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没几天，上面又叫批林彪的“极右”，也就是说他左得还不够，祸害还没完，“领袖”还想更左！捅了大篓子不知悔改，竟厚着脸皮抛出“给江青的信”以证其有先见之明。人们却笑其敢做不敢当，出此大丑，还想诿过于人。如果你真有先见，还会把他写进党章宪法而贻笑大方？多年来此公头顶“一贯正确”“洞察一切”的耀眼光环，成了匪夷所思的神，这次才让世人第一次看到他在大祸之后的慌乱中原形毕露。至此明白，此公品质低下，人格卑鄙，他是永远不会承认错误的，此公不死，国无宁日。从电影上看见他快速衰老病态的样子，暗想那一天不会远了。
从那以后，毛泽东灰头土脸，不得不有所收敛，文革因此盛极而衰。接着是“72年回潮”和鼓舞人心的“73年高考”，那可是文革七年以来上面破天荒的第一次宣称要凭文化考试成绩录取大学生。人们奔走相告，在绝望的生活中如闻惊雷如沐春风，其社会震撼力不亚于后来的“77年高考”。本来招工上学的指标光是公社干部子弟还不够分的，但这次在文化考试面前，这些人知难而退，公社不得不让知青们不论家庭出身都报了名。老乡们说，“这回就看你们谁得头名状元啦”。但是考试后由于“张铁生事件”的干扰，那年招生在最后关头搞得不伦不类，录取的“工农兵学员”既有成绩好的但更多的是“红五类”。然而幸运的是，我几经周折后还是意外地上了大学。
草原生活五年，始知世事沧桑，感受了真实的社会底层。贫下中农大多不敢乱讲话，其他人更是噤若寒蝉，只有从老王这样见识广无牵挂又毫无顾忌的人嘴里，得到了不少难得的人生“再教育”，从一个专制制度下批量生产的驯服工具，转化到一个有批判意识的自由人。从那以后，虽人在都市，但荒岭的夜月，草原的清晨，常在记忆中浮现。后来，听公社来的人说，老王干不动了，最后几年在工地上下夜，还托人给他捎过一瓶竹叶青。再后来，听说他一个人死在工棚里，被人发现了，还是那身皮袄皮裤，卷了一块毡子抬出去，挖了个坑埋了。
三十二年后，我故地重游。塞外秋凉，草木早衰，气候暖化的后果，雨水渐少，再加上过度放牧，草场不得生息，逐渐退化，满目萧然。历史上这里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七十年代我们见到的草场尚可藏住兔子，而今天是连老鼠也难藏身了。且放牧量大增，草场矛盾增加，所以草原上很多地方已被铁丝网割成一块块的，大家各管各的，昔日里那种守望相助、走到哪家都管吃管喝的淳朴民风已不多见。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却奇怪不见当年骏马奔驰的情景，原来牧民已经骑着摩托、打着手机在放羊了，见证着时代的进步。但当年矿上的工友不少已经过世，年龄并不大，可知医疗条件仍然有限。山河依旧，人事皆非，最惊奇的是，现任乡长竟是当年公社书记的儿子，牧民中发了财的也多是队长书记的后代。居民点上气派的砖房，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那是村长支书的。官二代三代，代代世袭，如此“红色江山万年长”？
如今，那个党虽然还在台上，但“铁打的江山”早已变了颜色。当年争抢党票，如今竟流行“退党入教”，鄙弃马列，重新皈依佛陀真主上帝，真是匪夷所思的巨变。矿山已废，断垣犹在，一草一木都叫人想起那远去的岁月。找到老王的坟上，撒了一杯酒，忽然想起他“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话，大为感慨：多少人绝望自杀没有等到那一天，多少智者先知都不敢想的沧桑巨变，莫非一个乡野村夫竟早有预感？万物兴衰起伏、此消彼长的深刻哲理难道他早已了然于心？冥冥之中，难道世事真有轮回？抚今追昔，不胜嘘吁，“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
今天，傅作义抗战史终于在回忆录和学术文献中重见天日，但当政者仍有难言之隐，不肯大力宣传。从老王当年的只言片语，也远不足以了解那些战役的全貌以及对全国战局的影响。当年的知青如今已届耳顺之年，“曾经沧海难为水”，对听见的东西不再轻信，对经见的事也想要知道其真相。工作之外渐有时间，有心检验一下他当年所述是否确有其事，个人记忆也会有所偏差。身在大洋彼岸，不时怀念如今到处都是的老绥远美食，“涮羊肉烧麦真不赖，二人台山曲儿真精彩”。近年来回内蒙时，注意收集了一些散见的文史资料，并借助海外互联网信息通达之便，抽丝剥茧，考其真伪，从海峡两岸的文献中提取到绥远抗战的一些真实史料，这些史料所描述的是一幅尘封多年的恢弘画卷之一角。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老王提到过的百灵庙一战，史称“百灵庙大捷”。那是1936年11月，傅军长途奔袭300里，“昼伏夜行，翻穿皮袄，马蹄裹布”，在零下40度的凌晨严寒中，出奇不意发起攻击，歼灭盘踞的日伪守敌。此战规模不大，却是日军侵华五年以来、中国丢失大片国土之后的首次完全胜利（此前虽有“长城抗战”等战役，但国军未获全胜），也是国人第一次发现气焰嚣张的皇军并非不可战胜。