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生在国外、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人类苦难，中国人很少进行关注。
前不久的查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的案例。当这一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西方人为之群情激愤时，中国大多民众似乎一片平静，笔者的朋友圈里也鲜有人关注。国人似乎对十几条生命并不觉得惋惜，对言论自由的话题更是不以为然。这是一群冷漠的中国人吗？国人身上为何没有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观呢？
我无意贬低国人，只是要试图找出国人冷漠背后的缘由。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因素都应纳入考量。
自汉代以来，儒家独霸中国，对文化传统影响深远。儒家思想虽然提倡仁爱，但也强调爱有差等。在《墨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巫马子对墨子说：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这个叫巫马子的人大抵是鲁国人。他主张对鲁国人的爱胜过对邻国邹人的爱，对邹国人的爱又多于对越国人的爱；要是和近人比起来，他肯定是爱亲人多过家人，爱家人多过同乡。那时候的巫马子自然不会知道万里之外还有异邦，要不然他肯定会加一句：吾爱越人甚于高卢人。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这种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亲疏远近直接影响到人的情感边界，对不同关系的人在情感投入上有很大差别。所谓的友好一般是指向与自己有关的人；但对陌生的人和事则比较缺乏同情心，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的就是这种心态。以亲疏远近为标尺来投入情感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查理事件缺少同情心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文化上的解释。
如果只是考虑文化传统，这显然又是不够的。在中国的某一地区发生的天灾人祸，往往能引起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帮助。同样是素不相识的人，国人的情感又如何被调动起来？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的沟通纽带早已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局限，更多的人是由工作、求学等途径链接在了一起，中国人的情感边界也就随之有所调整。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民族国家的观念便在政治的引导下深入人心，一国之内的公民被认为是同种同源，皆为华夏子孙。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就这样被建构出来；与陌生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被意识形态联系了起来。每逢个别地方的天灾人祸，政治和舆论都大加引导，个人的情感边界会相应地有所扩大，使得陌生同胞的遭遇在自己身上产生了共鸣。
由此看来，中国人的同情心也并非只是局限在自己的熟人圈子，也可以推广到素未谋面的一国同胞。但对于操着不同语言，有用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中国人的情感又为何顾及不到了呢？
普世价值观的话题无法回避。普世价值泛指某些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本于良知与理性为几乎所有人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比如人的生存权与自由权。理论上讲，出于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和单纯的同情心，无论生活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的人，都会对另一角落的人怀有最起码的同情与尊重。但即便这么一种最起码的人类情感在中国人身上也是缺失的。前文已经提到，中国人的情感边界早已突破了血缘和地缘限制，对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人也会投入情感。但对于查理事件，以及其他类似发生在外国的苦难，中国人的同情心怎么就变得匮乏了呢？
有位公众人物的一次经历颇能说明些问题。他在去美国时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展览，内容是911袭击后各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令他惊讶的是，唯有在中国的官报上911上不了头版。中国官媒的头版永远都是领导人忙碌的身影，雷打不动，颇有些“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中国官方是不喜欢普世价值观这种提法的。原因很简单，这是源自于西方的话语，常被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拿来说事，批判中国的种种负面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不愿亦步亦趋，进而推出一套自己的话语来替换所谓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一个替代品，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意味。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普世价值观难以深入人心，人们的情感边界被限定在了一国之内，对中国以外的同情心没有被普遍培养起来。
此外，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中国政府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直接或间接导致媒体的失声。在对查理事件的态度上，中国政府就像对待任何一件恐怖袭击那样，谴责暴力，但更多地是提倡互相谅解，以避免冲突加剧。这是官方的一惯作风，谨言慎行，只要不是袭击中国，那就多说没有针对性的话，避免得罪某些国家，更别招惹恐怖组织。相应地，中国的媒体也被要求和政府论调保持一致。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查理事件在国内的曝光度远不能与国际媒体同日而语，轻描淡写的提及也很快被其他报道给冲淡了。可以想象，国人对事件的了解可能真的有限。
