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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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留学美国的巫宁坤,顾不上完成手中的博士论文,便急匆匆地回国到燕京大学执教。在他心中,能得到燕京大学的教职是莫大的荣誉。那时,燕大是与北大、清华并称的国内一流大学。
当他远渡重洋,第一次站到燕京大学门口时,被这个美丽的校园迷住了。“燕园门口有两头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园内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巫宁坤在回忆录《一滴泪》中如是写道。
此时对未来怀揣无数梦想的巫宁坤,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几个月后,这所宁静的校园便被卷入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首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院系调整中,燕京被撤,燕园易主,学者教授们四散。
与此同时,包括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在内的21所教会大学,也都走到了终点。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风暴眼中的燕京
直到晚年,巫宁坤仍无法忘怀刚到燕京大学的日子。他常与西语系有名的才子吴兴华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吟诗作对。“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30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一滴泪》)
这样恬淡的书斋生活,很快便被一场呼啸而来的“洗澡”运动,打得七零八落。在小说《洗澡》的前言中,杨绛写道:“(这场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然而,与“洗澡”对比,显然“脱裤子,割尾巴”更加传神。
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档案被搬到图书馆,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
燕京的教师们,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上至校长、下至讲师,人人概莫能外。
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成为最大的活靶子。在如林的手臂和“陆志韦必须坦白交代”“打倒陆志韦”的口号声中,他也不得不举起手来,跟群众一起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就连陆志韦最赏识的才子吴兴华和爱女陆瑶华,也被动员在全校大会上检举揭发他。
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然不是为了批倒批臭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几个人,其真正目的是清除人们心中“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08年,美国政府提议用庚子赔款发展教会学校。自此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新文化运动和对西方文化的推崇,教会学校相对于中国世俗教育有明显的优势。但在新政权看来,教会大学却是美帝文化侵略的载体。在全国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无疑是执牛耳者。
燕京大学的崛起离不开老校长司徒雷登。1918年12月,当司徒雷登受命接手燕京大学时,这里似乎是一所没有人关心的学校。校舍设在局促的城里,学生不足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也不大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司徒雷登传略》)
更要命的是,燕京每年的经费有一半是空头支票。司徒雷登自走马上任起,十余次到美国各地募捐。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已经为燕京积累了250万美金的捐款。美丽的燕园,也是他从山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买到的。司徒雷登超乎寻常的社交能力,让他仅用6万大洋就从这位督军手中买到了燕园,而且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还用来设立了奖学金。
司徒雷登募捐的本事,并不足以成就燕京大学。真正使它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还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虽然,燕京大学只存在了33年,在校学生从未超过千人,但燕京的毕业生,却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独特的群体。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活跃在外交界和新闻界的人物,许多都是燕京的校友。据说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外交团14人中,7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在中国21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显然是一面旗帜。然而,当新中国决定割断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清除西方文化的影响时,燕京大学也无可避免地处在了风暴眼的中心。
存亡之间
1949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5所,私立大学81所,其中教会学校21所,占私立大学总数的25.9%。
这些教会大学绝大部分都有着美国教会背景。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如何处置教会大学?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并不乐观。
1948年底,解放军尚未攻入北平。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就致信陆志韦,要求他把燕京大学迁走,但陆志韦和大多数燕京教授,还是选择了留下。
他在回复美国基督教会的信中说,他之所以愿意冒险留下来,除了他天生是一个中国人外,还“希望能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找到有效的沟通,如果成功则有助于人道和自由在中国的存在。”他认为,这对中国、基督徒和世界和平会有极大的好处。
事实上,解放军攻入北平前后,共产党向燕京大学释放了友好的信号。解放军准备攻城时,毛泽东亲自嘱咐四野要注意保护西郊清华、燕京等校园的安全。中共中央尚未进京,毛泽东曾邀请4位大学教授前往西柏坡晤谈,其中3人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周恩来当时还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盗泉之水,可以养田。认为只要美国不干涉燕京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美国托事部的钱来办我们的教育。中共对于教会大学的灵活政策,让燕京人相信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这一切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内办学校的方针。包括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大学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
燕京宣布改为国立后,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办公楼前扎起彩坊,挂起“庆祝燕京大学新生”的横幅,师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篝火晚会。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校长陆志韦也接过了人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一切都令陆志韦有理由相信,在新政权下,燕京大学还是能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随着一场以清除“亲美、崇美、恐美”为主题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被逐一“洗澡”的燕京教师们知道,燕京大学绝无继续存在的可能。
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
与此同时,辅仁大学外文系一部分及经济系理论部分并入到新北京大学;经济系财经部并入新设的中央财经学院;其他各系科并入到新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成为北师大化学系。圣约翰大学财经系科并入新设的上海财经经济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土木及建筑系并入同济大学……
在这场院系调整中,散布于全国各地的21所教会大学,全都落幕了。
花果飘零
教会大学不能见容于新政权,几乎是注定的命运。
上世纪20年代初,蔡和森在《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寻求向海外扩展势力,由于英、日、法等国已经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使用福音主义、教会教育以及社会服务活动来向中国渗透。
另一方面,以苏联为师对中国大学制度的调整,也与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格格不入。
在苏联专家眼中,中国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太过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院系调整就是要大量培养能直接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苏联式的专才教育与教会大学一贯奉行的通才教育,南辕北辙。
在基督教传统中,科学的价值是超于技术之上的。科学是为了认识上帝在自然界中的秩序,上帝的理性与自然法则是同一的。因此,早期教会大学中除了医学外,多是人文学科和纯科学,工程学科几乎没有。
希望赶紧“西学为用”的中国人曾经批评,教会大学的课程设置“殊少社用之价值,徒为虚糜光阴”。而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则反驳说:“生命之丰富者,意为教育所以助人创世,学校所以教人为人,决非徒为谋生而设……果熟习历史、地理、文学及种种科学,则其心目中之宇宙愈广,而其生命亦愈大。否则,日从事一部之学、职业之说,只会缩小生命之兴趣。”(《约翰声》)
由于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在院系调整酝酿之初,教会大学的学者们对苏联模式颇多异议。然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洗澡”过后,所有声音归于沉寂。
当时,教师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归宿。从后来的分配方案来看,每个人的去向显然都与其在思想改造中的表现紧紧挂钩。
另一方面,陆志韦调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对父亲保持沉默的陆志韦之子陆卓明被开除出青年团;赵紫宸调入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
在“洗澡”运动中,心生抗拒的巫宁坤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巫宁坤记得,原燕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向他传达完分配方案后,忍不住放声大哭。巫宁坤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一滴泪》)
后来在工作中仍与陆志韦多有往来的北京大学教师林焘发现,那个曾经才气横溢、傲视王侯的学者不见了,陆志韦变成了一个谨言慎行的长者。
“菁莪雅化,学明行修,教泽奏奇功。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荩忠。”
60年后,当燕京的老校友们唱起这首燕京大学校歌时仍禁不住热泪盈眶。然而,那些曾经的教会大学,那一代学人和他们追求的博雅教育传统,早已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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