作用。权力，哪怕只是品尝一丁点儿，同样会对共产党人发生腐蚀作用。特别是当这些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或民族主义不断膨胀时，与苏联的分歧和冲突将难以避免。
步骤3——迫使苏联接受【以谈判解决外部冲突】的方式
凯南认为：莫斯科的行事方式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但如果美国经过长期努力，则可以改变苏联的做事风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凯南提出：“威慑”（deterrence）与“诱导”（inducement）两者配合的方式。
所谓的“威慑”就是：让莫斯科方面意识到，某些行为是不能做（一旦做了对莫斯科会有严重后果）。“威慑”的关键是——先对某事展示出【足够强】的报复能力。对方在做此事之前就会三思而行。
所谓的“诱导”就是：美国要给莫斯科留一条出路，这条路是美方所期望的；同时也要让莫斯科通过利弊分析之后意识到——走这条路才是对莫斯科最有利的选择。
经过长期运用“威慑与胁迫”，最终让莫斯科【主动】坐到谈判桌上来。（对美方而言）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小结
从凯南对战略的思考，可以看出此人善于玩“间接路线战略”（或者叫“迂回战略”）。但是在凯南的后继者中，有很多人并不理解他的这种“迂回达到目的”的招数。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学，俺推荐知名的军事战略理论家李德·哈特的代表作《大战略——间接路线》（此书在多年前就已经分享到俺的网盘）
★凯南遏制战略的后续影响
◇直接影响——对盟友的经济援助
对欧洲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如今所说的“The Marshall Plan”是【俗称】，正式的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虽然这个计划冠以马歇尔的名头，但主要策划者是前面提到的凯南以及威廉·克莱顿（助理国务卿）。
该计划于1947年7月间正式启动，并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美国各种形式的援助（包括：金融、技术、设备），合计130亿美元。（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折算，这笔援助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
靠着“马歇尔计划”，西欧各国（除了西德）经济得以在4年内快速恢复到战前水平。
马歇尔计划还催生了“欧洲经合组织（OECC）”。当初成立该组织是为了执行“欧洲重建计划”。马歇尔计划完成后，该组织演变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合组织，OECD），其成员国【不限于】欧洲。利用 OECD，美国可以帮成员国发展经济，以对抗苏联阵营的“赤化”。
对中华民国（台湾）的经济援助
从1951年到1965年，中华民国每年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大约一亿美元的贷款。另外还有各种战略物资和基础建设所需的物资。
这些经济援助对蒋光头在台湾站稳脚跟，意义重大。
◇间接影响——基辛格拉拢中国
美国外交界大佬基辛格在相当程度上受了凯南的影响（俺记得凯南去世那会儿，基辛格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评价相当高）刚才提到了凯南战略中“如何削弱苏联的影响”，俺重新写一遍：
【不要】正面地去打击和消灭共产党国家的政权，而要想办法【离间】它们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可以用很小的代价获得很好的效果。
在《从量变到质变——中美关系40年》一文的开头，俺曾经聊到一个故事：苏联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而美国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中共。当时美国国务卿就是基辛格，他这么干就是在践行凯南的战略思想——离间共产党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此故事的链接在“这里”，为了避免五毛来抬杠，俺特意引用了中共喉舌“人民网”的链接）
后来的尼克松访华，也是基辛格促成的——当时他先在1971年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打前站。
★NSC-68 号文件——从“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
NSC68 是以“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名义发布的一份【综合战略报告】。负责起草该报告的是保罗·尼兹，在马歇尔退休之后，新任国务卿艾奇逊任命此人接替乔治·凯南担任国务院 PPS（政策计划署）的主任。
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战略的一次调整（从“有限遏制”转向“全面遏制”）。
◇出台 NSC-68 的背景
导致该报告出台的因素有很多，但俺认为最要的因素是如下两个：
1. 1949年8月，苏联试验原子弹成功
这不但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且对美国决策层造成很大刺激。在苏联试爆原子弹之前，美国情报界认为苏联至少要到50年代中期才能够搞出原子弹。苏联在核武方面进展如此神速，首先就极大刺激了美国军方。
2. 1949年，中国大陆沦陷
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身为共和党的麦卡锡指责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反共不力（麦卡锡甚至怀疑杜鲁门政府内部就有亲共的赤色分子）。所以杜鲁门急需发布一份立场强硬的、反共反苏的综合战略报告。
◇NSC-68 的要点
整个报告很长，限于篇幅，俺无法详述，只能简单聊聊其中的要点。该报告把“美/苏”的对立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强调苏联的威胁是【全方位】的。报告认为：在掌握核武之后，苏联有可能【率先】发动对自由世界的军事打击。因此，美国对苏联的遏制必须提升为【全方位遏制】。
为了达到全面遏制，报告提出了如下几个目标：
1. 在自由世界的国家内部建立起有效运作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反击苏联的政治攻势；
2. 在向自由世界的国家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的同时，必须给予充分的军事保护；
3. 美国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遏制苏联扩张的军事威慑力量；
4. 美国必须立即构建一个能够击败苏联有限或全面侵略的武装力量。
◇NSC-68 与凯南战略思想的差异
NSC68 大体上继承了凯南的思路，两者的差异在于：1. 凯南出于成本和风险的考虑，尽量避免使用军事手段，而更愿意使用其它手段（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而 NSC68 把军事手段放到首要位置。比如凯南就反对搞“军事同盟”，而 NSC68 出台之后，美国搞了一堆军事同盟。
2. 凯南认为苏联不会率先对美国进行军事打击；而 NSC68 认为苏联有可能这么干。
由于这些理念的差异，凯南从1950年之后就被边缘化了。他后来去普林斯顿教书，著作等身。这家伙一直活到21世纪（101岁），亲眼看到苏联散架的全过程。
★NSC-68 号文件的后续影响
◇为了在【战略】武器上压倒苏联，开启了“核军备竞赛”
首先看如下这张趋势图。美国核武数的猛增，发生在1955~1965年间；核武数量对苏联的优势一直保持到1975年。而这些，无疑是 NSC68 报告的直接后果。至于苏联核武数的变化趋势，待会儿俺再来介绍。
（美苏核武数量的变化趋势，摘自维基百科）
（1952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试爆氢弹）
顺便扫盲一个小知识：
为啥“三点式泳装”称作“比基尼泳装”？
因为当“三点式泳装”首次出现时，美国报刊称：该泳装产生的震撼效果超过比基尼岛的氢弹。由此得名。
◇从“核军备竞赛”到“核恐怖平衡”
一旦开启“核竞赛”，最后自然发展成“核恐怖平衡”。所谓“核恐怖平衡”，就是双方都积累了足够【数量】、足够【多样化】的核武器，以做到【确保相互毁灭】。通俗地说：即使对方先动手摧毁了自己的大部分核力量，自己依然可以用剩余的少部分核力量进行反击（第二次打击），并把对方也摧毁。为了做到【多样化】，美苏后来都发展出号称“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所谓“三位一体”包括：
洲际弹道导弹（陆）
潜射弹道导弹（海）
战略轰炸机（空）
◇为了全面围堵苏联，打造了 N 个军事同盟
下面俺根据时间排序，简单列举美国佬建立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NATO）
为了遏制苏联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北约”了。
该组织由“美、英、法”牵头，成立于1949年，同年发表了《北大西洋公约》。（注：NSC-68 也是在这一年开始筹划的）
北约初始成员国12个，之后不断增加。以下的 GIF 动画演示了北约在不同年份的扩张。
（北约扩张的【动态】示意图）
经过多年扩张，目前（2018）北约包含29个成员国，北约军费开支占全球 70% 左右。
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成员国受到的攻击一旦被确认，其它所有成员国将作出即时反应。该条款被理解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无需各国政府的参战授权。
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ANZUS）
这个条约又称“澳新美安全条约”，成立于1951年，一直存活至今。
条约规定：若任一方认为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各方将一同协助。
美日安保条约
历史上有两个“美日安保条约”，旧的那个签署于1951年，新的签署于1960年。该条约用以建立“美日军事同盟”。
该条约规定：
缔约国的每一方都认识到：对在日本管理下的领土上的任何一方所发动的武装进攻都会危及它本国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宣布它将按照自己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
顺便跑题一下：
2014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美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
《美日安保条约》包括尖阁诸岛（钓鱼岛及附属岛屿）在内，适用于所有处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区域。
很显然，这个联合声明是说给中国听的。
（驻日美军基地分布图）
（横须贺军港——第七舰队总部）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1953年韩战停战之后签署的条约，以建立“美韩军事同盟”。
根据此条约，韩美任何一方在亚太地区受到攻击，另一方都给予军事援助。所以后来的越战，韩国也派去了很多部队。
另外，韩美联合军司令部的司令必须由驻韩美军司令兼任。所以韩国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掌握在美国佬手中。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该签署于1954年，目的是协防台湾。
签署该条约的背景是：中共在1954年发布《解放台湾共同宣言》。当时韩战已经结束（停战），美方担心中共会重新策划渡海攻台。
美国与天朝建交之后，该条约被《台湾关系法》取代。
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约，SEATO）
