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为何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最可靠接班人”？以前的权威说法是，因为林彪是个“阴谋家”、“野心家”，骗取了毛的“最高信任”、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次高权力”。号称中共舆论“大总管”的胡乔木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中就这样说道：“他（毛泽东——引者注）选择的林彪是一个完全的投机分子，是野心家。”“尽管在十大上，林彪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把它写在党章上。这是很荒谬的。”（引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4、69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曾几何时，我对此说不敢有任何怀疑，只是内心里有点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一直被歌颂为“英明正确”、“高瞻远瞩”么？他老人家怎么会“有眼无珠”认错人？怎么会“糊里糊涂”受骗上当呢？据中共党史学家王年一披露，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转引自阎长贵著《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共识网》2011年12月13日）既然如此，为何要把林彪、“四人帮”等等都说成大骗子呢？这岂不是有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么？如今随着一些历史真相的披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毛一贯使用的“阳谋”。用“阳谋”对付阴谋，是毛“战无不胜”的法宝。
林彪与毛泽东自从在井冈山“会面”（文革曾有“会师”一说，自然是历史笑话）之后，几十年来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战争年代，虽然毛在长征开始时也像三国时代的刘备渡江“逃难”襄阳一样，曾有过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可毛有惊无险，安然无恙，林因而没有机会上演“赵子龙单骑救主”的历史情景剧。然而，正是到了和平时期，由于毛极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硝烟弥漫的政治斗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炮火连天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毛“不幸”一次又一次遭遇“险情”，终于给林提供了“救驾”的机会。林历史上曾有三次“救”毛的“壮举”，其“汗马功劳”似乎并不亚于他当年的赫赫战功。
林彪第一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对于“云遮雾绕”的庐山会议，众所周知其历史悲剧，但并不尽知其历史真相。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发起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封“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委婉”的信（胡乔木语，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5页），却使毛反应强烈，斥之为反党“万言书”，并当作“逼宫”行为，毛认为彭“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与会者也认为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是“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547、5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由于彭在历史上曾有几次不服毛甚至反对毛的记录，毛一直耿耿于怀，当彭又一次“旧病复发”时，便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尤其是考虑到彭时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更使毛放心不下，担心彭“拥兵自重”——毛曾说彭写信的目的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37页，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于是，毛“情急之下”便急召林彪上山，让他披挂上阵“反击”彭的“猖狂进攻”。在毛运筹帷幄的政治棋局中，林元帅成为一枚“马前卒”。
上世纪50年代的林彪，一直处于养病之中，几乎不问政事。这次庐山会议，他此前就没参加，可想而知，林虽没“身在此山中”，但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对彭德怀为何上“万言书”向毛泽东“猖狂进攻”，林上山前大约是不了解内情的，也可以说是没有“预见”更是没有“预谋”的。当毛决定请林“出山”对付彭时，军人出身的林当然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林本来一直就是毛的“心腹爱将”（据历史学家高华说，当年林从苏联治病回延安时，毛亲自到机场迎接，那时的林还没有进入中共高层，而且毛连朱德、周恩来回延安就没有迎接过，可见林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何等之重），此时在紧要关头怎能不挺身而出为毛“救驾”？林上山之后，以炫耀的口气称自己是毛主席的“援兵”。在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向晚上山的人传达此前中央常委会谈话的情况时，“林彪说，他前一段没参加，是半路上山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与会者李锐也认同“援兵”说，他回忆道：“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当然是搬来的‘救兵’。”（引自《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28、258页）
林彪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爱和厚望，“出山”后立马投入“反击”彭德怀的战斗。在8月1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林发表讲话，以他惯用的“稳、准、狠”语言向彭猛烈开火，用李锐的话，可谓“击中要害”。林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声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李锐认为林的这个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引自《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29页）由此庐山会议“风起云涌”，对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成员的揭发批判掀起高潮，在毛亲自组织和指挥的“全面开火”、“精准打击”之下，彭及其“同伙”统统“缴械投降”被彻底打倒。由于林“救驾”有功，毛赐予重赏，让他取代彭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从此林阔步走上了政治“前线”，与毛“并肩战斗”，逐步成为毛进行“继续革命”的得力助手。
林彪第二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由于庐山会议没有纠“左”而是反右，导致“大跃进”运动在毛的指挥下继续高歌猛进，结果遭到惨痛失败，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饿死几千万人，几亿人成为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为了所谓总结经验教训，毛同意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和批评，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错误是“三个指头”（与毛常说的“一个指头”略有差距）、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默认的“三年自然灾害”说大有不同）；彭真则在讨论发言时毫无顾忌地“发难”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引自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0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刘少奇和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言论，远比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论尖锐激烈得多，那么可想而知，毛当年连“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和张闻天就不能容忍，当今怎能容忍得了“剑拔弩张”的刘少奇和彭真？
按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他一定会遭到弹劾，还可能会因“跃进门事件”而下台，即使在中国封建王朝，皇帝也会下“罪己诏”的。毛虽然对西方民主那一套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但他熟读了多遍《资治通鉴》，他曾经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那么他该不该下“罪己诏”？如果毛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就不检讨，那岂不是连封建王朝的皇帝都不如？因此，毛从刘少奇的报告和彭真的发言中似乎闻到了“火药味”，感到自己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他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内心里恐怕也有点像他当年批评张闻天那样“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引自程中原著《张闻天传》第4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而正在毛泽东自以为陷入“重重包围”之际，林彪又一次挺身而出为毛“解围”，使毛“化险为夷”。林在毛亲自主持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一反众议地为毛的“三面红旗”唱赞歌：“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而且，林还“理直气壮”地为毛进行辩护：“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讲话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会议形势急转直下，批评的“矛头”由原来向上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变为向下对准各地的负责人，与会者纷纷就“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乎，毛立刻从“包围圈”里解脱出来，不仅不必下“罪己诏”，反而又一次被奉为“英明正确”的领袖，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县官们的“衷心拥护”。在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毛的“光辉形象”怎么能“抹黑”呢？林彪的讲话产生“一呼百应”的效应，其实并非因为他的话有多么高的水平和有多么大的号召力，而是因为个人崇拜“化腐朽为神奇”。只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只有“亲密战友”林彪，才能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的讲话可谓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毛顾不得“谦虚”，当场便“大声叫好”，不无兴奋地说道：“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引自逄先知、金冲及著《毛泽东传》下册第1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毛对林的讲话“厚爱有加”，在1962年3月20日再一次“拜读”，并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毛还当着罗瑞卿的面夸赞林彪，要他“向林彪同志学习”。可见在毛的心目中，林彪是多么难得的“人才”和“知己”。正如毛泽东研究者张素华所评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3、145页）
林彪第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革，既是“一意孤行”，又是“忽发奇想”，还是“突然袭击”，因此在党内遇到很大阻力，正如“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转引自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尤其是当时处于中央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如何开展文革与毛存在很大分歧，毛希望“天下大乱”，因而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而刘、邓担心搞乱了无法收拾，因而主张文革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于是通过派出工作组进行干预。毛此前本来就对刘、邓以及彭真等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声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摧毁“独立王国”，以防止他一再担心的“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发生政变”，可刘、邓等人似乎没有“自知之明”，竟然极力阻扰文革的顺利进行，这当然就更加激起毛的满腔怒火，“他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如此之大，就下决心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各个领域。”王年一披露道：“毛泽东1967年5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61、113、141页）
毛泽东又一次遇到“险情”，而这次比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彭真“发难”更加严重、更加危急。毛的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毛在举世闻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转引自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7～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是“围剿”，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何其毒也”，单从用语来看，毛认为自己的处境是何等“危险”啊！于是，显得“势单力薄”和“寡不敌众”的毛，为了“摆脱险境”和“力挽狂澜”，便又一次向林彪“求救”——在1966年7月底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特意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本没有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对毛刻意制造的“紧张气氛”虽然没有预料，但凭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完全可以心领神会的。和当年庐山会议一样，林又一次“临危受命”，充当毛的“救兵”，回京的第二天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高调表态坚决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当毛抛出重磅炸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林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为毛摇旗呐喊：“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页）林彪总是在最关键时刻被毛“重用”，他的态度和立场，象征性地代表着解放军的态度和立场，为毛全面发动文革助了至关重要的一臂之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林彪又一次“救驾”有功，受到毛泽东的最高赏赐，让他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由此也意味着成了毛的接班人。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以“个人意志”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公布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林彪赫然名列毛之后；此前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则位居康生之后成了“老八”。王年一评论说：“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不满；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利用个人权威，通过合法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59～60页）
林彪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伟，此后便成了弥天大罪。林彪从毛的“亲密战友”变为谋害毛的“凶手”，历史的演变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的演变也成了“变戏法”——林彪成为“元凶”之后，其元帅的历史也被“变没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中的林彪“被抹掉”就是一个例证）；而且他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之后，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过，也都统统记在了本是“林秃子”的头上，使他死无对证，也使他死有余辜。
