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鼓励创业和创新。2007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减低了相当多，而企业的成
本则大幅上升。现在不少企业遇到严重困难，面临过剩产能淘汰，度日维艰。出路何在？最重要的就是鼓励创业和创新。任何市场经济，由于转型、升级、技术革命
和商业模式变化等，总会有一批企业被淘汰、破产、重组……问题是，有没有一批新的企业能顶上来？有多少新企业在新的条件下找到新的生存模式、发展模式，提
供新的产品和服务？这有决定意义。当国民经济和全球格局发生重大转型时，创业和创新尤其重要。
影响创业和创新的因素非常多，涉及整个社会的观念、氛围、政策、法律、企业家精神以及政府的服务，还有全球形势的变化方向等。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最为薄弱的，在我看来就是法治。
有学者查过，“法治（the rule of law）”这个概念最早是1885年由一位叫戴喜（A.V.Dicey）的牛津大学英国法教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想法，即一个社会靠法律来治理，却可以追 溯到很久以前。如亚里士多德就讲过，“与其让某个公民来统治，不如让法律来统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知道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而现代化要靠法治，不能 靠人治。
这里有一点认识问题，法律不也是由人制定、要靠人来执行的吗？那么法治与人治究竟有什么区别？
法律当然都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但是法律是经由公开程序制定的。其实一般来讲，一个社会多少还是有最低限度的一些共识的，特别是白纸黑字 写下来的要正式公布的准则，总不会拿出太离谱的东西。想象一下，即便由喜欢随地吐痰的人们来立法，他们也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出“法律保护随地吐痰”这 样一条来。写不出来，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那种做法不对。从古到今，能拿得出来的，一般都比较正面。故宫里面挂的也是“光明正大”，为什么皇帝也要这么写？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才见得了光。所以，按照一套公开制定的准则来治理社会，总比由着“某个公民”的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要好很多。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特别是不 公开说出来的那些意志，常常离谱，或者干脆没谱，单由这些意志来治理，那整个国家就要乱套。
所以，法治首先就是要依照按公开程序制定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但公开写下来，而且要求执行。就是说，“法律才是国王”（The law is King）, 绝不能反过来“国王就是法律”（The King is law）。法律至上，就是国王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历史经过无数的曲折，终于决定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点来得可不容易。
法治的内容很多，比较基础的就是除非明确违背了依照常规立法程序公开制定的法律，否则任何人都不应受惩罚，或遭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没有这一条，怎 么鼓励创新？怎么鼓励创业？出个成果，随随便便就可以被拿跑，随随便便就被某些人以任何一个理由侵犯，那谁还会努力工作？谁还愿意创业、创新？所以法治对 创业、创新，至关紧要。政府的其他激励政策，各种行政措施、补贴、奖励等，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法治，要用一套公开制定、修订的东西，作为社会管理的最高 准则，在这套准则面前，人人平等，概莫能外。
下面根据我自己做过的研究，提供几个案例，来说明为什么法治对于鼓励创业、创新至关重要。
第一个故事：陈氏兄弟与IP电话
我们知道传统的电话技术两头接通讲话时，这条线就被占用了。但是因特网兴起后，语音信息可以通过数字化处理变成数据包，在网上一个包一个包地传输， 每条线上可以同时运行很多数据包。这个技术大概从1995年开始应用，但开始时，网络回音很大，听不清楚。后来据说一家以色列的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IP 电话就可以走向市场了。