这使抗日愿望长期受到压抑的全国民众从心理层面上看到了希望而欣喜若狂，强烈地激起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热忱，纷纷自发踊跃捐输。当时在绥远，有人竟“毁家抒难”，将家产尽数变卖支援抗日，甚至有监狱的犯人宁愿饿肚三天，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前线，高涨的民气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热泪盈眶（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十辑，29页，1990年）。同时，北平西安上海各地都纷纷组织绥远前线慰问团、义勇军、宣传队、救护团、战地服务团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前来绥远劳军。其中北平学联发起了“万件皮衣运动”，口号是“千针缝、万针缝，送给绥远战士杀敌打冲锋”。同时，何香凝组织了“上海妇孺抗日慰劳团”，陶行知组织了儿童团等。还有大批热血青年，从各地纷纷来绥要求入伍抗战。慰问品堆积如山，歌声震天旗海遍地，热闹非凡，塞外古城归绥一时成了万民瞩目的抗日中心。
然而，更重要又鲜为人知的是，此战还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影响世局的“西安事变”。事情的经过是，“百灵庙大捷”使傅作义成了全国敬仰的英雄，却深深地刺痛了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傅张二人曾在北伐中为敌，但后来成为好友），使这个手握三十万重兵却对日寇一无作为的少帅在全国人民面前无地自容。绥远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激起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激情。他们自1931年退到关内五年以来被人唾骂受尽屈辱，现在看到中国人也可以打胜仗，故纷纷到张学良面前哭诉，强烈要求增援绥远、打回老家去以雪前耻。百灵庙大捷以后，日军疯狂报复，向绥远大举进攻，绥远一时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此时全国抗战还未开始）。
这时蒋介石抵西安视察，学生们趁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绥远抗日大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支援绥远。各方面的压力致使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不顾后果，在绥远大捷的半个月后冒然发动了“西安事变”，竟敢绑架国家元首。他以为这是“逼蒋抗日”，然而在事变过程中，全国甚至世界舆论都强烈谴责张杨无法无天亲痛仇快，一致诉求“枪口对外，支援绥远，将绥远抗战扩大为全国抗战”（只有中共狂喜，曾谋求杀蒋而未得逞）。正是这强大的舆论压力，才促使张学良幡然醒悟，知其大错，诚恳向蒋负荆请罪，并终其一生持此磊落态度。而委员长置生死于度外，危难之中也不失元首威严，凌凌风骨，不愧为当年扫平军阀一统华夏的领袖。史载，委员长回来那天，举国沸腾，南京城里民众倾城而出，鞭炮响了一夜，人们庆幸国家没有分裂。可惜这段煌煌史实，早已被官媒扭曲得不成样子。今天也少有人知道，内蒙古的无名小镇百灵庙，曾经这样促进了全国抗战的总爆发，进而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
老王提到的另一场胜仗，是1940年3月的发生在绥远的“五原大捷”。那是在抗战最艰苦、日军长驱直入切断了国府与国际联系的全部海上通道而命悬一线、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已无可能撑得下去的时候，傅军在河套重镇五原取得的一场大震民心士气的胜利。五原离日军占据的包头不远，有公路连接，可以随时驰援，难以攻取。但傅作义识水利，他巧妙地利用春分时节黄河漂凌阻塞河道使河水暴涨淹没两岸公路、暂时切断日军联系的宝贵时机，出其不意奋勇歼敌，一举解放了五原城。此役中傅作义麾下大将董其武率部在五原城北奉命死守五加河桥，阻击来自包头绕道阴山北麓经乌不浪山口疯狂扑来的大批日军增援部队，立下首功（老王在列）。日军急于赶至五原，穷凶极恶以飞机坦克大炮的绝对优势轮番轰炸，强攻三天三夜竟不得渡河，使傅军主力攻城有了宝贵时间。战斗中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尸横遍野，死伤惨重。此役是国军首次收复沦陷城市，还击杀了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强烈震动日本朝野。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被舆论誉为“开反攻胜利之先河”而光照日月。傅作义也因此被国府授予代表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并获奖励三十万现大洋（老王所得的两块可能来自于此）。直到2005年，当地才重建了毁坏殆尽的“五原大捷”烈士陵园。