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本是一场完全由毛泽东亲自导演并唱主角的历史悲剧，可在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和权威性的党史著作中，大约是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便把本来是奉旨上山充当“援兵”的林彪，描绘成了“喧宾夺主”的主角，似乎林与彭德怀不合并想取而代之，因而主谋打倒彭德怀。胡乔木就说过：“毛泽东所以起用林彪，是因为林反对彭德怀。”（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698页）而且在对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成员的批判中，本来是几乎所有与会成员“群起而攻之”，有的领导人发言对彭的攻击甚至比林更“击中要害”，可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里“点名”记载的只有林，其他人的言论却“忽略不计”。譬如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不仅对彭“落井下石”，还再次起劲地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刘的这个讲话，在许多党史著作里秘而不宣。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那番讲话，如今被当作反面教材遭到痛批。《中国共产党历史》评论道：“林彪的发言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这对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P598页）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更是把毛泽东没有深刻反省失误和不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归咎到林彪的讲话上：“现在看来，林彪的这个讲话，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负面的。他首先增强了毛泽东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并进一步对持批评态度的同志，产生了不满；林彪对‘付学费’的理论阐述，影响了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使他更有理由原谅自己，因而把一场可能在决策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层检讨，化作了轻飘飘的一句话：因为没有经验，因为这是付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P146页）其实，林彪所讲的这些内容，周恩来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还在林彪没有讲话之前，在讨论会议的报告稿时，也就是在彭真说毛泽东有错误、应检讨的话时，“周恩来大概在担心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P110页）把林彪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放在一起对比着看，除了林的话比周的话更“精辟”之外，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有“护毛”的嫌疑。张素华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P110页）张素华对周恩来的讲话虽然“批评”得过于委婉了一些，但总比那些党史著作故意避而不提要实事求是一些。
文革本来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他多次说过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甚至在毛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事情不是国泰民安，而是他死后文革是否被翻案，因此他对刚被“解放”出来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就放心不下，盖因邓上台之后所搞的一系列整顿就有“翻案”之嫌，当“四人帮”向他汇报邓的“翻案”言行时，他一句“翻案不得人心”就把邓再次打倒。由此可见，文革与毛简直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然而如今一说到文革，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原谅毛泽东的错误，而对林彪、“四人帮”恨之入骨，好像文革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成了文革的罪魁祸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说法是：“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的“反革命集团”，即指林彪和“四人帮”。胡乔木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中，更是极力淡化毛与文革的责任，竟然对文革作出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所说，把一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以后，就很难收回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人物表面上非常尊重、绝对服从毛泽东，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很多事情是他们干了，然后报告毛泽东或不报告。毛泽东对这些事情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毛泽东在他后期不像在早期那样，对任何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亲自处理。他只能依靠一些他所相信的人。而这些人只选择一些愿意让毛泽东知道的事情报告给他。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在那时，党是由一批非常残酷的分子把持着。”（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7页）胡乔木的言下之意，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处于“被动”局面，被林彪、“四人帮”“架空”了，因此文革的错误和责任就理所当然地归罪于林彪、“四人帮”。
王年一针对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究竟谁利用谁的问题发表评论说：“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转引自《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共识网》2011年12月13日）从林彪为毛泽东三次“救驾”的历史事实，不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利用谁”么？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刘少奇曾经无奈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笔者认为，历史由谁书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谁书写的历史要真实可信，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12年3月29日写就
---------
一、井冈肇始
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林是毛润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从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火箭般蹿升，24岁就当上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黄埔背景，见识过人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润之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
毛润之当年在井冈山，立足未稳，无以自恃，在党内和军内都亟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润之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实在是拉拢的好苗子。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润之的慧眼，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派头。
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润之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些让润之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打游击。惹得润之破口大骂：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润之一生极其得意的“四渡赤水”之役，林彪也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润之的指挥权：“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对此，润之一直牢记在心，认为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润之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润之为此盛怒不已，大骂“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更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红军大学任校长。
事实上，尽管这个时期的林彪屡逆龙鳞，但是毛润之正值上升期，眼光和胸怀非建国后可比，加上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其心目中第一门生的地位。如红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实际上颇有学孙文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
当然，林彪和润之关系牢不可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共产国际圣旨，为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育英因病去世时，毛润之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兄弟就居其二，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林家两兄弟对于润之的重要性。
卢沟桥事变后，润之立即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的115师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路过阎锡山防区时被阎部队误伤，从此落下一生都未治愈的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毛润之大为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再冒任何危险，润之将林彪送入苏联，一去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
延安整风，本质和文革无二，可谓我党历史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黑打。毛润之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连坐株连等清洗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党内残留的反对势力，扯起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虎皮，树立了最高领袖的独裁威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其后旷世浩劫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的种子。在这次黑打中，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迅速蹿红。林彪则受到特殊的保护，在长达四年的整人运动中，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唯一闹过的笑话就是“证明老婆是处女”。起因是林彪老婆叶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人告黑状，为了证明老婆的清白，林彪被逼在政治局会议上痛下保证。这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例子，充分的说明延安整风实为“延安整人”。运动一结束，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二、旷世功勋
毛润之在八年抗战中，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千辛万苦用血本换来对日胜利时，共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毛润之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润之虽然和日本人打仗不积极，但是抢地盘一向是不遑多让。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迅速调集全党精英，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十余年，工业基础已初具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的武器装备，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毛润之的当机立断不同，蒋中正则吃了苏联人的大亏。苏联人占领东北后，蒋中正还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中共入主后，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失，断难再来。中共的人马入关后得到了关东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地盘，再加上林彪出关，如蛟龙入海，得云致雨。
林彪入东北，犹如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初入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令得润之痛下决心，调高岗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开始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初期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歼灭大批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就将东北军扩展至50余万，此消彼长，共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反超国军。1947年5月后，林彪率军转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到1948年8月，距离林彪入东北不到3年时间，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吐故纳新、招降纳叛，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至103万之巨，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强力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力量，国共内战形势开始逆转。
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尽管大部分时候都遵毛润之的旨意，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将派头也不小，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11月，毛润之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完全相反，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电报来往，毫不让步。润之拗不过林彪，被迫同意。1946年4月，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润之头脑发热，电令林彪死守，号称“要把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并在电文中毫不讳言的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放在建国后，必死无疑。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毛润之和蒋介石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很自负，都喜欢乱指挥，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润之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这和他建国后的小肚鸡肠是有天渊之别的。或者说，并不是前后的毛润之有何不同，而是权力让人只能共患难难以同富贵。
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入关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过长江，取武汉，迫降程潜，围歼白崇禧，解放大西南，直达海南岛。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共军空军亦脱胎于林彪麾下的14兵团。当此之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振四海，论军功，共军将领实无过其右者。韩信之功，莫过如此。
三、朝鲜辞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白天资治通鉴晚上极乐宝鉴的毛润之当然对此很熟悉，所以，建国伊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杯酒释兵权。将领们在党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就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1952年毛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林彪的四野最为凶悍，自然难逃削藩。润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了林彪的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捏造。
