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独立记者高瑜女士，在经过一年羁押后，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重判七年，这一判决震动世界。这是一次标志性的事件。
从此以后，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期盼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走向开明政治的中国人，对习近平执政后抱有的任何幻想，都可以统统熄灭了。高瑜遭到重判，因为高瑜 所“泄露”的9号文件是习近平个人一手打造的，所谓“七不讲”的内容惊世骇俗，出乎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却符合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习近平是要回到文革初 起时期毛泽东的政治状态，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这样的倒退即使是党内最保守的人也要大吃一惊。这一文件的内容，尽管说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却在共产党的 理论上也讲不通。但是习近平似乎是相信权力之万能的，他相信的是，任何事情只要发动党和国家的力量做了，做成了，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搞文革，不是就这样搞了，搞成了吗？谁知道高瑜把这一文件公之于众，天下哗然，习近平最初期望的效果再也不可能。这是他最为恼火的事情，惩罚高瑜是 最高权力的一种报复。
9号文件涉及媒体和教育等系统，既然要约束全国的媒体、高校等单位的内容，要管全国的嘴和笔，为什么又要做成国家机密，搞得如此神神鬼鬼？习近平和颁发文 件的中央办公厅心里非常明白，9号文件的内容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拿到台面上来，小学生都可以指出其荒唐、蛮横、谬误。习近平知道，他一手打造了下达，指望 他的党和他的国家闻风而动的9号文件，是绝对经不起讨论和质疑的。如果公开讨论，他必输无疑。但是他心目中的榜样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不跟人辩论的，他只 做，再荒唐的事情他做了你就拿他没办法，从大炼钢铁到文革无不如此。习近平认为他也行，文件发到市师局一级，让市师局一级的人下令做，达到风声鹤唳的效果 就万事大吉了。9号文件做得说不得，习近平明白。
在9号文件的七个不讲里，有一个“党的历史错误不讲”。在共产党执政后的历史错误里，有一段历史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大张旗鼓公开扶植和支援的红色高棉。疯 狂杀人的红色高棉头领波尔布特被称之为毛泽东的好学生。论残暴，波尔布特比纳粹的集中营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论无耻和狡诈，从纳粹到斯大林到波尔布 特，都比不上毛泽东，也比不上今日的中国执政者。波尔布特的杀人营，在杀死人之前竟还给要杀掉的人拍照留档。纳粹、东德和红色高棉后来都留下了大量反人类 罪行的文件和证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从很早就明白，有很多太坏的坏事，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不能留下文字，尤其不能公开说，不能上报 纸。毛泽东周恩来都明说过，有些事情，如果公开说了的话，共产党就立即会垮台的。于是，共产党执政后，很多事情是只在内部说，公开做，甚至内部都不说。这 就是共产党有那么多机密文件的原因。
文革以后，在改革开放比较宽松的时候，历史上的一些秘密、机密和绝密级别的文件流传到了境内外，特别是需要“发动群众”做的事情，只要形成纸面文字，有朝 一日就难免大白于天下。中共对于文件的保密管理就有了很多严格的规定，最严格的是只允许一定级别的人到规定的秘密小房间去读，不许记录，只能记在心里，回 来执行落实。文件读过以后就收上去，再也没有踪迹。还有一些指令，只用电话下达，而且不许留下电话记录。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到，坏事做绝了，但是不留痕 迹。1989年，北京街头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开枪镇压，有那么多开枪的解放军官兵，却至今找不出一个下令的人。古今中外再没有第二个能有这样效果的国家。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坏到如此境界。
中国人重历史，做好人者想青史留名，做坏人者怕遗臭万年。刘少奇吓唬毛泽东，“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毛泽东却是一个相信焚书坑儒的人，把书都烧了，另写 一套，何惧上史书？今天的习近平比波尔布特聪明，可以算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了，他知道9号文件的七不讲荒谬绝伦，但是他仍然要那个效果，他下令做，还下令不 许说。
71岁的女记者高瑜说过一句话：你有枪，我有笔。习近平相信毛泽东的一套，相信枪，相信监狱。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正义必定会抬头的信念，相 信笔、相信人的思想。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峙，枪能杀人，能杀死很多人，但是，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的是文明，最终胜利的是笔。
今夜我也这样说：你有枪，我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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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真是非常的猖狂。去年是对7，80岁的铁流判其入狱，今年是判71岁的高瑜入狱。连7，80岁的人都不放过，这只能说明共匪已达到癫狂状态，而达到癫狂状态只能说明它离垮台真的不远了 那句名言。。。
真是好文章 使我想起当年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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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71岁的中国记者高瑜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这是她自1989年之后第三次获刑。上一次，她也是因“爲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获刑。当时她“刺探”和“非法提供”的所谓“国家秘密”，是 翻阅并摘抄了江泽民等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及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工资改革和八届政协领导人的选举等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写成文章在境外发 表。