中国的企业家很灵敏。1997年年底，福州马尾区一家陈氏兄弟经营的民企开始用IP电话技术做生意，由于IP电话比当时传统的电信便宜很多，在市场 上很受欢迎。福州居民多有海外侨民亲戚，需要通电话，但当时电信的国际长途话费很贵，大约每分钟28元至32元，而陈氏兄弟引入的IP电话，每分钟才 4.8元。新商业模式非常成功，人们在陈氏兄弟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可这样一来，当地电信局就急了，说陈氏兄弟侵犯了国家的电信专营，要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扣押陈氏兄弟的设备，还起诉了他们。马尾区区法院判 电信局胜诉，陈氏兄弟上诉到福州中级法院，中院院长请来各方证人，弄清楚了IP电话不是传统电信技术，因此原来的电信专营范围并不能自动覆盖新的IP电 话，于是裁定区法院的判据不当，发回重审。
这个故事说明了法治的重要。首先有没有公布过的法律，其次是原定的限制范围是不是就自动覆盖新的技术领域，还有，就是有没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公正审 理。这个案件事实上推进了IP电话在中国的运用。我记得就是故事发生的当年，信产部推出IP电话，最早定价就是陈氏兄弟定下的每分钟4.8元！不过陈氏兄 弟的生意还是因此案受到拖累。我后来常常想，要是法治环境更完善，像他们这样的“快鱼”，作为“先出手者”（first mover）,是不是早就可以发达起来了。
这个例子说明，与其喊口号鼓励创业、创新，不如有一个真正保护创业和创新的法治环境。对于企业家来说，你不关心别的事情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关心法治建设，一定要有依法保护自己的意识和知识。
第二个故事：怎样发展快递？
快递是新兴市场。背景是商业活动频繁，特别是人们的时间开始变贵，就产生了新的需求，比如商业文书、样品的同城快递，甚至全国范围的快递。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起来的新市场。民间出现了“小红帽”，另外还有包括联邦快递等五大国际物流公司也进入中国。
但是快递业务一起步，就面临一个新问题：非邮政机构有权经营快递吗？邮政部门认为不可以。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邮政法》规定了送信业务由国家专 营，但原来的法规到底是不是覆盖新的快递业务?当时一位邮政系统的领导在电视台里说，牛跑快了还不是牛，还不应该仍然归牛倌——也就是邮政管!反对的意见 认为，为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一般信件由邮政专营，但现在快递的商业包裹并不在原先的信件范畴之内。
这也涉及原先定下的法律要不要审视新的情况修订，以及怎样修订的问题。还要权威的第三方审理，不能由发生利害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自己解释法律，自己还 组织执法。这件事后来是逐步解决的，细节这里不讲了。但是，如果回避当时的那场涉法冲突，今天如火如荼的网商根本就搞不起来。要是全部包裹只准邮政局送， 现在的电商还怎么促销？！当然改革也帮了邮政系统的忙，因为竞争大大促进了邮政系统服务的改善。
第三个故事：铁本的钢铁梦
铁本是江苏常州市的一家民企，创业老总叫戴国芳，起家的时候靠回收废旧钢铁，后来承包炼钢厂，有了积累才搞起自己的钢铁公司。2003年，钢铁产业 开始又一波火热，铁本公司的门口，每天都有卡车排成长龙等候提货。按当时估算，中国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延续五六年。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戴国芳在长江 边占地6000亩地，建了高炉和码头，扩大产能。不料赶上2004年宏观调控，铁本因违规用地、上项目被点名，戴国芳等创办人悉数被抓。那时我们正好在江 苏做调查，特地去常州，去看守所访问戴国芳。记得问到为什么大肆扩张产能，他的回答是：人家带现金来要钢材，供不应求啊！
我公开写过文章评论此案。铁本炼的是钢，又没种大烟，也没卖毒药，并没有在市场上损害他人。至于宏观过热，那是货币环境使然，不可以在微观上叫一家 民企去负责。至于违规用地、上项目等等，有错改错，无须动铁腕办人。何况当时舆论说的铁本偷漏税款多少亿，根本查实不下来。最后关了人家5年，判刑也是5 年，宣判完当场就放人。戴国芳的钢铁梦当然破了，他那江边6000亩地的“新厂”我也去看过，几座建了一半的高炉矗在那里好几年，完全荒废，连银行的几十 亿贷款，也一并埋在里面了。不管怎么说，总不是执行法治的一个标杆。
