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江泽民),他的多才多艺已经为所有人了解。我们知道他精通多门外语,数理化和工程知识过硬,娴熟各种乐器,会唱歌、唱戏,还会跳舞,此外,长者其实也是一位资深的影迷。他赞赏《泰坦尼克号》(Titanic, 1997)使得这部影片一刀未剪在中国上映已经传为佳话,但这只是长者和电影结缘近百年历史中的一个片断。下面就为大家介绍长者和电影之间的几则故事。
好莱坞老电影
长者年轻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后来在上海参加工作,当时的上海人流行看好莱坞电影,英语出众的长者当然也不例外。长者广泛涉猎古典好莱坞电影,根据文献记载,长者确认看过的影片包括下面这些:
Wilhelm Thiele导演的《丛林公主》(The Jungle Princess,1936),这是一部充满异域风情的电影,在当年十分卖座。长者不仅看了影片,还对片中一首叫《Moonlight and Shadows》的插曲印象十分深刻。这首插曲是美国词曲作家Leo Robin和Frederick Hollander创作的。长者在七十多年后,仍然可以准确地哼唱这首曲子。他也曾委托专家在网上检索这首歌曲的版本流变,花了很大力气才研究清楚。
《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1938)是华尔兹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片,这部影片看过的人相当多,长者年少时看过并不意外。但长者不仅是看过,他还会唱片中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这首歌由约翰·施特劳斯作曲,奥斯卡·汉默斯坦填词,长者后来在会见外宾时曾即兴演唱,博得满堂喝彩。
长者回忆过的其他电影还有:
《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
《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1940)
《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
《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1945)
《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1953)
其中《一曲难忘》是肖邦的传记片,我们似乎可以发现,长者对音乐题材的电影十分感兴趣,这当然是因为长者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天才。
唯一值得存疑的地方是长者说他在抗战结束后看过《罗马假日》,这部影片公映于1953年,而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就禁绝了好莱坞电影的上映,不知长者是何时通过何种渠道观看的呢?若是看的1987年引进后由长影厂译制配音的版本就好理解了。如果是这样,则说明看电影并不仅是长者年轻时的爱好,即使中年后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也没有停止看电影。
《开国大典》
今天人们普遍将《开国大典》(The Birth of New China, 1989)视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最重要代表作之一,但这部影片和观众见面的过程其实充满了波折。
那是在1989年,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开国大典》在审查部门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将蒋介石塑造为一个正常人,而非概念中穷凶极恶的坏人。导演李前宽拒绝了修改意见,政府原计划将这部影片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片,但审查部门不愿意冒风险,最安全的做法当然是直接封杀它。这时一位曾在天津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治局常委建议李前宽直接向长者申诉,说这或许是能让《开国大典》过关的唯一办法。
那年8月8日的下午,长者和其他多位政、军领导人被安排一起在海里观看这部影片。李前宽深知,影片的生死系于刚即位不久的长者的一念之间,他是否肯为自己冒一下政治风险呢?谁也不知道。
在领导人入座完毕后,李前宽站起来作了大概15分钟的片前讲解,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和构思,得到了长者的掌声肯定。这时影片放映就要开始,李前宽打算到边上就坐,是长者极力邀请他坐到自己身旁,这倒不是出于礼貌,因为长者打算好了,要在看片过程中向李导演请教一些问题。
在电影刚开始放映时,长者先询问了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李前宽回答是孙飞虎。长者随口问道,因为他很像蒋介石吧?李前宽大胆地说,其实不像,但气质却很接近。长者频频点头称是。
最精彩的问答是关于影片所引用的资料片。
李前宽在这部影片中用到不少资料片的片段,也自己拍摄了一些镜头,再用特技处理成类似资料片的风格。长者在观看过程中对哪段是资料片,哪段是后期加工的伪资料片很感兴趣,对此不断发问。
放映结束后,长者发表了一段简单的讲话,高度表扬李前宽的拍摄水平,并且坦然承认自己被真的和假的资料片糅合的手段骗过了。
这个小插曲说明,长者看电影时并不像普通观众一样完全沉浸在叙事中,他懂得适时地跳出来,反思电影的纪录本性及以假乱真。
在接下来的领导人讨论中,没一个人提到蒋介石的形象塑造问题。李前宽知道,他的电影保住了。《开国大典》随后获得了金鸡奖,并被选送参加角逐次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鸦片战争》
长者不仅为《开国大典》的上映保驾护航,他还操心电影的创作和投拍。1995年初,长者听说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打算拍摄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纪念香港回归,他对此极感兴趣,于是在2月17日约见了谢晋,鼓励他把《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1987)拍出来。
其实长者和谢晋导演可是老朋友了。长者刚到北京工作时,还晚上打电话到谢晋上海的家中问候。但谢晋时常不在家,谢晋的妻子徐大雯老师接了电话,长者听说谢导不在,于是关切地问她孩子的病情怎么样了。为什么要问孩子,这是谢晋复杂的家事,就是另一个long story了。而且长者不是只打了一次电话,他先后打过三次,都没找到谢晋。后来二人见面了长者还开玩笑说,你怎么比我还忙?
