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童大焕
改善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对于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积资本，充分发扬资本主义服务大众的精神——要想赚钱，就必须千方百计满足大众需求，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不仅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资本家的这种创造精神，陈志武团队的量化历史研究还表明，世界人口的增长都是有赖于生产水平的提升才得以实现：
“按照Nathan Nunn和Nancy Qian两教授的估算，仅土豆一项就使欧洲人口在1700-1900年两百年间增长25%，使欧洲城市化率增加27%到35%，并帮助催化工业革命的发生。香港科技大学宫启圣教授等人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红薯。而且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玉米、红薯、土豆这三种新作物。”
没有以自利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大众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越来越充足、越来越便宜的各种粮食、服务以及高科技产品。但是短视的知识分子和政客总是一再把注意力集中在煽情的“贫富差距加大”上，不断掀起社会的仇恨心理与平均主义思想。它甚至成为20世纪席卷三分之一人类社会的思潮，并且带来史无前例的人类灾难。但事实上，这种平均主义与浪漫理想主义思想忽视了两个问题：其一，从数字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的确是越来越大了，但从整体上，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尤其是穷人的生存状况的确得到越来越大的改善。而这个改善首先来自于富人创造的财富和机会。其二，社会财富的绝对差距是在不断拉大，但却也是在不断变迁不居之中，要想保有或增加这些财富，只有通过企业或资产服务的形式，不断创造满足足够多数人的物质和精神服务才行，否则这些财富很容易缩水或者亏本，迅速转移到更能服务大众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手里——这个过程，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资本家的财富，除去个人消费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事实上始终处于“社会共有”或曰“社会共享”的过程中。而相对穷的人的财富，却绝大部分比例只是个人消费所有。财富越多，事实公有的成分越大。反之亦然。
但政客和知识分子完全不必理会这一财富的本质，他们只需要抓住数字上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一个“事实”，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民众利益的代言人”！但事实上，米塞斯早已在《反资本主义的心境》一文中把他们的嘴脸揭了个鲜血淋漓体无完肤，他说：
“在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里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环境归咎于命运。他之所以为奴隶，是因为有一种决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阶级。资本主义使每个人有发展的机会，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使得许多人感觉不快。就大多数讲，一个人努力的收获，无论它是什么，若与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较，总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败的地方。由于下意识里自卑感的滋长，于是对于那些胜过他的人，他就心怀憎恨了。
“德国有一大群著作家，对于’西方’启蒙运动的若干观念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学，以及来自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采取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一群著作家，是由摩梭尔（Justus Moser）领导的。新的学说当中，最使摩梭尔愤怒的，是主张文武官吏的升迁，须以个人的功绩与能力为标准，而不依据在职者的门面、血统、年龄和服务的时间。摩梭尔以为，在一个’成功专靠个人功绩’的社会中，有许多人是很难堪的。
“因为人性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把自己估价过高。如果一个人的身份高低，不是决定于他自己的天生才干，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决定，那么，那些停留在低级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们，就可甘心忍受，而也无损于他们的自信与自尊。但如果专靠功绩来决定的话，情形就不同了。失败的人就会自觉羞辱，由自觉羞辱而生怨恨，对于所有胜过他的人都怀怨恨。
“为着自安自慰并为自己辩护，这样失败的人总要找一个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败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与努力至少不会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这个万恶的社会制度不奖励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荣给那些非法横行的恶棍、骗子、剥削者、鲁莽汉。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的诚实。他不屑于采用卑鄙污浊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赖以成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谢谢上帝，作了正确的选择，没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径！
“这就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自己的失败找寻替罪羔羊的心理状态。愚蠢一点的，就以恶言恶语任意诽谤，发泄肚皮里的怨气。有点修养而惯于矫饰的，则把他们的怨气升华为一种哲学——反资本主义的哲学。”
妒嫉与不服，无疑是反资本主义的强大“社会心理”或曰“群众基础”。当然，后期乃至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者中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多数并非出于米塞斯所说的妒嫉心理，而是一方面出于对“经典”的食古不化，对平均主义幼稚理想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的利益考量——既然根据市场自由竞争的发展规律，80%的智慧和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那么，你只需迎合另外那80%的人，你就一定能够得到最多的选票和拥戴，成为“人民头上的大救星”和“群众利益的代言人”——尽管牛刀、易宪容、谢国忠、时寒冰们在房价问题的判断上90%以上都是错的，听他们话的都成了穷人，但丝毫不妨碍他们继续顶戴光芒，因为总有那80%的人前仆后继地涌上来。意见领袖们可以借此收获自己的荣誉与财富，卖书，演讲，鲜花，掌声，甚至无知少女，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至于他们的判断失败，没关系，一句“利益集团太强大”足以一招抵千年！所以，最笨的知识分子可以完全无知，只需永远做“始终站在鸡蛋（即大多数）一边”的姿势分子和姿态分子，就能收获掌声和顶戴！
至于政客，攻击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除了名声更有实利！因为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那就只有政府出手，进行再分配。哈哈，把钱都拿到政府手里，既做救世主又能伸手从财富分配获取好处，何乐而不为哉？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甚至更确切地说，是理想越伟大现实越悲惨。政府主导财富分配的结果，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比自由市场更扩大贫富差距的同时，把整个社会变得贫穷，把人变成失去财产和精神自由的奴隶，甚至失去生命！
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时代，资本主义精神丧失殆尽，生产力大幅度萎缩的同时，分配更加不公，这才有杜润生先生说的：大跃进农民损失惨重，饿死4000多万人。
现在呢？前前任总理朱先生上任时带着一百口棺材打贪官、不怕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豪言壮语让国人热血沸腾“正能量”爆棚，但他最终以制造资源型垄断为结果的国企改革，却以腐败低效、质次高价，把百姓打进了地狱，从潘多拉魔盒里放出了无数的贪官，同时这些国企只创造了8%的就业机会，却支配着全社会55%以上的社会资源，拿走了全社会55%以上的工资总额。乃至于今天的习李反腐，成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而当年的神话将军，如今早已成了笑话。
前任温总理一边循循善诱要开发商流一点道德的血液，一边雷厉风行层层下任务大建保障房，如今，多少保障房成了无人居住的空城和鬼城一分子？
在人类发展一波三折的艰辛道路上，对民粹的警惕是一永恒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