这些故事说明法治还真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司法体系的事情，或者是只有舆论和学界才应该关心的事情，法治也是产业、实业和企业家的事 情。转型越深入，创新越频繁，受法治建设水平的影响就越深刻。最近如腾讯的微信要不要被收费，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究竟有多大的空间，不单单有技术问题、市 场问题，还有法律问题、司法程序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各类企业是不是在同一套公开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关心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建设。我的论点倒不是中国的法治只靠企业和企业家。但企业和企业家确实在法治建设方面可以有所作 为，也应该有所作为。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企业行为要守底线，要给自己划一道绝不触及的底线。我自己很佩服王石的一点，就是他公开宣布不行贿，宁愿做不成那 个生意，也绝不行贿。当然，在现实中，王石定下的这条底线可能蛮高的。完全不送点东西、搞点人情，做生意确实很难，但总要一步步让经商环境变得健康、干净 起来。
一些朋友以为柳传志讲的在商言商，就是企业家只讲生意，只讲赚钱，别的一概不问。我以为这样的理解太偏了。“在商言商”，并不简单，因为健康的商业 和企业行为，离不开法治。企业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怎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与权力机构和官员的关系，怎么处理与股东、员工和客户的关系，涉及很 根本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公司治理，如何发挥制度的作用，而不是仅靠老板个人的意志，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不可能设想，我们每个家庭、公司、机构都靠家长专 制、老板专制在维持，而整个国家却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尊重他人权利、契约精神、法治准则，在一套公开的规则面前人人平 等，这些都是法治国家的微观基础，要在实践中经常演练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准则。
推进法治建设要有分工。抗战时，学生到南京向蒋委员长请愿呼吁抗日，十九路军在前线打死仗，当时的企业和企业家则多炼钢、多造枪炮——他们都参与了 抗日，只是分工有所侧重。企业家也是公民，身为公民也有权利和义务对社会各种事务发表意见，也可以用言论和意见来推进法治建设。
我的观点是，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也有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家参与其中。重要的是不要让这多种多样的努力互相抵消，而要互相鼓舞、互相支撑，汇集成共同推动法治建设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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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就是共匪的遮羞布。甚至有时它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堂而皇之的说过：“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真是无耻之极啊
影响创业和创新的因素非常多，涉及整个社会的观念、氛围、政策、法律、企业家精神以及政府的服务，还有全球形势的变化方向等。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最为薄弱的，在我看来就是法治。
有学者查过，“法治（the rule of law）”这个概念最早是1885年由一位叫戴喜（A.V.Dicey）的牛津大学英国法教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想法，即一个社会靠法律来治理，却可以追 溯到很久以前。如亚里士多德就讲过，“与其让某个公民来统治，不如让法律来统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知道法治的对立面是人治，而现代化要靠法治，不能 靠人治。
这里有一点认识问题，法律不也是由人制定、要靠人来执行的吗？那么法治与人治究竟有什么区别？
法律当然都是由人制定的，也要靠人来执行。但是法律是经由公开程序制定的。其实一般来讲，一个社会多少还是有最低限度的一些共识的，特别是白纸黑字 写下来的要正式公布的准则，总不会拿出太离谱的东西。想象一下，即便由喜欢随地吐痰的人们来立法，他们也很难在光天化日之下，写出“法律保护随地吐痰”这 样一条来。写不出来，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那种做法不对。从古到今，能拿得出来的，一般都比较正面。故宫里面挂的也是“光明正大”，为什么皇帝也要这么写？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才见得了光。所以，按照一套公开制定的准则来治理社会，总比由着“某个公民”的个人意志来治理国家要好很多。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特别是不 公开说出来的那些意志，常常离谱，或者干脆没谱，单由这些意志来治理，那整个国家就要乱套。
