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篇
近年以来，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接连发生的各种反抗事件表明，中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地区治理危机。北京的中央政权对这三地的经济羁糜不可谓不强，维稳 力度（对香港是增强该地区的向心力）不可谓不大，结果却是三地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何以会如此？这是极权政治一元化特点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极权政治的高度一元化特点*
任何极权政治都强调所谓“国家目标”，即用其宣称的“理想社会”来代替现实，为了达到“理想社会”，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宗教）的统一。对于异质 文明，极权政治毫无包容性，一定要通过一切手段，将异质文明改造成与本身同质的政治文化。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则宁可消灭对方也不愿意求同存异。
极权政治的一元化特点是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权，这个政党通常由一人来领导，如果演变成少数人的集体领导，如胡锦涛时期的“九龙治水”这种权力分散格 局，就可能导致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习近平上任以来的集权之举，不少论者以为这是他个人偏好，其实是极权政治的内在逻辑使然，做为一个极权政党的最高领 袖，如果其大权旁落，不仅处处要受他人掣肘，还会有身家性命之忧。
这种一元化政治有两大政治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维持与巩固权力。这种斗争不仅用于控制社会，也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历史上中共有 11次路线斗争，改革以来远有邓小平两废总书记，近有薄熙来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排斥法治。毛泽东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时干脆废除公检法，用 “最高指示”代替法律。邓小平及江、胡几任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都表示重视法治建设，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政治权力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两大特点决了极 权政治的内在逻辑必然是通过消灭一切政治对手而独享政治权力。
这种极权政治必然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利益发生本质上的冲突，与香港的异质政治文化不能共存。极权政治与威权政治不同，威权政治主要控制 人间的政治，对宗教往往采取包容的态度，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极权政治其实是种类宗教，因为马列主义政党一方面将宗教看作 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另一方面将自己当成取代一切宗教的“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号称社会科学，但与其它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同的本质特征。它提出的共产主义 理想虽然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说教（前苏联人嘲笑说“人类离共产主义理想永远相差五公里”），却硬被诠释成不可否定的终极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正宗的中 共，事实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政权，它不能容忍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奉，也容不下维族人对真主的信仰，同样也容不得香港人对大陆极 权政治的反感与排斥，这是现阶段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根本来源。
*达成政治控制的两翼：秘密警察与思想控制*
极权政治除了通过社会各层组织操控社会之外，还依靠全面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秘密警察及线人网络，以增加政治控制力与社会成员的恐惧感。这种控制方 式不仅用于汉族聚居地区，也同样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及香港。在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的方法是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亲政府人士，鼓励他们监控族人兼告密；在香港则采 取长期培养、利益诱导以及单程移民等方式逐步渗透，据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推算，香港现有居民700万，中共地下党成员达40万，占居民人数5％。如此控制 手法可以在一段时期里让当局体验到顺从并便于管制，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依靠告密与恐怖感的专制统治，在不断加深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和香港多数居民的矛盾。
极权政治通过垄断教育与传媒，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控制。凡与当局不一致的思想统统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时代屡屡发起“思想改造运动”以整 肃思想异己；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不断强调所谓的“信仰真空”、“信仰缺失”，其实并非国人丧失信仰，而是不少人抛弃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其中部分人改信各 种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全能神教等。为了维持意识形态控制，中国政府不断整肃思想异己。至于藏人，尽管中共努力用各种方式同化，包括不准藏人悬 挂达赖喇嘛画像，改贴中共领袖画像；取消藏语教学等，但藏人从来就未曾放弃过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新疆维族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同样如此。
