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专政二十年，它底毛病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面前，所以我们用不着去批评它。可是还有若干人，尤其是许多青年们，没有认清中国共产党底真面目，对它还存着某些希望。
假若指挥世界各支共产党的俄国共产党真是马克斯底忠实信徒，并且是为实行马克斯底理想而奋斗，那么必将受到全世界劳苦大众底欢迎。可是，无数的事例，尤其是南斯拉夫事件，极其显然易明地告诉我们：俄国共产党走着与马克斯相反的道路，他们是在马列主义底掩护之下，跟着克里姆林宫底领袖们走上彼得大帝底旧路。时至今日，每一个具有人类基本智慧的人都应该可以判断，俄国共产党外将国际主义置于民族主义之上；对内则将族民主义置于国际主义之上。他们要求在共产国际指挥之下的各国共产党各自放弃民族主义，为俄国底利益而牺牲各自底祖国在外交上甚至于在事事上的利益，来实行世界无产阶级一家的国际主义。可是，俄国共产党在国内则崇拜着斯拉夫底“民族英雄”，并要求全世界共党支部向莫斯科看齐，以俄国为“世界无产阶级底大家庭”。在这样一种“统一矛盾”的运用之下，克里姆林宫主人打起马克斯的招牌要征服全世界以建立一个大苏维埃帝国。为了实现这一雄图，他对于世界军略要点都有实际的谋画。而各国共产党则在莫斯科统一指挥之下各别地利用自己祖国内部的弱点帮助他完成这一企图。古老东方，并没有逃出这一伟大计划之外，所以“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在美国慷他人之慨之下订立雅尔达协定，以“恢复帝俄时代的权益”。在彼得大帝底继承者这一发展计划之下，即使中国共产党底领袖们心目中想成铁托，他们在客观上是否帮助俄国戕害自己底祖国呢？而且，他们又有什么把握避免南斯拉夫目前所遭受的厄运呢？
俄国共产党三十年来的历史所表现的，是严格地要求思想的清一色、组织的清一色，和社会成分的清一色。在俄国，借着政府长期的教育和宣传以及在消极方面的种种严格的制裁，人为地使得全国二亿左右的人民信奉马列史主义。马列史主义之于俄国人民，像希腊正教之于中古时代欧洲若干国家里的人民一样，成了必须一致崇奉的国教。在俄国，只有共产党，或受共产党支配，或以共产党员为原料的各种团体才能存在。任何不同质的组织都在排斥消灭之列。在这个国家里，基于一种说法，消灭无产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无产阶级是社会底唯一成分。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同在法西斯统治之下一样，“个人”只被视作“手段”，而不觎作“目的”。政治工程师们有权随时随地消灭妨害政治要求的个人，正犹之乎园丁可以随着需要而割除他认为有妨碍的花草一样。等到思想、组织，和社会成分这三种“清一色”借着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力做到了，俄国底职业宣传家们，为了诱惑世界别国向往民主自由的人民转变民主运动而从事以俄国为模范的共产斗争，说俄国底这些作风正是民主的，而且是建立于经济平等和阶级平等之上的真正“新民主”。“民主”一词装上这样的内容，固然十足表示人类具有运用名词的自由，可是，在实际上，处于这种“民主”范围之内的人民，本身变成工具，没有规定以外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没有罢工的自由；人民只有无条件地信奉马列史主义的自由，而丝毫没有批评或反对这种主义的自由。中国共产党人，像全世界受莫斯科控制和指导的共产党一样，也是要求这三种“清一色”的。在所谓“解放区”，有没有“各党各派”活动？有没有大公报行销？显然得很，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如果共产党打垮了国民党，那么另一个统治更为严密的种权政权会在中国大陆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古往今来，夺取政权是常事。而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则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只要可想象地有利于政权之夺取，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考虑是否牺牲国家，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所谓“土改”、“清算”、“斗争”，至少在目前是煽动老百姓以达到军事动员目的之手段。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斗争愈趋激烈，久而久之，手段反而变成目的。革命应该是为人民大众谋求福利的行为。共产党人这样置国家底安危于不顾，置人民底痛苦于不顾。破坏多于建设，仇恨多于仁爱，革命之功未成，而残民以逞之罪已著了。
武力征服底后继常为独裁政治。历史上无数实例可以证明这一原则。因为在军事动乱中所形成的权力有“动者恒动”的惯性（inertia）。这一惯性在武力征服终了以后要经过许久才能止息。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独裁政治无疑。在这样的政治之下，民主自由离着我们岂不更为遥远？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作所为，现实地，在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