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并非是畏战怕输。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润之又急于向苏俄献媚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1950年10月6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的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润之烂漫得有些天真的豪情相比，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润之战意已决。见情势难以扭转，林彪又提出来，即使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尽管这些后来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仍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入朝的军队，都是四野的班底，加上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对指挥人选，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难寻其二。林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继而未经润之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等出征。从这些动作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是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润之的大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坐得安稳。本来就对军内山头急于削平的润之极为警觉，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至此则断然不可。润之决意拿下林彪，急召已经被赶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润之在军委的会议上谈到挂帅人选时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林彪对此只能苦笑。他后来在自己的批注中说毛润之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跟随润之几十年，弦外之音，不难明了。林彪至此之后借坡下驴，称病辞战。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庸人实在难以明了。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予他，反而因林彪深体圣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
四、庐山风云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党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拙作《蝴蝶的翅膀中》我已经谈过，润之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顺带反极左，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但是不想彭德怀忍不住搞了个万言书大骂润之，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
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尸横遍野。党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党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国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党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邓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党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党，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党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极权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六、登峰造极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党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邓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党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党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党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毫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
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林彪通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自延安跟随毛，前后33年，最后3年政见稍有不同，即遭抛弃。毛甚至定性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服侍其近20年，仅仅因为对毛醉心于权术而秉公进言，竟然不明不白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他人。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非真是他的红歌唱得好，而是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林彪就根本上丧失了政治上讨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润之掺沙子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就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洞悉了毛妄图夺权制衡的把戏，更是由衷抵制。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润之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
七、分道扬镳
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林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两人对决的大幕。
由于毛润之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的自以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导致中苏关系最终破裂，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袭，便紧急指示北京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拍马屁心切，擅自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见到后认为这次越权的行为是对自己的统帅权威的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猜忌之心自此加重。
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事情有两个起因：一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置。
在起草大会的报告时，作为经办人的文革新贵张春桥其实已经摸清了毛润之的意图，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天才的”的3个字删除。根据就是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一修辞，毛不齿赫鲁晓夫，自然不愿意和其同列。但是与会者并不了解，这一举动让早就已经对文革集团不满的诸公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带头炮轰，言辞激烈。陈伯达还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讲话撑腰。其后，发言升温，陈毅、汪东兴等人高调附和，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这是圣意，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招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攻击意见汇编成后来成为罪证的“六号简报”，惹得毛润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众人“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大小的副词，居然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我党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毛润之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毛润之之前已经在多个场合吹过风，但是很多与会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奥妙，导致党内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很多人甚至认为毛又在玩劝进的把戏。那么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呢？
1966年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把刘少奇抬了出来。干掉刘之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此位置。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岂不成了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但是毛也不希望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与其分庭抗礼，所以干脆丢弃。
但是一贯顺从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第一次唱上了对台戏。他这样做本人认为有三层考虑：一是作为接班人，实际的职位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甚至排在诸多政治局委员之后，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缝隙，林彪尚若不坐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在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缠斗中恐怕越发不利；三是此举也是要试探毛的真实意图，若毛已决意要下手，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可谓一个风向标，毛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林彪的坚持，引得一堆不明就里的党内大佬支持，他们倒并非是支持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表支持毛做国家主席的愚忠，顺路反张春桥一伙。林彪的号召力大出毛润之的意外，因而受到严厉批评和疯狂反击。毛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身边的吴法宪、叶群、邱作会等人写检讨，同时，派出周公暗示林彪也应该写检讨。毛这种招数一如当年在庐山对待彭德怀、刘少奇一样，黑字白纸的逼你自污之后，组织上再来定性，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刘的前车之鉴，林彪当然不干，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同意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死活不做检讨，不给任何把柄。无奈之下，8月15日，毛润之开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封疆大吏谈话，制造舆论。在谈话中，润之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的表态，预示着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
八、殒命外蒙
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意识到决裂来临，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却沉不住气了，私下里搞了个5.71工程，意图先下手为强，为国除害。坦率的说，这小子还是有一定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写的挺好，对润之的认识也很到位。但是政治谋杀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注定了5.71工程的失败。而事败后挟持林彪出逃，在南下广州和北上苏联之间犹疑不决，更是败笔。当然，至于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飞机，当时机上的情况又如何，如今还属于秘密，这个不便于猜测，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个人倾向于认为，林彪对于武装反叛，或许并不知情。以其雷霆万钧的统军手段和无人能敌的影响力，如果真的要在国内另立山头，分裂中央，对抗毛氏，恐怕波尔布特的下场就是毛最终的结局。
林彪意外的殒命，过程诡异，至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公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致电大喊：“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哪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我倒相信是真心的。毛林之间的纠葛，外人不说，周公作为国相，恐怕最为了解。林彪和周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非对手。当年，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头衔强加给周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的恶名留给周公。林彪识破后，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青同志致敬”。这个批示极度高明，明里是在吹捧江青，实际点明了事情真相，为挂名专案组长的周公解了围。
所以，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公和林彪实际上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但是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无怪乎周公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竟然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属勋臣阵营的两人，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公之悲，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即便自己树大根深，民望甚厚，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后世有人认为林彪自毁英明，死得难看。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毛而言，惯用的路数是搞臭搞脏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大出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他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交代？
九、余音未了
对于毛而言，林彪之死，只能算得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如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
建国后林彪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依附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尽管毛迫于无奈把孔老二搬出来一起上纲上线，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开始，党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的本质。毛的威信，随着接班人的所谓“叛逃”，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再也难以恢复。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粉丝也认为不妥。所以毛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太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这样蹩脚的安排不过是为江青和毛远新铺路，倒过头来反戈一击，彻底扫灭了毛的余孽。
综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充其量就是个被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何林彪的黑锅至今背着？
小平在建国后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是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小平三起三落，对于毛本质之认识，仇恨之刻骨，和林彪不相上下。但是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一向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林彪死后，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连连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周公等的界限，表明心迹。面临无人可用的毛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制衡声望如日中天的周公。对于小平的表态很在意，明确表态要把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这才有小平的二次复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得什么污点，自保策略而已。但是若要给林彪平反，小平这段历史就难以解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小平对于毛的评价投鼠忌器。毛享国既久，所作所为，无不以党之名，毫不夸张的说，毛就是党最大的神主牌。此旗若倒，则幻象必灭，流毒必播，党建国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小平组织中人，深知保毛就是保政权，保自己。故而轻描淡写的来个了“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党史脓疮，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断不可揭。一旦揭开，毛也就没有成为腊肉的必要。
今人再说润之林彪，难免会拿出刘邦韩信来对比。程式如此相似，唯有年代的错觉。这两千年，中国是否仍在原地踏步，看客自鉴之.
