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杨凌——在大约40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区的农业耕作一直是中国文明的试金石。据称，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后稷就是在这里教中国人如何种植谷物的，这个地区的丰收支撑了中国最早的王朝，给附近帝国都城里的官员和士兵提供了口粮。
但是如今，杨凌的农田已经荒芜。因为挣钱太少，那些最年富力强的农民纷纷搬到城市，于是这片处于中国中心的农村地区便成了一片空地。留下来的都是像74岁的惠宗昌这样的人。他在半英亩（约合3亩）的农田里种植小麦和玉米，而他的儿子则在东边的大城市西安打零工。
除了腰有些挺不直，惠宗昌仍然精力充沛。他说，种地基本上挣不到钱。他种地只是为了寻求保障。“要是我不继续种地，他们将来种什么？”他在提到孩子们时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混下去。”
对于中国而言，农业已经从传统文化的基石，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后毛泽东时代经济腾飞的引擎，变成了一个负担。
农产量仍然很高。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农村里很少有人能在那里看到自己的未来。最新数据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为3倍。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也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宣称，解决农村问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去年，他们出台了一份以农业政策为中心的新经济改革计划。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像是一团乱麻。
首先，这里有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农田的面积太小，根本无法带来很高的收益。中国农田的平均面积为1.6英亩，而美国的则为400英亩。然而，由于中国农民不享有农田的所有权——他们都是向政府租借土地，所以这些土地很难被合并为面积更大的农田，以进行更高效的操作。
农田私有化可以让市场力量创造出面积更大的农田。但是，对于共产党而言，这将是政治上的雷区。这样做还有可能加剧不平等现象，把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许多农村家庭失去土地。所以，倘若这些农村人在城市里遇到困难，他们回到家乡也没有土地可以依赖。
“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需要一系列改革才能得到解决，”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政府顾问罗剑朝说。“没有什么魔术子弹。”
9月晚些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在杨凌和中国其他地方展开一项试验。这项举措叫做“流转”，虽然没有实现土地私有化，但却把土地使用权交给了农民。农民可以通过转移土地使用权来获取租金。
这样做是为了刺激私人土地市场，把中国家庭经营的劳力密集型农田通过转手，合并为大规模的工业化企业。理论上，流转可以在不切断农户与土地的联系的情况下，让这一切发生，因为他们可以把收取租金作为安全保障。
习近平是将这项政策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关键推出的。然而，质疑者表示，这表明政府仍然不愿意考虑已经在许多国家奏效的大胆举措：把土地所有权完全交给农民。
“土地私有化是个关键问题，但这完全是个禁忌，”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问题专家陶然说。他说，共产党领导层“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还有些东西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身份更加重要。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农民革命中掌权，并迅速实现了农田的集体化。同时，土地国有也是政府收入 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城市附近地区，地方官员经常会重新划分农业用地，然后不顾居民的感受，以巨额土地出让金把它交给开发商，有时还会引起居民的激烈抗议。
有人认为，政府对农村的政治控制系统可谓岌岌可危。“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村制度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弗雷德·盖尔(Fred Gale)在他颇有影响力的博客点心数量(Dim Sums)上写道。这个博客专门关注中国的农业领域。“如果放弃这种控制，官员就会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农村。”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拥有15.5万人口的杨凌地区便一直是农业科学的中心。在这里，政府回避私有化的尝试存在的几个问题，颇为明显。
因为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无法出售土地，一次性获得一大笔可以用来重新开始的款项。他们也无法通过抵押土地获得资金，对土地或其他方面进行再投资。