这一次，她“爲境外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是中共的“七不讲”文件。所谓“七不讲”，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 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这份文件又被称爲“9号文件”，文件名全称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 通报》，官方指控她于2013年8月提供给港媒，“泄了密”。可是，熟悉中国国内情况的人们都知道，关于“七不讲”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 早就是中国内地主流网络上网友们讨论的热点。用中共的行话说，“七不讲”早就形成了“舆情”。新浪微博上，那一段时期几乎天天都有人在嘲讽和批评“七不 讲”。因此，只要是经常上网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七不讲”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中共以这个理由来查办她，显然是“欲加之罪”。
最爲关键的，中共法律对“国家秘密”的定义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情的事项”。中共“9号文 件”，是一份政党内部的文件，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爲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只有组织义务）。正如法律学者张雪忠所指出的，“在一个 国家，如果在法律上把政党文件视爲国家秘密，显然是一种党国不分或以党代国的错误做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本来就应该尽量将它的政治方针、政策立场、执政 理念公之于众，以接受全体国民作爲国家主权享有者的评判与监督。如果执政党将这些东西都当成秘密，则反而会让人怀疑，它自己的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是相 违背的。”此外，中共法律中所指的“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国家秘密”，“必须是具体和可识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即必须是信息一泄漏，就会造成事实上 可认定和可衡量的国家利益损失或国家安全恶化。绝不能将信息泄露产生的空泛和抽象的所谓‘影响’，视爲法定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损，否则必将致使国家秘 密的范围变得毫无边界，并将使任何公民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罚”。
声称要“依法治国”的中共十八大新领导班子，在高举“依法治国”大旗两年之后，所领导的司法机关，给高瑜下这了这样一个判决，这到底是要“依法”治国，还是要“依政治”随心所欲地“枉法”治国呢？如果让老百姓回答，目前看来答案只能是后者。
近两年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风声鹤唳，其中对记者、律师、作家等文化人和知识精英的整肃尤其严厉。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的统计，过去一年，全球共有 178名专业记者受到囚禁，其中中国就占了17%，共有29位记者，是全球被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全球还有178名公民记者也受到囚禁，其中 中国占44%，有78人，也是全球首位。两者加在一起，中国共有107名专业及公民记者被囚，占全球总数的30%左右。这是新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境况。
高瑜案的判决，开啓了中国越来越多的记者将可能遭受同样命运的噩梦。其中的铺垫是去年6月国家新广总局出台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爲信息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详细地规定了记者在工作中所获得的一切信息都可能属于国家秘密，因此，今后办理类似高瑜案的案件，将简单得多。
高瑜案的判决，与其说是对她的打击报复和构陷，不如说是杀一儆百，是对中共治下其他媒体工作者和文化人的警告。
从此以后，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期盼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走向开明政治的中国人，对习近平执政后抱有的任何幻想，都可以统统熄灭了。高瑜遭到重判，因为高瑜 所“泄露”的9号文件是习近平个人一手打造的，所谓“七不讲”的内容惊世骇俗，出乎多数人的意料之外，却符合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习近平是要回到文革初 起时期毛泽东的政治状态，在文革结束四十年后，这样的倒退即使是党内最保守的人也要大吃一惊。这一文件的内容，尽管说的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却在共产党的 理论上也讲不通。但是习近平似乎是相信权力之万能的，他相信的是，任何事情只要发动党和国家的力量做了，做成了，达到了预想的效果，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搞文革，不是就这样搞了，搞成了吗？谁知道高瑜把这一文件公之于众，天下哗然，习近平最初期望的效果再也不可能。这是他最为恼火的事情，惩罚高瑜是 最高权力的一种报复。
9号文件涉及媒体和教育等系统，既然要约束全国的媒体、高校等单位的内容，要管全国的嘴和笔，为什么又要做成国家机密，搞得如此神神鬼鬼？习近平和颁发文 件的中央办公厅心里非常明白，9号文件的内容是毫无道理的，只要拿到台面上来，小学生都可以指出其荒唐、蛮横、谬误。习近平知道，他一手打造了下达，指望 他的党和他的国家闻风而动的9号文件，是绝对经不起讨论和质疑的。如果公开讨论，他必输无疑。但是他心目中的榜样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不跟人辩论的，他只 做，再荒唐的事情他做了你就拿他没办法，从大炼钢铁到文革无不如此。习近平认为他也行，文件发到市师局一级，让市师局一级的人下令做，达到风声鹤唳的效果 就万事大吉了。9号文件做得说不得，习近平明白。
在9号文件的七个不讲里，有一个“党的历史错误不讲”。在共产党执政后的历史错误里，有一段历史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大张旗鼓公开扶植和支援的红色高棉。疯 狂杀人的红色高棉头领波尔布特被称之为毛泽东的好学生。论残暴，波尔布特比纳粹的集中营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论无耻和狡诈，从纳粹到斯大林到波尔布 特，都比不上毛泽东，也比不上今日的中国执政者。波尔布特的杀人营，在杀死人之前竟还给要杀掉的人拍照留档。纳粹、东德和红色高棉后来都留下了大量反人类 罪行的文件和证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却从很早就明白，有很多太坏的坏事，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不能留下文字，尤其不能公开说，不能上报 纸。毛泽东周恩来都明说过，有些事情，如果公开说了的话，共产党就立即会垮台的。于是，共产党执政后，很多事情是只在内部说，公开做，甚至内部都不说。这 就是共产党有那么多机密文件的原因。
文革以后，在改革开放比较宽松的时候，历史上的一些秘密、机密和绝密级别的文件流传到了境内外，特别是需要“发动群众”做的事情，只要形成纸面文字，有朝 一日就难免大白于天下。中共对于文件的保密管理就有了很多严格的规定，最严格的是只允许一定级别的人到规定的秘密小房间去读，不许记录，只能记在心里，回 来执行落实。文件读过以后就收上去，再也没有踪迹。还有一些指令，只用电话下达，而且不许留下电话记录。这一切，都是为了做到，坏事做绝了，但是不留痕 迹。1989年，北京街头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开枪镇压，有那么多开枪的解放军官兵，却至今找不出一个下令的人。古今中外再没有第二个能有这样效果的国家。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坏到如此境界。