根据这些理由，共党底暴乱是必须遏止的。
由于共党周密而持久的宣传，由于国民党之令人厌恶，由于现状之令人不满，以致许许多多的人以为目前方在进行的大动乱是“国共之争”，而以国民党为骨干的政府之从事“戡乱”是“内战”。但是，从我们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看来，目前进行的大动乱是必发之症。患病是常要发高热的。如果我们能够从病源上着手诊治，那么病症消除，高熟自然随之退去。这是最好不过的事。假若情势过于紧急，那么除了从正木清源上着手以外，同时又藉军事行动来消弭祸乱，也是迫不得已之举。国民党并不是中国的主人，它至多不过是国民公仆之一。中国人民才是中国的主人。如果国民党腐败无能，不足以为中国人民服务，不足以保卫国权，不足以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做主人翁的应该责备他们“办事不力”。为了整个民族的前途，为了实现政治自由，为了达到经济平等，全体人民必须挺身而起，有效地缩短以至于结束当前的大动乱！
（原载于1948年10月2日《创进周刊》第1卷第12期，署名殷福生；以林正弘主编、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
殷海光为何能看穿共产党的假面
——殷海光《中国共产党之观察》
当年只有十三名党员，后来居然变成这么庞大的组织，觉得“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满厉害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更可以锻造出中共这个冠绝古今、祸害全球的极权主义政党。如果柯文哲要向中共这个最初只有十三个“破落户”、二十多年后却席卷天下的政党学习，还不如向希特勒和他的跟班们学习——希特勒和早期的纳粹党徒，当初更是一群谁也看不上眼的流氓无赖、乌合之众，却能在更短的几年时间内，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终结魏玛共和国，并在数年间就创造出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大超越英国和法国的奇迹。那么，柯市长为什么不拜希特勒为师呢？中共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可以跟纳粹相媲美。如果跟纳粹学习，有违自由和正义的原则；那么，跟中共学习，为什么可以当作一句轻松的笑话来讲呢？
柯文哲表示，他对历史很有兴趣。但是，他的一系列言行显示，他的历史乃至整个人文素养存在严重欠缺。这是台湾的医师教育内在的缺陷，柯文哲是其牺牲品，不可苛责之。但是，柯文哲可以积极展开“自救”——通过阅读填补知识结构上的漏洞。我想，柯文哲一定没有读过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写的一本小书《中国共产党之观察》。如果他在临行前读过这本书，就不致于在跟共产党交手时，出现“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悲剧情势。所以，我要好为人师地为他推荐这本好书。
相信共产党就是自取灭亡
在中国赢得抗战胜利、共产党乘势发难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殷海光猛然发现，“中国共产党问题是攸关中国民族的历史与生命之存亡绝续的重大问题”，便率先研究此课题。他“惊讶于千千万万的人在此欺骗之中而不知欺骗之存在”，“不愿漠视这种欺骗所加于国家和人民的灾害”，遂埋头写出这本小书。他用纯正的自由主义价值，像镜子一样照出中共用谎言重重包裹的独裁本质。
殷海光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简史，概括出其五大特性，即诡辩性、独占性、坚执性、国际性和崇尚暴力。他痛斥共产党说：“这样一群人，以撒谎为真理，视阴谋为珍宝，以食言自肥为家常便饭，视反复无常常为得计，无国家思想，无民族观念，无信无义，无父无子。”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真是个‘绝物’，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一个‘绝症’。消灭它，或者被它消灭！你不消灭它，它要消灭你，它今天不消灭你，明天要消灭你；明天不消灭你，后天一定要消灭你。”
殷海光在书中指出，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中共的成败至关重要。若美国积极帮助国民政府改善经济问题、拓展政治基础，那么共产党籍此作乱的内在因素就可以消除；若美国采取消极放任的政策，中国的局势很有可能恶化，“如果剿抚靡定，而且中国人民不能清楚地了解暴动的结果更形悲惨，那么中国共产党一定更形猖獗难治了”。后来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的演进，果然被殷海光不幸而言中。国共内战刚一爆发，美国看到国民党的统治日渐糜烂，遂放手不管、袖手旁观，直到韩战爆发、中美直接冲突，这才重新出手帮助防卫台湾；而那些甘心乐意地在淮海战役中帮助解放军的中国农民，做梦也想不到共产党允诺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前景，居然是十多年后在风调雨顺中活活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