该组织在1954年成立，由《马尼拉条约》演变而来。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含孟加拉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南越、柬埔寨、老挝王国”三国由于要遵守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而没有加入，不过它们仨受到该组织的军事保护。
你可以把这个组织理解为“东南亚版”的北约。美国发起“东约”是因为——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北越并随时准备南下；中共也在积极向东南亚“输出革命”。
可能有的同学会奇怪——为啥法国和英国也掺和进来？因为印支那地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南亚次大陆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啥也加进来？是因为美国想要在“东约”的基础上打造一个“西太平洋防御体系”。所以把前面提到的 ANZUS 的成员国也拉进“东约”。
中东条约组织（CENTO）
该组织成立于1955年，由《巴格达公约》演变而来。成员国包括：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美国和英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组织。
这个组织相当于“中东版”的北约。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之后，该组织解散。
◇为了在经济上围堵苏联，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CoCom）
该组织成立于1950年，正式名称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成立该组织是为了限制对共产党国家的出口，防止共产党国家获得高科技产品和尖端技术。
该委员会下设两个执行机构：一个负责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禁运，另一个负责对中国的禁运。
★二十年越南战争——美国从主动变被动
聊美苏冷战，越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下面就来谈一下越战对美国战略的影响。◇多米诺骨牌的迷思
1952年杜鲁门卸任，接替他的是艾森豪威尔（二战期间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越南被赤化，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周边的“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亚”纷纷倒向共产党阵营。所以艾森豪威尔认为：要竭尽全力阻止越南赤化。这个理论是后来美国卷入越战并越陷越深的根源。
◇越战的几个阶段
越战从1955年一直打到1975年，将近20年。如果以美国的视角，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955~1960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南越只派驻少量（几百人）的军事顾问。
1961~1963
肯尼迪时期，美方进行“特种作战”，派驻越南的作战人员达到几万人，主要对付“越共游击队”。
1964~1968
约翰逊时期，以“北部湾事件”为转折点，战争升级。美军与北越人民军正面对抗，驻南越美军增至47万。
1969~1973
尼克松时期，美军开始逐步撤军。
1974~1975
美军撤离之后，南越在2年内崩溃。
 （大名鼎鼎的“胡志明小道”，在老挝境内） |
◇凯南的先见之明
这时候，你再回过头去看凯南那“三部曲”的第2个步骤，就能感受到这家伙的先见之明。当肯尼迪开始在越南进行“特种作战”的那会儿（60年代初），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如果美国佬把顺序调换一下：先拉拢中国，再介入越南，那越战的局面将完全不同——
当50年代末中苏开始论战时，越南是站在苏联那边——这时“中/越”的关系已经有了隔阂。如果中国在60年代就与美国讲和，“中/越”关系将会更早恶化（或许60年代就恶化）。如此一来，当美国驻军南越，北越将面临【双线压力】——不得不分兵到南北两线。
★尼克松的战略调整
尼克松在1969年上台时，美国在越战中已经陷得很深。为了应对当时美国的被动局面，尼克松作了若干战略调整。◇中美破冰
尼克松在冷战期间意义最深远的举动，就是这个“中美破冰”了。整个破冰的过程，基辛格是主要操盘手。关于这事儿，刚才俺已经稍微提到了。这事儿之所以能成，关键是中美双方当时都处于困境，正好可以借助此事来脱困。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美国的困境是因为多年深陷越战泥潭，军事上、经济上、舆论上都被动；如果能把中国拉过来，冷战的天平就会再度朝美国倾斜。
中国的困境一方面是外交上长期很孤立（自从与苏联翻脸，东西方阵营都不讨好），另一方面是刚刚发生的林彪913事件重创了毛腊肉的个人形象（要知道，林秃子那可是毛腊肉钦定的接班人哦）；对中共而言，中美破冰既可以摆脱外交孤立，又可以用来吹捧毛腊肉。
（中美关系解冻的标志性画面）
◇从越南撤军
尼克松1969年入主白宫后就一直想与北越谈判，北越方面一开始不想跟美国佬谈。但1972年发生两件事情，让北越方面坐到谈判桌边。其一是刚才聊的“中美破冰”，天朝开始站到美国阵营这边，于是就向北越施加压力（天朝给了北越很多援助，说话还是有点分量滴）
其二是北越在那年发动了规模浩大的“复活节攻势”，几乎是顷全国兵力，企图一举打垮南越。作为反击，美国佬动用大名鼎鼎的 B-52 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对北越大城市和各个军事设施进行战略轰炸。最终，北越的“复活节攻势”被击退，北越人民军方面损失超过10万人，人民军司令武元甲被撤职。
经历了1972年的这两件事情，越共终于同意跟美国佬进行和谈，并在1973年签了《巴黎和平协约》。同年，美国兵全部撤离南越（只留少数海军陆战队保卫使领馆）
◇新亚洲政策——从东约到东盟
关于“东约”的情况，前面已经聊过了。尼克松在入主白宫后不久（1969），于关岛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出“亚洲事务的亚洲化”（史称“新亚洲政策”，也称“关岛主义”）。这项声明标志着美国开始调整东南亚政策。所谓“亚洲事务的亚洲化”，就是说：对于东南亚【国内】的共产势力，由各国自行解决。只有当东南亚遭遇【外部】共产势力入侵，美国再插手。如此一来，可以减轻美国在东南亚的包袱。
从那之后，“东约”的作用开始被淡化，其作用被“东盟”替代。1977年，“东约”正式解散。“东盟”和“东约”的差别在于——“东盟”是由东南亚各国自行组织，美国不参与。
“东盟”名义上成立于1961年，但真正有效运作是开始于1967年（那年发表了《东盟宣言》）。初始成员国包括：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后来又增加了若干成员国。
对于“东盟”，大伙儿应该比较熟悉了。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当初成立“东盟”是为了建立一个【反共同盟】，以应对红色中国的威胁。在毛腊肉当政的那些年，咱们天朝整天叫嚣着【红旗插遍全球】。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理想，中共花了很大力气对东南亚进行【输出革命】，甚至还在广西和云南搞了若干个游击战训练营，以培养游击战骨干。比如红色高棉（柬共、赤柬）最开始的那批领导人，基本上都在中国南方受训过。
那些年，马来西亚有“马共”（领导人是陈平、福建人），柬埔寨有“柬共”（领导人是波尔布特），菲律宾有“菲共”（领导人是何塞·西松），泰国有泰共（泰共干脆把官方电台直接设在云南省）......几乎每个东南亚国家都被这些共党游击队搞得鸡飞狗跳。
（1975年，中共支持的红色高棉攻占首都金边，领导层合影）
以上这些，就是“东盟”成立的背景。冷战结束后，“东盟”从政治组织转型为经济组织。
★十年阿富汗战争——苏联从主动变被动
◇苏联入侵阿富汗——越战的翻版
历史有时候很讽刺——1973年，美国佬狼狈撤出越南。仅仅过了6年，俄国佬就重蹈覆辙，卷入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与越战有很多相似之处——
美国是超级大国；苏联也是超级大国。
美国认为越南不堪一击；苏联也认为阿富汗不堪一击。
越南战争打得旷日持久；阿富汗战争也打得旷日持久。
美国打越南的时候，苏联大力资助越共游击队；苏联打阿富汗的时候，美国大力资助圣战／阿富汗的游击队。
美国最后不得不狼狈地从越南撤军；苏联最后不得不狼狈地从阿富汗撤军。
正因为这两场战争如此类似，以至于某些评论文章把“苏联入侵阿富汗”称作“苏联的越战”。
（苏军入侵示意图）
◇毒刺导弹——阿富汗战争的转折点
由于阿富汗的地理环境极其恶劣，大部分地区，坦克根本用不上。所以在阿富汗战争的大部分时间，苏军使用“母鹿直升机”（型号是“Mil Mi-24”，Hind 是北约对它的代号）对付圣战游击队。这款直升机的装甲（尤其是底板）很厚，阿富汗游击队拿它没办法（用机枪都打不穿底板）。因此，这款直升机被入侵阿富汗的苏军称之为“飞行战车”，而圣战游击队称之为“撒旦战车”。到了1986年9月，美国开始向圣战游击队大量供应毒刺导弹（全称是“FIM-92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据说给了500具。战局一下子就被逆转——大量的母鹿直升机被游击队击落。俺记得那会儿，圣战游击队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的发言人说：
7年来，龙统治着天空。今天，龙死了。
一方面是战局不利，另一方面是苏联的国库空虚（为啥国库空虚，待会儿介绍）。所以，一年半之后，苏军开始撤出阿富汗。
（使用肩扛式“毒刺导弹”的圣战者）
（被击落的“母鹿直升机”）
★罗纳德·里根——冷战的终结者
虽然苏联解体发生在老布什的任期内，但通常都把里根视作【冷战终结者】。里根是在1989年1月20日卸任总统，而共产党阵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在1989年6月4日倒下（波兰共产党垮台），此时距离里根卸任才只有不到半年。
◇里根的超强硬作风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1984年连任。历数冷战期间的美国总统（从杜鲁门到老布什），里根是最强硬的（没有之一）。他是第一个公开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的总统，并且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共产运动终将失败。顺便放几条他名言：
迈向自由和民主的过程将把马列主义留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The march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which will leave Marxism-Leninism on the ash-heap of history.
苏联是一个邪恶的帝国，苏联共产主义是现代世界的邪恶焦点。
The Soviet Union is an Evil Empire, and Soviet communism is the focus of evil in the modern world.
如何判断什么样的人是共产主义者捏？共产主义者就是那些【阅读】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反共产主义者捏？反共产主义者是那些【理解】了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
How do you tell a communist? Well, it's someone who reads Marx and Lenin.
And how do you tell an anti-communist? It's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Marx and Lenin.
讽刺的是，卡尔·马克思是对的。我们今天目睹了巨大的颠覆性的危机——一个经济秩序直接和政治秩序互相冲突的危机。
但这个危机并不是发生在西方自由国家，而是发生在马列主义的老家——苏联。
In an ironic sense, Karl Marx was right. We are witnessing today a great revolutionary crisis –– a crisis where the demands of the economic order are colliding directly with those of the political order.