林彪与毛泽东自从在井冈山“会面”（文革曾有“会师”一说，自然是历史笑话）之后，几十年来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战争年代，虽然毛在长征开始时也像三国时代的刘备渡江“逃难”襄阳一样，曾有过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可毛有惊无险，安然无恙，林因而没有机会上演“赵子龙单骑救主”的历史情景剧。然而，正是到了和平时期，由于毛极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硝烟弥漫的政治斗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炮火连天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毛“不幸”一次又一次遭遇“险情”，终于给林提供了“救驾”的机会。林历史上曾有三次“救”毛的“壮举”，其“汗马功劳”似乎并不亚于他当年的赫赫战功。
林彪第一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对于“云遮雾绕”的庐山会议，众所周知其历史悲剧，但并不尽知其历史真相。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发起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封“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委婉”的信（胡乔木语，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5页），却使毛反应强烈，斥之为反党“万言书”，并当作“逼宫”行为，毛认为彭“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与会者也认为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是“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547、5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由于彭在历史上曾有几次不服毛甚至反对毛的记录，毛一直耿耿于怀，当彭又一次“旧病复发”时，便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尤其是考虑到彭时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更使毛放心不下，担心彭“拥兵自重”——毛曾说彭写信的目的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37页，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于是，毛“情急之下”便急召林彪上山，让他披挂上阵“反击”彭的“猖狂进攻”。在毛运筹帷幄的政治棋局中，林元帅成为一枚“马前卒”。
上世纪50年代的林彪，一直处于养病之中，几乎不问政事。这次庐山会议，他此前就没参加，可想而知，林虽没“身在此山中”，但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对彭德怀为何上“万言书”向毛泽东“猖狂进攻”，林上山前大约是不了解内情的，也可以说是没有“预见”更是没有“预谋”的。当毛决定请林“出山”对付彭时，军人出身的林当然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林本来一直就是毛的“心腹爱将”（据历史学家高华说，当年林从苏联治病回延安时，毛亲自到机场迎接，那时的林还没有进入中共高层，而且毛连朱德、周恩来回延安就没有迎接过，可见林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何等之重），此时在紧要关头怎能不挺身而出为毛“救驾”？林上山之后，以炫耀的口气称自己是毛主席的“援兵”。在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向晚上山的人传达此前中央常委会谈话的情况时，“林彪说，他前一段没参加，是半路上山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与会者李锐也认同“援兵”说，他回忆道：“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当然是搬来的‘救兵’。”（引自《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28、258页）
林彪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爱和厚望，“出山”后立马投入“反击”彭德怀的战斗。在8月1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林发表讲话，以他惯用的“稳、准、狠”语言向彭猛烈开火，用李锐的话，可谓“击中要害”。林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声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李锐认为林的这个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引自《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29页）由此庐山会议“风起云涌”，对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成员的揭发批判掀起高潮，在毛亲自组织和指挥的“全面开火”、“精准打击”之下，彭及其“同伙”统统“缴械投降”被彻底打倒。由于林“救驾”有功，毛赐予重赏，让他取代彭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从此林阔步走上了政治“前线”，与毛“并肩战斗”，逐步成为毛进行“继续革命”的得力助手。
林彪第二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由于庐山会议没有纠“左”而是反右，导致“大跃进”运动在毛的指挥下继续高歌猛进，结果遭到惨痛失败，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饿死几千万人，几亿人成为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为了所谓总结经验教训，毛同意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和批评，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错误是“三个指头”（与毛常说的“一个指头”略有差距）、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默认的“三年自然灾害”说大有不同）；彭真则在讨论发言时毫无顾忌地“发难”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引自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0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刘少奇和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言论，远比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论尖锐激烈得多，那么可想而知，毛当年连“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和张闻天就不能容忍，当今怎能容忍得了“剑拔弩张”的刘少奇和彭真？
按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他一定会遭到弹劾，还可能会因“跃进门事件”而下台，即使在中国封建王朝，皇帝也会下“罪己诏”的。毛虽然对西方民主那一套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但他熟读了多遍《资治通鉴》，他曾经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那么他该不该下“罪己诏”？如果毛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就不检讨，那岂不是连封建王朝的皇帝都不如？因此，毛从刘少奇的报告和彭真的发言中似乎闻到了“火药味”，感到自己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他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内心里恐怕也有点像他当年批评张闻天那样“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引自程中原著《张闻天传》第4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而正在毛泽东自以为陷入“重重包围”之际，林彪又一次挺身而出为毛“解围”，使毛“化险为夷”。林在毛亲自主持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一反众议地为毛的“三面红旗”唱赞歌：“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而且，林还“理直气壮”地为毛进行辩护：“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讲话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会议形势急转直下，批评的“矛头”由原来向上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变为向下对准各地的负责人，与会者纷纷就“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乎，毛立刻从“包围圈”里解脱出来，不仅不必下“罪己诏”，反而又一次被奉为“英明正确”的领袖，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县官们的“衷心拥护”。在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毛的“光辉形象”怎么能“抹黑”呢？林彪的讲话产生“一呼百应”的效应，其实并非因为他的话有多么高的水平和有多么大的号召力，而是因为个人崇拜“化腐朽为神奇”。只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只有“亲密战友”林彪，才能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的讲话可谓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毛顾不得“谦虚”，当场便“大声叫好”，不无兴奋地说道：“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引自逄先知、金冲及著《毛泽东传》下册第1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毛对林的讲话“厚爱有加”，在1962年3月20日再一次“拜读”，并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毛还当着罗瑞卿的面夸赞林彪，要他“向林彪同志学习”。可见在毛的心目中，林彪是多么难得的“人才”和“知己”。正如毛泽东研究者张素华所评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3、145页）
林彪第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革，既是“一意孤行”，又是“忽发奇想”，还是“突然袭击”，因此在党内遇到很大阻力，正如“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转引自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尤其是当时处于中央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如何开展文革与毛存在很大分歧，毛希望“天下大乱”，因而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而刘、邓担心搞乱了无法收拾，因而主张文革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于是通过派出工作组进行干预。毛此前本来就对刘、邓以及彭真等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声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摧毁“独立王国”，以防止他一再担心的“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发生政变”，可刘、邓等人似乎没有“自知之明”，竟然极力阻扰文革的顺利进行，这当然就更加激起毛的满腔怒火，“他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如此之大，就下决心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各个领域。”王年一披露道：“毛泽东1967年5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61、113、141页）