《泰坦尼克号》
这是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1997年底《泰坦尼克号》问世之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中国也于1998年上半年引进此片。当时中国引进外国大片的政策刚刚实行三年,每年的配额只有十部,很多文化官员对此十分保守,一方面担心进口大片冲击国产片市场,另一方面担心好莱坞电影的精神污染。《泰坦尼克号》便招致了这样的担心,尤其是这部影片中有一场著名的露点戏——杰克为露丝的裸体作画。
长者的讲话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花了两亿五拍的这部电影,现在收入已经十亿,这也是风险投资啊。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莱坞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乱世佳人》《一曲难忘》《魂断蓝桥》。这次我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
有了长者的保驾护航,《泰坦尼克号》一刀未剪,在国内顺利上映,并斩获3.5亿的票房,这个记录后来保持了好多年。
长者对《泰坦尼克号》的这番讲话,体现了他对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了如指掌,并且将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很高的层面看待。并且在不经意间,长者显露了他资深影迷的身份,他提到的《冰海沉船》(A Night to Remember)是1958年英国拍摄的老版泰坦尼克号故事,于1961年被引入中国,得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毕克、邱岳峰、尚华、富润生为之献声,长者想必对这部影片是滚瓜烂熟了。
《詹天佑》
著名导演和演员孙道临晚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拍摄中国铁路先驱詹天佑的传记片,但因为无法找到投资,迟迟无法开拍。
1998年的一天,长者邀请包括李前宽、田华、孙道临在内的十几位电影界老艺术家到海里做客,讨论中国电影的问题。李前宽和长者再叙旧情,田华提了拍摄战争片缺乏道具的困难,长者立即让她找在座的国防部长迟某解决。
孙道临也讲了他的苦恼,他说为了拍《詹天佑》找了很多投资方,人家都说这个项目没有商业潜力,不愿投资。长者立即指示曾任铁道部长、当时是宣传部长的丁某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铁道部赞助了这部影片。
顺道一提,在这次聚会的饭局上,长者点名孙道临表演他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
《詹天佑》三年后上映,长者看过后热情地赞美影片具有重大意义。
电影博物馆
北京的影迷或许都知道在东四环边上有一家中国电影博物馆,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修建的,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长者的关怀,这座博物馆是修不起来的。
修一座电影博物馆是周恩来在五十年代的提议,但四十多年来被长期搁置。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田聪明对李前宽说,如果再不修,可能中国永远也不会有一座国家级的电影博物馆了。李前宽感慨地说,这是中国电影人的耻辱啊,但修这个博物馆的难处到底在哪里呢?田聪明说,造价太高,如果走正式渠道向上面申请项目,一定不会通过的。李前宽灵机一动,我直接给长者写信,请他亲自过问,没准儿有用!