国有杨凌农村商业银行分行经理杨特望（音译）表示，从流转试验开始以来，他已经发放了大约300万美元（约合1840万元人民币）的抵押式贷款。但 他说，那些并非真正的抵押贷款，因为如果农民违约，银行没法收回土地。土地的所有人是国家，不是农民。杨特望说，因此他通过只向大规模的菜农和果农放贷的 方式，让风险最小化。
“其他的划不来，”他说。他表示，比如种粮食的农民可能永远都贷不到款。
另一个问题是，弄清楚如何制定农村家庭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收取的租金。
杨凌成立了一家土地银行，接收了一片面积达36平方英里（约合93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将每英亩土地的最低年租金定为750美元。农民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收取租金，或是从国家手里回租土地，继续耕种。
但租金可能会扭曲市场。比如，它们阻碍了粮食的生产。卖粮食的收入，不足以高出租赁土地的成本。名为李海文（音译）的一名居民说，每英亩粮食的收入约为1250美元，年利润约为500美元。
“粮食种得越多，”他说，“就越穷。”
李海文种了中医使用的木兰。但他说，种地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专业的景观美化。“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开放了，看到还有其他赚钱的法子，”他说。
租赁价格究竟为何如此之高尚无定论。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租金甚至比杨凌还高，最高可达每英亩12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平均每英亩耕地的租金为136美元。一些专家表示，抬高租金的，和导致中国城市房价高不可及的是同一 类猜测。即便在杨凌这么偏僻的地方，一套10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的公寓的售价也高达5万美元，而在北京等城市，房子的售价可能是它的十倍。
最近几个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等银行一直在高价购买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关注农村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农业专家李平表示，这些收购是着眼于重新规划土地，将其用作住房和商业用地。
“就像这里的房价比美国大部分地方都高一样，”李平说。“这是不可持续的。”
杨凌的成功故事之一，是张红利的案例。他接管了之前由三个村子耕种的197英亩土地，每年支付大约15万美元的租赁费。
银行工作人员杨特望称这是一种双赢的交换。张红利用土地种西瓜。在西安，卖西瓜利润可观。与此同时，放弃土地的家庭每年平均收取大约500美元，而且几乎所有家庭都从政府获得了免费公寓。
政府规划者希望更多农民迁往城市，这样乡下的人口就会逐渐减少，规模越来越大的耕种便可取而代之。对城市里已经为其安排好了一份工作的农民来说，这个制度颇具吸引力。但对像66岁的周院生这样依然想种地的人而言，这个例子表明他们的话语权有多小。
“重大决策政府说了算，”他说。“没人问过我想怎么处理自己的土地。”
但是如今，杨凌的农田已经荒芜。因为挣钱太少，那些最年富力强的农民纷纷搬到城市，于是这片处于中国中心的农村地区便成了一片空地。留下来的都是像74岁的惠宗昌这样的人。他在半英亩（约合3亩）的农田里种植小麦和玉米，而他的儿子则在东边的大城市西安打零工。
除了腰有些挺不直，惠宗昌仍然精力充沛。他说，种地基本上挣不到钱。他种地只是为了寻求保障。“要是我不继续种地，他们将来种什么？”他在提到孩子们时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混下去。”
对于中国而言，农业已经从传统文化的基石，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后毛泽东时代经济腾飞的引擎，变成了一个负担。
农产量仍然很高。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生活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农村里很少有人能在那里看到自己的未来。最新数据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为3倍。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也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宣称，解决农村问题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去年，他们出台了一份以农业政策为中心的新经济改革计划。但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像是一团乱麻。
首先，这里有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农田的面积太小，根本无法带来很高的收益。中国农田的平均面积为1.6英亩，而美国的则为400英亩。然而，由于中国农民不享有农田的所有权——他们都是向政府租借土地，所以这些土地很难被合并为面积更大的农田，以进行更高效的操作。
农田私有化可以让市场力量创造出面积更大的农田。但是，对于共产党而言，这将是政治上的雷区。这样做还有可能加剧不平等现象，把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使许多农村家庭失去土地。所以，倘若这些农村人在城市里遇到困难，他们回到家乡也没有土地可以依赖。
“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需要一系列改革才能得到解决，”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政府顾问罗剑朝说。“没有什么魔术子弹。”
