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大“放水”，也就是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有助于提升中国内需吗？《福布斯》杂志的专栏撰稿人章家敦对这个的回答是根本不能。他说：
“削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根本就无助于提升内需，而只是向中国经济释放更多的流动性。这种做法基本上会使现有的问题更加严重。中国当局在2008年年 底所作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事情，在2009年，2010年以及后来几年造成了经济增长。但现在中国经济因为流通货币太多而窒息。因此，削减银行存款准备金 率（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只是使问题恶化而不是缓解。所以说，中国领导人已经没有可以奏效解决问题的招法了。”
程晓农博士则指出，中国眼下的内需不足问题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中央银行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完全根本就不能解决这种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是因为内需不足，这话需要稍微往远一点说。应当说，内需不足不是现在2015年的事，而是2005年的事，10年前就开始了。过 去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此置若罔闻。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慢慢扭转经济发展，扭转一番 就好了。所谓的只要把饼做大了，这些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化解了。”
“但现在看来，全世界的、包括世界银行的专家对这个问题全都看走了眼。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经济现在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简单地归结于‘社会不公’这四 个字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地社会收入分配不公，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个社会一小部分富人掌握太多的财富，然后他们把钱拿到国外去花去了。而大部 分老百姓自然就没有多少收入。所谓的内需不足，原因就是社会分配不公、穷人没钱，经济增长的成果落不到普通老百姓的兜里。”
对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老百姓不敢花钱或没有钱花、导致需求不足、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问题，程晓农博士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属于全世界情况最糟糕的：
“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其中居民消费占GDP多大的比例，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内需足还是不足。这个比例，美国和日本长年是在70%上下甚至更高。俄罗斯尽管 情况不太好，也还在50%上下。中国的情况是，最好的年代，也是就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经济改革的时候，曾经达到48%，以前、也就是在‘文革’时期 是45%左右。但是，从1985年开始，这个比例在中国就开始缓慢下降，从2005年开始正式进入了低谷，降到了40%以下，现在是35%。”
“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属于是最差的几个。如果看这个比例，就难免让人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国家经济增长这么快，全世界独一无二， 而且经济体这么大，老百姓还那么穷？内需不足，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增长的同时，老百姓在经济增长中所分得的饼越来越小。十几亿老百姓从能分得半块 饼，最后变成只能分得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二不是被政府花了，就是被权贵花了，或被权贵拿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一种畸形的结构。畸形结构的后果是靠内需，靠十几亿老百姓的消费带不动这个国家的经济了。那么政府只能靠 其他手段，比如说，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在朱镕基担任总理的时代，中国主要是靠出口来弥补内需不足。随着2008年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之后，出口也带动不了 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就转为房地产。从2015年开始，（超饱和、超过剩的）房地产也撑不住了。”
内需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明显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属于超敏感问题，被禁止谈论。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进入这种畸形的内需不足？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长期高速发展，为什么发展到最后会让中国的百姓陷入相对贫困，让他们没有能力消费呢？
程晓农博士的解释是，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在朱镕基担任总理的时候，中国悄悄地进行了一场私有化，将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私有化到一部分经理的口袋里去了。中国准许外国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但调查结果不准许在中国发表，只能在国外发表。他说：
“根据多个调查结果证实，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出中国所完成的私有化，把全国的大部分共有资产也就是大约60%左右私有化到了经理的口袋里了。与此同时，为了方便经理私有化，又把全国几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给‘下岗’了。”
“这种制度变化造成了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它产生了一种永久性的后果，这就是下岗工人从此再也不会有能够维持家庭生活的收入了，同时，权贵阶层也由此 永久性地拥有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这种财产分布格局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不管快是是慢，收入的大头是落在这些权贵手里，老百姓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饼 中分得的块越来越小。”
程晓农博士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被称作“权贵资本主义”。中共当局如今严令禁止高等学校对学生讲“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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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拒不让利于民，共匪死定了。再怎么放水，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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