中国人重历史，做好人者想青史留名，做坏人者怕遗臭万年。刘少奇吓唬毛泽东，“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毛泽东却是一个相信焚书坑儒的人，把书都烧了，另写 一套，何惧上史书？今天的习近平比波尔布特聪明，可以算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了，他知道9号文件的七不讲荒谬绝伦，但是他仍然要那个效果，他下令做，还下令不 许说。
71岁的女记者高瑜说过一句话：你有枪，我有笔。习近平相信毛泽东的一套，相信枪，相信监狱。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正义必定会抬头的信念，相 信笔、相信人的思想。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峙，枪能杀人，能杀死很多人，但是，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的是文明，最终胜利的是笔。
今夜我也这样说：你有枪，我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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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真是非常的猖狂。去年是对7，80岁的铁流判其入狱，今年是判71岁的高瑜入狱。连7，80岁的人都不放过，这只能说明共匪已达到癫狂状态，而达到癫狂状态只能说明它离垮台真的不远了 那句名言。。。
真是好文章 使我想起当年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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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瑜案开启中国记者的噩梦
4月17日，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71岁的中国记者高瑜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这是她自1989年之后第三次获刑。上一次，她也是因“爲境外机构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获刑。当时她“刺探”和“非法提供”的所谓“国家秘密”，是 翻阅并摘抄了江泽民等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及机构改革、公务员制度、工资改革和八届政协领导人的选举等内容，并将这些内容写成文章在境外发 表。
这一次，她“爲境外非法提供”的“国家秘密”，是中共的“七不讲”文件。所谓“七不讲”，即“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 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这份文件又被称爲“9号文件”，文件名全称是《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 通报》，官方指控她于2013年8月提供给港媒，“泄了密”。可是，熟悉中国国内情况的人们都知道，关于“七不讲”的相关内容，在此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 早就是中国内地主流网络上网友们讨论的热点。用中共的行话说，“七不讲”早就形成了“舆情”。新浪微博上，那一段时期几乎天天都有人在嘲讽和批评“七不 讲”。因此，只要是经常上网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七不讲”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中共以这个理由来查办她，显然是“欲加之罪”。
最爲关键的，中共法律对“国家秘密”的定义是，“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情的事项”。中共“9号文 件”，是一份政党内部的文件，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爲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只有组织义务）。正如法律学者张雪忠所指出的，“在一个 国家，如果在法律上把政党文件视爲国家秘密，显然是一种党国不分或以党代国的错误做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本来就应该尽量将它的政治方针、政策立场、执政 理念公之于众，以接受全体国民作爲国家主权享有者的评判与监督。如果执政党将这些东西都当成秘密，则反而会让人怀疑，它自己的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可能是相 违背的。”此外，中共法律中所指的“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的“国家秘密”，“必须是具体和可识别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即必须是信息一泄漏，就会造成事实上 可认定和可衡量的国家利益损失或国家安全恶化。绝不能将信息泄露产生的空泛和抽象的所谓‘影响’，视爲法定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受损，否则必将致使国家秘 密的范围变得毫无边界，并将使任何公民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罚”。
声称要“依法治国”的中共十八大新领导班子，在高举“依法治国”大旗两年之后，所领导的司法机关，给高瑜下这了这样一个判决，这到底是要“依法”治国，还是要“依政治”随心所欲地“枉法”治国呢？如果让老百姓回答，目前看来答案只能是后者。
近两年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风声鹤唳，其中对记者、律师、作家等文化人和知识精英的整肃尤其严厉。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的统计，过去一年，全球共有 178名专业记者受到囚禁，其中中国就占了17%，共有29位记者，是全球被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全球还有178名公民记者也受到囚禁，其中 中国占44%，有78人，也是全球首位。两者加在一起，中国共有107名专业及公民记者被囚，占全球总数的30%左右。这是新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境况。
高瑜案的判决，开啓了中国越来越多的记者将可能遭受同样命运的噩梦。其中的铺垫是去年6月国家新广总局出台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爲信息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详细地规定了记者在工作中所获得的一切信息都可能属于国家秘密，因此，今后办理类似高瑜案的案件，将简单得多。
高瑜案的判决，与其说是对她的打击报复和构陷，不如说是杀一儆百，是对中共治下其他媒体工作者和文化人的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