第二天李前宽就提笔给长者写了一封信,并找了二十位艺术家联署。李前宽在信中恳求长者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便解决繁琐的程序,使项目启动。
长者以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处理了这个难题。他并没有直接批准项目,因为他懂得不应该为这种等级的项目消耗他的政治资源,他只是施加了少许的压力,让宣传部研究此事,并汇报研究决定。下面的干部心领神会,知道长者是愿意修建这座博物馆的,于是一路绿灯,最后在首都国际机场旁边划出了一片土地,用于兴建博物馆。2005年,电影博物馆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落成开放。
世纪之交是中国电影产业最黯淡的几年,但那时出现了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生死抉择》(Final Decision, 2000)。
和《开国大典》一样,这部主旋律电影也曾差点被毙,是长者将它从生死线上捞了回来。那几年,国内出现了很多以反腐为题材的影视剧,包括《苍天在上》,及一系列借古讽今的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等等。《生死抉择》就是在这种局面下问世的。
后人评述说,多亏《生死抉择》,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误)的反腐倡廉风暴,这完全是因果倒置了。事实上是长者要推行廉政建设,于是选中了《生死抉择》作为武器。
这件事说明,长者洞悉了列宁的教导:「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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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老电影
长者年轻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后来在上海参加工作,当时的上海人流行看好莱坞电影,英语出众的长者当然也不例外。长者广泛涉猎古典好莱坞电影,根据文献记载,长者确认看过的影片包括下面这些:
Wilhelm Thiele导演的《丛林公主》(The Jungle Princess,1936),这是一部充满异域风情的电影,在当年十分卖座。长者不仅看了影片,还对片中一首叫《Moonlight and Shadows》的插曲印象十分深刻。这首插曲是美国词曲作家Leo Robin和Frederick Hollander创作的。长者在七十多年后,仍然可以准确地哼唱这首曲子。他也曾委托专家在网上检索这首歌曲的版本流变,花了很大力气才研究清楚。
《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1938)是华尔兹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传记片,这部影片看过的人相当多,长者年少时看过并不意外。但长者不仅是看过,他还会唱片中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这首歌由约翰·施特劳斯作曲,奥斯卡·汉默斯坦填词,长者后来在会见外宾时曾即兴演唱,博得满堂喝彩。
长者回忆过的其他电影还有:
《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
《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1940)
《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2)
《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1945)
《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1953)
其中《一曲难忘》是肖邦的传记片,我们似乎可以发现,长者对音乐题材的电影十分感兴趣,这当然是因为长者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天才。
唯一值得存疑的地方是长者说他在抗战结束后看过《罗马假日》,这部影片公映于1953年,而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就禁绝了好莱坞电影的上映,不知长者是何时通过何种渠道观看的呢?若是看的1987年引进后由长影厂译制配音的版本就好理解了。如果是这样,则说明看电影并不仅是长者年轻时的爱好,即使中年后身居高位,公务繁忙,也没有停止看电影。
《开国大典》
今天人们普遍将《开国大典》(The Birth of New China, 1989)视为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最重要代表作之一,但这部影片和观众见面的过程其实充满了波折。
那是在1989年,一个极为敏感的时刻。《开国大典》在审查部门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将蒋介石塑造为一个正常人,而非概念中穷凶极恶的坏人。导演李前宽拒绝了修改意见,政府原计划将这部影片作为建国40周年的献礼片,但审查部门不愿意冒风险,最安全的做法当然是直接封杀它。这时一位曾在天津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治局常委建议李前宽直接向长者申诉,说这或许是能让《开国大典》过关的唯一办法。
那年8月8日的下午,长者和其他多位政、军领导人被安排一起在海里观看这部影片。李前宽深知,影片的生死系于刚即位不久的长者的一念之间,他是否肯为自己冒一下政治风险呢?谁也不知道。
在领导人入座完毕后,李前宽站起来作了大概15分钟的片前讲解,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和构思,得到了长者的掌声肯定。这时影片放映就要开始,李前宽打算到边上就坐,是长者极力邀请他坐到自己身旁,这倒不是出于礼貌,因为长者打算好了,要在看片过程中向李导演请教一些问题。
在电影刚开始放映时,长者先询问了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李前宽回答是孙飞虎。长者随口问道,因为他很像蒋介石吧?李前宽大胆地说,其实不像,但气质却很接近。长者频频点头称是。
最精彩的问答是关于影片所引用的资料片。
李前宽在这部影片中用到不少资料片的片段,也自己拍摄了一些镜头,再用特技处理成类似资料片的风格。长者在观看过程中对哪段是资料片,哪段是后期加工的伪资料片很感兴趣,对此不断发问。
放映结束后,长者发表了一段简单的讲话,高度表扬李前宽的拍摄水平,并且坦然承认自己被真的和假的资料片糅合的手段骗过了。
这个小插曲说明,长者看电影时并不像普通观众一样完全沉浸在叙事中,他懂得适时地跳出来,反思电影的纪录本性及以假乱真。
在接下来的领导人讨论中,没一个人提到蒋介石的形象塑造问题。李前宽知道,他的电影保住了。《开国大典》随后获得了金鸡奖,并被选送参加角逐次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鸦片战争》
长者不仅为《开国大典》的上映保驾护航,他还操心电影的创作和投拍。1995年初,长者听说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打算拍摄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纪念香港回归,他对此极感兴趣,于是在2月17日约见了谢晋,鼓励他把《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1987)拍出来。
其实长者和谢晋导演可是老朋友了。长者刚到北京工作时,还晚上打电话到谢晋上海的家中问候。但谢晋时常不在家,谢晋的妻子徐大雯老师接了电话,长者听说谢导不在,于是关切地问她孩子的病情怎么样了。为什么要问孩子,这是谢晋复杂的家事,就是另一个long story了。而且长者不是只打了一次电话,他先后打过三次,都没找到谢晋。后来二人见面了长者还开玩笑说,你怎么比我还忙?