所以，法治首先就是要依照按公开程序制定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不但公开写下来，而且要求执行。就是说，“法律才是国王”（The law is King）, 绝不能反过来“国王就是法律”（The King is law）。法律至上，就是国王也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历史经过无数的曲折，终于决定要走依法治国的道路，这点来得可不容易。
法治的内容很多，比较基础的就是除非明确违背了依照常规立法程序公开制定的法律，否则任何人都不应受惩罚，或遭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失。没有这一条，怎 么鼓励创新？怎么鼓励创业？出个成果，随随便便就可以被拿跑，随随便便就被某些人以任何一个理由侵犯，那谁还会努力工作？谁还愿意创业、创新？所以法治对 创业、创新，至关紧要。政府的其他激励政策，各种行政措施、补贴、奖励等，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法治，要用一套公开制定、修订的东西，作为社会管理的最高 准则，在这套准则面前，人人平等，概莫能外。
下面根据我自己做过的研究，提供几个案例，来说明为什么法治对于鼓励创业、创新至关重要。
第一个故事：陈氏兄弟与IP电话
我们知道传统的电话技术两头接通讲话时，这条线就被占用了。但是因特网兴起后，语音信息可以通过数字化处理变成数据包，在网上一个包一个包地传输， 每条线上可以同时运行很多数据包。这个技术大概从1995年开始应用，但开始时，网络回音很大，听不清楚。后来据说一家以色列的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IP 电话就可以走向市场了。
中国的企业家很灵敏。1997年年底，福州马尾区一家陈氏兄弟经营的民企开始用IP电话技术做生意，由于IP电话比当时传统的电信便宜很多，在市场 上很受欢迎。福州居民多有海外侨民亲戚，需要通电话，但当时电信的国际长途话费很贵，大约每分钟28元至32元，而陈氏兄弟引入的IP电话，每分钟才 4.8元。新商业模式非常成功，人们在陈氏兄弟的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可这样一来，当地电信局就急了，说陈氏兄弟侵犯了国家的电信专营，要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扣押陈氏兄弟的设备，还起诉了他们。马尾区区法院判 电信局胜诉，陈氏兄弟上诉到福州中级法院，中院院长请来各方证人，弄清楚了IP电话不是传统电信技术，因此原来的电信专营范围并不能自动覆盖新的IP电 话，于是裁定区法院的判据不当，发回重审。
这个故事说明了法治的重要。首先有没有公布过的法律，其次是原定的限制范围是不是就自动覆盖新的技术领域，还有，就是有没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公正审 理。这个案件事实上推进了IP电话在中国的运用。我记得就是故事发生的当年，信产部推出IP电话，最早定价就是陈氏兄弟定下的每分钟4.8元！不过陈氏兄 弟的生意还是因此案受到拖累。我后来常常想，要是法治环境更完善，像他们这样的“快鱼”，作为“先出手者”（first mover）,是不是早就可以发达起来了。
这个例子说明，与其喊口号鼓励创业、创新，不如有一个真正保护创业和创新的法治环境。对于企业家来说，你不关心别的事情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关心法治建设，一定要有依法保护自己的意识和知识。
第二个故事：怎样发展快递？
快递是新兴市场。背景是商业活动频繁，特别是人们的时间开始变贵，就产生了新的需求，比如商业文书、样品的同城快递，甚至全国范围的快递。那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起来的新市场。民间出现了“小红帽”，另外还有包括联邦快递等五大国际物流公司也进入中国。
但是快递业务一起步，就面临一个新问题：非邮政机构有权经营快递吗？邮政部门认为不可以。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邮政法》规定了送信业务由国家专 营，但原来的法规到底是不是覆盖新的快递业务?当时一位邮政系统的领导在电视台里说，牛跑快了还不是牛，还不应该仍然归牛倌——也就是邮政管!反对的意见 认为，为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一般信件由邮政专营，但现在快递的商业包裹并不在原先的信件范畴之内。
这也涉及原先定下的法律要不要审视新的情况修订，以及怎样修订的问题。还要权威的第三方审理，不能由发生利害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自己解释法律，自己还 组织执法。这件事后来是逐步解决的，细节这里不讲了。但是，如果回避当时的那场涉法冲突，今天如火如荼的网商根本就搞不起来。要是全部包裹只准邮政局送， 现在的电商还怎么促销？！当然改革也帮了邮政系统的忙，因为竞争大大促进了邮政系统服务的改善。