中共的江山，与其说是打下来的，还不如说是骗来的。共产党不仅欺骗无知的本国人民，也欺骗过于天真的美国人。美国资深中国问题幕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新书《百年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提到，美国人被中国骗了六十多年。从韩战相信北京宣称不出兵开始，到冷战时为求联中制苏、提供中国情报、协助中国惩越战争，一直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美国还是交付中国先进军事科技设备。他在书中提到中国领导精英——尤其是军方鹰派——很多的战略观都受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思想影响，包括中国要以“天下体系”的世界观来统治世界，《孙子》、《战国策》中教他们如何欺敌、如何装可怜，进而骗取了对手的支援而壮大自己。
白邦瑞痛心疾首地承认，他自己也被骗了。除了在尼克松时期积极向基辛格建议与中国合作，在里根时期担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时，更为了博取中国欢心，主张提供先进刺针导弹给阿富汗叛军来攻击苏联直升机和战斗机——等于美国出武器帮中方打击对手苏联，这让邓小平非常高兴。白邦瑞说，中共一直学习老祖先的智慧，懂得“无为”、“借刀杀人”。中国人让美国人相信他们没有称霸野心，相信他们会和美国诚心合作，更相信他们与美国人终究会分享共同价值观。“一九六七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政治学教授就强调西方和日本是如何如何地欺负中国，暗示我们这一代必须设法弥补前人之过错。”白邦瑞说：“这个视角——不惜代价协助中国、几乎盲目到看不见中国人的亲善或恶意——笼罩了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法。”白邦瑞的这本新书，梳理了殷海光去世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外交史，以沉痛的自我反省验证了殷海光超越时空的预言。
为什么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帮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饥寒交迫的中国人民大都希望休养生息，社会上弥漫着“厌战”和希望国共双方实现“政治协商”的情绪。对此，殷海光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国内的工农大众及知识界人士、甚至国民党内部的某些派系，不假思索地相信共产党画饼充饥的宣传术，对共产党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他苦口婆心地劝诫民众，不可期待共产党有民主及和平主义的思想。他指出，从抗战及抗战之前的历史来看，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对象。“一切‘会议’、‘协商’都是表面文章；即令有点收获，最多只能换取一时的不彻底的安宁。共产党如果看见内外情势不佳，会摇身一变，作个笑脸给我们人民看看。等到机会一来，它马上又出毛病了。”
当时在知识界籍籍无名的殷海光，不仅坚决反共，而且对自诩为国共两党之外“第三势力”的民主同盟作出猛烈抨击。那些民盟的知识分子，多半以社会清流自居，赢得许多民众特别是年轻学生的支持。殷海光却发现：“无论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如何装饰他们自己，装饰得似乎能够站起来，似乎能够单独行走，而共产党牵着他们的一条绳子太粗了，无法藏在衣襟里。”换言之，民盟的那些学者名流，用冠冕堂皇的左翼思想掩饰他们要在共产党政权下分得一杯羹的私心。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同盟的正人君子们玷污了“民主”这个美好的名词，他们其实是听共产党号令的傀儡。
殷海光预见到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势力”在中共得势之后可悲而又可耻的结局：“假若中国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大势已去，它不再需要民主同盟这类组织。……它既不复需要，当然‘鸟尽弓藏’，在共产党新地政权，立足不稳的时候，它是可以分一点政权给其他小党小派的。可是，一旦其势既成，它一定要夺回来，一点一滴也不留下的。”果然，在中共建政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年民主同盟台面上的光鲜人物，一一落入毛泽东精心设计的网罗，或受尽羞辱而死，或关入牢狱被折磨而死，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民盟领袖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一书中，描述了民盟高层人物在中共政权下的悲惨命运，不仅他们自己倒霉，甚至连累到妻子儿女。整本书都可视为殷海光当年预言的一个小小注释。然而，《最后的贵族》一书的自我反省相当不足，基本上未触及民盟当初帮助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斑斑劣迹，反而炫耀和怀念这群“伪贵族”在还受中共礼遇的五十年代初，“食有鱼，出有车”的奢侈而优雅的生活。殊不知，有因才有果，正如圣经所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四十年代中期，民盟跟共产党签下了卖身契，出来混，这笔债迟早要还的。