《泰坦尼克号》
这是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1997年底《泰坦尼克号》问世之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中国也于1998年上半年引进此片。当时中国引进外国大片的政策刚刚实行三年,每年的配额只有十部,很多文化官员对此十分保守,一方面担心进口大片冲击国产片市场,另一方面担心好莱坞电影的精神污染。《泰坦尼克号》便招致了这样的担心,尤其是这部影片中有一场著名的露点戏——杰克为露丝的裸体作画。
长者的讲话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就没有思想交流的东西。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花了两亿五拍的这部电影,现在收入已经十亿,这也是风险投资啊。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莱坞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乱世佳人》《一曲难忘》《魂断蓝桥》。这次我请政治局的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
有了长者的保驾护航,《泰坦尼克号》一刀未剪,在国内顺利上映,并斩获3.5亿的票房,这个记录后来保持了好多年。
长者对《泰坦尼克号》的这番讲话,体现了他对电影的意识形态作用了如指掌,并且将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了很高的层面看待。并且在不经意间,长者显露了他资深影迷的身份,他提到的《冰海沉船》(A Night to Remember)是1958年英国拍摄的老版泰坦尼克号故事,于1961年被引入中国,得上海电影译制厂配音,毕克、邱岳峰、尚华、富润生为之献声,长者想必对这部影片是滚瓜烂熟了。
《詹天佑》
著名导演和演员孙道临晚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拍摄中国铁路先驱詹天佑的传记片,但因为无法找到投资,迟迟无法开拍。
1998年的一天,长者邀请包括李前宽、田华、孙道临在内的十几位电影界老艺术家到海里做客,讨论中国电影的问题。李前宽和长者再叙旧情,田华提了拍摄战争片缺乏道具的困难,长者立即让她找在座的国防部长迟某解决。
孙道临也讲了他的苦恼,他说为了拍《詹天佑》找了很多投资方,人家都说这个项目没有商业潜力,不愿投资。长者立即指示曾任铁道部长、当时是宣传部长的丁某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铁道部赞助了这部影片。
顺道一提,在这次聚会的饭局上,长者点名孙道临表演他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中的经典独白。
《詹天佑》三年后上映,长者看过后热情地赞美影片具有重大意义。
电影博物馆
北京的影迷或许都知道在东四环边上有一家中国电影博物馆,是为了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而修建的,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长者的关怀,这座博物馆是修不起来的。
修一座电影博物馆是周恩来在五十年代的提议,但四十多年来被长期搁置。时任电影局局长的田聪明对李前宽说,如果再不修,可能中国永远也不会有一座国家级的电影博物馆了。李前宽感慨地说,这是中国电影人的耻辱啊,但修这个博物馆的难处到底在哪里呢?田聪明说,造价太高,如果走正式渠道向上面申请项目,一定不会通过的。李前宽灵机一动,我直接给长者写信,请他亲自过问,没准儿有用!
第二天李前宽就提笔给长者写了一封信,并找了二十位艺术家联署。李前宽在信中恳求长者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便解决繁琐的程序,使项目启动。
长者以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处理了这个难题。他并没有直接批准项目,因为他懂得不应该为这种等级的项目消耗他的政治资源,他只是施加了少许的压力,让宣传部研究此事,并汇报研究决定。下面的干部心领神会,知道长者是愿意修建这座博物馆的,于是一路绿灯,最后在首都国际机场旁边划出了一片土地,用于兴建博物馆。2005年,电影博物馆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时落成开放。
世纪之交是中国电影产业最黯淡的几年,但那时出现了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生死抉择》(Final Decision, 2000)。
和《开国大典》一样,这部主旋律电影也曾差点被毙,是长者将它从生死线上捞了回来。那几年,国内出现了很多以反腐为题材的影视剧,包括《苍天在上》,及一系列借古讽今的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等等。《生死抉择》就是在这种局面下问世的。
后人评述说,多亏《生死抉择》,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误)的反腐倡廉风暴,这完全是因果倒置了。事实上是长者要推行廉政建设,于是选中了《生死抉择》作为武器。
这件事说明,长者洞悉了列宁的教导:「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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