But the crisis is happening not in the free, non-Marxist West, but in the home of Marxism-Leninism, the Soviet Union.
◇里根经济学——美国经济强势反弹
里根刚上台不久，面对的是糟糕的美国经济——高失业 & 高通胀（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他采用两种手段（“降低货币供应”和“全面减税”）来刺激商业投资，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里根的政治对手嘲笑他的做法是“里根经济学、巫毒经济学”。
但到了1983年，这套政策真的起效了——经济开始强势反弹（反弹一直持续里根卸任之后），通胀和失业率显著降低。
◇里根总统与撒切尔首相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80年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与里根的任期大致重叠，两人都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两人都主张小政府和减税，两人对经济都持“自由放任”的态度，两人都极端反共......
（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在戴维营）
看到这里，如果你对哈耶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他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另一部是他晚年的集大成之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俺的网盘”分享了电子版）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里根的 NSDD-32 战略——对苏联的致命一击
◇NSDD-32 国家安全战略
刚才提到：里根的策略使得美国经济强势反弹。在这种的情况下，里根发布这个 NSDD-32 国安战略，才有了足够的底气。NSDD 是洋文“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s Directive”的缩写。这个《NSDD-32号文件》包括三个要点：
1. 经济上——减少苏联获取高科技技术的机会并减少其资源，包括压低苏联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2. 军事上——增加美国的军事支出以强化美国的谈判地位，并迫使苏联转移更多经济资源至军事用途上；
3. 外交上——大力支援全世界的反苏势力，从阿富汗的圣战游击队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都是支援的对象。
◇星球大战计划——打破美苏战略平衡
“星球大战计划”的正式名称是“主动战略防御”（SDI /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通俗地说就是：美方在太空中部属激光武器，在来袭的洲际导弹重返大气层之前摧毁它。关于“星球大战计划”，长期存在两种说法。官方说法是：由于后来冷战终结，加上该计划的科研费用超高，所以很多研究项目在90年代终止。但民间一直流传另一种说法：“星战计划”纯属骗局（俗称“战略忽悠”），以便让苏联入套，从而拖垮苏联经济。
不管哪一种说法属实，这个计划确实让苏共高层非常恐慌。苏共担心美国一旦建起了洲际导弹防御网，使得苏联的战略导弹打不到美国，而美国的战略导弹依然能打到苏联。那“核恐怖平衡”就被打破了。
（1983年3月，里根在电视上宣布“星球大战计划”开始实施）
◇潘兴2战术导弹——悬在莫斯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开始在西德大规模部属“潘兴2”。虽然这只是一款【战术】导弹，却对莫斯科造成很大恐慌。该导弹的技术指标如下：
| 射程 | 1770公里 |
| 精度 | 误差40米 （相对其射程，算是超高的精度） |
| 飞行速度 | 8~12马赫 |
| 飞行高度 | 约300公里 |
| 发射准备时间 | 约5分钟 |
| 核弹头类型 | 空爆 钻地爆（钻地深度30~45米） |
| 核弹头当量 | 5千吨~5万吨 TNT （注：广岛原子弹当量1万5千吨） |
为啥莫斯科很担心这款导弹捏？因为从西德发射只需10分钟就落到莫斯科，而且该导弹的发射准备时间很短。如果美国先动用此类攻击莫斯科，苏联军方根本来不及预警，苏共领导层也来不及转移。
相比之下，苏联如果要打击华盛顿特区，美方有30分钟以上的预警时间，足以让总统和内阁转移。
（潘兴2试射）
◇大力支援圣战游击队——使苏军深陷阿富汗
大伙儿知道：“印/巴”是老冤家死对头。印度长期是苏联的小弟，所以巴基斯坦就倒向美国那边。阿富汗战争期间，有些事情美国佬不方便自己出面，就由巴基斯坦出面搞定——比如说培训圣战分子。在那几年，世界各地有很多狂热的伊斯兰信徒跑到阿富汗参与“圣战”（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本·拉登）。但这些圣战分子往往是宗教热情有余而军事技能不足。所以就需要有人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像这种又苦又累的事情，就由巴基斯坦军方承包了下来；而美国佬只需负责提供军火。
顺便说一下：在那几年，咱们天朝也没少送军火给阿富汗圣战者。
正是靠着中美的军火和巴基斯坦的训练，阿富汗圣战游击队才能给苏军造成这么大麻烦。
（照片上的家伙是不是有点眼熟）
（里根在白宫接见阿富汗圣战分子）
★陷入绝境的苏维埃联盟
◇庞大核武库的经济开销
下面这张趋势图，前面章节已经贴过，再重复贴一次。之前分析的是美国核武器数量的变化趋势，现在来聊一下苏联的变化趋势。（美苏核武数量的变化趋势，摘自维基百科）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在1975~1980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苏联的核武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按照苏联在80年代初的核弹头保有量，已经能实现【确保互相毁灭】。
为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要继续造那么多？这就要聊到前面所说“星球大战计划”。
苏联担心的是——如果美军建成了“战略导弹拦截网”，并且美国先动手，那么苏联剩余的小部分弹头要再进行“二次打击”，恐怕会被拦截网干掉。那咋办捏？在没有出现新的黑科技之前，苏联领导层能想到的就是——把自己的核武库增加到【足够大】。因为“导弹拦截网”的成功率并【不是】100% 的——有一个漏网的概率。如果苏联的核武库【非常庞大并多样化】，就算美国先动手摧毁掉大部分，苏联拿剩余的弹头进行“二次打击”，即便经过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依然有足够数量的弹头能够【漏网】，那么就可以在“二次打击”中摧毁美国。这样就可以继续保持【核恐怖平衡】。
前面提到：美国在西德大规模部属“潘兴导弹”。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因为美方的这个举动让苏共觉得美国正在准备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以上这些，就是苏联在80年代中期依然狂造核弹头的主要原因。
苏联的这个策略，虽然可以在“星球大战计划”面前继续保持【核恐怖平衡】，但这么做是非常非常烧钱滴！
◇阿富汗战争的经济开销
打仗很烧钱，这个众所周知。从1979年底入侵到1989年初完全撤出，苏军在阿富汗耗了将近十年。俺没有查到苏联砸在阿富汗战场上的军费到底有多少，肯定【不是】小数目。
◇国际油价低迷——外汇储备见底
1961年，苏联在西伯利亚的秋明州发现一个超级油田——秋明油田。这玩意儿是个【油田群】，也是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超级含油气区”。该油田的发现，对苏联来说简直像天上掉馅饼，爽死了。1973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油价暴涨；1979年，由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以及随后的“两伊战争”，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油价再次暴涨。这两次危机，苏联都利用石油出口赚了很多硬通货。在80年代前期，苏联超过一半的外汇收入依赖石油出口。
前面提到了“庞大的核武库”和“阿富汗战争”，都是很烧钱的事情。苏联就是靠着这两次石油危机大赚一票，才能够这样烧钱。
但是到了1986年，油价大幅回落（见下图），苏联一下子傻眼——外汇储备很快就见底了。
（国际原油价格历史走势，1970~2000）
很多人认为1986年的油价暴跌是美国怂恿/逼迫沙特干的，下面这篇文章解释了沙特为啥在80年代中期增加石油产量。
《80年代油價暴跌拖垮蘇聯是美國的陰謀嗎？ @ 壹讀》
◇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
苏联的粮食有相当比例需要依赖进口（类似如今的天朝），当外汇储备见底，直接导致国内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在苏联时代，【日用品短期】早已是家常便饭。但80年代后期的食品短缺，显著超出以往，也超出了苏联民众的容忍限度。
（莫斯科街头排长队等面包的民众）
粮食供应是如此的紧张，自然引发全国性骚乱。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不满情绪自然加剧了独立倾向。
通过下面这些照片，可以让大伙儿直观感受一下解体之前苏联社会的动荡。
1989年，4月9日悲剧 @ 格鲁吉亚
苏联军队镇压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的反苏示威游行。造成2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死者照片，其中有不少年青女性）
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的和平示威。有超过【200万人】参加，他们手牵手组成一个长度【600公里】的人链，穿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
1990年，黑色一月大屠杀 @ 阿塞拜疆
为了对付阿塞拜疆分离运动，苏联宣布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实施紧急状态。之后的警民冲突导致300人死亡（苏联官方数字）。
（此事的纪念邮票）
1990年，杜尚别骚乱 @ 塔吉克
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在军警的镇压中，导致26人死亡、565人受伤。
（杜尚别街头的示威人群与军警对峙）
1991年，一月事件 @ 立陶宛
苏军镇压当地独立运动，14名平民死亡。
（立陶宛首都市中心的抗议人群）
1991年，推倒列宁像 @ 立陶宛
4月23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民众推倒列宁塑像（那时候苏共尚未倒台）。
（慢慢倒下的列宁——预示着马列主义即将在苏联终结）
◇苏共领导层的分裂引发“八一九政变”
在内忧外患之下，苏共领导层【公开】分裂成三派。1. 以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苏共总书记）为首的【中间派】——主张温和改革
2. 以叶利钦（俄罗斯总统）为首的【激进派】——主张激进改革
3. 以亚纳耶夫（苏联副总统）为首的【保守派】——拒绝改革
正是因为领导层分裂的【公开化】，最终导致了保守派孤注一掷，发动“819政变”，把戈尔巴乔夫软禁，由亚纳耶夫出任“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准备逮捕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
但是共产党已经完全失去民心，莫斯科民众纷纷上街声援叶利钦。然后，调往首都莫斯科进行戒严的装甲师也倒戈。保守派的政变仅持续3天就破产。
（政变集团调动装甲部队进入莫斯科，准备戒严）
（俄罗斯议会大厦前，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向声援他的民众发表讲话）
保守派发动的“819政变”不但没能挽救苏共，反而把苏共给直接弄死了——政变被粉碎后，叶利钦宣布：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的一切活动（叶利钦本人早在苏共“28大”就公开声明退党，所以他才有这样的底气宣布取缔苏共）。
过了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
★留在结尾的问题——苏联崩溃的【根源】是啥？
今天这篇博文是俺开博九年半以来，最长的一篇原创博文。终于写到尾声了。在最后，俺想给读者留一个问题——苏联崩溃的【根源】是啥？关于这个问题，【最肤浅】的回答就是——怪罪戈尔巴乔夫。
为啥说这个答案【最肤浅】？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在1985年3月才出任苏共总书记。那年，苏联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戈尔巴乔夫就算再牛逼，恐怕也回天乏力。
很多同学看了俺这篇长博文，会得出结论——苏联被美国佬弄死滴。
这个回答恐怕也不令人满意。哲学上有句名言——【外因要靠内因起作用】。如果苏联自身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很健康，再加上它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军事力量，就算美国佬要想搞垮它，估计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要到苏联内部去找原因（喜欢思考的读者，不妨自己琢磨一下）。
马克思有句名言——
资本主义自身孕育了毁灭的种子。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无数次论证了——资本主义很快就要完蛋。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历次代表大会也无数次地欢呼——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马上就要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马上就要灭亡了。