史料记载，1938年傅作义在晋西整军时曾为晋绥军制订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责令遵守，故傅军军纪严明，与百姓水乳交融（王所言有据）。正是有了民众的支持，傅军才能在1946年的“大同—集宁”一战中，大败贺龙聂荣臻部，歼灭共军两万人，是国共之争中少有的经典一战。傅主政绥远二十年，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口号，开展屯田活动，对繁荣河套经济起了巨大作用。并提出“治军治水并重”，调配军工民工，修建干渠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使“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地利更加造福人民，功在千秋。又引进水稻种植，使河套人首次吃上大米并受益至今。还除匪患，办学校，兴实业，办起绥远第一家毛织厂，生产出高级毛料（可见内蒙古并非如官媒所说“解放前连一根钉子也不会造”），这些德政至今为民间称道。这期间，傅部长期驻扎陕坝五原一带（故王与寡妇有染）。
傅与中共素有往来，宽容了中共在绥远的地下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被捕的中共要人王若飞以礼相待还亲自宴请，并促其于1937年获释（流传很广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夸大了王所受的“虐待”）。傅还在1936年2月派遣中共党员乌兰夫赴百灵庙（乌曾留学苏联，1929年回国后在归绥土默特小学当教师和教导主任，后获聘为傅的俄文翻译，其主要工作是收听苏联电台广播向傅报告）。乌不辱使命，说服其任骑兵队长的堂兄云继先，在当地王爷德王投降日本人以前，拉出了一支八百多人的骑兵队伍，组成了傅作义麾下的“蒙旗独立旅”参加抗日，史称“百灵庙暴动”（但官史却“忘记”了傅的主帅作用），这也为9个月后的“百灵庙大捷”埋下了伏笔。其实我观乌兰夫治绥亮点不在此而有二：一是解放初“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此举避免了残酷杀戮（也是今日疆藏之乱源）；二是“大跃进”时内蒙未争先，故饿死人较少，还接纳了3000上海孤儿和很多外省饥民，我们公社就有不少。疯狂年月能做到这些已属不易，但却难以明说。然而世事荒唐，最为诡异的是，傅作义一世英名，竟晚节不保，去做什么有名无实的“水利部长”，甘受其辱。其弟傅作恭博士被打成右派活活饿死甘肃夹边沟，他竟没有施以援手，晚年更沦为统战工具。一代将星，就此陨落，读史至此，不禁掩卷长叹。
1949年9月，大厦将倾，一木难扶。主政绥远的董其武将军为使黎民免遭战火涂炭，顺应大势，以苍生为念，率10万国民党军政人员主动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在起义前的谈判过程中，毛泽东曾对“绥远方式”用白纸黑字作出了明确阐述和具体承诺，即“对绥远董部官兵不缴械，人员不遣散，而整建制改编”。还有，“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即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故王骂其无信）。另外，董其武治军廉洁，反对吸毒、卖淫、赌博，并对此深恶痛绝（故王挨其马棒）。
这些铮铮史实都对王万贵的话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更为他的一生遭遇鸣不平。一个伙夫，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上了战场，虽没有斩旗夺帅的赫赫战功，但他为国家流过血，为战火中的“弟兄们”做过饭，抢救过伤员，尽了一己之力而无愧于时代。他三言两语提到的这两场战役，虽然远不及淞沪会战或台儿庄大捷有名，但都在特定的时期影响了全国战局而彪炳史册。一个顶天立地的战士，一个应该受人礼遇的军人，却被剥夺了胜利的荣耀和军人的尊严而沦落成受人奚落的“兵痞”，这是这个国家的耻辱，一个民族的悲哀。
