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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28 October 2014

赤胆忠心竟成“右派”,作者: 周康淮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为响应党的“支援老苏区”的号召,放弃了省城的优越条件,申请回浏阳执教。

那年提前一个月放寒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浏阳县城参加整风学习。我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全县分东、西、南、北四个区,老师们分别按区在指定的 地方学习。我们东区,集中在城东完小。各乡派一个“宣委”带队,一律内宿内餐。给每个学员发了一张红布做的条形出入证,佩戴在左胸前。第二天,全县教师集 中在县大礼堂,听整风领导小组县长的动员报告。他希望各位老师,诚恳地向党提意见。采取的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

他接着说:“鸣放时,要做到深、广、透、尽四个字。顾名思义,‘深’就是深入;‘广’就是广泛;‘透’就是透彻;‘尽’就是彻底干净。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怕划右派,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划出来的’。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大家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与划右派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大家请放心,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三天,分组讨论,大家畅谈听了报告的心得体会,历时二天。县长给全体学员注射了一支“强心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家消除了顾虑,精神振奋, 诚心诚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政治》教材上的“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断地检讨与批评自己,克服本身的缺点,使自己 永远立于不腐败之地,这就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这句话还深深地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听了县长的报告,使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从内心深处佩服共产党的光明磊落,正确伟大。由衷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在讨论的时候,我诚恳地说:“我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我一定积极帮助党整掉那些不正之风,使中国共产党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大鸣大放的火就这样燃起来了,而且越烧越旺。我怀着赤胆忠心,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大鸣大放。我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苏联的 事。翻开我国的古代史和近代史,沙俄侵略我国的史实还少吗?今天,为什么还要低声下气地结交这个“老大哥”呢?我在一师读书时,学校改百分制为“五级记 分”,就是从苏联学来的,它比“百分制”有什么独特的优点呢?我们所学的《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各科教科书,全是苏联的译本。

更为甚者,上体育课,学走“苏联步伐”,堂堂的中华民族,华夏子孙,连走路都不会走,要学“苏联步伐”!垄断市场的“苏联花布”,也不见得比国产品 要好多少,只不过是加了个“苏”字罢了。恕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只要加上个“苏”字,连屁都是香的。还有,抗日战争胜利,明明是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 炸死了十几万人,才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但今天的历史,将这一事实完全抹煞,只字不提。却说是苏联出兵我国东北,迫使日本投降的。这不是故意歪曲历史 吗?我最后提出:“《瑗珲条约》是中俄不平等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与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予俄,总面积110多万平方公里,其中包括海参崴军港在内,还赔偿俄国大宗白银。现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 成了中苏的界河,我国的四大河流,如今成了三条半。”抗战胜利后,所有不平等条约都彻底废除了。这个丧权辱国的《瑗珲条约》,为什么至今还不废除呢?

领导大肆表扬鸣放积极分子,我也受到了表扬。如果哪个组稍有松劲,就有带队干部来煽风,来点火,来启发,来诱导。我们古港区稍有“逊色”,大光乡宣 委章汉雄就来我组“指路”:“你们为什么没有东西可讲呢?五四年三口穿了水库,淹死了那么多人,不是可以讲吗?我估计,在座者,肯定有亲属浸死了的,难道 你们不痛心吗?”他这一煽,竟煽出了许多个“右派”,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是三口人,五四年三口穿水库,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这次穿水损失巨大,浸死的人和 冲毁的房屋,都是数以千计。单说三口完小就有一个六年级毕业班正在集中复习,还有十几个老师几乎全部遇难。还有一坝、白露等几个村的农户。洪水所到之处, 房屋无一幸免,连历时几百年的王家祠堂——当时的四区区政府,都连根拔掉了,几吨重的麻条石都被冲得有半里多路远。在章汉雄的“启发”下,我将这一事实全 部“鸣放”了。

我满怀义愤,本着“爱之深,责之苛”一片赤诚,帮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谁知竟闯下了滔天大祸——昨天表扬的鸣放积极分子,霎时间变成了“右派”,而且当上了“破坏中苏友好” 的典型,被推上了县斗争台。还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在鸣放中曾经受到表扬的鸣放积极分子,他们鸣放的内容,被歪曲,被断章取义,被上纲上线,原本是善意的, 推心置腹的,肝胆相照的意见,一下子变成了“毒草”,变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开始收网了。我们这些人的出入证被扯掉了,被画上了花脸,有的 还挨了耳光,最后被关进了“反省室”。