讽刺的是，一个世纪过去了，又一个世纪过去了，资本主义变得比以往更加充满活力，反而是马列主义自己奄奄一息。
所以，在本文的结尾，俺想套用一下马克思的话——【马列主义自身孕育了毁灭的种子】
from https://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8/08/USA-Containment-Strategies-in-Cold-W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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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待中国共匪的毁灭。在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后，我越来越看到了希望。。。
王睿恒：「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的中国观
作者：王睿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美国研究》2020 年第 1 期
【内容提要】乔治・凯南是美国冷战初期 “遏制战略” 的缔造者和苏联问题专家，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期间。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凯南眼中的中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是一个 “自大排外”“自私冷酷” 又 “不讲原则” 的古老民族。这种负面的中国印象直接影响了乔治・凯南对 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定位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乔治・凯南的文化教育背景、好友小约翰・戴维斯的影响及其信奉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是影响他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
乔治・凯南 (George F.Kennan，1904~2005) 是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阵营实行 “遏制政策” 的提议者和设计师，在 1947 年至 1949 年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 (PolicyPlanning Staf) 主任期间管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此后，虽然乔治・凯南离开了国务院，但作为重要智囊并凭借著书立说，他始终活跃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舞台。
国内外学者对乔治・凯南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形成了所谓的凯南学 (Kennanolo-gy）。但是，关于 “凯南的中国观” 的系统研究并不多见，部分著作仅把它一笔带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保罗・J. 希尔 (PaulJ.Heer) 在 2018 年出版的著作中研究了乔治・凯南对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对其制定的中国政策做了专门探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也管著文分析 1947 年至 1949 年间影响乔治・凯南对华看法的因素及其对华政策主张；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的大卫・迈耶教授 (David Mayers) 和圣母大学历史系的威尔逊・D. 米斯坎贝尔教授（WisonD.Miscamble) 都强调了” 中国通” 小约翰・戴维斯 (John P.Davies，Jr.) 对乔治・凯南的对华认识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讨论战后初期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对华政策时，提及乔治・凯南的看法。然而，学界对乔治・凯南中国观的研究仍是不全面的，进一步探究其对中国的整体看法有助于理解冶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思想根源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内在逻辑。
本文主要依据乔治・凯南的回忆录、日记、著作、访谈、传记以及美国政府外交档案文件集，着力探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的看法，特别是乔治・凯南对中国人性格的整体看法、对中美苏三边关系认知的演变及其中国观的由来。
一、关于中国的民族性格
乔治・凯南不懂中文，对中国没有长期而深入地接触。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已是 1980 年，短暂停留数日。可以说，在乔治・凯南的脑海中，中国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空泛而笼统的存在，没有具体的图像。他管多次强调” 我并不了解中国”。关于中国知识的贫乏正是乔治・凯南中国观的主要特点之一，这常常导致他偏激而片面地看待中国，进而影响他对中美苏关系的判断。这首先体现在他对中国的民族性格的看法上。
1946 年 2 月 22 日，含有对苏联民族性格经典论断的长电报成为乔治・凯南一生的重大标志。这封电报的布局，首先是剖析苏联对战后问题看法的基本特点和形成背景，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即后来所谓的” 遏制政策”。乔治・凯南在这封长电报中从历史和传统两个角度剖析了苏联人的心理，认为苏联自以为生活在” 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不可能与西方世界保持永久的” 和平共处”，而这种” 神经质” 的世界认知来自于” 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他们” 唯恐俄国人知道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俄国的内幕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因此必须” 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而美国就是苏联安全的最大威胁。对俄罗斯民族性格及其世界观的深入感知，是乔治・凯南处理苏美关系的大前提。可见，他非常重视一个国家的民族心理对其外交行为的影响。这种认知模式同样适用于乔治・凯南对中国的认知。在回忆冷战初期美国的东亚政策时，乔治・凯南鲁对中国进行过评价。
首先，他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种文明的创造者，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但中国人和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中国人” 天生自大而排外”。乔治・凯南眼中的中国人永远认为自己是” 天朝上国，” 而其他的国家不过是蛮邦”。表面上，中国人文质彬彬甚至严肃庄重，但他们” 从内心排斥外部世界”，对外国人和外国事务时刻保持戒心，特别不容易同非东方的外国人推心置腹。乔治・凯南还常拿同属东方民族的日本和中国作比较，日本人虽然在人际交往中” 笨手笨脚”，没有中国人那般” 世故老道”，但他们对待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 更感兴趣”，且富有” 高尚真挚的良心和责任感”。这使得乔治・凯南一直对日本更有好感。在他看来，俄国是由于” 自卑和不安全感” 反对西方，而中国是因为” 自大和怀疑排斥西方”。因此，中国和美国不可能建立类似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亲善关系，就连中国和苏联之间也不可能存在长期的亲密关系。这是他坚信中苏矛盾不可避免的重要依据。
其次，乔治・凯南认为中华文明” 局限于表面”。他直白地批评中国人” 表面上文明有礼”，可一旦利益受损，就会” 翻脸无情”。虽然中国人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勤奋、诚实经商、务实精明、政治敏锐，但在乔治・凯南眼中，中国” 严重缺乏” 西方基督教的两大精神” 恰悯之心和赎罪意识。” 正因如此，中国人在他眼中变得” 难以应对”。显然，乔治・凯南的这种判断先人为主地捋西方价值观及基督教伦理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文明之间的区别被他视为中华民族的” 性格缺陷”。
再次，乔治・凯南认为中国人” 不守规矩”。基于他对中国有限的观察，他认为，中国人通常” 不会以书面形式确定实际的协议”，某些已经达成的协定会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 随意篡改”，并且” 他们从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中国人总是” 认为自己理论上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 这种” 自大自私” 的表现，是乔治・凯南认为中国” 很难与外国发展良好关系” 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乔治・凯南痛恨中国人对美国人的” 腐化”。无论是 19 世纪美国传教士和商人的在华经历，还是在美国为蒋介石政府游说的院外援华集团，都被乔治・凯南视为” 腐化” 和” 愚弄” 美国民众的典例。回顾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史，乔治・凯南甚至为中国革命驱逐西方人而鼓掌称道，因为自此之后中国人手中再没有可做” 人质” 的美国人了。乔治・凯南将少数人的行为一股脑地当作中国人的普逼特点，认为中国有” 腐化” 美国社会的危险，美国必须和这样一个谋求” 面子” 和” 威望” 的国家保持距离，以保护自身的纯洁不受污染。的确，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不守规则都是中国旧社会的痼疾。但是乔治・凯南对中国人性格的看法过于片面和消极，没有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如中国人的礼义、仁爱、孝悌、坚韧和勤劳等。
概言之，乔治・凯南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总体认知是：一个” 自以为是”“疑外排外”“肤浅冷醋”“不守规则” 且” 腐化堕落” 的东方古老民族，鲁有辉煌而文明的过去，却” 无光明而强盛的未来”，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与之建立长久亲密的关系。乔治・凯南对中国的评价建立在实力和西方价值观的双重标准上，从冷战初期到 20 世纪末，他对中国的总体印象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乔治・凯南在 1996 年的日记中依然写着类似的判断，中国人” 与人交往时一旦利益相悖则极为无情，实际上这是源于对外国人的恐惧” 我看不到与这个国家建立更亲密的政府关系能带来什么好处”。
二、关于中美苏三边关系
乔治・凯南对中国的整体看法，影响了他对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判断。在乔治・凯南看来，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三者环环相扣，但重心是美苏关系，中国是两极格局中的一枚” 棋子”。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乔治・凯南的看法有所变化，但他对中苏之间隐含矛盾的论断不管改变，并反对中美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这是乔治・凯南思考美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乔治・凯南对中美苏三边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他对如下几个重大事件的反应和应对上。
（一) 中东铁路问题
乔治・凯南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始于他对中东铁路问题的研究。从 1896 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给予俄国在中国东北修建铁路权开始，俄日在东北地区的利益争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作为一名苏联问题专家，这段历史是他了解中苏矛盾和中美关系史的一个窗口，他意识到” 东亚是俄国和西方开始产生利益冲突的战场之一”，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将受到它与东方国家交往经历的影响。
乔治・凯南对中东铁路归属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俄国革命之前，中东铁路是俄国政府控制中国东北的工具。1919 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铁路，是为了防止中国给予高尔察克海军上捋援助。一旦沙俄的残余势力在内战中落败，苏联就开始反悔当初的慷慨，再次与日本对中东铁路经营权展开激烈争逐。中国的东北、外蒙和新疆是俄国自我保护的完美屏障，中俄交界带长期以来都是火药味弥漫的地方。因此，乔治・凯南清楚地认识到中俄领土之争不仅是两个国家难以解开的历史心结，还会不断被牵扯到未来的两国关系中，成为中苏关系的障碍。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不只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原因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矛盾的潜在根源。在冶战中充分利用这一矛盾，必将使美国从中受益。
