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来讲讲改革开放的事，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过去30多年了，我认为，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它意味着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新的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十八大”)之前，大家也会对改革有所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改革，还是不改革？每一届领导人上来，大家都在猜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有了大概的答案。这就是原来所困惑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明显不一样了，领导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态度：要改革。专门召开最高级别的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好了，老的困惑没有了，但是问号好像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是新的改革会向哪里去的问题。
过去30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改革不外乎说：我们从一个起点，走向一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改革就是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过程。这样的改革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开始我们的判断不外乎有两个：成功，或者失败。
但是我们想的简单了，过去30年的改革，出现了第三个结果。它既没有到达终点获得成功，也没有遭遇失败又回到起点，而是停在中间不动了，而且有人把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曾经称之为“过渡阶段”的状态，当作一个稳定的体制保留下来。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一个改革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时期。
后面这十几年呢，明显变化了，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文件中，改革还是一个经常提起的词汇，但是实际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了，在事实上把中间过渡状态，当作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权力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即权贵资本主义。）
所谓“权钱结合”，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社会风气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沉闷，有点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甚至也就是在这个 时期，好事都办成了坏事，比如说奥运会成功举办了，后来却给中国留下来一天紧似一天的维稳体制，金融危机了，政府拉动内需变成了全面干预经济。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僵局，历史就像一辆车，既不往前走，也不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不动了，成一段没有历史的时期。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有人下车，开始鼓捣它了，收拾了半天，一拧钥匙，轰的一声，还真的发动起来。
这辆已经发动的车是要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又重新开始了。
现在再谈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未来要改，它一定是一场“新”的改革。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新”呢?过去30多年，我们要改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十年所形成的一个旧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旧体制实际上 还没有改完，新的、所谓的稳定的“过渡体制”又产生了，所以下一轮改革，要面对的其实是两个体制。没改完的旧体制，再加上新情况，就出现了新弊端——经过 30多年的演练，新的权贵阶层和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一方是强调市场的弊端，要求增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是强调市场的优势，削弱政府的权力。看上去，市场和权力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人，谁和谁都能结婚，就是他俩不能结婚，实在是不能在一起过日子。
中国的新弊端——权贵阶层就不是这样，它就是市场和权力结婚的结果。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为此吵的不可开交，这个说你家丈夫人不错，怎么找了这么个坏老婆;另外一方说，老婆是好老婆，丈夫是个坏蛋。殊不知人家小两口过的和和美美呢，根本不管他们吵的是什么。
其实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机会和资源，都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部分产生，和权贵阶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民营企业说最近这些年机会不多，钱不好赚了，是有其内在背景的。
权贵阶层刚形成的时期，它是不太自信的，有些东西它也确实做不了，就要外包出去，在市场环境下完成，结果就是两类人发了财，一类是胆子大的，另一类 是有专业技术的。他们有能力也有胆量把这些事接过来，获得了机会。后来就不一样了，权贵阶层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原来他不敢做、也不能做的，变得敢做也能 做了，不需要外包出去了，亲戚、朋友都开始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从此权力和市场就越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好的时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权力做不了的放在市场里做，市场里没法完成的，权力又可以介入，积累起来的资产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历史上哪有这么好的时期?？
权贵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改革面前，而且根深蒂固，要想启动“新”的改革，首先要有触动、突破权贵的手段，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这堵墙只能打开、穿越，根 本绕不过去。最近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反腐败，我个人的看法是，“反腐”是撬动这堵墙的唯一办法，但是“反腐”也要转向下一步，就是对权贵结成形成系统性的遏 制。
在这(“十八大”)之前，大家也会对改革有所困惑，这个困惑就是：改革，还是不改革？每一届领导人上来，大家都在猜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有了大概的答案。这就是原来所困惑的问题。
但是这一次明显不一样了，领导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态度：要改革。专门召开最高级别的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好了，老的困惑没有了，但是问号好像没有减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呢？是新的改革会向哪里去的问题。
过去30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呢，改革不外乎说：我们从一个起点，走向一个终点，起点是旧体制，终点是新体制，改革就是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过程。这样的改革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开始我们的判断不外乎有两个：成功，或者失败。
但是我们想的简单了，过去30年的改革，出现了第三个结果。它既没有到达终点获得成功，也没有遭遇失败又回到起点，而是停在中间不动了，而且有人把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曾经称之为“过渡阶段”的状态，当作一个稳定的体制保留下来。
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中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一个改革旧体制，走向新体制的时期。
后面这十几年呢，明显变化了，虽然在领导人的讲话中、文件中，改革还是一个经常提起的词汇，但是实际上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了，在事实上把中间过渡状态，当作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权力和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即权贵资本主义。）
所谓“权钱结合”，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发现社会风气变得不一样了，越来越沉闷，有点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甚至也就是在这个 时期，好事都办成了坏事，比如说奥运会成功举办了，后来却给中国留下来一天紧似一天的维稳体制，金融危机了，政府拉动内需变成了全面干预经济。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僵局，历史就像一辆车，既不往前走，也不后退，而是停在那里不动了，成一段没有历史的时期。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有人下车，开始鼓捣它了，收拾了半天，一拧钥匙，轰的一声，还真的发动起来。
这辆已经发动的车是要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历史又重新开始了。
现在再谈中国的改革，其实是和过去不一样了，如果未来要改，它一定是一场“新”的改革。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新”呢?过去30多年，我们要改革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十年所形成的一个旧体制，经过30多年的改革，这个旧体制实际上 还没有改完，新的、所谓的稳定的“过渡体制”又产生了，所以下一轮改革，要面对的其实是两个体制。没改完的旧体制，再加上新情况，就出现了新弊端——经过 30多年的演练，新的权贵阶层和市场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一方是强调市场的弊端，要求增强政府的权力;另一方是强调市场的优势，削弱政府的权力。看上去，市场和权力是两个水火不容的人，谁和谁都能结婚，就是他俩不能结婚，实在是不能在一起过日子。
中国的新弊端——权贵阶层就不是这样，它就是市场和权力结婚的结果。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为此吵的不可开交，这个说你家丈夫人不错，怎么找了这么个坏老婆;另外一方说，老婆是好老婆，丈夫是个坏蛋。殊不知人家小两口过的和和美美呢，根本不管他们吵的是什么。
其实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机会和资源，都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部分产生，和权贵阶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民营企业说最近这些年机会不多，钱不好赚了，是有其内在背景的。
权贵阶层刚形成的时期，它是不太自信的，有些东西它也确实做不了，就要外包出去，在市场环境下完成，结果就是两类人发了财，一类是胆子大的，另一类 是有专业技术的。他们有能力也有胆量把这些事接过来，获得了机会。后来就不一样了，权贵阶层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原来他不敢做、也不能做的，变得敢做也能 做了，不需要外包出去了，亲戚、朋友都开始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从此权力和市场就越发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些年是中国5000年历史中最好的时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权力做不了的放在市场里做，市场里没法完成的，权力又可以介入，积累起来的资产还可以转移到国外，历史上哪有这么好的时期?？
权贵像一堵墙一样挡在改革面前，而且根深蒂固，要想启动“新”的改革，首先要有触动、突破权贵的手段，推动社会继续向前，这堵墙只能打开、穿越，根 本绕不过去。最近大家谈的最多的是反腐败，我个人的看法是，“反腐”是撬动这堵墙的唯一办法，但是“反腐”也要转向下一步，就是对权贵结成形成系统性的遏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