抗日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战，时值中国才结束千年帝制不久，国家积弱贫穷，一盘散沙（北有“满洲国”，南有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南诸省军阀割据̶），原本无力去打一场现代化战争。但国难当头，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抗战”，“竭全国之力，抱必死之心，保民族之生存”。以血肉之躯与装备精良的强敌殊死搏斗，惊天地泣鬼神，在山穷水尽、国脉如丝之际，拼死保全国柞于垒卵。这样血泪斑斑之丰功伟业，惊天动地之民族壮举，当政者竟然在整整三十年中对其亿万学子和人民大众绝口不提一字！还反诬人家是下山来“摘桃子”的，煌煌青史竟敢成灰！同为炎黄子孙，如此伤天害理，需要何等阴暗猥亵的心理，何等卑鄙龌龊的企图？
党派高于民族，私利凌驾国家，即使在抗战胜利七十年后的今天，官媒仍然遮遮掩掩，拒不大声承认国军在抗战中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却津津乐道于骨肉相残的“三大战役”。炎黄子孙窝里斗，兄弟操戈血成河，何忍于津津乐道？面对世界民族之林，又情何以堪？还奢谈什么“民族大义”、“血浓于水”？
中共为什么如此下作？唯一的解释是，因为他们怕，怕的是人民知道了国民政府不屈不挠抵死抗战的真相，从而对血淋淋的国共之争的起因提出疑问，最终会追问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一个遵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野蛮逻辑的党，为现代文明理念所不容，所以它至今不敢将自己的合法性诉诸民意。尽管它表面上气壮如牛，但心里总是虚的，最怕的是被人追问其来历。在抗日的生死关头，毛泽东为中共制定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这也是今天为史料所证实的中共实际作为。此举为中共夺得了政权，却是他们今天绝不愿人提起的“最高机密”。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在课堂上听到过台儿庄和昆仑关，也没有听到过滇缅公路，南洋机工，印度远征军和美国飞虎队，更勿论长城抗战、五原大捷。最为可悲的是，三十年中连南京大屠杀都无提及，因为那“杀的是国民党军队”。
为什么日本至今拒绝为侵华认罪？据说其辩解之一是：你们自己在长达三十年中从未正式提起此事，五六十年代为了反美，还视日本为受害国为其所受的“原子弹之害”大力伸张。那么，你们现在再来翻悔已属逾期讨债，理由已不充分。再者，皇军帮你们消灭了三百万国军，但从未重创过八路，非如此中共得不了天下。毛本人也深知此恩，故多次公开为侵华战争感谢日本。而他至今还被你们挂在天安门供在纪念堂，那么他说过的话当然继续有效，何来认罪之说？
这不是黑色幽默，却是真切的史实。在中国，信史只见于隔代之后，但如果用“民族大义”这个标准，后世史家在“隔代修史”之时，将会对曾经决死抗战的国军和从没向日寇放过一枪的某些“共和国元勋”怎样重新下笔？一个外国史家说过：“在中国，最难预料的是历史”。专制之下，史家只能曲笔，随着眼前政治斗争的胜负不断修改历史，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也许我们真的是劣等民族，了解自己父兄的史实还要等到“隔代”之后？国军的抗战史料在大陆现已大部被毁，研究者竟必须依赖美国和日本的档案。被阉割了历史的民族，何谈崛起？在奢谈“统一大业”和“向前看”之前，首先需要的是向后看。史不真，则理不直；理不直，则心难平国难安。胜利者洗去了血迹、漂白了劣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神话，就可以抵挡后人对历史本真的不懈追索？
中共为什么在已经得了天下，还要用“土改”“镇反”和“肃反”杀了那么多人，将前朝人士统统打入地狱，连老王这样与世无争的老人也不放过，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没有如此残忍？帝王们杀的是本朝功臣，却并不对前朝人士下手，反而会重用其中的贤才（管仲之于齐恒，魏、房之于唐宗，刘基之于洪武；这些都是前朝官吏，典型的“历史反革命”，但都为新朝立下了大功业）。帝王们是在“天下苦秦”之时趁势而起，自信得人心，敢用天下贤才。中共为什么如此残忍？唯一合理解释是，因为他们心虚，知其靠勾结苏俄“境外反华势力”起家，在世界的左倾狂潮中（欧美自1929后陷入经济大恐慌和世界大战，而苏联却似乎一枝独秀）裹挟青年，趁抗战之乱坐大，又利用国府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陷入腐败之机、用“自由民主”的谎言和野蛮杀戮夺权，其心术不正手段残忍，自知人心不服，故须杀人立威。残忍到什么程度？为“解放”而围困长春时，竟饿死了三十万无辜百姓。当时有数万人己经逃出城外，但在共军面前苦苦哀求竟不得一饭而活活饿死在两军之间。