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对美国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秉持的” 门户开放” 政策不以为然。他直白地批评该政策根本不适合中国的现实，美国政府根本无意履行维护” 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 的义务，反复宣告这一原则无助于解决各方的利益冲突” 户开放主义” 的含义” 既不清楚又不精确”，很容易引发混乱的联想，从而引起俄日不必要的仇视。这种将美国国内的法律观念和道德原则移植到国际领域的做法，恰是乔治・凯南所坚决反对的外交方式。因此，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认知，成为乔治・凯南判断未来中美苏三边关系的基础。
(二) 中国内战
中国内战是乔治・凯南讨论最多的事件之一。特别是 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乔治・凯南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在其助手” 中国通” 戴维斯的帮助下制定了多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文件，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务院在对华问题上的主流意见。总体而言，乔治・凯南对中国内战的看法从属于他整体的遏制战略蓝图。在他眼中，战后初期的中国根本” 无足轻重”，因为它积贫积弱。与管经试图扶植中国成为战后” 四强” 之一的罗斯福总统不一样，乔治・凯南鲁多次强调，中国” 资源匮乏”，显然” 不是一个强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强国，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现实基础。在以实力论英雄的乔治・凯南看来，战后中国没有潜力发展” 具有一定规模的两栖作战能力”，其军事影响力在短期内不可能超出” 亚洲大陆之外”。
与同属远东的日本相比，后者在未来世界政治发展中的潜力将” 远胜” 中国。即使中国大陆” 为共产党全部控制’“也不太可能一直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认识下，中国一直都不是乔治・凯南设想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在 1946 年至 1947 年的” 长电报” 和外交》季刊上发表的”X” 文章里，乔治・凯南没有描画具体的遏制区域，只是概略地称美国应该” 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人侵犯世界和平与稳定利益的腊和土耳其，但不包括中国。在他看来，中国属于美国可以完全放弃的地方，它” 不会对世界整体和平造成悲剧性影响”，而援助其食物、衣物以解决它的社会问题，很可能要” 超出整个世界全部资源的总和”。因此，乔治・凯南在 1947 年力排众议，建议美国政府削减对蒋援助。
1947 年的美国，正处于是否更深层卷人中国内战的关口。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国务院和军方的观点产生重大分歧。1947 年 6 月举行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拯救蒋介石政权问题，一致的看法是中共军队是” 苏联政策的工具”，应该让杜鲁门主义适用于中国，扩大美国对华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从中国铩羽而归的国务卿马歇尔仍有疑虑，他捋此事交给乔治・凯南负责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研究，就是希望寻找一种新的中国政策。1947 年 11 月 3 日，乔治・凯南在呈交马歇尔的备忘录中建议，不应在中国适用杜鲁门主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美国一次严重的挫折，但” 并非一次重大灾难”。杜鲁门政府应该只扩大必要的援助以抚慰那些国内的批评者，防止国民党政权的即刻崩溃，但不应超出这一临界点。乔治・凯南的这一建议得到马歇尔和总统的认可。1948 年初，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 5.7 亿美元非军事援助给国民党政府，这一数额经国会削减后，最后变成了 4.36 亿美元，远低于国民党政府及美国军方的要求。国会表决前，马歇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的一番陈词显然受到乔治・凯南的影响” 我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可能接管中国政府正在持续的败局，这将浪费我们在更加重要地区的力量。”1948 年 4 月，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中国援助法》China Aid Ac)。可见，在减少对蒋援助这一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转折上，乔治・凯南不顾美国军方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坚决反对，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乔治・凯南而言，一个政治分裂、经济混乱的中国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甚至可以彻底抛弃蒋介石。1948 年 2 月，他在为马歇尔写的一份综合回顾美国承担责任的报告中称，美国执迷于重塑中国的理念太久，在亚洲大陆上已经” 大规模的过度扩张”，以致目标远远超越了它的手段，政策规划室的任务就是决定东亚到底哪些地区” 于我们的安全绝对关键”。显然，中国不在乔治・凯南画下的核心圈内，而日本才是他心中可以稳定东亚局势的基石，他在扭转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从惩治日本转向扶植日本的过程中，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时至 1948 年下半年，随着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政策，逐步从中国” 脱身”，但在具体如何调整问题上依旧存在分歧，美国军方仍坚持要求挽救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1948 年 6 月底发生的苏联主导下的共产党情报局公开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事件，让乔治・凯南关于” 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 的论断迅速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乔治・凯南开始利用铁托的” 叛变” 为其对华政策主张辩护，并预言中苏必将反目。1948 年 9 月，他在美国国防学院的演讲中开始明确界定遏制重点的范围，即” 五大工业一军事中心”：美国、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他认为，中国的” 陷落” 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危害。这一战略判断，是乔治・凯南提出美国应从中国大陆逐渐” 脱身” 的政策根源。
1948 年 9 月 7 日，乔治・凯南领衔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提交了名为《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 PPS/39 号文件。文件声称，蒋介石政权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国内共产主义革命和国民党无力解决的中国政治经济问题，与美国没有关系。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只会拖累美国。乔治・凯南拒绝继续援蒋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美国武力直接干涉将加剧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掀起民族主义浪潮，并迫使中间派和传统仇外的中国人加人到中国共产党阵营；其二，美国实力有限，美国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美国有限的资源和威望都用在蒋介石政权身上，后者的消失不过是一个” 时间长短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乔治・凯南认为苏联并非真心实意地支持中共，美国应该伺机在中苏之间打进” 楔子”。在他看来，苏联根本没想到，也不想看到中共能够这么顺利地” 控制” 全中国。铁托同志启发性的逃学”，已经在克里姆林宫领袖的心中播下怀疑的种子，与铁托相比毛泽东掌控中国最高权力的时间十倍于他”，更有可能也更有希望带领中国独立于苏联。因此，不应过高估计苏联对中国的支持程度。1948 年 11 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撰写的 PPS/39/1 号文件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陆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 中国中央政府的弱点与腐败”，然后才是莫斯科的道义支持与意识形态鼓励，苏联对中共政权的实际帮助并不大。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所说，从此时开始乔治・凯南提出的对华政策目标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从” 尽力阻止中共在中国取胜”，转变为” 尽力阻止中国变为苏联的附庸”。
在这种情况下，乔治・凯南提出等待” 尘埃落定” 的” 脱身” 政策，建议美国政府耐心等待世界局势更加清楚的一天，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明朗化。在此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必须是灵活且富有弹性的。未来的中国将动荡不安，美国不能再” 选边站”，而是要” 及时止损”。乔治・凯南的建议得到杜鲁门政府的重视。1948 年 10 月 13 日，PPS/39 号文件演化而来的 NSC34 号国家安全委员文件印发给相关部巾讨论。然而脱身” 政策遭到美国国会同情蒋介石政府的议员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围攻。国防部长詹姆斯・V. 福莱斯特 (JamesV.Forrstal) 严厉批评乔治・凯南放弃中国的政策等于” 美国没有对华政策”，它将导致西方在远东的立场彻底地翻转。考虑到国内激烈的反对意见，马歇尔没有立刻向杜鲁门递交乔治・凯南草拟的总统声明，宣告” 目前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会因为美国实际能够提供的任何援助方式而发生变化抑或是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但他保留了进一步对此事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空间。
1949 年初，国民党的溃败在即，乔治・凯南尝试说服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 (Dean Achesomn) 相信，中共的胜利未必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胜利。
艾奇逊在乔治・凯南的谏言下，也寄希望于” 铁托主义” 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1949 年 2 月底，他提请杜鲁门批准基于 PPS/39 撰写的 NSC34/2 号文件，让美国” 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 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之间以及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共产主义体制内外的其他因素之间的” 任何一条裂缝”。该项政策最终得到杜鲁巾的批准。
作为国共内战的产物，台湾问题在乔治・凯南心中的地位却与大陆不同。乔治・凯南对台湾的看法从属于他的” 环形防线”(defensive perimeter) 战略。他认为美国的实力有限，不可能四面出击，因此应该利用其海空军力量在远东建立” 环形防线”，通过防守冲绳和菲律宾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沿海岛屿，同时避免承担大陆义务的方式来” 保障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至于中国内陆，美国没有实力也没有必要出兵干预。1949 年 7 月，乔治・凯南管单独提交备忘录讨论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归属，提出美国应该带着” 决心、速度、冶酷和自信” 捋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军队逐出，直接出兵占领，以防止位于” 环形防线” 上的台湾落人” 红色中国” 和苏联之手。显然，乔治・凯南的建议字《开罗会议》的精神背道而驰，很可能引起中美战争乃至美苏冲突。因此，表达该意见的 PPS/53 号文件以乔治・凯南个人名义提交，且在提交当天凯南就撤回了它。多年之后，乔治・凯南将这个主意归因于他的远东事务顾问戴维斯，可后者并不承认做过这么” 疯狂的举动”。事实上，” 在国务院、五角大楼、中情局和麦克阿瑟日本的指挥部里当时都鲁讨论过” 关于如何赶蒋下台并策划一场台湾分离运动，这样既可以保住台湾这个战略要点，又不必卷人中国内战的泥潭。
只是到了 1949 年夏，美国国内的援蒋声音又甚嚣尘上，这个策略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乔治・凯南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认识过于肤浅，他完全没
