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瘦萍，1904年生，男，1938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离开出走，被抓获，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10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1968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缺乏营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1974年1月，娄瘦萍死在劳改营中，时年70岁。
韩国远，男，牙科医生，娄瘦萍的妻兄，1950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到贵阳铝业公司。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斗争”。1967年，他逃离贵阳，到长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娄瘦萍的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怕贵阳单位里的人追来，决定继续逃亡，离开中国。娄瘦萍的女儿当时是初中学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在东北营盘被抓。韩国远被判处死刑枪毙。他的外甥女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她还不到18岁。他的妹夫被指控为同谋，被判15年徒刑，死在劳改营中。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67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15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25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25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
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受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中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10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络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络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1999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回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了解。
娄瘦萍生于1904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1938年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1949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57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1979年8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读了7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
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10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18岁的娄玉方被判10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1970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1967年1月16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1987年在费城去世。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他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1970年9月27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界处的涔澹农场，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66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囚犯的“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的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准确：
1、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五年；
2、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四个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1元5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有人能接济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1元5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18岁。她被判刑10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1990年代毕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
我希望将来能够访问娄玉方，听她自己说出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不应该忘记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人世，看到人间可能发生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总是致力于迫害人压抑人，这种邪恶在文革时代大行其道，毁坏了无数人的生活。娄玉方的故事也会是对人生力量的一种激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生活。读者中有认识娄玉方的人，请把我的这一希望转告她。
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将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文革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再也无法使文革的受难者们复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全都书写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害死他们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出真实的历史，说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所遭受的迫害，说出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经历的痛苦，不需要隐名埋姓，临时另取一个名字，不需要惧怕作恶者的威胁。让我们为此努力。
附文：医学教授娄瘦平（作者：江雁；原载《民主中国》1999年4月号）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澹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棉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专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
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合，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农场四面环水，冬季，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再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澹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韩国远，男，牙科医生，娄瘦萍的妻兄，1950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到贵阳铝业公司。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斗争”。1967年，他逃离贵阳，到长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娄瘦萍的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怕贵阳单位里的人追来，决定继续逃亡，离开中国。娄瘦萍的女儿当时是初中学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在东北营盘被抓。韩国远被判处死刑枪毙。他的外甥女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她还不到18岁。他的妹夫被指控为同谋，被判15年徒刑，死在劳改营中。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67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15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25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25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
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受的偶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中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10年，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络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络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1999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电脑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回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了解。
娄瘦萍生于1904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1938年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1949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57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1979年8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
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
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读了7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
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10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18岁的娄玉方被判10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1970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在1966年夏天遭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1967年1月16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居住在费城，1987年在费城去世。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他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1970年9月27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界处的涔澹农场，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66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囚犯的“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的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准确：
1、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五年；
2、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四个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1元5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资料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有人能接济他，反而是他把自己的每月1元5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18岁。她被判刑10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1990年代毕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
我希望将来能够访问娄玉方，听她自己说出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不应该忘记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人世，看到人间可能发生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总是致力于迫害人压抑人，这种邪恶在文革时代大行其道，毁坏了无数人的生活。娄玉方的故事也会是对人生力量的一种激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生活。读者中有认识娄玉方的人，请把我的这一希望转告她。
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将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文革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再也无法使文革的受难者们复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全都书写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害死他们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大声地说出真实的历史，说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所遭受的迫害，说出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经历的痛苦，不需要隐名埋姓，临时另取一个名字，不需要惧怕作恶者的威胁。让我们为此努力。
附文：医学教授娄瘦平（作者：江雁；原载《民主中国》1999年4月号）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澹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棉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他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专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至今还深刻留在我记忆里。
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合，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农场四面环水，冬季，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再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澹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