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期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接连发生人民革命，1989年天安门事件一再被提及，又由于2月20日以来所出现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促使关心中国民主化
前途者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再次出现类似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国当局是否再次下令军队出动？中国军队是否再次奉命镇压？笔者是1989年天安
门民主运动的经历者，为了写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两本书，又曾搜集研究了大量有关资料，谨结合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
与当今中国的现实，解答这个问题。
一、专制独裁国家都有一个政治强人，或称之为独裁者，最后的决策出自于这个政治强人。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各地，持续了50多天。政治强人邓小平拍板决策，调动逾20万军队组成戒严部队进入北京，使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支持和协助邓小平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是一些政治元老，包括杨尚昆、陈云、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人，具体部署指挥戒严部队行动的是杨尚昆。如果当时不是 有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以及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在，不会发生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民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此，邓小平曾经直言不讳，1989年6月9日，他 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军官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要好，好在有我们这些老人在。”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有过两位政治强人，即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可以一意孤行，一言九鼎，包括随意动用军队。邓小平之后，中共 已经不存在政治强人，没有人可以随意动用军队。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和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都不具备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性，尤其是就军队而言，不可能单 凭个人意志就可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二、中共历来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但是1989年邓小平拍板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却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 有通过动用军队实施镇压的决议，五个常委中的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李鹏、姚依林赞同。动用军队镇压的决策最终是由邓小平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会议做 出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始终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实施镇压，反对者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他们都因此被撤职，赵紫阳并被软禁至死。邓小平动用四个大军区的逾20万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内的“政变”和军内的“兵变”。
三、专制独裁国家都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控制，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出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常态。中国是对军队控制最严密的国家，但是即使在 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出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会发生分歧。如上所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在中共最高层引发分歧。
六四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也震惊了中共当局，留下阴影，至今仍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不久，当局的说法就一再变化，从 “反革命暴乱”到“动乱”，再到“政治风波”，淡化处理的意图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没有人愿意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承担责任，就连邓小平的子女也都百般为其父 开脱责任，重要责任者杨尚昆、李鹏同样极力推卸责任。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共领导层敢于或能够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运动，再制造一个天安门事件。
四、军队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对外的，而不是镇压本国民众，对内的，军队镇压本国民众并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在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利 比亚的人民革命中，都出现军人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甚至反戈一击的情况。1989年，中国军队内部也曾出现反对镇压的情况。
1989年5月19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戒严部队进军北京。5月21日，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老上将联名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众。
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对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逾20万部队实施严密控制，向陆军第38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主力部队派遣指挥组（古代所谓的“监军”），即 便如此，还是出现许多抗命事件，例如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大 量的官兵在得知民众和平请愿的真相后，或是借故停滞不前，或是弃枪、弃车而跑。
六四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军队留下阴影，普遍认为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不是军队的光荣，而是耻辱。中国军队是否愿意再次扮演耻辱的角色，大有疑问。
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22年，中国军队的情况变化很大。包括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在内，没有人经历过战争年代，各级指挥官都出自军校，受过教育，较有思想。 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就有许多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不赞同镇压行动。如果当今或未来的中共领导层下令军队镇压民众，在军队内部必定遭遇比1989年更大的阻力。
五、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统治者最终的选择，但这恰似一柄双刃剑，很可能会伤到统治者自身，当年的苏联东欧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都是如此结局。
主导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邓小平、杨尚昆事先也没有绝对成功的信心，直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军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际，杨尚昆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天安 门广场上有一个班的部队发生哗变，将导致连锁反应。”于是，当天清晨紧急将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国共内战时期隶属于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空 运进京，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以防不测。
当今或未来，如果中共领导层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结局不可能与1989年一样，很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
六、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当年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统治者也曾下令军队镇压，但民主运动还是成功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和领袖，进退失据。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始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没有事先冲击、占领党政军机关和中央电视台等机构，也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虽然北京各界广 泛反对军队进京镇压，拼死阻拦军队的镇压行动，出现全民“截”兵的现象，但是，组织者和民众只是被动地阻拦军队实施镇压，并没有主动地号召军队起义。
有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当今或未来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当局的镇压，有可能主动出击，也可能会做好以暴易暴的准备。
回顾历史，结合现实，笔者的结论是，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排除作为利益集团的中共当局还会下令军队出动镇压，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结局不会重演，当局不仅难以达到镇压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因此快速垮台.