看守所反省室的李明,他出身地主家庭,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还有海外关系。平日言谈,他总是怪话连篇。这次鸣放,他一言不发,开会时,他不是去打 水,便是借故去扫地或打杂,他伪装积极,竟一跃而成了“左派”,戴上红袖章,来监视我们。他“左”得出奇,别出心裁,在每人进“反省室”的人脸上,用墨笔 写上个“右”字,以此侮辱他人人格。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上了当,受了骗,钻进了人家早已设好的圈套。我后悔了,但我心里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我没有错!我所鸣的、放的都是事实,没有丝毫反党的成分,在我的骨髓里也找不出反党的细胞,我拒绝写“反省”。此时,我明白了:“政治”原来就是“阴谋”。

首先是小组斗争,我是第一个挨斗的。在斗争会上,我摆事实讲道理,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辩驳,不承认是“右派”。由于我不承认他们强加于我的罪名,所以我挨斗争的次数最多。他们辩不过我便喊口号,以势压人,他们气急败坏,骂我“死顽固”、“死不老实”、“死不悔改”……

 为了说明右派是有组织地向党进攻,他们还说:“你与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是一根纲上的人,他们是你的同伙,是你的上司,你们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北京,在上海,你们这些小喽罗在浏阳遥相呼应,这不是‘组织’?不是‘纲领’?又是什么?”

如此生搬硬套,我还能有什么可说呢?有一次斗争我,一个姓文的给我定了十大罪状,声嘶力竭地咆哮,拍桌打椅,骂我“不是东西”。我忍无可忍,回了他 一句:“你是什么东西?自己坐在屎堆里,还不知屎臭尿臊!”他气势更凶了,还想动手打我。我气极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团,往桌上一丢:“这是你请我给你 画漫画的手稿,你就是这样拥护共产党的!!”

主持会议的人,随手抓去纸团。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积极分子画的这张漫画——周总理称秤分粮食。口里说:“你四两,你二两”……下面跪着一大群老百姓, 双手捧着钵子、盆子,人后面画一列火车,满载粮食,上面插着一面红旗,旗上写着“支援苏联老大哥”。下午,这个定我十大罪状的文昌,也被关进了反省室。以 后的日子,更是人人自危。

鸣放时一言未发的我们的校长,也进了反省室。后来才听说,有人揭发他,说有次他指着大礼堂壁上褪了色的国旗,说‘这面国旗改朝了’。揭发人认为‘改朝’就是‘改朝换代’,就是要将‘五星红旗’换成‘青天白日’。

其实,“改朝”是我们浏阳的一句俗话,就是“该换”的意思,但在此时你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讲不清了。

次日开大会,重点批斗我的“反苏”,“破坏中苏友好”。我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当他们说到“既然兄弟相称,就不要计较你我得失”时,我气愤 填膺地顶了他一句:“是呀,‘兄弟相称,就不要计较你我得失’,连祖国的领土主权都不要了?!”被我驳得理屈辞穷。批斗我的人恼羞成怒了,吼道:“死不老 实的家伙!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毛主席是卖国贼!”我急了,回敬他一句:“我可没说,这句话是你说的呀!”他心虚理亏吓得浑身哆嗦,下不了台。斗争会开不 下去了。主持会议的人只好领着大伙喊了口号,便宣布散会。

通过整风反右,全县二千四百多位教师,划出近八百个“右派”,还“清查”出了一百多个“历史反革命”,两者之和,占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强。我们学校 十一位教师就划了七个。一场天大的政治骗局,一次空前的“文字狱”,笼罩着整个神州大地。无辜的,赤胆忠心的,善良的上百万知识分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 狱。不少的刚烈者,丢掉了生命,还落得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大批的“牛、鬼、蛇、神”被赶进了劳改农场和工厂、矿山,或遣返农村,回到学校的所剩无 几。新中国刚刚建立,正是经济恢复时期。国家的建设,民族的振兴,是多么需要知识,多么需要文化啊!在此关键时刻,如此残酷地、空前地“焚书坑儒”。为了 巩固自己的统治,不惜推行愚民政策,这是始作俑者天大的罪恶.

整风反右,是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自此再无人敢说真话了,无人敢提意见了,更无人敢主持公道了。道德、公理完全成了一句空话。而毛却为自己独裁统治扫清障碍,奠定了基础,自此共和国在流泪,在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