殷海光、徐复观、王实味：三位命运迥异的先知
在左翼思想大行其道，非得加入共产党或与共产党为友才能显示“进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清醒认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屈指可数，其中有殷海光、徐复观和王实味这三位命运迥异的先知。
王实味本来是中共的自己人，是一名投奔延安并获得优待的北大学子。在“整风运动”中，他撰写并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等级制度。毛泽东本来想将王实味当枪使，打击王明等政治对手，没想到王实味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一样，大胆地喊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事实。毛泽东哪能容忍王实味推倒他一手打造的延安这个“动物庄园”，遂对王实味痛下杀手，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监禁并残酷折磨。路见不平的作家萧军曾当面请求毛泽东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被毛断然拒绝。毛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七月一日夜，王实味被行刑队用大刀砍死后，置于一口枯井中掩埋。
另一位则是后来在海外成为学术大师的徐复观。一九四三年，徐复观奉命派驻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担任联络参谋工作，在此期间曾与中共高层多有直接接触，并观察延安政情、军情。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徐复观返渝后，在与侍从室、军统局高级人员交谈时，“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认为对中共问题“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后来，徐复观撰写了一份延安印象意见书，上报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徐复观批评毛泽东当时口称革命，在窑洞里仍抽大炮台香烟，专讲享受。他也提醒蒋介石：中共虽困在延安，但他们有所用心，不可轻看。同时他认为国民党必须改革，要注意民心向背。蒋介石曾在徐复观意见书上作“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册子，在少数高级情报人员中传阅。然而，自私心极重的蒋介石无心对既得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国民党动大手术（编注：此结论似有偏颇），最终导致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兵败如山倒。徐复观后来淡出国民党政权，在香港和台湾从事著述和讲学，将自由主义思想注入儒家传统，成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
殷海光的命运又与王实味和徐复观不同。在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前，殷海光向国民政府提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齐头并进解决中共问题的建议，可惜病入膏肓的国民党政权根本不予采纳。迁居台湾之后，殷海光发现国民党如朽木不可雕也，不愿迈出民主改革的步伐。于是，他改变了在《中国共产党之观察》一书中对蒋介石的大力拥护和支持，蒋介石从他推崇的领袖变成他尖锐批判的独裁者。殷海光一面继续谴责彼岸共产中国的红色恐怖，另一面又批评台湾国民党政权以专制手段实现反攻大陆之迷思，并坚信惟有民主自由才是战胜共产党暴政的不二法门。他将《自由中国》作为言论阵地，对抗极权和威权两大独裁势力，直到《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被捕、自己失去台湾大学教职、最后在凄风冷雨、特务环伺的逆境中去世。
物换星移，今天的国民党已沦为共产党的傀儡，不愿也不敢翻开《中国共产党之观察》这本书。但这本殷海光年轻气盛时的杰作并未过时，它仍然可以拿来检视如今的两岸关系。共产党从来没有打算“宽容”台湾的存在，消灭台湾是其长期目标。今天，中共对柯文哲这位民选的台北市长又拉又打，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可惜，柯文哲一不小心踩入了烂泥潭。但愿殷海光、徐复观和王实味这三位先知的思想遗产和生命历程，能够让包括柯文哲在内的被中共催眠者猛然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