中共这种同化或消灭异质文化的政治企图，固然来自其原教旨的经典之教诲，比如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理论，但更主要是出于维持现实权力的政治需要。为了 “统一思想”，极权政治的领袖人物都要构造自己的理论，比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上任两年来，虽然不断有智囊为其提出 “三个自信”、“人民中国”、“宇宙真理”等“理论”，他也会在某一阶段的讲话中引用一些说法，但总的来看，属于习近平的“理论”目前还在构造过程中，尚 未成型。
极权政治要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除了政治暴力（包含武力镇压）和思想控制之外，还必须不断发起各种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不仅针对人民，也针 对统治集团内部，例如毛的“文革”和如今以“身份识别”为特征的反腐败运动（即太子党与红二代被排除在反腐对象之外），其目的都是达成思想统一和对领袖的 高度服从。除了达成这一政治目标之外，极权政治还必然追求经济上的“全国一盘棋”，以便支撑其统治。为此，中国政府往往不顾每个省区的地理与资源条件 差异，通过日益增强的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称之为“缩小地方差距”，在本世纪以来，渐渐被改称为花钱买稳 定。但由于藏区与新疆的“异化”来自于深层次的政治与文明冲突，在这些地区“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只能奏效一时，加之这些钱并未真正用于这些地区的广大中下 层人民，终于导致“花钱买稳定”策略失效。
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的政治与文化差异，在北京眼中并不重要，奉行唯物论的中共认为，只要经济上趋同且一体化，政治与文化差异迟早都会被改造过来。针对这几个“区情”很不相同的地区，北京采取的一体化政策也有区别。
*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
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做出“暂不收回香港”的决策，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共面临 西方全面封锁，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考虑，保留香港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香港几乎是中国唯一从国外引进资金 技术的渠道，更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
香港的衰落始自90年代中后期。其时，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2001年 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港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 国的洗钱金额也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 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现在常见大陆人说，中国经济现在不需要依赖香港了。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正解是：中国政治经济精英绝对需要香港。一，香港做为他们能操盘的洗钱之地 不可或缺。二，港商是他们最容易披上的投资者外衣。除了将钱洗白作为外商到中国投资之外，到美国华尔街圈钱，港商身份较中国身份方便得多，尤其是“中国概 念股”在美国股市陷入“财务欺诈”的丑闻之后，挂上港资招牌更便于通过美国证监会审批。当然，上述种种“方便”，只有在香港特区政府受北京高度控制的情况 下才能轻易获取。因此，北京无论于公于私，都不会让香港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民选政府。
无论是香港昔日的繁荣还是今天的衰落，都与大陆息息相关。香港财政独立，无需向中央纳税，北京倒也算是体谅香港的经济困难，但帮助方法除了鼓励大陆 游客赴港旅游之外，并无他法。而大陆人借赴港之机在香港产子，抢购奶粉，以及一些不雅行为，让港人认 为是抢占资源，烦不胜烦，编了一支《蝗虫歌》传唱。所有这些日积月累，构成香港对北京产生离心力的一些缘由。
*西藏新疆：花钱买稳定无助于经济结构优化*
西藏、新疆两地被归于“老少边穷”地区。世纪之交之前，北京认为这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足为虑，只要缩小地方差距，就能达成稳定，因此不断加大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随着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渐显化，至本世纪初慢慢演化为“花钱买稳定”。如我在《苏格兰公投的中国启示》中所说，自2008年 至今，中央转移支付在西藏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则在70%-80%之间，新疆较富裕，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亦高达60%左右。
但所谓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只是对边疆与贫困省区的输血机制，而非造血机制，尽管中央财政支付的力度越来越强，但中国的地域差距越来越大，按照 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差异系数，1990年是55.4%，其后缓慢上升，2003年达到最高点75.1%，之后随着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差异系 数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46.0%。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鼓励内地人去两地旅游，发展当地的旅游业。问题是，旅游产业难以做为经济支柱，当地人就业始 终是个问题。
*三地就业难，不同中的相同*
这三地都有大型国企进驻，中国央企几乎都在香港设了分公司，但人员基本自带。那些洗钱业务，大都由在港的中资公司（多由大陆自带雇员）操盘，除了让香港经济禀赋高度投机化之外，并未给香港人带来多少好处，年轻一代就业、生活日益艰困。