考虑到中国人 —— 无论哪个党派 —— 都不会容忍美国强占中国的领士同一时期，乔治・凯南和戴维斯还在国务卿艾奇逊的支持下，协助撰写了美国对 华政策转折的标志性文件：《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 1944 年至 1949 年时期》(以上简称《白皮书》)，于 1949 年 8 月 5 日发布。《白皮书》公布了数百份美国对华政策的绝密档案，旨在为美国失败的对华政策辩护。美国国务院在文中急于把” 丢失中国” 的责任推到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身上，表明美国政府对蒋政权的帮助已是仁至义尽，用艾奇逊《附信》中的话来说”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果非美国政府的控制所能及。” 这些内容字措辞清楚地反映出乔治・凯南自 1947 年以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以及他所主张的” 脱身” 政策。事实上，早在 1948 年 11 月 26 日，乔治・凯南就管建议国务院出面整理、公布涉及中美关系的背景材料，以消除公众对中美关系的” 困惑” 与” 误解”，取得舆论支持。因此，乔治・凯南在推动《白皮书》出台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白皮书》一经发表，立刻遭到美国国会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强烈抨击，乔治・凯南和戴维斯也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一位参议员指责乔治・凯南忽视中共政权带来的” 威胁”，并且有支持中共的意图。戴维斯甚至被麦卡锡指控为” 亲共”，受到美国国务院忠诚调查委员会的审问，最终无奈地结束了外交官生涯。可是乔治・凯南生性固执，依旧坚持己见。他在回忆录里痛斥” 国民党院外援华集团不负责任地干涉美国外交决策的行为，终将造成美国的重大损失”。直到 1951 年，他在递交国务院的备忘录中仍然坚称” 失去中国” 的主要责任在蒋介石本身” 美国对中国事务插手越少越好”。迈耶教授管精辟地评价道” 凯南的脾气和原则让他不可能妥协。他不会因需要而剪裁外交政策的模样来避免国内政坛的骚乱和积累大众的支持。”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让乔治・凯南从中国” 脱身” 的政策彻底失去了舆论与高层的支持，美国再次陷人中国事务的泥沼。
（三) 朝鲜战争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已经递交辞呈的乔治・凯南被迫留下来应对危机。但此时乔治・凯南已经脱离了国务院核心决策圈，作为政策顾问和苏联专家，他的观点常常得不到艾奇逊的重视。
1950 年 6 月 27 日，乔治・凯南在向北约成员国大使阐释美国政策时，透露了他对朝鲜战争最初的基本看法，即美国派兵干涉朝鲜战争，” 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是如果美国袖手旁观” 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
他支持此时给予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半岛的任何地方进行军事行动的自由，但是他对美国最终目标的界定是有限的 —— 即” 将世界格局恢复原状”，在半岛南部恢复韩国统治。与朝鲜相比，乔治・凯南此时更关心的是确保台湾” 不落人共产党之手”，他没有捋台湾单纯当作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是” 整个远东地区问题” 的一部分。这种战略上的主次安排，秉持了乔治・凯南一直以来对东亚” 环形防线” 的划定。朝鲜和中国大陆一样，都不是乔治・凯南的核心关注，因此他才建议艾奇逊把美国的战略目标限定在恢复朝鲜半岛原状，而” 不是收复三八线以北的任何土地”。
1950 年 7 月局势发生变化后，乔治・凯南开始进一步修正自己的观点，坚决反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朝鲜的存亡关乎苏联人以及中国人生死攸关的根本利益，一旦美国带领联合国军队跨过三八线，很可能引起美苏的正面冲突，导致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乔治・凯南鲁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 苏联不会坐视联合国军越过三十八度纬线” 什么样的后果都可能发生”，包括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可能直接出兵帮助朝鲜。此外，乔治・凯南还和老友戴维斯、赖因哈特 (G.Frederick Rcinhard) 联名撰写备忘录递交国务卿艾奇逊，重申他们的立场。然而，约翰・杜勒斯 (John Dlles）、戴维・迪安・腊斯克 (David Dean Rusk) 及军方都主张抓住这个机会，打到中朝边境和中苏边境，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乔治・凯南的看法在国务院内只占少数。他多次向艾奇逊建言，却无回应。果不其然，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后，中国志愿军即以实际行动应验了乔治・凯南的警告，渡过了鸭绿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还出现了是否支持新中国加人联合国以便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和解决朝鲜战争问题的大讨论。1950 年 7 月 10 日，印度政府提议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为其成员，并且通过扩大安全理事会 (吸收中国) 的方法来解决朝鲜问题。对此，美国政府的主流持否定意见，只有乔治・凯南等少数几人一反常态，支持中国加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提议。在乔治・凯南来，俄国人是故意” 利用其在亚洲的追随者来对抗我们”，美国应该利用二者关系当中的弱点。乔治・凯南说服美国政府的理由有三：第一，深陷朝鲜战争泥潭不是美国真正的战略利益所在，美国必须想办法尽快脱身；第二，美国推动中国人常是离间中苏关系的绝佳机会；第三，中国早晚都会加人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美国何不先行一步，取代苏联拉拢中国，同时还可以加速中苏矛盾的恶化。乔治・凯南在中国人联问题上务实灵活的处理方法，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尼克松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僵化。只是这一方案在美国反共的国内热潮下无法形成共识。
与此同时，乔治・凯南也坚决不同意国务院内一些激进分子要求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中国共产党为” 侵略者” 的做法。在他看来，美国政府不能把苏联和中国逼入死角，那会使联合国军内部，主要是英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据乔治・凯南回忆，他在华盛顿期间管有效地阻止了这股力量，但他离开国务院后，联合国还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于 1951 年 2 月通过了指责中国为” 侵略者” 的决议。
乔治・凯南对待中共相对和缓的态度并不代表他支持新中国。恰恰相反，乔治・凯南” 对自己与中国人在观念和伦理上的根本性冲突心知肚明”，他对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 (Oliver Franks) 说” 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国家”。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乔治・凯南认为这些冲突都是可以通过” 外交途径” 去解决的。然而，美国的公众舆论与右翼势力并不能理解这样的政策，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扬言过去是他” 高估了乔治・凯南”，现在在他眼里” 凯南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这些批评让乔治・凯南非常沮朝鲜战争激化了冷战局势，为美国四面出击的全球遏制战略提供正当性，新出台的 NSC68 号文件与乔治・凯南当初提出” 长期耐心而又坚定、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 已经相去甚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激烈的反共意识形态下，乔治・凯南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建议无法获得政府的采纳，反而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1950 年 8 月底，心厌意合的乔治・凯南离开了国务院，开始转型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学者。
但是，离开华盛顿的乔治・凯南依旧对国务院具有影响力。在美苏讨论朝鲜停战问题时，艾奇逊授意乔治・凯南与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 (JacobMalik) 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探讨停战方案。当时乔治・凯南向后者表达了美国愿意与苏联和中国和谈的意愿，并且从马立克的谈话中感到” 苏联方面已经对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施加了压力，表明其愿意接受停火协议”。因此，乔治・凯南敦促国务院马上采取行动” 直接达成停火协议”。在乔治・凯南看来，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可以避免美苏陷人直接冲突，如果美军继续挺进，而不是积极促成停火的话，他担心” 苏联方面除了亲自介人之外，别无选择”。乔治・凯南一直”“对民主国家把武力作为推行外交政策有效工具的能力深表怀疑”。他一开始主张的遏制政策没有明确排除军事手段，但是军事手段在他的遏制理论中的重要性却越来越低。1948 年苏南关系破裂、1949 年苏联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两件大事让乔治・凯南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当他看到苏联问题有希望不通过军事冲突解决时，他更倾向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因而，在朝鲜战争的和谈阶段，乔治・凯南积极推动美苏之间达成停战共识。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国内的” 恐华” 反共” 气氛有增无减，一些政策精英甚至认为中国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强硬的反共分子杜勒斯成为新一任国务卿，在杜勒斯的鼓动下，共和党的外交战略从” 遏制” 转向” 解放”，乔治・凯南也被新政府彻底抛弃。但是乔治・凯南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没有因朝鲜战争而改变，他始终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仅有两到三年的经验，美国无需夸大中国威胁。虽然，乔治・凯南关于” 中国大陆政权不可能持久” 的判断为现实推翻，但是中国在他眼中依然只是” 二等国家”，鼓励中国的” 铁托主义” 倾向才是遏制中国和苏联的重要手段。
(四) 尼克松 — 基辛格的缓和外交
乔治・凯南对中苏矛盾的认知，使他成为最早一批看到中美缓和可能性的人。
经过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波匈事件、中苏论战等一系列事件后，乔治・凯南更加坚信共产主义世界的多元化趋势。1964 年，乔治・凯南撰写《应对共产主义世界》一书，深入探讨了利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分歧的可能性。他坚信中共与苏联的敌对由来已久，且在斯大林死后和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渐表面化和激烈化。现在，原本” 团结有序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 已经变成了” 相近的两大意识形态共同体之间动荡不安的联盟”，一方以苏联为首，而另一方以中国为首。
1965 年，乔治・凯南在一篇研讨会文章中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苏矛盾的来由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他认为，一方面，中苏两国历史上对待西方的态度就不一样。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体，因此对待西方的态度是爱恨交织。
而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古老民族，在英国打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之后想要摆脱西方模式的欲望愈加强烈。乔治・凯南认为，这是苏联和中国在冷战中对待西方国家态度有所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冶战最激烈的时期，美苏之间都未管中断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更具” 挑衅性”。另一方面，乔治・凯南认为中国人和苏联人也有共性’两者都在斟酌事宜时有绝对保密的习惯，都对内部安全事务有一种过度的敏感”，这就阻碍了中苏之间开诚布公地达成坚实可靠的谅解。也就是说，中苏两国间互不信任、” 秘密外交” 的特点，导致两个国家经常会沟通不畅或产生误解，以致原有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是中苏矛盾复杂多样且不可避免的原因。
