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正进行着一场类似“英国往何处去”的举国讨论。这是一幕当下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就像时光穿越一样,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人突然
满怀乡愁地追忆起消逝中的乡村,感伤的言辞中同样有着英伦风的“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更巧合的是,当时的英国拥有我们现在
的名字:世界工厂。
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一书中提醒我们,原来,乡愁不仅仅是“中国在梁庄”,更是一则普世故事。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19世纪的英国享受着全球工业霸主的荣光,吸引着一批批的效仿者。可几乎在同时代,英国人自己已然厌倦了刚刚进入的工业时代, 在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工业社会”的思潮。英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还是回到绿色的、愉快的田园呢?决定权在两股对立势力的消长之间。 代表工业与都市价值观的,自然是“工业党”;代表田园乡村价值观的,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清新”和环保主义者,而是我们于文艺作品中无比熟悉的群体: 英国绅士。
在传统的语境中,“绅士”似乎更多指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与教养。但从本质上说,绅士等同于英国的土地贵族,直白点说,就是地主。而所谓绅士风度,换一 个角度理解,就是说代表着乡村价值观的英国绅士(地主)是“风度”的垄断者;而绅士的对立面,那些工业党和资本家们,则被暗示为缺乏风度,粗鄙无文。
这场竞争虽然漫长,却远说不上激烈,绅士的胜利与工业党的溃败是全方位的。
工业党首先在精神上就被击倒了。在马丁·威纳看来,英国的工业家们虽然创造了第一流的物质文明,但并未使工业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反而屈从于 绅士文化和土地贵族的价值观。英国资本家的“投降行径”和明清商人并无二致。大批英国资本家们在发家之后,并没有选择扩大生产,而是回归田园,购买地产, 建造宅邸。从内心里,很多英国资本家们貌似将做生意视为忍辱负重,理想就是将自己洗白为《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那样的乡绅。在英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像达 西先生这样不事生产,远离肮脏功利的工厂管理与城市生活,流连于乡间别墅,才是真正英国人的高尚生活。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地位一样,当时英国资本家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银行家们也看不起工业党们,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国内工业投资,从而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拱手予人。
与之相应的,英国资本家们对后代的期许往往是,成为一个绅士而不是子承父业。英国的教育随之以“去工业化”为己任,从课程到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 视,学校崇尚古典文学,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培养出了厌恶工商业的接班人。牛津剑桥成为绅士培养中心。在这种教育熏陶下,不仅绅士的后代继续强化着对工商 业的鄙视,即使是资本阶级的后代也全盘接受了绅士的享受生活价值观,与父辈的工业党价值观“划清界限”。
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19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学中,资本家、大工业和城市的形象很多时候作为负面甚至丑角出现,而绅士和乡村生活往往被赋予正面形象。创 作于工业革命前期的《傲慢与偏见》与达西先生几乎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英国文学的这种“亲绅士”倾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他把最痛恨 的一些东西都与工业制度联系,比如烟雾弥漫肮脏的“焦煤镇”,功利市侩的纺织厂主庞德贝。奥斯汀狄更斯们共同参与了对“乡村神话”的想象,以至于英国人逐 渐相信,“我们的英格兰是一座花园”,而现代工业生活是“遍布在绿色而舒适的英格兰土地上,折磨着其居民的黑色邪恶工厂”。
在马丁·威纳看来,正是绅士价值观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决定了英国经济在现代的衰落。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主流价值观是反工业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前景也就不 言而喻了。第一个成为了工业国家,又第一个放弃了工业价值观,在“英国往何处去”的命运选择中,绅士们总是特立独行地先行世界一步。
不过,英国人算是“求仁得仁”,很有绅士风度地接受了包括衰落在内的一切。他们挥别了穹顶之下的雾霾,告别了泰晤士河的黑色,也诀别了世界工厂与大英帝国,终于成为了比尔·布莱森笔下自由而无用的“小不列颠”,以及我们熟悉的那个似乎不生产任何工业品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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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固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但是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忍受雾霾的煎熬,这代价付出得值!