这是“解放”还是毁灭，是“人民子弟兵”还是虎狼之师？真的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得了天下你就是“正义之师”？证之古今，古埃及陷落，古希腊被毁，秦灭六国，蒙古铁蹄，满清入关，在在都是野蛮摧毁文明，落后打败先进，得胜的往往是心狠手辣更加残忍的一方啊！斑斑血迹，史不绝书。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文化主要是靠宗法体系士绅群体传承，把他们打倒，社会才会出现裸体游街和灌大粪这样泯灭人性行为，中共煽起的是人性中最阴暗邪恶的一面。土改时为什么要“村村见血”？历朝历代，农民只有实在活不下去时才会造反，但“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村虽穷，却未有大灾荒也不到活不下去的绝境，所以中共需要用“土改”去人为地“发动”起群众，逼他们杀人。杀人者绝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能是村中的流氓地痞，他们杀了人就再也回不去了。毛泽东就是用这一狠招，绑定了他们“从此跟定共产党，海枯石烂不变心”，但也与人民结下血海深仇，断绝了后世的政治改革企图，因为任何一点让步，都会引来几十年积怨的火山爆发。所以今天眼看着民怨如潮水上升却只知加高堤坝，“民困而不知救”，眼看水涨坝高，最终结果不难预料，制度使然，早晚而已。你还能把堤坝修到天上，能把GDP全用来“维稳”？
当他把“为人民服务”喊得震天响的时候，却规定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也就是高于国家民族，高于法律良知，高于道德人伦，有这种党性的人是不可能有人性的。消除了道德良知的障碍，人就只听“老大”，无法无天，六亲不认，以至于夫妻告密，父子成仇，学生打老师。这样一个党，在观念和行为上就具备了黑社会的主要特征。没有这台高效的绞肉机，毛泽东得不了天下。而他得了天下，却不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以暴秦之政治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数灾难，包括“革命家”们自己（奇彪达龙铸、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付余、黄吴叶李邱…）。他们的遭遇读来齿寒，却并不令人同情，因为是他们自己参与打造了这台绞肉机吞噬了千百万人民。暴民造反，聚啸山林，难有规则，面对官兵之外，更可怕的是内部的残杀（杀AB团，富田事变和苏区肃反…）。建政后，“开国元勋”们或许以为可以永享富贵了，其实在毛帝眼里，他们仍然是随时可以宰杀的走狗奴才甚至蝼蚁而已。什么“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其本质并不复杂（老王认为不过是“叫驴”太多而已）。
如果毛泽东真想过“为人民服务”的话，那他得了天下就应该将权力交回人民手中（如乔治∙华盛顿由此建立了今天的美国，真正的“建国大业”，为万世开太平）；或至少要学开明君主任贤用能，将国家运作交给贤人和专才去实行（汉唐宋明清皆循此道避免了内斗得享几百年太平，而草寇洪秀全靠“功臣”治国则转瞬而亡）。国民政府虽腐败，但其中却不乏清廉贤能之士，知识分子也没有腐败。更可宝贵的是，只有他们才有经济文化司法外交科技方面的专才和经验，为治国之命门，而中共方面却不可能有此种人才。但毛泽东无知无畏，老子天下第一，哪管什么“经济规律”？治理国家他瞪眼胡来，“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如王所骂“凉棒”）。这样的胡干蛮干不能不遭天谴报应，除了当下的大饥荒之外，很多报应多年后才显现出来。
比如唐山地震竟死难24万人（民间估计在60万以上），官方不会承认，那主要是一场“人祸”，因为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智利也有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1985年经历了一场7.8级大地震，但死者只有150多人。这表明唐山大规模死难是政府长期“抓革命”而忽视建筑质量的结果。在一个自宋朝起就有世界领先的“营造法式”（建筑标准）的国度，竟有这样的不肖子孙！还有，79年打越南，竟把战士们绑在坦克上运往前线，成了越军的活靶子而死伤无数，因为没有装甲运输车。这并非高科技，“建国”三十年毛在干什么？在“突出政治”！战士们却用鲜血替他付了帐。大饥荒中，不惜饿死人才搞出了核弹，却险些引来苏联“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幸亏美国阻止才躲过一劫）。最近，南海岛屿主权再起争端，其焦点是我们自认为“古已先登拥有主权”，但国际法庭却主要看最近五十年。五十年前我们在干什么？