藏疆的央企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余下主要是资源性产业，数量不多，就算遵照政府规定按比例招收少数民族员工，能够吸纳的人员有限。2012年 12月，人民网曾登载《西藏籍大学生“全就业”透视：公职岗位占八成》，从当地大学生的就业流向，可以了解西藏地区除党政事业机关之外，能提供就业机会的 现代经济部门极其有限。在《西藏就业”到底怎么了——从”西藏特点”的就业问题说起》（见人人网《钟扎西的日志》）一文中，作者指出，西藏高校毕业生之所 以热衷公务员职业，是因为西藏产业结构落后，“实业少，噱头多，规模小，波动大（弹性大），长期需求少的产业格局”。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停留在较低层 次上，著名商品虫草虽然暂时给牧民带来高收入，但难以为继，且对生态破坏极大。
新疆少数民族的就业早就成为难题，伊力哈木曾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中作为重点阐述。比之西藏，维人面临的情况更严重。因为新疆自50 年代初就开始从内地移民，西藏由于地理气候条件限制，直到近年才有大量汉人涌入拉萨林芝等地经商，这些人对藏人的就业并不构成影响。
*真正的难题：系铃人无法解铃*
通过本文政治篇与经济篇的分析，会发现三地情况不同，但北京的控制手法的要义却相同，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策略包括压力，让三地在政治上与中共趋同，经济上全国一体化。
香港无论是经济、政治发育程度与人口构成，均不同于内地，中共对其采取逐步收紧的政策，让其与内地趋同。比如北京曾处心积虑地在香港施行洗脑教育， 令港府成立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于2012年推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盛赞中国模式，批评西方民主，结果引发香港人民“反对洗脑”的 全民大行动，被迫作罢。藏疆两地取消本民族语言教学，被当地少数民族理解为“文化灭绝”。对此，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中、藏族女作家唯色在《为了“维稳”取消藏语教学》中均有论述。
让全国经济一体化，这是出于极权政治的本性。邓时代开始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把经济调控权让给市场，而是为了让权力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 源，以摆脱中共政治上的困境。现实表明，改革以来，权力之手对经济关键环节的干预，比计划经济时代毫不逊色。与计划时代的指令经济相比，这种隐性的市场干预 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商业伦理的消极影响更大。比如藏维两大民族，不仅文明成熟，在人口与资源的控制上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只有在中共强力干预之 下，才发展今天这种状态，仅仅依靠本地的经济产出，已无法支撑起当地的人口规模。尤其是西藏，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无法维持，公职人 员当然也无法养活。
古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观察三地的局势，如今香港尚存有解铃余地，新疆问题则陷入无解之境：新疆现有维族人1200万，汉人875万，维汉共 治，正是目前部分维人反对的格局；维族人要的那种“高度自治”，毫无疑问也会遭遇当地汉人强烈反对。但800余万移民及其后裔这只“铃铛”，虽然是中共硬 套上去的，但如今谁也没有办法让汉人“回流”到人口与资源关系呈高度紧张状态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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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统治维持得了一时，维持不了永世。
近年以来，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接连发生的各种反抗事件表明，中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地区治理危机。北京的中央政权对这三地的经济羁糜不可谓不强，维稳 力度（对香港是增强该地区的向心力）不可谓不大，结果却是三地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何以会如此？这是极权政治一元化特点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极权政治的高度一元化特点*
任何极权政治都强调所谓“国家目标”，即用其宣称的“理想社会”来代替现实，为了达到“理想社会”，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宗教）的统一。对于异质 文明，极权政治毫无包容性，一定要通过一切手段，将异质文明改造成与本身同质的政治文化。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则宁可消灭对方也不愿意求同存异。
极权政治的一元化特点是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权，这个政党通常由一人来领导，如果演变成少数人的集体领导，如胡锦涛时期的“九龙治水”这种权力分散格 局，就可能导致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习近平上任以来的集权之举，不少论者以为这是他个人偏好，其实是极权政治的内在逻辑使然，做为一个极权政党的最高领 袖，如果其大权旁落，不仅处处要受他人掣肘，还会有身家性命之忧。
这种一元化政治有两大政治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维持与巩固权力。这种斗争不仅用于控制社会，也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历史上中共有 11次路线斗争，改革以来远有邓小平两废总书记，近有薄熙来事件；
第二个特点是排斥法治。毛泽东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时干脆废除公检法，用 “最高指示”代替法律。邓小平及江、胡几任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都表示重视法治建设，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政治权力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两大特点决了极 权政治的内在逻辑必然是通过消灭一切政治对手而独享政治权力。