乔治・凯南还认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苏联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要和西方改善紧张关系的迹象，可是中国人” 不愿接受”，反而做出更激进的反美姿态来” 恐吓” 苏联。中国人把苏联与西方改善关系的行为当作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背叛，对共产主义道路的修正，质疑苏联的领袖地位。中共对苏联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权威的” 公然挑战”，一方面迫使苏联不敢和西方走得太近；另一方面，导致中苏矛盾的进一步恶化。乔治・凯南建议美国应该小心翼翼地处理中苏关系和” 维持长期的、建设性的、健康的中美关系”。可以说，乔治・凯南对中苏矛盾的一系列论断及要求美国政府重建中美外交关系的建议，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缓和的先声。与乔治・凯南同属现实主义外交家的基辛格，恰是抓住中苏交恶的契机，帮助尼克松打出中国牌。乔治・凯南即将基辛格 1971 年访华视为美苏关系缓和时期的开端。
然而，当尼克松真正打出” 中国牌” 制衡苏联之时，乔治・凯南又提出警告：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一定要审慎小心，不能把这种关系推得太远太快。乔治・凯南对中国民族性格的偏见使他认为中国人肯定会在许多方面” 有所保留”，所以” 我们” 也不能一开始就和盘托出。既然中国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那么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的地方不必勉强。此外，，乔治・凯南强烈反对美国利用” 中国牌” 打击苏联，因为这会把美国卷人和美国利益毫不相干的中苏冲突之中。乔治・凯南秉持的现实主义原则是” 同某一个第三国的关系不好，永远不应该、实际上也永远不会以牺牲另一政府对美国的友谊为代价；反之，也不应该把这种友谊作为 (同第三国) 关系不好的一种奖励或鼓励。” 对美国来说，苏联的重要性远高于中国，因此千万不能窃喜于短暂的胜利，而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
在乔治・凯南眼中，美国只要和中、苏两国同时保持适当的外交关系，坐山观虎斗，就能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而尼克松一基辛格的缓和外交，正是一次这样的尝试。耶鲁大学外交史专家约翰・加迪斯 (JohmCaddis) 认为，乔治・凯南和基辛格在国际关系上的看法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把美国的利益界定为在一个多元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都坚信美国的国家力量有限，必须区分核心利益字边缘利益，而中国的重要性被意识形态夸大了。在加迪斯看来，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权力平衡的重视和关于世界多元化发展的论断，乃是某种程度上对 20 多年前乔治・凯南的五大中心理论的回归。正因如此，在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一年之后，乔治・凯南感慨地说” 亨利比国务院鲁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更理解我的想法。” 可见，乔治・凯南和基辛格在中美缓和的问题上有着高度一致的看法。事实上，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字国务卿期间，一直与乔治・凯南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
中美关系缓和之后，乔治・凯南对新中国政府的评价开始有所变化。1977 年，乔治・凯南出版了《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危险的阴云》一书，把新中国手此前的中国政府相比，认为以往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都在旧中国走极端，不是毫无道理地对中国人冶嘲热讽，就是神气十足地感情用事，以恩人自居。在他看来” 毛泽东时代的建设性特点之一乃是把这批美国人从中国社会中驱逐出去，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恢复到目前条件下最合适的状况：只限于政府间责任代表们的往来”。从冷战初期开始，乔治・凯南设想的中美关系理想状态就是剔除不切实际的情感和意识形态因素，维持正常的官方往来。
三、影响乔治・凯南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
与绝大多数生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人一样，乔治・凯南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机会非常少，他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不全面的。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20 世纪美国官员眼中整体的中国印象，即便他的知识面和洞察力超乎众人之上，仍旧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文化字意识形态的局限。总体来说，乔治・凯南的中国观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和自由主义精英教育的基础上，受其好友” 中国通” 戴维斯的影响，同时遵循着现实主义政治理论。
1904 年，乔治・凯南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族具有浓厚的盎格鲁 - 撒克逊色彩。乔治・凯南鲁骄傲地称，家族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纯正的盎格鲁 - 撒克逊血统。他的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税务律师，严肃刻板。母亲早逝，因此乔治・凯南从小就性格孤僻，缺乏安全感，对外部事物异常敏感。与此同时，乔治・凯南又是一个清教传统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家中有大量藏书，家族里” 没有粗鄙之人”，亲戚们大多知识渊博、见多识广，其中一位老乔治・凯南还是” 俄国通”。用乔治・凯南的话说，他的祖上没有人是” 雇佣工人，” 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无法产生切身的感知”。而自由、平等、民主这些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意识形态底色。13 岁时，乔治・凯南被送人附近一所军事寄宿学校，开始接受严格的封闭式教育。这所学校所倡导的勤奋、自立、虔诚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长大后的乔治・凯南身上。可以说，他的童年时代生活在白人中产家庭的精英梦里。
1921 年到 1925 年，乔治・凯南进人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接受了良好的欧洲历史和国际政治教育。20 世纪 20 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个东部富裕学生集中的私立大学，汇聚了美国社会未来的精英。从密尔沃基风尘仆仆赶来上学的乔治・凯南自然受到东部学生的排挤和歧视，多年之后，他管伤心地回忆道” 我是没有希望的粗鲁的中西部人。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同那些东边来的男孩们打交道”。沉默的乔治・凯南在大学时代并不突出，但是通过约瑟夫・格林 (Joseph Creen) 教授的启发，他开始对气候、地理、人类文明的特征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后，乔治・凯南开始专注于国际政治的学习，他基于地缘政治和权力制衡的现实主义外交理论从此时打下基础。同时，孤独、受排挤的大学生活也塑造了乔治・凯南内向、固执、自傲而又自卑的性格特点。
大学毕业后，乔治・凯南在 1926 年考上外交官，成为” 美国国务院第一批专门训练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以 1924 年出台的《罗杰斯法》(Rogers Act) 为标志，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外交官职业化的新时代。19 世纪的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外交队伍由东部上层人士组成，被称为老朽无能的” 形式主义外交官” 和” 穿条纹裤子的毛孩子”。进人 20 世纪之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转变，以约瑟夫・格鲁 (Josef Glew) 为首的一批上层进步人士开始寻求外事系统的改革，建立一支专业化的外交精英队伍。乔治・凯南既是第一批外交官考试通过的幸运儿，也是专业化教育的杰出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革命后的苏联给乔治・凯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极权政体的憎恶连带到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此时的苏联和欧洲共产党并没有把意识形态当作真知和至高无上的原则，只是利益和权力的幌子而已。1927 年 11 月 7 日，乔治・凯南在德国汉堡的街头偶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那些衣衫褴褛的示威者在他看来皆是” 莫斯科的跟班”，受到” 红色旗帜和革命仪式的欺骗”。这些人的” 理想主义” 热情虽值得同情，但就共产主义本身而言乔治・凯南无法产生认同。1928 年 3 月，乔治・凯南参加了新成立的苏联问题专家培训班，在德国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俄语和俄国的历史与文学，并成为乔治・凯南家族的第二位” 俄国通”。培训班的负责人是乔治・凯南在国务院东欧处的老上司凯利。凯利本人” 对沙皇时代文化的热爱” 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 及对苏联政权” 意识形态策略的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员们。三年学习期间，乔治・凯南首先要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领事馆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公使馆工作一段时间，这两处都是美国针对苏联的” 监听站”—— 正如 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在香港监听中国大陆。这让乔治・凯南对苏联体制有了更近距离的观察。他认为苏联制度和美国制度之间” 不可能存在中间地带或妥协的余地”，它们” 甚至不能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一方的崩溃是早晚的事。1934 年至 1937 年，乔治・凯南被调到莫斯科，目睹了” 大清洗” 运动后，更是叱其为” 法西斯主义”。可见，乔治・凯南早期在欧洲和苏联的工作和学习经历，让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形成了非常负面的看法，他那时就已经固执地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根本对立、无法共存，同时也观察到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乔治・凯南对新中国的看法。
职业外交官生涯还促使乔治・凯南成为” 精英外交论” 的主张者。在乔治・凯南看来，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者应该是一群超然、合静的政策分析专家，凭借职业外交官的” 远见卓识和经验”，来准确把握国际事务的现实。这些理智的精英字情绪化、易受煽动、有偏见的大众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乔治・凯南的” 精英外交论” 有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假定外交专家是一群” 没有思想包袱的超人”，不受任何意识形态、传统价值、民族偏见和美国文化的侵染，不受国会和新闻界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考虑党派利益与个人政治前途，仅把国家利益放在所有考虑的中心，外交决策不过是一个简单化的国家利益计算题。这显然脱离了现实。美国文化是影响美国人对国家利益界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 透镜”。所有人的判断，，精英也不例外，都会受到文化和既有价值观的影响。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存在的。乔治・凯南自身也受到美国非正式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白人种族优越论，以及对所谓的” 极权主义” 的痛恨等。这导致他对苏联的看法极其负面，对中国也抱有偏见。