毛在忙着内斗整人，没顾上建造过一个远洋海军舰队。这些岛屿离我们有几千里，离人家只有几百里，别人在五十年中能没去过吗？无知无能，只知权力的荣耀，岂知权力带来的责任！有些机会失去了恐怕就难以找回来了。昏昏然之中，疆土丢失殆尽（或变成争议之地），还在梦想做“世界革命中心”，真是愚不可及！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大老粗治厂治校的笑话，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更多更愚蠢的、毁我中华命脉的重大昏庸决策是发生在“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需要炮灰的时候，他告诉你“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坐上了龙椅却叫你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剥夺农民土地粮食的时候，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整知识分子，他又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调查了，却视而不见几千万饿殍。他说得不错：“叫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但真说了话的彭德怀和几十万右派是什么下场？打天下时他说要做“人民公仆”，得了天下却叫你把他“比母亲”！转眼不认账，翻脸不认人，正是“自古帝王多无赖”。此人得志，我为鱼肉（老王厄运不孤）。
三十年中，毛驱赶着中国人民经历了大小几十场政治运动，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口粮票，给农民头上套上一根根枷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里，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由买卖，没有迁徙和选择工作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人”还是新时代的农奴？匪夷所思的阶级仇恨，坑杀了多少中国的比尔盖茨，爱因斯坦和达尔文？把他们说成是“一小撮”加以专政摧残，自毁精英，所以直到今天，一个十三亿大国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大家、科学大师和世界驰名的商业精品。还搞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留下累累饿殍皑皑白骨，造就了毛作为古往今来在和平时期杀人最多的“大救星”。这一笔惊天大帐却至今无人给个说法，更勿论承担责任。有这样的“大救星”带领我们“革命路上迈大步”，“革命到底不回头”，撒旦才会偷乐。
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革命三十年，国之将亡，人民困苦不堪，三代人住一间屋子，人伦尊严不再，华夏五千年未闻之耻！同样的三十年，德日从废墟中变成了世界强国，亚洲出现了地区四小龙，人类登上了月球，世界已迈入核能电脑生物工程时代。但毛却驱赶着一千七百万中学生去上山下乡，与农民争食。蒙膧的青少年们哪里知道，当他们赶跑了“帝修反”、专政了资本家的时候，也就摧毁了自己前途，因为城市就业机会主要来自工商创业者和中小资本家，外国投资更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打倒了他们，留给自己的就只剩下“广阔天地炼红心”这绝路一条了。
建设国家最需要工程师科学家等专业人才，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却关闭了大学，把作为国家精华的城市中学生（他们是全国亿万青少年中受过较好教育的极少数）送去从事原始劳作。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业国家，城市引领乡村、农民进城才是历史潮流，而下乡运动是逆人心，悖天理，毁我国家精华，灭我民族生机的妄为。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大部分知青在乡下被剥夺了受教育、求职和迁徙的自由，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的生命还没有闪光就被黑暗吞噬了，其中平民子女为最甚，他们又在其后的经济大潮中落伍，牺牲的不是十年，而是一生。