这种极权政治必然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利益发生本质上的冲突，与香港的异质政治文化不能共存。极权政治与威权政治不同，威权政治主要控制 人间的政治，对宗教往往采取包容的态度，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极权政治其实是种类宗教，因为马列主义政党一方面将宗教看作 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另一方面将自己当成取代一切宗教的“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号称社会科学，但与其它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同的本质特征。它提出的共产主义 理想虽然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说教（前苏联人嘲笑说“人类离共产主义理想永远相差五公里”），却硬被诠释成不可否定的终极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正宗的中 共，事实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政权，它不能容忍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奉，也容不下维族人对真主的信仰，同样也容不得香港人对大陆极 权政治的反感与排斥，这是现阶段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根本来源。
*达成政治控制的两翼：秘密警察与思想控制*
极权政治除了通过社会各层组织操控社会之外，还依靠全面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秘密警察及线人网络，以增加政治控制力与社会成员的恐惧感。这种控制方 式不仅用于汉族聚居地区，也同样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及香港。在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的方法是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亲政府人士，鼓励他们监控族人兼告密；在香港则采 取长期培养、利益诱导以及单程移民等方式逐步渗透，据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推算，香港现有居民700万，中共地下党成员达40万，占居民人数5％。如此控制 手法可以在一段时期里让当局体验到顺从并便于管制，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依靠告密与恐怖感的专制统治，在不断加深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和香港多数居民的矛盾。
极权政治通过垄断教育与传媒，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控制。凡与当局不一致的思想统统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时代屡屡发起“思想改造运动”以整 肃思想异己；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不断强调所谓的“信仰真空”、“信仰缺失”，其实并非国人丧失信仰，而是不少人抛弃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其中部分人改信各 种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全能神教等。为了维持意识形态控制，中国政府不断整肃思想异己。至于藏人，尽管中共努力用各种方式同化，包括不准藏人悬 挂达赖喇嘛画像，改贴中共领袖画像；取消藏语教学等，但藏人从来就未曾放弃过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新疆维族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同样如此。
中共这种同化或消灭异质文化的政治企图，固然来自其原教旨的经典之教诲，比如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理论，但更主要是出于维持现实权力的政治需要。为了 “统一思想”，极权政治的领袖人物都要构造自己的理论，比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上任两年来，虽然不断有智囊为其提出 “三个自信”、“人民中国”、“宇宙真理”等“理论”，他也会在某一阶段的讲话中引用一些说法，但总的来看，属于习近平的“理论”目前还在构造过程中，尚 未成型。
极权政治要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除了政治暴力（包含武力镇压）和思想控制之外，还必须不断发起各种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不仅针对人民，也针 对统治集团内部，例如毛的“文革”和如今以“身份识别”为特征的反腐败运动（即太子党与红二代被排除在反腐对象之外），其目的都是达成思想统一和对领袖的 高度服从。除了达成这一政治目标之外，极权政治还必然追求经济上的“全国一盘棋”，以便支撑其统治。为此，中国政府往往不顾每个省区的地理与资源条件 差异，通过日益增强的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称之为“缩小地方差距”，在本世纪以来，渐渐被改称为花钱买稳 定。但由于藏区与新疆的“异化”来自于深层次的政治与文明冲突，在这些地区“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只能奏效一时，加之这些钱并未真正用于这些地区的广大中下 层人民，终于导致“花钱买稳定”策略失效。
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的政治与文化差异，在北京眼中并不重要，奉行唯物论的中共认为，只要经济上趋同且一体化，政治与文化差异迟早都会被改造过来。针对这几个“区情”很不相同的地区，北京采取的一体化政策也有区别。
*香港的四小龙地位：得失皆因大陆*
香港地理位置为其带来的优势，主要是为中国大陆充当“国际掮客”。毛泽东在中共建政后做出“暂不收回香港”的决策，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中共面临 西方全面封锁，出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考虑，保留香港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香港几乎是中国唯一从国外引进资金 技术的渠道，更是开展进出口贸易的基地。1979年以后中国对外改革开放，香港商人不仅成为投资中国大陆的主体，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引路人与桥梁。
香港的衰落始自90年代中后期。其时，70年代后期作为香港经济支柱的电子、制衣、玩具等产业全部迁往中国珠三洲地区，本港产业空心化。2001年 中国加入WTO之后，香港逐渐丧失了中国转口贸易港的地位，离岸金融业务渐渐劣质化，沦为中国权贵官僚的资本外逃中转站与“大陆洗钱的后花园”。近几年，中 国的洗钱金额也超过每年1万亿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流向香港或经香港中转。大陆人在香港钻研出来各种洗钱方法，从投资移民、炒股、投资房地产，到投资艺 术品、古董，无所不包。（见本人VOA博文《人民日报“十大外资来源地”背后的秘密》）