from http://www.kanzhongguo.com/news/11/03/28/397369.html
一、专制独裁国家都有一个政治强人，或称之为独裁者，最后的决策出自于这个政治强人。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各地，持续了50多天。政治强人邓小平拍板决策，调动逾20万军队组成戒严部队进入北京，使用包括坦克、装甲车在内的武器，血腥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支持和协助邓小平镇压民主运动的，主要是一些政治元老，包括杨尚昆、陈云、薄一波、王震、邓颖超等人，具体部署指挥戒严部队行动的是杨尚昆。如果当时不是 有邓小平这个政治强人以及陈云等政治元老的存在，不会发生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民众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对此，邓小平曾经直言不讳，1989年6月9日，他 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军官时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要好，好在有我们这些老人在。”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有过两位政治强人，即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可以一意孤行，一言九鼎，包括随意动用军队。邓小平之后，中共 已经不存在政治强人，没有人可以随意动用军队。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和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都不具备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性，尤其是就军队而言，不可能单 凭个人意志就可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
二、中共历来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但是1989年邓小平拍板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却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 有通过动用军队实施镇压的决议，五个常委中的赵紫阳、胡启立反对，乔石弃权，李鹏、姚依林赞同。动用军队镇压的决策最终是由邓小平在自己的家中召集会议做 出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始终坚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动用军队实施镇压，反对者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他们都因此被撤职，赵紫阳并被软禁至死。邓小平动用四个大军区的逾20万军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内的“政变”和军内的“兵变”。
三、专制独裁国家都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控制，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出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常态。中国是对军队控制最严密的国家，但是即使在 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出动军队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主运动，在统治集团内部也会发生分歧。如上所述，六四天安门事件就在中共最高层引发分歧。
六四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也震惊了中共当局，留下阴影，至今仍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不久，当局的说法就一再变化，从 “反革命暴乱”到“动乱”，再到“政治风波”，淡化处理的意图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没有人愿意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承担责任，就连邓小平的子女也都百般为其父 开脱责任，重要责任者杨尚昆、李鹏同样极力推卸责任。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共领导层敢于或能够调动军队血腥镇压和平请愿运动，再制造一个天安门事件。
四、军队的职责是保家卫国，对外的，而不是镇压本国民众，对内的，军队镇压本国民众并不具有正当性，因此在当年的苏联东欧剧变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利 比亚的人民革命中，都出现军人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甚至反戈一击的情况。1989年，中国军队内部也曾出现反对镇压的情况。
1989年5月19日，当局宣布北京戒严，戒严部队进军北京。5月21日，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老上将联名上书戒严部队指挥部及中央军委，明确表态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众。
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对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逾20万部队实施严密控制，向陆军第38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主力部队派遣指挥组（古代所谓的“监军”），即 便如此，还是出现许多抗命事件，例如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第28集团军军长何燕然、第28集团军政委张明春、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大 量的官兵在得知民众和平请愿的真相后，或是借故停滞不前，或是弃枪、弃车而跑。
六四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军队留下阴影，普遍认为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不是军队的光荣，而是耻辱。中国军队是否愿意再次扮演耻辱的角色，大有疑问。
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已经22年，中国军队的情况变化很大。包括中央军委领导成员在内，没有人经历过战争年代，各级指挥官都出自军校，受过教育，较有思想。 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就有许多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不赞同镇压行动。如果当今或未来的中共领导层下令军队镇压民众，在军队内部必定遭遇比1989年更大的阻力。
五、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是统治者最终的选择，但这恰似一柄双刃剑，很可能会伤到统治者自身，当年的苏联东欧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都是如此结局。
主导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邓小平、杨尚昆事先也没有绝对成功的信心，直到1989年6月4日清晨军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际，杨尚昆还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天安 门广场上有一个班的部队发生哗变，将导致连锁反应。”于是，当天清晨紧急将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国共内战时期隶属于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空 运进京，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以防不测。
当今或未来，如果中共领导层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结局不可能与1989年一样，很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垮台。
六、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因为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当年的苏联东欧各国、以及日前的突尼斯、埃及，统治者也曾下令军队镇压，但民主运动还是成功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组织和领袖，进退失据。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始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没有事先冲击、占领党政军机关和中央电视台等机构，也没有以暴易暴的准备。虽然北京各界广 泛反对军队进京镇压，拼死阻拦军队的镇压行动，出现全民“截”兵的现象，但是，组织者和民众只是被动地阻拦军队实施镇压，并没有主动地号召军队起义。
有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经验教训，当今或未来民主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当局的镇压，有可能主动出击，也可能会做好以暴易暴的准备。
回顾历史，结合现实，笔者的结论是，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不排除作为利益集团的中共当局还会下令军队出动镇压，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结局不会重演，当局不仅难以达到镇压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因此快速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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