毛泽东又一次遇到“险情”，而这次比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彭真“发难”更加严重、更加危急。毛的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毛在举世闻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转引自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7～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是“围剿”，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何其毒也”，单从用语来看，毛认为自己的处境是何等“危险”啊！于是，显得“势单力薄”和“寡不敌众”的毛，为了“摆脱险境”和“力挽狂澜”，便又一次向林彪“求救”——在1966年7月底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特意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本没有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对毛刻意制造的“紧张气氛”虽然没有预料，但凭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完全可以心领神会的。和当年庐山会议一样，林又一次“临危受命”，充当毛的“救兵”，回京的第二天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高调表态坚决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当毛抛出重磅炸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林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为毛摇旗呐喊：“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页）林彪总是在最关键时刻被毛“重用”，他的态度和立场，象征性地代表着解放军的态度和立场，为毛全面发动文革助了至关重要的一臂之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林彪又一次“救驾”有功，受到毛泽东的最高赏赐，让他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由此也意味着成了毛的接班人。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以“个人意志”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公布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林彪赫然名列毛之后；此前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则位居康生之后成了“老八”。王年一评论说：“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不满；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利用个人权威，通过合法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59～60页）
林彪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伟，此后便成了弥天大罪。林彪从毛的“亲密战友”变为谋害毛的“凶手”，历史的演变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的演变也成了“变戏法”——林彪成为“元凶”之后，其元帅的历史也被“变没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中的林彪“被抹掉”就是一个例证）；而且他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之后，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过，也都统统记在了本是“林秃子”的头上，使他死无对证，也使他死有余辜。
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本是一场完全由毛泽东亲自导演并唱主角的历史悲剧，可在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和权威性的党史著作中，大约是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便把本来是奉旨上山充当“援兵”的林彪，描绘成了“喧宾夺主”的主角，似乎林与彭德怀不合并想取而代之，因而主谋打倒彭德怀。胡乔木就说过：“毛泽东所以起用林彪，是因为林反对彭德怀。”（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698页）而且在对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成员的批判中，本来是几乎所有与会成员“群起而攻之”，有的领导人发言对彭的攻击甚至比林更“击中要害”，可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里“点名”记载的只有林，其他人的言论却“忽略不计”。譬如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不仅对彭“落井下石”，还再次起劲地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刘的这个讲话，在许多党史著作里秘而不宣。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那番讲话，如今被当作反面教材遭到痛批。《中国共产党历史》评论道：“林彪的发言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这对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P598页）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更是把毛泽东没有深刻反省失误和不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归咎到林彪的讲话上：“现在看来，林彪的这个讲话，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负面的。他首先增强了毛泽东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并进一步对持批评态度的同志，产生了不满；林彪对‘付学费’的理论阐述，影响了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使他更有理由原谅自己，因而把一场可能在决策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层检讨，化作了轻飘飘的一句话：因为没有经验，因为这是付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P146页）其实，林彪所讲的这些内容，周恩来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还在林彪没有讲话之前，在讨论会议的报告稿时，也就是在彭真说毛泽东有错误、应检讨的话时，“周恩来大概在担心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P110页）把林彪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放在一起对比着看，除了林的话比周的话更“精辟”之外，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有“护毛”的嫌疑。张素华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P110页）张素华对周恩来的讲话虽然“批评”得过于委婉了一些，但总比那些党史著作故意避而不提要实事求是一些。
文革本来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他多次说过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甚至在毛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事情不是国泰民安，而是他死后文革是否被翻案，因此他对刚被“解放”出来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就放心不下，盖因邓上台之后所搞的一系列整顿就有“翻案”之嫌，当“四人帮”向他汇报邓的“翻案”言行时，他一句“翻案不得人心”就把邓再次打倒。由此可见，文革与毛简直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然而如今一说到文革，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原谅毛泽东的错误，而对林彪、“四人帮”恨之入骨，好像文革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成了文革的罪魁祸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说法是：“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的“反革命集团”，即指林彪和“四人帮”。胡乔木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中，更是极力淡化毛与文革的责任，竟然对文革作出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所说，把一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以后，就很难收回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人物表面上非常尊重、绝对服从毛泽东，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很多事情是他们干了，然后报告毛泽东或不报告。毛泽东对这些事情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毛泽东在他后期不像在早期那样，对任何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亲自处理。他只能依靠一些他所相信的人。而这些人只选择一些愿意让毛泽东知道的事情报告给他。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在那时，党是由一批非常残酷的分子把持着。”（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7页）胡乔木的言下之意，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处于“被动”局面，被林彪、“四人帮”“架空”了，因此文革的错误和责任就理所当然地归罪于林彪、“四人帮”。
王年一针对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究竟谁利用谁的问题发表评论说：“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转引自《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共识网》2011年12月13日）从林彪为毛泽东三次“救驾”的历史事实，不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利用谁”么？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刘少奇曾经无奈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笔者认为，历史由谁书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谁书写的历史要真实可信，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12年3月29日写就
---------
毛泽东和林彪恩怨始末
林彪在温都尔汗坠亡已经整整四十年。出于复杂的原因，关于林彪，这四十年仍然是迷雾漫天。一个战功盖世的军事天才，一个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最后沦落到居然要乘机叛逃，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标志著文革实质性破产的事件到底玄妙何在，它到底还有什么未被发现的意义，为什么有人对这个事件讳莫如深，要说清楚这些，不能不细究林彪和毛润之的关系。一、井冈肇始
翻阅林彪的履历，可以毫不含糊的说，林是毛润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第一嫡系。林彪21岁从黄埔四期毕业后，经北伐和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火箭般蹿升，24岁就当上军团长独当一面。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红军三杰。能够从一堆人才中脱颖而出，固然有黄埔背景，见识过人的帮助，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毛润之不遗余力的栽培和提拔。
毛润之当年在井冈山，立足未稳，无以自恃，在党内和军内都亟需培植自己的势力。林彪正是毛润之着力培养的第一嫡系。上井冈山前，林彪资历尚浅，跟留法派、留苏派都扯不上关系，背景简单，和朱德、王尔琢之类已经成名的人物比起来，实在是拉拢的好苗子。而林彪也没有辜负润之的慧眼，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表现突出，战功卓著，已经表现出名将的派头。
