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谣言正力量大于反力量。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阶段决定的。
中国的特殊国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封建专制传统多,那就意味着政治的事,人们搞不清,统治者也不用让人们搞 清,搞清了,统治者的画皮被剥下,要多难堪有多难堪。如果搞清了,那也得装作搞不清。皇帝没穿衣服,没穿也得说皇帝穿着,六岁的小孩子非得说皇帝没穿衣 服,这让皇帝脸就没处放了,也让大臣们没法活了,估记小孩子的父亲也会处以极刑。皇帝的新衣,虽然是故事,这个故事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着实让所有说假话的 人吓得要死。
封建专制的教育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做一个好顺民,好臣民,莫谈国事,只聊风月,最是安全得很。不但安全,还可以找乐,人也就幸福得全身通透。
中国的特殊阶段,也就是反腐与腐败处于胶着期。这个胶着期不知何时结束,也不知时间有多长。反腐败者希望公众参与,这样给中纪委省了不少事,成本低,收益 高,得民心。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人们说话越多,参与的人越多,对腐败集团不利。腐败集团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对反腐败的积极参与者进行 打压、威胁、恐吓。
最近区伯一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区伯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专门监督公车私用,结果被警察构陷,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据最新消息,有电视台想让区伯到北京做一期节目,受到当地官员的阻拦,未能成行。在此之前,区伯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被旅游,被控制。区伯让长沙警方给 个说法,现在还没有听到任何说法。区伯的事表明,公民反腐败并不是容易的事,腐败利益集团,既怕反腐败者,更怕公民的积极参与。
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阶段,决定了谣言必然风云水起。按着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道消息流传,是对长期没有民主政治的惩罚。按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人天 生是一个政治动物,按着中国的传统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着现在的意识形态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就是人民羣 众当家作主。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政治都是人必须参与的。不让参与政治,也不等于人们不谈论政治,只是谈论的政治,就有了猜谜的性质。
猜谜的政治,得有小道消息。大道消息已经被封锁,人们看不见高墙内的暗箱操作,可以看到高墙外的政治运行。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公权力总得示人,示人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示人之后人们就必然有话要说。
这一说,也就必然走板。这一走板,消息也就自然不准确。这一不准确,也就必然伴随着不断地演绎和夸张。这一演绎和夸张,谣言也就满天飞了。
不能小看谣言的力量,它可以成事,也可以坏事。在公权力运作不透明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坏事。谣言可以使一个政权发生质的变化,也可以让一个政权发生量的变 化,更可以通过量变达到质变。一句话,"谣言"可以让公权力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旦。这种情况,叫做塔西多陷阱,即当一个公权力威信下降的时候,公权力的所有努 力,都会使公权力失分,最后导致公权力的崩溃和灭亡。
这种量变,更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小事,公权力失分,就会影响甚至导致所有的公权力失分,最后失分的,肯定还是一个谣言引起的。最后的那个谣言,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解决谣言的方式,其实极其简单,就是公权力及时公布真相,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打击谣言,否则适得其反。只是这样简单的事,公权力总是不愿意做,因爲公权力背后的腐败力量,也是强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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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中国的特殊国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封建专制传统多,那就意味着政治的事,人们搞不清,统治者也不用让人们搞 清,搞清了,统治者的画皮被剥下,要多难堪有多难堪。如果搞清了,那也得装作搞不清。皇帝没穿衣服,没穿也得说皇帝穿着,六岁的小孩子非得说皇帝没穿衣 服,这让皇帝脸就没处放了,也让大臣们没法活了,估记小孩子的父亲也会处以极刑。皇帝的新衣,虽然是故事,这个故事的穿透力和影响力,着实让所有说假话的 人吓得要死。
封建专制的教育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做一个好顺民,好臣民,莫谈国事,只聊风月,最是安全得很。不但安全,还可以找乐,人也就幸福得全身通透。
中国的特殊阶段,也就是反腐与腐败处于胶着期。这个胶着期不知何时结束,也不知时间有多长。反腐败者希望公众参与,这样给中纪委省了不少事,成本低,收益 高,得民心。可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不这么看,他们觉得,人们说话越多,参与的人越多,对腐败集团不利。腐败集团会通过手中的权力,对反腐败的积极参与者进行 打压、威胁、恐吓。
最近区伯一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区伯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可政治参与的热情高,专门监督公车私用,结果被警察构陷,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据最新消息,有电视台想让区伯到北京做一期节目,受到当地官员的阻拦,未能成行。在此之前,区伯的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被旅游,被控制。区伯让长沙警方给 个说法,现在还没有听到任何说法。区伯的事表明,公民反腐败并不是容易的事,腐败利益集团,既怕反腐败者,更怕公民的积极参与。
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阶段,决定了谣言必然风云水起。按着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道消息流传,是对长期没有民主政治的惩罚。按着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人天 生是一个政治动物,按着中国的传统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着现在的意识形态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就是人民羣 众当家作主。无论从哪一种观点来说,政治都是人必须参与的。不让参与政治,也不等于人们不谈论政治,只是谈论的政治,就有了猜谜的性质。
猜谜的政治,得有小道消息。大道消息已经被封锁,人们看不见高墙内的暗箱操作,可以看到高墙外的政治运行。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公权力总得示人,示人的是真是假姑且不论,示人之后人们就必然有话要说。
这一说,也就必然走板。这一走板,消息也就自然不准确。这一不准确,也就必然伴随着不断地演绎和夸张。这一演绎和夸张,谣言也就满天飞了。
不能小看谣言的力量,它可以成事,也可以坏事。在公权力运作不透明的情况下,它更容易坏事。谣言可以使一个政权发生质的变化,也可以让一个政权发生量的变 化,更可以通过量变达到质变。一句话,"谣言"可以让公权力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旦。这种情况,叫做塔西多陷阱,即当一个公权力威信下降的时候,公权力的所有努 力,都会使公权力失分,最后导致公权力的崩溃和灭亡。
这种量变,更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小事,公权力失分,就会影响甚至导致所有的公权力失分,最后失分的,肯定还是一个谣言引起的。最后的那个谣言,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解决谣言的方式,其实极其简单,就是公权力及时公布真相,及时解决问题,而不是打击谣言,否则适得其反。只是这样简单的事,公权力总是不愿意做,因爲公权力背后的腐败力量,也是强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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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