现在常见大陆人说，中国经济现在不需要依赖香港了。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正解是：中国政治经济精英绝对需要香港。一，香港做为他们能操盘的洗钱之地 不可或缺。二，港商是他们最容易披上的投资者外衣。除了将钱洗白作为外商到中国投资之外，到美国华尔街圈钱，港商身份较中国身份方便得多，尤其是“中国概 念股”在美国股市陷入“财务欺诈”的丑闻之后，挂上港资招牌更便于通过美国证监会审批。当然，上述种种“方便”，只有在香港特区政府受北京高度控制的情况 下才能轻易获取。因此，北京无论于公于私，都不会让香港特区政府成为真正的民选政府。
无论是香港昔日的繁荣还是今天的衰落，都与大陆息息相关。香港财政独立，无需向中央纳税，北京倒也算是体谅香港的经济困难，但帮助方法除了鼓励大陆 游客赴港旅游之外，并无他法。而大陆人借赴港之机在香港产子，抢购奶粉，以及一些不雅行为，让港人认 为是抢占资源，烦不胜烦，编了一支《蝗虫歌》传唱。所有这些日积月累，构成香港对北京产生离心力的一些缘由。
*西藏新疆：花钱买稳定无助于经济结构优化*
西藏、新疆两地被归于“老少边穷”地区。世纪之交之前，北京认为这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不足为虑，只要缩小地方差距，就能达成稳定，因此不断加大中 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但随着两地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渐显化，至本世纪初慢慢演化为“花钱买稳定”。如我在《苏格兰公投的中国启示》中所说，自2008年 至今，中央转移支付在西藏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青海则在70%-80%之间，新疆较富裕，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比例亦高达60%左右。
但所谓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形成的只是对边疆与贫困省区的输血机制，而非造血机制，尽管中央财政支付的力度越来越强，但中国的地域差距越来越大，按照 各地区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差异系数，1990年是55.4%，其后缓慢上升，2003年达到最高点75.1%，之后随着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差异系 数有所下降，2012年下降至46.0%。除此之外，中央政府鼓励内地人去两地旅游，发展当地的旅游业。问题是，旅游产业难以做为经济支柱，当地人就业始 终是个问题。
*三地就业难，不同中的相同*
这三地都有大型国企进驻，中国央企几乎都在香港设了分公司，但人员基本自带。那些洗钱业务，大都由在港的中资公司（多由大陆自带雇员）操盘，除了让香港经济禀赋高度投机化之外，并未给香港人带来多少好处，年轻一代就业、生活日益艰困。
藏疆的央企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余下主要是资源性产业，数量不多，就算遵照政府规定按比例招收少数民族员工，能够吸纳的人员有限。2012年 12月，人民网曾登载《西藏籍大学生“全就业”透视：公职岗位占八成》，从当地大学生的就业流向，可以了解西藏地区除党政事业机关之外，能提供就业机会的 现代经济部门极其有限。在《西藏就业”到底怎么了——从”西藏特点”的就业问题说起》（见人人网《钟扎西的日志》）一文中，作者指出，西藏高校毕业生之所 以热衷公务员职业，是因为西藏产业结构落后，“实业少，噱头多，规模小，波动大（弹性大），长期需求少的产业格局”。作为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停留在较低层 次上，著名商品虫草虽然暂时给牧民带来高收入，但难以为继，且对生态破坏极大。
新疆少数民族的就业早就成为难题，伊力哈木曾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中作为重点阐述。比之西藏，维人面临的情况更严重。因为新疆自50 年代初就开始从内地移民，西藏由于地理气候条件限制，直到近年才有大量汉人涌入拉萨林芝等地经商，这些人对藏人的就业并不构成影响。
*真正的难题：系铃人无法解铃*
通过本文政治篇与经济篇的分析，会发现三地情况不同，但北京的控制手法的要义却相同，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策略包括压力，让三地在政治上与中共趋同，经济上全国一体化。
香港无论是经济、政治发育程度与人口构成，均不同于内地，中共对其采取逐步收紧的政策，让其与内地趋同。比如北京曾处心积虑地在香港施行洗脑教育， 令港府成立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并于2012年推出《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盛赞中国模式，批评西方民主，结果引发香港人民“反对洗脑”的 全民大行动，被迫作罢。藏疆两地取消本民族语言教学，被当地少数民族理解为“文化灭绝”。对此，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在《当前新疆民族问题的现状及建议》 中、藏族女作家唯色在《为了“维稳”取消藏语教学》中均有论述。
让全国经济一体化，这是出于极权政治的本性。邓时代开始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其目的并非为了把经济调控权让给市场，而是为了让权力更有效地配置社会资 源，以摆脱中共政治上的困境。现实表明，改革以来，权力之手对经济关键环节的干预，比计划经济时代毫不逊色。与计划时代的指令经济相比，这种隐性的市场干预 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商业伦理的消极影响更大。比如藏维两大民族，不仅文明成熟，在人口与资源的控制上自古以来也有自己的平衡方式，只有在中共强力干预之 下，才发展今天这种状态，仅仅依靠本地的经济产出，已无法支撑起当地的人口规模。尤其是西藏，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日常运作无法维持，公职人 员当然也无法养活。
古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观察三地的局势，如今香港尚存有解铃余地，新疆问题则陷入无解之境：新疆现有维族人1200万，汉人875万，维汉共 治，正是目前部分维人反对的格局；维族人要的那种“高度自治”，毫无疑问也会遭遇当地汉人强烈反对。但800余万移民及其后裔这只“铃铛”，虽然是中共硬 套上去的，但如今谁也没有办法让汉人“回流”到人口与资源关系呈高度紧张状态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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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统治维持得了一时，维持不了永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