年轻时候的林彪涉世未深，恃才傲物，对于润之用心良苦的提拔和拉拢还不是很感冒，经常干出些让润之难堪的事情来。比如多次写信给中央，要求离开井冈山打游击。惹得润之破口大骂：你这个娃娃，懂什么！对于润之一生极其得意的“四渡赤水”之役，林彪也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向中央写信，公然要求剥夺润之的指挥权：“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对此，润之一直牢记在心，认为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林彪不堪在润之的羽翼之下无所作为，一心想到陕南去打游击，为此甚至多次抗命不遵。毛润之为此盛怒不已，大骂“红一军团不是你林彪的私家兵”，更把林彪调往新成立红军大学任校长。
事实上，尽管这个时期的林彪屡逆龙鳞，但是毛润之正值上升期，眼光和胸怀非建国后可比，加上对林彪性格的了解，并没有改变林彪在其心目中第一门生的地位。如红军大学校长的职位，实际上颇有学孙文任命蒋中正为黄埔军校校长的意味，红军大学的学员，建国后混得最差的也是中将——作为校长的林彪，掌握的可不是一般的资源。
当然，林彪和润之关系牢不可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共产国际圣旨，为毛最终度过张国焘的分裂危机、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林育英因病去世时，毛润之亲自为其抬棺。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区区3个师的编制，林家兄弟就居其二，林彪任115师师长，林育英任129师政委，从中可以看出，林家两兄弟对于润之的重要性。
卢沟桥事变后，润之立即把林彪这只猛虎放归山林，林的115师旋即在平型关建功，大壮共军声威。但是林彪乐极生悲，路过阎锡山防区时被阎部队误伤，从此落下一生都未治愈的病根。对于林彪的受伤，毛润之大为紧张，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王牌再冒任何危险，润之将林彪送入苏联，一去五年。直到延安整风才回来。
延安整风，本质和文革无二，可谓我党历史第一次长时间、大面积的黑打。毛润之打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大旗，以历史审查、上纲上线、连坐株连等清洗手段，开创了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的先河，彻底肃清了党内残留的反对势力，扯起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虎皮，树立了最高领袖的独裁威权，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为其后旷世浩劫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的种子。在这次黑打中，出力最大的刘少奇、康生、彭真等人迅速蹿红。林彪则受到特殊的保护，在长达四年的整人运动中，基本超然世外，备受呵护。唯一闹过的笑话就是“证明老婆是处女”。起因是林彪老婆叶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被人告黑状，为了证明老婆的清白，林彪被逼在政治局会议上痛下保证。这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的例子，充分的说明延安整风实为“延安整人”。运动一结束，林彪就被派往重庆参加国共和谈。
二、旷世功勋
毛润之在八年抗战中，明里喊口号，暗里练精兵，当蒋介石千辛万苦用血本换来对日胜利时，共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此时的毛润之还不具备全面叫板的实力，谁能抢到日本人留下的东三省这块大肥肉，成了决定国共双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润之虽然和日本人打仗不积极，但是抢地盘一向是不遑多让。日本一投降，1945年10月，老毛迅速调集全党精英，让林彪拉起十几万人的队伍跑步进入东北。
日本人在东北苦心经营十余年，工业基础已初具规模，再加上关东军百万人马遗留的武器装备，东三省的重要性大家都心知肚明。和毛润之的当机立断不同，蒋中正则吃了苏联人的大亏。苏联人占领东北后，蒋中正还天真的寄希望于缔结新的中苏条约，顺利接收东北。等到发现斯大林真实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中共入主后，才慌忙不迭的调兵遣将，但是先机已失，断难再来。中共的人马入关后得到了关东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迅速抢占了大量地盘，再加上林彪出关，如蛟龙入海，得云致雨。
林彪入东北，犹如韩信平齐国。都是靠偏师而定全局。初入东北，东北局书记彭真因为和林彪不和，令得润之痛下决心，调高岗辅助林彪，林彪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了大展拳脚的空间，在军事上的天才开始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经过初期强攻四平的短暂失利，林彪通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歼灭大批国军，肃清了中小城市的国军力量，在一年内就将东北军扩展至50余万，此消彼长，共军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反超国军。1947年5月后，林彪率军转入反攻，连续发动秋季、冬季攻势，将国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到1948年8月，距离林彪入东北不到3年时间，迫使国军三换主帅，通过吐故纳新、招降纳叛，林彪麾下的东北军已经如魔术般的扩展至103万之巨，论装备、论战斗力，都已无可匹敌，成为共军席卷天下的强力资本。1948年11月，林彪发动辽沈战役，全歼国军关外力量，国共内战形势开始逆转。
林彪主政东北期间，尽管大部分时候都遵毛润之的旨意，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名将派头也不小，比起红军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11月，毛润之要林彪在锦州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林彪的意见完全相反，放弃锦州，避免决战，电报来往，毫不让步。润之拗不过林彪，被迫同意。1946年4月，四平攻坚战进展不顺，毛润之头脑发热，电令林彪死守，号称“要把四平变成东方马德里”。而林彪守到五月，即先斩后奏地放弃了四平，并在电文中毫不讳言的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这种以下犯上的话，放在建国后，必死无疑。在内战的关键时刻，毛润之和蒋介石相同的地方在于，都很自负，都喜欢乱指挥，不同的地方在于，毛润之最终采纳了正确的意见。这和他建国后的小肚鸡肠是有天渊之别的。或者说，并不是前后的毛润之有何不同，而是权力让人只能共患难难以同富贵。
1949年3月，林彪率领改称第四野战军百万雄师入关南下。一路望风披靡，势如破竹，过长江，取武汉，迫降程潜，围歼白崇禧，解放大西南，直达海南岛。成立中南军区司令部，共军空军亦脱胎于林彪麾下的14兵团。当此之时，林彪下辖六大军区，统军超过150万，从北到南，席卷宇内，威振四海，论军功，共军将领实无过其右者。韩信之功，莫过如此。
三、朝鲜辞将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每一个新王朝开始都不会缺少的剧目。白天资治通鉴晚上极乐宝鉴的毛润之当然对此很熟悉，所以，建国伊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杯酒释兵权。将领们在党和政府之中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名分，自然也就对国家事务不享有发言权。1952年毛将各大区的书记调进中央，各大行政区不久之后也被废除，加强了中央集权。林彪的四野最为凶悍，自然难逃削藩。润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明升暗降，解除了林彪实际的兵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彭德怀领兵入朝，让林彪的地位进一步滑落。在其后的官方宣传中，为了配合林彪的“叛国”形象，把逃避朝鲜战争说成了林彪的畏首畏尾的罪证之一。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捏造。
林彪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朝鲜战争的，但是并非是畏战怕输。林彪作为一个眼光老辣、经验丰富的将领，对于斯大林想让中国当炮灰、润之又急于向苏俄献媚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在1950年10月6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林彪含蓄的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赢美军很难说。和润之烂漫得有些天真的豪情相比，林彪的话应该说非常有自知之明，朝鲜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润之战意已决。见情势难以扭转，林彪又提出来，即使要出兵，也要“出而不战”，屯兵于朝鲜北部，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尽管这些后来证明是“上策”的建议未被采纳，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仍然为朝鲜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期入朝的军队，都是四野的班底，加上自己在东北的辉煌战史，对指挥人选，在外人看来，除了林彪难寻其二。林彪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先是抽调13兵团在河南的38和39军，在广东刚完成海南作战的40军星夜调往东北，和已在东北的42军组成入朝的第一梯队。继而未经润之许可，以口头命令的形式抽调自己的嫡系邓华、洪学智等出征。从这些动作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做好了挂帅入朝的准备，即将入朝的部队，也一直是把林彪作为负责人向他请示报告工作的。
但是所谓天威难测，林彪的这些举动，恰好犯了刚刚坐稳天下的润之的大忌。军队直接听命于将领，圣上的位置哪里坐得安稳。本来就对军内山头急于削平的润之极为警觉，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丝让林彪出征的念头，至此则断然不可。润之决意拿下林彪，急召已经被赶往大西北搞建设的彭德怀。润之在军委的会议上谈到挂帅人选时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天晚上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他有这‘三怕’还怎么率兵打仗呢？他要求去苏联治病，我同意了。”
林彪对此只能苦笑。他后来在自己的批注中说毛润之经常“捏造一个你的观点，再来反驳这个观点”。跟随润之几十年，弦外之音，不难明了。林彪至此之后借坡下驴，称病辞战。从此韬光养晦直到庐山会议。其中不得已的苦衷，庸人实在难以明了。毛对此事终究心中有数，所以日后绝无因林彪“称病”而怪罪予他，反而因林彪深体圣意，配合默契，而恩宠日隆。1954年林彪重新开始担任实职，任国务院第二副总理。1955年补任弼时与高岗之缺，与邓小平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
四、庐山风云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在党史上是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在拙作《蝴蝶的翅膀中》我已经谈过，润之本来给会议定的基调是反击赫鲁晓夫，顺带反极左，扭转大跃进出现的一些错误。但是不想彭德怀忍不住搞了个万言书大骂润之，彻底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润之为人，向来死不认错，对罪己诏那是极端鄙视，认为承认错误那是亡国之君才干的事情。对于错误，他的做法是，用另一个错误去掩盖，哪怕这个错误更大。于是，庐山会议左没有反成，反而变成了反右，一条道走到了黑。
由于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取代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也就成了有些人认为林彪构陷彭德怀的来源。事实上并非如此。