另一方面，从教育背景和早期工作经验可以看出，乔治・凯南的研究重点是西方世界和苏联，他学习运用的外交理论也主要针对欧洲大陆以及俄国。1948 年之前，乔治・凯南在日记中只一笔带过地提及中国一次，对于东方世界他既陌生，又缺乏兴趣。这种不均衡的知识结构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乔治・凯南考虑国际事务时会自然而然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定式，重欧轻亚，忽视中国的重要性。以致他后来发表意见，只要提及中国，总会连带美苏，仿佛中国没有独立的外交思想和价值；另一方面，20 世纪 20 年代的职业外交官训练所灌输的是威尔逊国际主义思想以及对共产主义的” 仇恨”，年轻时期的乔治・凯南也毫无例外地接受了这一套意识形态。虽然，在苏联的外交经历与乔治・凯南信奉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夸大意识形态的错误，但他也只是将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在外交决策中的顺序加以调换，无法彻底丢弃他对共产主义和东方民族的偏见。而这种偏见，影响了乔治・凯南对中国认识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除了教育经历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乔治・凯南的挚友戴维斯是他了解现代中国历史的老师，也是他处理远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乔治・凯南关于中国的见解中，可以明显看到戴维斯的影子，而且这种影响成为乔治・凯南的中国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上，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外交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普逼受到那一代” 中国通” 和在华传教士的影响。
1908 年，戴维斯出生于一个在华传教士家庭，幼年时期在中国四川度过，后来成为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政府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戴维斯鲁担任美国驻华领事馆和大使馆的外交官，以及盟军参谋长史迪威的政治顾问，并作为延安观察团的一员会见中共领袖。这段在华经历让他对中国的政治局势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戴维斯字范宣德 (Johm Carter Vincent) 和谢伟思 (John StewatServ-ice) 等美国大使馆内的” 中国通” 一样，都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反对美国单方面支持蒋政府。这一立场亦延续到战后。
1945 年到 1946 年间，乔治・凯南和戴维斯共事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由此开始了他们两人一生的友谊。1947 年，乔治・凯南人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后，戴维斯成为他的远东事务顾问。在冷战初期关键的两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出台的中国政策基本都是两人合作的成果。迈耶教授认为，戴维斯和乔治・凯南在对华观点上相似之处颇多，比如两人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支持者，认为欧洲和亚洲的均势是美国安全的最好保障，认为美国历史上的对华政策是感性的、优柔寡断的和不现实的；他们都看到中苏在边境问题上的冲突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强调不要夸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乔治・凯南关于中国的这些看法，形成于他和戴维斯长期讨论和交流中。1947 年，乔治・凯南在国家战争学院授课时，就已经认识到” 共产主义中国并不一定是一个苏联的卫星国”，更可能的前景是” 如果你让俄国人独自留在中国，那么他们会像数百年来的其他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遭到惨败。” 这一见解就明显带有戴维斯的印记。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狂的时刻，戴维斯被指责为导致美国” 失掉了” 中国的祸手，乔治・凯南顶着巨大压力为其作证，称赞他是” 一个有着广博、老练和批判性政治理解力的人，没有一丝一毫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恰悯，并且在献身我们政府的利益方面不亚于任何人”。这也是乔治・凯南自身对华立场的最好总结。乔治・凯南看待中国，较之那一时期美国政府内的大多数人更加温和，但不是因为思想上的同情或是文化上的理解，而是出于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对美国国家利益仔细权衡的结果。1984 年，80 岁高龄的乔治・凯南仍对好友戴维斯的帮助心存感激，曾采访过他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说，乔治・凯南对亚洲的了解都来自于戴维斯的指教。影响乔治・凯南的中国观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其国际政治观，即把国际政治视为一种” 现实政治”(Realpolik)，主张决策者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或道德因素作为国际政治的主要考量。乔治・凯南对现实政治理论的偏爱，源自他早期受到的大学教育和职业外交训练。他鲁学习俄语的柏林大学东方学院，即由俾斯麦创建，现实政治的观点非常流行，对乔治・凯南产生了终身影响。因此” 现实政治” 理论是乔治・凯南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基础，也是他思考中国问题时的理论分析框架。
乔治・凯南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和实力的基础上，依赖权力政治和维持均势实现外交目标。1951 年，乔治・凯南撰写的《美国外交》集中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政治观，被奉为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家的” 圣经”。该书认为，美国传统的对国际事务的处理方法，即” 认为通过接受某种法规和制约的体制有可能抑制国际领域中各国政府一些混乱而危险的想法”，是脱离现实而且背离美国利益的。
这种方法假定国际社会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所有国家都对现有的国际边界和所处地位” 相当满意”，且存在负责任的国际仲裁和能够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采取制裁，这是不可能的。美国人总是” 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测试他国的政治制度是否符合” 民主” 概念，而不管其他民族是否适合美国式的民主。这不过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范围，只会伤及自身。因此，乔治・凯南主张应该使用有限的实力保证核心利益，不做不切实际的道德承诺，也不要奢望成为国际榜样。
乔治・凯南把他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同样应用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中。在《美国外交》一书中，他以 19 世纪末美国提出的” 户开放” 政策为例，严厉批判了美国历史上对华政策的理想主义倾向。在他看来，与美国在欧洲的孤立政策不同的是，美国对东方的态度总是缺乏自制。” 门户开放” 创造了在美国盛行半个世纪的关于东方事务的” 迷思”(myth)，让美国人把自己当成” 那个不如我们幸福、不如我们发达的民族的品德高尚的庇护者、恩人和导师”。乔治・凯南认为，该政策的错误在于美国” 不愿意承认各国的现实力量和愿望的确定性和合法性”，” 总感到有义务对它们做出道德的判断”。也就是说，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关注点不是承认既有的权力分布现实，而是试图改变国际关系格局使之符合美国国内的道德标准。显然，这种” 为实现美国人的观念所做的努力”，恰是乔治・凯南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外交所攻击的重点。
除了秉持现实主义的外交目标外，乔治・凯南还主张运用现实主义的外交手段 —— 权力制衡 ——— 来应对新中国。乔治・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即通过维持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 进一步扩散”。他设想在远东建立防御地带，通过防守冲绳、台湾、菲律宾等关键性岛屿来制衡东亚大陆。他认为，美国没有实力也没有必要防御中国。乔治・凯南理想中的遏制政策不是全面出击型的进攻性防御，而是有重点的防守性防御。在他看来” 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美国体制将超出美国的能力”，而美国还” 没有伟大和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仅凭我们自己就足以征服、改变或经久地臣服所有…・・敌对的或不负责任的势力。” 美国只需要利用有限的实力，控制日本和台湾地区来制衡苏联和中国，就能达到遏制的目的。他认为只要美国耐心等待，坚持不懈地支持中国的” 铁托主义” 倾向，就能把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剥离出来，实现亚洲大陆的力量均衡。可惜，乔治・凯南寻求权力制衡的现实主义手段最终并没有为美国政府采纳，NSC68 号文件旨在全球范围内对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越过” 三八线” 企图打破亚洲均势，干涉越南更是远远超出重点遏制的范围。这一系列决策都违背了乔治・凯南设计的” 遏制战略” 的初衷。直到尼克松一基辛格时期，美国重新尝试在亚洲建立均势，才回归乔治・凯南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外交模式中。
结 语
乔治・凯南被誉为” 遏制战略之父”“冷战之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鲁说” 你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凯南”。外交政策专家威廉・邦迪 (William P.Bundy) 认为，乔治・凯南在思想上常常” 比一般人要超前二三十年”。虽然直接参与美国外交决策的时间不过短短数年，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乔治・凯南的观点都不容忽视。特别是他离开国务院后，乔治・凯南对美国外交政策做出的充满智慧和远见的评论通过大量的著作、文章、演讲和采访在美国社会广泛传播，通过引导公众舆论继续影响美国政府。他一生撰写了近 20 本著作，两次荣获普利策奖，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同时还是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项” 班克罗夫特奖” 的获奖者。因此，乔治・凯南的中国观不仅仅是美国外交思想史、特别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冶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并间接影响了那个时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
教育文化背景、戴维斯的影响以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是塑造乔治・凯南中国观的主要因素。乔治・凯南一生都在寻求现实，把国家利益、均势、权力放在考量的中心，力图帮助美国政府摆脱对华政策中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保守派，依旧无法摆脱美国文化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他的潜在影响。现实主义理论面临的最大悖论是，它必须承认一个” 既有现实”，即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 道德一法制” 目标已然成为国家利益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是外交精英，也无法摆脱这种文化传统的束缚。
在这些因秦的综合影响下，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比同时期的大多数美国人更为客观、实际，但依旧充斥着文化和意识形态偏见。这使他关于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亦不全面，并大大低估中国的潜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1980 年短暂的中国之行，虽让乔治・凯南一度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刮目相看，还亲口承认中国是他” 有关世界事务知识结构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但是乔治・凯南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因此改变。直到 1999 年，他仍强调要把中国摆在” 二等战略” 地位上，不可太过亲近，他认为中国人” 根本不喜欢” 美国人。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也一直保持谨慎态度，称他” 看不到中美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美好的发展前景”，美国要尽量少与中国接触，特别是” 不要低估贸易问题”，也不要使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显然，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的代表与美国” 最睿智” 的人，乔治・凯南在看待中国时亦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偏见和知识不足导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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