万幸的是，从绞肉机下偷生的老邓谜途知返，经济上搞得不错。但他的成功秘诀竟是把“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请回来，让工农再给他们打工。这不是“反革命”行为吗？中国的工农不是早已“彻底斩断了穷根子，当家作了主人”吗？多少年来我们被教导说，共产党血流成河才推翻了“万恶的旧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资本家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他们都是“寄生虫”和“剥削者”。其实马克思只看到利润分配的差别，岂知企业家创业的风险和艰辛！但这一缪论煽动性极大，它开天辟地以“科学”的名义从根本上打乱了社会成规，指向了一条“砸烂旧世界”的疯狂歧途，其诱惑力对于下层工农来说远比国民政府的“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正确方针要大得多，所以它风靡世界，为祸中华，替中共煽惑起千万工农为其打下了江山。但奇怪的是，已经“当家作了主”的亿万农民，最后却争先恐后重新接受资本家的“剥削”。没人“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经济却从此大发展。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付出了上亿条性命，今天终于明白，原来救了中国的是资本主义，而那个“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它的极端主义怪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加秦始皇）——才是我们多年苦难的总根子。
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社会发展的沧桑正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恰恰是“反革命”。革命鼓吹破坏，反革命才有建设。革命导致杀戮，反革命才有活路。地主富农资本家，只要财富来得正当，他们才是社会的中坚，生产的组织者和风险的承担者，也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欲言又止，不敢明说）。今天有志青年应该做的，不是“唤起工农千百万”，“砸烂旧世界”，而是先尽心尽力给资本家打工，从中“苦其心智”，磨砺自己，学到经验创新技术积累资本，然后自己创业造福社会。今天我们还知道，社会改革只能从现实出发，社会的进步公正只能通过一点一滴的渐进改良，绝不能容忍任何野蛮暴力，绝不能从任何美妙的“主义”和“理想”出发。“跟着共产党拿起刀枪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疯狂只会翻起社会渣滓，摧毁生产力，造出人间地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残忍的权力转换之后，造就一小撮枭雄和“元勋”，朝代循环，周而复始，社会退回原点，人民更加痛苦。抚今思昔，想起那三十年的“狼奶”教育，能不冷汗涔涔？
中国的“共产革命”最终会被证明是历史的一场逆流和浩劫，因为它的根子就不正。小岗村农民写血书包产到户才吃饱肚子的故事清楚地表明：财产公有只有死路一条，“共产主义”只是幻想。财产私有才有活力，社会要有适当差别，才有发展动力。如果“共产”和“铲除一切不平等”之后，就意味着社会的窒息和死亡。在“理想”的旗下，中共虽带来过短暂的希望，但它却摧毁了国民政府已经初步建立的司法体系，舆论监督，选举体制和考试制度，这些才是国运所系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同时它还摒弃了连封建王朝都小心遵守的官员回避制度、百姓伸诉制度、皇族不做官不经商、以及史官独立记录史实（这是对皇权仅有的一点约束）等必要的统治规则。这样，取而代之的就只能是一个理念落后、无法无天、无能无信、内斗不停、没有自我纠错机制的党，向封闭僵化的死路倒退而去。
更叫人后怕的是，要不是林彪父子拼死一搏，致毛大病一场减了寿，天知道他还会作出多少孽来？只要他再多活十年，很可能会把中国打回原始社会去。这并非耸人听闻，君不见他把“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这些基本社会规则都批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和“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要“打土围子”去消灭，那不是要实现他梦想已久的“供给制”、没有城乡差别（城市变成乡村）、没有知识分子的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吗？他的好学生波尔布特不是已经实行了吗？他还要“批臭孔老二”，那是要斩断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根啊，“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如此祸国，远非夏桀商纣秦皇可比，恐怕老天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历史才在这里进入了拐点。