建国后林彪曾经的副手高岗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的争权中失败，被逼自杀。这个事件让林彪深刻体会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对于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捭阖之术进一步臣服。在庐山上目睹太祖以一己之力对抗全党，全党却无不臣服的盛况后，更加顺从以求自保。他意味深长对放炮的彭德怀说：“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你我都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是没野心。”这句话，明里是骂彭德怀，实际上是对太祖自视天下第一、功归自己过归他人的精辟论述。彭德怀公事上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私事上乱说润之选妃，实在是犯了政治幼稚的大忌，尤其是说到个人崇拜，这个可是戳到了润之的痛处。润之正在苦心积虑的想挖出党内的赫鲁晓夫，避免自己身后被清算，不想你彭德怀跳出来了。所以彭被打倒已属必然，跟林彪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相反，全赖林彪没有落井下石，彭德怀才没有在庐山上死得更惨——起因就在于毛批彭，翻出长征时期的老账，把林彪写给中央，要求将红军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的事情说成是彭德怀的蓄意指使。林彪完全可以默不作声，消除这件事情对自己的不利，但意想不到的是，林彪公然表态：“会理会议我写的信彭德怀同志事先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为彭解了围。在万马齐喑的庐山，能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林彪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没有放弃做人的基本操守，没有完全达到一个职业政客需要的两面三刀。
庐山会议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由于左倾政策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变本加厉，使得大跃进造成的惨烈后果随即爆发，1959年11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其后几年人祸逐渐扩大，形成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人民饿殍遍地，尸横遍野。党史承认的数字在1000万，但根据我党一贯的作风，真实数据翻几倍都不止。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太平时期中国最骇人的非正常死亡数量。
五、文革激荡
前面说过，刘少奇是在延安整风时期靠神化毛润之起家的暴发户。他可以说成也“毛泽东思想”，败也“毛泽东思想”。1956年毛辞去国家主席垂帘听政之后，刘少奇登上党内二把交椅，权势炙热。刘是当年“剥削有功”的提出者，在治国的思路上和其搭档邓小平有极大的相似。应该说，玩权术他不是润之的对手，但是为政治国确实远超润之。随着权势的巩固和治国理念的分歧日益严重，毛刘两个主席之间的矛盾开始凸现。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把大跃进的错误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爆了党内积压已久的不满，叫好声连连，少奇在党内的人气和威望空前高涨。刘少奇甚至忍不住当面指斥毛：“人相食，史书上要写你我的！”这份良心，对于党内残酷的政治斗争，不免显得苍白而无力。当毛润之正承受着党内外批评的压力时，林彪及时的挺身而出，在大会的发言中说：“事实证明，我们目前的困难，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这种雪中送炭临危救主的行动，如同给润之打了一针鸡血，极大的扭转了形势。润之对此大加赞赏，感激零涕。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润之已经下定了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他对林彪说，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矛头直指刘少奇。但是要拔掉这棵戴着国家主席头衔的大树，难度实在不小。润之又一次祭出了群众运动的法宝，展开二次“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这件大事，党内没有周恩来，军内没有林彪，那注定干不成，毛重点拉拢的目标正是二人。林彪对此心领神会，坚定的站在了最强者一边。1964年，就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时期，林彪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地树立毛的权威，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实际行动做了政治表态。
毛经过几十年党内斗争的洗礼，加上个人的天才发挥，建国后权术运用日见出神入化。惯用的手法是拉一派打一派，再拉一派，两派全倒。辅以群众运动之名运动群众，纵横捭阖，百战百胜。这一次也不例外，在拉上周公和林彪后，1966年，毛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在此之前，毛通过成立直接隶属于自己的中央文革小组，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等手段，已经彻底架空了刘少奇，刘连参加一些重要会议的权力都已经失去，周公甚至直接通知刘，不必再接待外宾，在家休养。刘对于文革怎么开展，朝向那个方向完全茫然无知，根本没有想到杀身之祸正在朝自己一步步逼近。最后迫于无奈向毛作检讨，自己抹黑自己，毛还把检讨散发全党，极大的羞辱和挫败了刘的权威，刘的没落已经是指日可待。
林彪在搞垮刘的过程中无疑是起了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当时的党内，周公带头，落井下石者众，等着向最高权力献媚，夫复何言？当时最高决策在毛，具体事权在周公，林的作用，更像是个与身份严重不相称的应声虫，成天喊着一些“一句顶一万句”的干瘪口号。名将之耻，正是极权之害。
作为毛最得意的门生，林彪对于毛整倒刘少奇的手法再熟悉不过。毛发动文革后，林彪第一时间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如此见识，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说，从林彪的日记看来，太祖的每一次阴谋，都被他提前识破，不愧为太祖的好学生。但与公开的附和截然相反的是，林彪私下对于毛的整人做法并不认同，他对林豆豆说过：“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1967年8月，正值首都红卫兵掀起“打倒刘少奇”高潮中，林彪随口说到：“刘少奇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刘少奇，实际是反党！”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同为毛门下走狗，文革中林彪和江青、罗瑞卿之流在人品上还有很大的差别。林是委以虚蛇，敷衍了事，江、罗等是死心塌地、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刘少奇殒命开封之后，毛论功行赏，摇旗呐喊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名义上的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人生的最高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在突然接到周公的通知接他返京时，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不外乎有二：第一，他知道毛并非要主动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少奇倒台后急需一人弥补权力真空，小平既然已和刘少奇陪葬，自己上台才成为一时之选；第二，毛发动文革之势已成，急需纤夫拉纤，江青虽然号称得力，但毕竟是“旗手”，党内军内毫无根基，玩玩花架子可以，但出死力不行，还须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政府已经瘫痪，没有军队的参与，文革没法玩下去。
即便如此担心，但既已被绑上了贼船，断然没有掉头的可能。林彪登峰造极之时，杯具也拉开序幕。
在彻底搞垮刘少奇、邓小平后，毛润之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陈伯达任组长，江青躲在背后发号施令的第一副组长，由于具体事权皆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林彪事实上完全被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力。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文革运动怎么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处境着实难堪”。当然，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润之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并当面斥责他“想当明世宗”——也就是那个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万历。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毛想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老二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
后世有人居心叵测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毫无共同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林彪是江青上台最大的拦路虎。的确，在扳倒刘少奇上，林彪和江青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所代表的功臣集团和江青所代表的文革集团在权力的分割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无疑是润之。在拙作《微妙的平衡》中，鄙人已经系统分析了所谓的帝王心术。毛润之的治党策略，一以贯之，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仲裁之权。党的派系问题自创建之初就存在，顽疾难除，尾大不掉。润之建国后为了削除党内、军内的诸多山头，对于派系的权力平衡煞费苦心。渗石头，掺沙子，挖墙脚，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对于圣意的把握和贯彻，文革集团最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润之实现对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等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毛而言，可谓非常可靠的棋子，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一如浮萍，离开了毛，就毫无立足之地。江青在后来被审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因而，功臣集团从骨子里看不起文革集团。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颐气指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润之的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握的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的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皆遭到林彪拒绝。
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林彪通过多年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自延安跟随毛，前后33年，最后3年政见稍有不同，即遭抛弃。毛甚至定性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作为毛的秘书，服侍其近20年，仅仅因为对毛醉心于权术而秉公进言，竟然不明不白自杀身亡，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他人。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乱世，并非真是他的红歌唱得好，而是掌握着军队的大权，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文革集团的势力再渗入军队，林彪就根本上丧失了政治上讨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润之掺沙子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就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洞悉了毛妄图夺权制衡的把戏，更是由衷抵制。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润之亮底牌的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
七、分道扬镳
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林数十年的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两人对决的大幕。