马丁·威纳在《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一书中提醒我们,原来,乡愁不仅仅是“中国在梁庄”,更是一则普世故事。
作为工业革命的先行者,19世纪的英国享受着全球工业霸主的荣光,吸引着一批批的效仿者。可几乎在同时代,英国人自己已然厌倦了刚刚进入的工业时代, 在上流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工业社会”的思潮。英国该往何处去?是继续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还是回到绿色的、愉快的田园呢?决定权在两股对立势力的消长之间。 代表工业与都市价值观的,自然是“工业党”;代表田园乡村价值观的,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清新”和环保主义者,而是我们于文艺作品中无比熟悉的群体: 英国绅士。
在传统的语境中,“绅士”似乎更多指一种彬彬有礼的风度与教养。但从本质上说,绅士等同于英国的土地贵族,直白点说,就是地主。而所谓绅士风度,换一 个角度理解,就是说代表着乡村价值观的英国绅士(地主)是“风度”的垄断者;而绅士的对立面,那些工业党和资本家们,则被暗示为缺乏风度,粗鄙无文。
这场竞争虽然漫长,却远说不上激烈,绅士的胜利与工业党的溃败是全方位的。
工业党首先在精神上就被击倒了。在马丁·威纳看来,英国的工业家们虽然创造了第一流的物质文明,但并未使工业价值观在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反而屈从于 绅士文化和土地贵族的价值观。英国资本家的“投降行径”和明清商人并无二致。大批英国资本家们在发家之后,并没有选择扩大生产,而是回归田园,购买地产, 建造宅邸。从内心里,很多英国资本家们貌似将做生意视为忍辱负重,理想就是将自己洗白为《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那样的乡绅。在英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像达 西先生这样不事生产,远离肮脏功利的工厂管理与城市生活,流连于乡间别墅,才是真正英国人的高尚生活。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地位一样,当时英国资本家和工 程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银行家们也看不起工业党们,宁愿把资本输出国外,也不愿向国内工业投资,从而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拱手予人。
与之相应的,英国资本家们对后代的期许往往是,成为一个绅士而不是子承父业。英国的教育随之以“去工业化”为己任,从课程到思想都渗透着对工商业的鄙 视,学校崇尚古典文学,轻视自然科学和技术,培养出了厌恶工商业的接班人。牛津剑桥成为绅士培养中心。在这种教育熏陶下,不仅绅士的后代继续强化着对工商 业的鄙视,即使是资本阶级的后代也全盘接受了绅士的享受生活价值观,与父辈的工业党价值观“划清界限”。
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19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学中,资本家、大工业和城市的形象很多时候作为负面甚至丑角出现,而绅士和乡村生活往往被赋予正面形象。创 作于工业革命前期的《傲慢与偏见》与达西先生几乎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英国文学的这种“亲绅士”倾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他把最痛恨 的一些东西都与工业制度联系,比如烟雾弥漫肮脏的“焦煤镇”,功利市侩的纺织厂主庞德贝。奥斯汀狄更斯们共同参与了对“乡村神话”的想象,以至于英国人逐 渐相信,“我们的英格兰是一座花园”,而现代工业生活是“遍布在绿色而舒适的英格兰土地上,折磨着其居民的黑色邪恶工厂”。
在马丁·威纳看来,正是绅士价值观压倒性的胜利,最终决定了英国经济在现代的衰落。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主流价值观是反工业的,这个国家的工业前景也就不 言而喻了。第一个成为了工业国家,又第一个放弃了工业价值观,在“英国往何处去”的命运选择中,绅士们总是特立独行地先行世界一步。
不过,英国人算是“求仁得仁”,很有绅士风度地接受了包括衰落在内的一切。他们挥别了穹顶之下的雾霾,告别了泰晤士河的黑色,也诀别了世界工厂与大英帝国,终于成为了比尔·布莱森笔下自由而无用的“小不列颠”,以及我们熟悉的那个似乎不生产任何工业品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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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固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但是英国人也不再需要忍受雾霾的煎熬,这代价付出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