9月晚些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在杨凌和中国其他地方展开一项试验。这项举措叫做“流转”，虽然没有实现土地私有化，但却把土地使用权交给了农民。农民可以通过转移土地使用权来获取租金。
这样做是为了刺激私人土地市场，把中国家庭经营的劳力密集型农田通过转手，合并为大规模的工业化企业。理论上，流转可以在不切断农户与土地的联系的情况下，让这一切发生，因为他们可以把收取租金作为安全保障。
习近平是将这项政策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的关键推出的。然而，质疑者表示，这表明政府仍然不愿意考虑已经在许多国家奏效的大胆举措：把土地所有权完全交给农民。
“土地私有化是个关键问题，但这完全是个禁忌，”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问题专家陶然说。他说，共产党领导层“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还有些东西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身份更加重要。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农民革命中掌权，并迅速实现了农田的集体化。同时，土地国有也是政府收入 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城市附近地区，地方官员经常会重新划分农业用地，然后不顾居民的感受，以巨额土地出让金把它交给开发商，有时还会引起居民的激烈抗议。
有人认为，政府对农村的政治控制系统可谓岌岌可危。“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农村制度是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弗雷德·盖尔(Fred Gale)在他颇有影响力的博客点心数量(Dim Sums)上写道。这个博客专门关注中国的农业领域。“如果放弃这种控制，官员就会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农村。”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拥有15.5万人口的杨凌地区便一直是农业科学的中心。在这里，政府回避私有化的尝试存在的几个问题，颇为明显。
因为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无法出售土地，一次性获得一大笔可以用来重新开始的款项。他们也无法通过抵押土地获得资金，对土地或其他方面进行再投资。
国有杨凌农村商业银行分行经理杨特望（音译）表示，从流转试验开始以来，他已经发放了大约300万美元（约合1840万元人民币）的抵押式贷款。但 他说，那些并非真正的抵押贷款，因为如果农民违约，银行没法收回土地。土地的所有人是国家，不是农民。杨特望说，因此他通过只向大规模的菜农和果农放贷的 方式，让风险最小化。
“其他的划不来，”他说。他表示，比如种粮食的农民可能永远都贷不到款。
另一个问题是，弄清楚如何制定农村家庭转让土地使用权时收取的租金。
杨凌成立了一家土地银行，接收了一片面积达36平方英里（约合93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使用权，然后将每英亩土地的最低年租金定为750美元。农民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收取租金，或是从国家手里回租土地，继续耕种。
但租金可能会扭曲市场。比如，它们阻碍了粮食的生产。卖粮食的收入，不足以高出租赁土地的成本。名为李海文（音译）的一名居民说，每英亩粮食的收入约为1250美元，年利润约为500美元。
“粮食种得越多，”他说，“就越穷。”
李海文种了中医使用的木兰。但他说，种地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专业的景观美化。“我觉得我们的思想开放了，看到还有其他赚钱的法子，”他说。
租赁价格究竟为何如此之高尚无定论。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租金甚至比杨凌还高，最高可达每英亩1200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平均每英亩耕地的租金为136美元。一些专家表示，抬高租金的，和导致中国城市房价高不可及的是同一 类猜测。即便在杨凌这么偏僻的地方，一套10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的公寓的售价也高达5万美元，而在北京等城市，房子的售价可能是它的十倍。
最近几个月，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等银行一直在高价购买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关注农村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农业专家李平表示，这些收购是着眼于重新规划土地，将其用作住房和商业用地。
“就像这里的房价比美国大部分地方都高一样，”李平说。“这是不可持续的。”
杨凌的成功故事之一，是张红利的案例。他接管了之前由三个村子耕种的197英亩土地，每年支付大约15万美元的租赁费。
银行工作人员杨特望称这是一种双赢的交换。张红利用土地种西瓜。在西安，卖西瓜利润可观。与此同时，放弃土地的家庭每年平均收取大约500美元，而且几乎所有家庭都从政府获得了免费公寓。
政府规划者希望更多农民迁往城市，这样乡下的人口就会逐渐减少，规模越来越大的耕种便可取而代之。对城市里已经为其安排好了一份工作的农民来说，这个制度颇具吸引力。但对像66岁的周院生这样依然想种地的人而言，这个例子表明他们的话语权有多小。
“重大决策政府说了算，”他说。“没人问过我想怎么处理自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