由于毛润之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的自以为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导致中苏关系最终破裂，1969年初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担心苏军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袭，便紧急指示北京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总参值班的阎仲川在向部队传达的时候，拍马屁心切，擅自将这几条指示合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见到后认为这次越权的行为是对自己的统帅权威的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挑明，但对林猜忌之心自此加重。
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为了毛林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事情有两个起因：一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二是国家主席的设置。
在起草大会的报告时，作为经办人的文革新贵张春桥其实已经摸清了毛润之的意图，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天才的”的3个字删除。根据就是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一修辞，毛不齿赫鲁晓夫，自然不愿意和其同列。但是与会者并不了解，这一举动让早就已经对文革集团不满的诸公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击张春桥。林彪带头炮轰，言辞激烈。陈伯达还编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讲话撑腰。其后，发言升温，陈毅、汪东兴等人高调附和，要求将反毛的“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这是圣意，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招运用得炉火纯青。这些攻击意见汇编成后来成为罪证的“六号简报”，惹得毛润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附和林彪和自己作对，指斥众人“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一个鸡毛蒜皮大小的副词，居然引发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我党政治的诡异，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张春桥的报告中，还根据毛润之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毛润之之前已经在多个场合吹过风，但是很多与会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奥妙，导致党内的分歧依然十分严重。很多人甚至认为毛又在玩劝进的把戏。那么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呢？
1966年毛以“考虑国家大计”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把刘少奇抬了出来。干掉刘之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占此位置。否则，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在外人看来岂不成了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但是毛也不希望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与其分庭抗礼，所以干脆丢弃。
但是一贯顺从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第一次唱上了对台戏。他这样做本人认为有三层考虑：一是作为接班人，实际的职位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甚至排在诸多政治局委员之后，名不正，言不顺；二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缝隙，林彪尚若不坐实国家主席的位置，在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缠斗中恐怕越发不利；三是此举也是要试探毛的真实意图，若毛已决意要下手，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可谓一个风向标，毛没有模棱两可的余地。
林彪的坚持，引得一堆不明就里的党内大佬支持，他们倒并非是支持林彪做国家主席，而是借机表表支持毛做国家主席的愚忠，顺路反张春桥一伙。林彪的号召力大出毛润之的意外，因而受到严厉批评和疯狂反击。毛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身边的吴法宪、叶群、邱作会等人写检讨，同时，派出周公暗示林彪也应该写检讨。毛这种招数一如当年在庐山对待彭德怀、刘少奇一样，黑字白纸的逼你自污之后，组织上再来定性，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刘的前车之鉴，林彪当然不干，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同意手下的人写检讨，但自己死活不做检讨，不给任何把柄。无奈之下，8月15日，毛润之开始南巡，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封疆大吏谈话，制造舆论。在谈话中，润之大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定为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并且指名道姓，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称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毛的表态，预示着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
八、殒命外蒙
毛对各个地方大员秘密讲话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传到了林彪耳中。正在北戴河疗养的林彪意识到决裂来临，不免有些沮丧，他甚至对身边人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但是，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却沉不住气了，私下里搞了个5.71工程，意图先下手为强，为国除害。坦率的说，这小子还是有一定见识的，整个5.71工程纪要写的挺好，对润之的认识也很到位。但是政治谋杀毕竟不是写文章，准备不密，谋事不周，注定了5.71工程的失败。而事败后挟持林彪出逃，在南下广州和北上苏联之间犹疑不决，更是败笔。当然，至于林彪是在什么情况下上了飞机，当时机上的情况又如何，如今还属于秘密，这个不便于猜测，有待历史档案的进一步解密。个人倾向于认为，林彪对于武装反叛，或许并不知情。以其雷霆万钧的统军手段和无人能敌的影响力，如果真的要在国内另立山头，分裂中央，对抗毛氏，恐怕波尔布特的下场就是毛最终的结局。
林彪意外的殒命，过程诡异，至今仍有诸多不可理解的细节。周公第一时间得知林彪出逃，致电大喊：“林副主席只要回来，无论降落到哪个机场，我都亲自去迎接！”这句话，我倒相信是真心的。毛林之间的纠葛，外人不说，周公作为国相，恐怕最为了解。林彪和周公之间没有历史纠葛，相交虽然不至于亲密，但也绝非对手。当年，毛把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头衔强加给周公，意图把逼死国家主席的恶名留给周公。林彪识破后，在刘少奇专案组的简报上批了一句：“向卓越指导专案工作的江青同志致敬”。这个批示极度高明，明里是在吹捧江青，实际点明了事情真相，为挂名专案组长的周公解了围。
所以，在文革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周公和林彪实际上有相同的处境。万事顺从，只求自保。但是伴君如伴虎，在无边无际的权力面前，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无怪乎周公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竟然当着众人，失声痛哭。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同属勋臣阵营的两人，实际上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周公之悲，悲的不是林彪，而是自己。他知道，即便自己树大根深，民望甚厚，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后世有人认为林彪自毁英明，死得难看。其实和刘少奇、彭德怀等人羞辱而死的下场比起来，林彪的结局好很多了。他用最后奋力的一搏，给予了毛最致命的一击。因为对于毛而言，惯用的路数是搞臭搞脏后，四两拨千斤，一举剪除。林彪激烈的反抗模式，难以解释的死亡，大出毛的意外，让一向诡计连连的他也乱了方寸。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亲密的战友”，全军的统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叛国者，这怎么向全党、全军、全国交代？
九、余音未了
对于毛而言，林彪之死，只能算得上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惨胜一方面，固然除掉了心腹大患，一方面，却发现这个大患就如跟随自己几十年的影子，清除之后，自己也形单影只，命不久矣。
建国后林彪韬光养晦，善于揣摩圣意，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师夷之长以制夷，处处依附毛，要找出批判他的缺口实在是难上加难。尽管毛迫于无奈把孔老二搬出来一起上纲上线，但是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其中的纰漏和荒谬，难怪有人把这场运动说成是“批零批空”。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林彪之死是文革破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因为，从此开始，党内、军内、国内，广大在运动中自残的群众终于开始认识到，这样的革命是个什么的本质。毛的威信，随着接班人的所谓“叛逃”，受到空前的打击，从此再也难以恢复。当他想树立王洪文的时候，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杆粉丝也认为不妥。所以毛生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身后的结局，所以才会对华国锋、张春桥等人感慨万千地说，将来你们几个的命运恐怕只有天知道，弄不好交班问题会搞得血雨腥风。可即便是太祖看好的过渡人物华国锋，也看出了这样蹩脚的安排不过是为江青和毛远新铺路，倒过头来反戈一击，彻底扫灭了毛的余孽。
综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林彪在建国后的历次腥风血雨中，充其量就是个被毛利用的明哲保身的帮凶，算不上主谋。那么为何林彪的黑锅至今背着？
小平在建国后虽然在历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和林彪有过摩擦，但是都不是生死之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小平三起三落，对于毛本质之认识，仇恨之刻骨，和林彪不相上下。但是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一向是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林彪死后，小平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连连上书检讨，划清和林彪周公等的界限，表明心迹。面临无人可用的毛正需要启用新的势力制衡声望如日中天的周公。对于小平的表态很在意，明确表态要把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对待。这才有小平的二次复出。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也算不得什么污点，自保策略而已。但是若要给林彪平反，小平这段历史就难以解释。这是其一。
其二，有了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造成的动荡先例，小平对于毛的评价投鼠忌器。毛享国既久，所作所为，无不以党之名，毫不夸张的说，毛就是党最大的神主牌。此旗若倒，则幻象必灭，流毒必播，党建国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着实难以实话实说。群众一朝觉醒，则天下人心所归，未尝所知。小平组织中人，深知保毛就是保政权，保自己。故而轻描淡写的来个了“七分功、三分过”的定论。而林彪事件作为毛造就的最大的党史脓疮，客观上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死结，断不可揭。一旦揭开，毛也就没有成为腊肉的必要。
今人再说润之林彪，难免会拿出刘邦韩信来对比。程式如此相似，唯有年代的错觉。这两千年，中国是否仍在原地踏步，看客自鉴之.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