今天，经过了由林彪发动、国锋接棒、小平建功的艰难嬗变，中共终于从毛的邪路下挣脱出来，走上了一条“反革命”的正确经济发展道路，成绩不小。但它在政治体制上是绝不会主动开放改革的，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打天下者坐天下”，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旗下永远一党独大，使其“红后代”子孙永享特权（这才是腐败的根源）。而正是那个“马克思主义”才给了它执政合法性，所以它至今仍扯着这杆血旗、在一个以“共产”为宗旨的党的领导下去发展自由市场、保护私有财产，其荒唐无异于以造反求安定，以杀戮求和谐。行为与旗号悖逆，如狼羊同圈，冰火同穴，为天下笑，又岂可久乎？
当习近平在大谈“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时候，他看来还不知道，尽管他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了权力，但其中却隐藏着最现实最危险的杀机，因为在今天阶级矛盾尖锐、仇富心理普遍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极左派的复活，如果他们真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拿起刀枪，造反有理”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再一次万劫不复。
在已经没有了阶级的前三十年里（除统治者外），毛泽东为什么要凭空制造出千万个“阶级敌人”？善良的人们哪里知道，没有把千万人打入粪土，哪会有亿万人的俯首战栗和“红太阳”的升起！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阶级敌人”，他老人家则无意细究，他要的是恐怖，是万民颤抖鸦雀无声。可悲的是，小平时代虽取消了“四类分子”的说法，却对此大是大非保持了沉默，没有给他们公开平反，更勿论道歉赔偿。几千万人、几十年的冤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付诸了东流？“伟人”不仁，以人民为刍狗！
一个穷苦善良的农民，只因参加过非共军队，就被打入地狱，在邪恶的“阶级斗争理论”下沦落为政治贱民，隐忍苟活于粪土之中，凡几十年，不见天日。队上劳动，人们一天挣十个工分，四类份子只得八分，没有年节，还随时被揪来批斗，其屈辱苟且不足与外人道。然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非同处劣境相濡以沫，不得尽其言。老王虽大字不识，又处社会最底层，但他明事理，凭良心，说实话。他不看脸色，不计利害，有气敢出有屁敢放，逆境中绝不趋炎附势。有此人格良知者，当今高官学者之中，又有几人？而无此道义担当者，又何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那个铁桶般禁锢的“毛泽东时代”，人民被一步步拖向黑暗深渊而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万马齐喑中的一句笑话，就像无边暗夜中的一丝萤火，乌烟瘴气中的一缕清风，娱人娱己暖人心底而功德自在，又令多少“肉食者”汗颜？像吁天的黑奴，他抗争的不仅是个人遭遇，更有呼唤公理、争取人权的普世价值在！我观其秉性，倔强阳刚，直白血性，言人所不敢，神似民族脊梁遇罗克、顾准和刘晓波。其社会批判之眼力，峭拔犀利，酣畅淋漓，话粗理不粗，可谓不识字的鲁迅。其幽默之辛辣，新奇突兀，出神入化，可谓没上过舞台的侯宝林。
白云苍狗星斗转，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正当那些“革命家”们或死于地下室以“烈性传染病”入炉、或事败出逃弃尸荒野、或在铁窗后度过凄凉几十年、或虽助纣为虐但仍被无尽的检讨折磨得生不如死、最后那个“山大王”也在天怒人怨中被死神抓走之时，一个“兵痞”却能悠然自得，穿着他油亮的老皮裤，抿着小酒，哼着“我寻的男人就是你”，诙谐骂世，笑对人生。“柳木扁担，颤也不颤！”，他只用这一句箴言，就悟出人生大智慧，把一切诬陷屈辱丢开，安之若素，任你张牙舞爪，老子尿也不尿，深谙劣境生存之道而苦中寻乐，活个痛快。那么，敢问朗朗乾坤：究竟谁，才是人生胜者？
故人已矣，把酒问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