前不久的查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的案例。当这一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西方人为之群情激愤时，中国大多民众似乎一片平静，笔者的朋友圈里也鲜有人关注。国人似乎对十几条生命并不觉得惋惜，对言论自由的话题更是不以为然。这是一群冷漠的中国人吗？国人身上为何没有体现出现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观呢？
我无意贬低国人，只是要试图找出国人冷漠背后的缘由。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因素都应纳入考量。
自汉代以来，儒家独霸中国，对文化传统影响深远。儒家思想虽然提倡仁爱，但也强调爱有差等。在《墨子》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巫马子对墨子说：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这个叫巫马子的人大抵是鲁国人。他主张对鲁国人的爱胜过对邻国邹人的爱，对邹国人的爱又多于对越国人的爱；要是和近人比起来，他肯定是爱亲人多过家人，爱家人多过同乡。那时候的巫马子自然不会知道万里之外还有异邦，要不然他肯定会加一句：吾爱越人甚于高卢人。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在这种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亲疏远近直接影响到人的情感边界，对不同关系的人在情感投入上有很大差别。所谓的友好一般是指向与自己有关的人；但对陌生的人和事则比较缺乏同情心，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的就是这种心态。以亲疏远近为标尺来投入情感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查理事件缺少同情心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文化上的解释。
如果只是考虑文化传统，这显然又是不够的。在中国的某一地区发生的天灾人祸，往往能引起全国人民的同情与帮助。同样是素不相识的人，国人的情感又如何被调动起来？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关系的沟通纽带早已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局限，更多的人是由工作、求学等途径链接在了一起，中国人的情感边界也就随之有所调整。当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民族国家的观念便在政治的引导下深入人心，一国之内的公民被认为是同种同源，皆为华夏子孙。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就这样被建构出来；与陌生人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被意识形态联系了起来。每逢个别地方的天灾人祸，政治和舆论都大加引导，个人的情感边界会相应地有所扩大，使得陌生同胞的遭遇在自己身上产生了共鸣。
由此看来，中国人的同情心也并非只是局限在自己的熟人圈子，也可以推广到素未谋面的一国同胞。但对于操着不同语言，有用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中国人的情感又为何顾及不到了呢？
普世价值观的话题无法回避。普世价值泛指某些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本于良知与理性为几乎所有人所认同的价值理念，比如人的生存权与自由权。理论上讲，出于一种朴素的人类情感和单纯的同情心，无论生活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的人，都会对另一角落的人怀有最起码的同情与尊重。但即便这么一种最起码的人类情感在中国人身上也是缺失的。前文已经提到，中国人的情感边界早已突破了血缘和地缘限制，对与自己毫无关联的人也会投入情感。但对于查理事件，以及其他类似发生在外国的苦难，中国人的同情心怎么就变得匮乏了呢？
有位公众人物的一次经历颇能说明些问题。他在去美国时参观了当地的一个展览，内容是911袭击后各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令他惊讶的是，唯有在中国的官报上911上不了头版。中国官媒的头版永远都是领导人忙碌的身影，雷打不动，颇有些“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中国官方是不喜欢普世价值观这种提法的。原因很简单，这是源自于西方的话语，常被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拿来说事，批判中国的种种负面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不愿亦步亦趋，进而推出一套自己的话语来替换所谓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一个替代品，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意味。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普世价值观难以深入人心，人们的情感边界被限定在了一国之内，对中国以外的同情心没有被普遍培养起来。
此外，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中国政府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态度模棱两可，直接或间接导致媒体的失声。在对查理事件的态度上，中国政府就像对待任何一件恐怖袭击那样，谴责暴力，但更多地是提倡互相谅解，以避免冲突加剧。这是官方的一惯作风，谨言慎行，只要不是袭击中国，那就多说没有针对性的话，避免得罪某些国家，更别招惹恐怖组织。相应地，中国的媒体也被要求和政府论调保持一致。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查理事件在国内的曝光度远不能与国际媒体同日而语，轻描淡写的提及也很快被其他报道给冲淡了。可以想象，国人对事件的了解可能真的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