第三个故事：铁本的钢铁梦
铁本是江苏常州市的一家民企，创业老总叫戴国芳，起家的时候靠回收废旧钢铁，后来承包炼钢厂，有了积累才搞起自己的钢铁公司。2003年，钢铁产业 开始又一波火热，铁本公司的门口，每天都有卡车排成长龙等候提货。按当时估算，中国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延续五六年。于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戴国芳在长江 边占地6000亩地，建了高炉和码头，扩大产能。不料赶上2004年宏观调控，铁本因违规用地、上项目被点名，戴国芳等创办人悉数被抓。那时我们正好在江 苏做调查，特地去常州，去看守所访问戴国芳。记得问到为什么大肆扩张产能，他的回答是：人家带现金来要钢材，供不应求啊！
我公开写过文章评论此案。铁本炼的是钢，又没种大烟，也没卖毒药，并没有在市场上损害他人。至于宏观过热，那是货币环境使然，不可以在微观上叫一家 民企去负责。至于违规用地、上项目等等，有错改错，无须动铁腕办人。何况当时舆论说的铁本偷漏税款多少亿，根本查实不下来。最后关了人家5年，判刑也是5 年，宣判完当场就放人。戴国芳的钢铁梦当然破了，他那江边6000亩地的“新厂”我也去看过，几座建了一半的高炉矗在那里好几年，完全荒废，连银行的几十 亿贷款，也一并埋在里面了。不管怎么说，总不是执行法治的一个标杆。
这些故事说明法治还真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司法体系的事情，或者是只有舆论和学界才应该关心的事情，法治也是产业、实业和企业家的事 情。转型越深入，创新越频繁，受法治建设水平的影响就越深刻。最近如腾讯的微信要不要被收费，阿里巴巴的金融服务究竟有多大的空间，不单单有技术问题、市 场问题，还有法律问题、司法程序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各类企业是不是在同一套公开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关心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建设。我的论点倒不是中国的法治只靠企业和企业家。但企业和企业家确实在法治建设方面可以有所作 为，也应该有所作为。不论环境多么复杂，企业行为要守底线，要给自己划一道绝不触及的底线。我自己很佩服王石的一点，就是他公开宣布不行贿，宁愿做不成那 个生意，也绝不行贿。当然，在现实中，王石定下的这条底线可能蛮高的。完全不送点东西、搞点人情，做生意确实很难，但总要一步步让经商环境变得健康、干净 起来。
一些朋友以为柳传志讲的在商言商，就是企业家只讲生意，只讲赚钱，别的一概不问。我以为这样的理解太偏了。“在商言商”，并不简单，因为健康的商业 和企业行为，离不开法治。企业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怎么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与权力机构和官员的关系，怎么处理与股东、员工和客户的关系，涉及很 根本的行为准则。特别是公司治理，如何发挥制度的作用，而不是仅靠老板个人的意志，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不可能设想，我们每个家庭、公司、机构都靠家长专 制、老板专制在维持，而整个国家却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尊重他人权利、契约精神、法治准则，在一套公开的规则面前人人平 等，这些都是法治国家的微观基础，要在实践中经常演练才能成为真正的行为准则。
推进法治建设要有分工。抗战时，学生到南京向蒋委员长请愿呼吁抗日，十九路军在前线打死仗，当时的企业和企业家则多炼钢、多造枪炮——他们都参与了 抗日，只是分工有所侧重。企业家也是公民，身为公民也有权利和义务对社会各种事务发表意见，也可以用言论和意见来推进法治建设。
我的观点是，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也有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家参与其中。重要的是不要让这多种多样的努力互相抵消，而要互相鼓舞、互相支撑，汇集成共同推动法治建设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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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就是共匪的遮羞布。甚至有时它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堂而皇之的说过：“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真是无耻之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