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温州搬到意大利，从「血汗工厂」做到经济支柱，再变成警方口中的黄种黑手党，淘金路实在曲折。
5万以上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华人数量应该在5万以上。 
2013年12月1日，意大利普拉托一家华人服装工厂发生火灾，火灾导致7名华人死亡。摄：GIANNI ATTALMI/AFP 4.5亿意大利政府重启对2010年“华人洗钱案”的调查，新增287名普拉托华人涉案，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间，非法向中国汇款4.5亿欧元。
不死的中国人
沿着细长的石子路一直向西，一道中世纪的白色高墙将普拉托一分为二：
城墙内，是一座典型的欧洲小城，它宁谧安和，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留传下来的雕塑和绘画星罗其间，悠长的红酒和晚餐后，衣着考究的意大利人在古老的duomo广场上漫步；
城墙外，是另一个更为中国人熟知的“普拉托”（Prato）。这里，铺天盖地的小广告和涂鸦袭来，高度同质化的服装生产间像洞穴一样隐匿，在居民楼和工业区的仓库里一字排开，它是全欧洲华人聚居人数最多的中国城。
据普拉托首席检察官安东尼 Antonio Sangermano 表示，截至2014年底，普拉托具有合法居留的华人移民已达27823人，而加上“黑”在此地难于统计的非法移民，华人数量应该在五万以上。
2015年6月16日深夜，赶完货的加工厂老板蒋永昭拖着巨大的麻袋走出“洞穴”，一脸疲惫。她不时左右张望着，警惕摩洛哥人打劫。
这是温州人蒋永昭来到普拉托的第16个年头，她还不会说意大利语，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完成从工人到老板的晋级。这个不设防的意大利小镇如今是中国人成就梦想的摇篮、百万富翁长征的第一站。似乎无论何时，来者都能零时差加入进厂挣钱的序列，无须关系，无须学历，无须掌握语言。中国人聚集的规模效应将海外食宿成本降到了最低——截至2015年6月中国城的最新物价是：一顿饭三欧元，三个菜、饭管够，住宿则有“搭铺”（解释见辞典）可供过渡，五欧元一天，睡楼道还能打折。
别关灯，我再干一个小时。
理论上讲，在2010年左右，即便是最底层的工人，也能拿到两三千欧元的月薪，这是中国国内公认平均工资的10倍——只要你没日没夜地干活。
意大利媒体常将这些亡命工作的中国小作坊称作“血汗工厂”、“黄种人奴隶”，认为这是一种压迫，但局内人认为这是误解。蒋永昭有时看到工人连续干了十来个小时，走路都晃得不走直线了，倡议下班，对方却说：别关灯，我再干一个小时。
“大家都巴不得多做一个小时，能做的时候就拼命多做一天”，蒋永昭理解他们。她当工人那会儿，每天20多个小时也干过，成天埋头在缝纫机前，累极了打盹，醒来继续，一周就睡五次。
有两位意大利记者在《不死的中国人》一书中，将华人在普拉托的发家模式概括为：“超常的、近乎病态到极限的牺牲精神。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先打苦工还清出国的费用，然后依靠几年的辛苦积蓄，结合乡土关系为网络的借贷模式，自主创业，做老板。”
本着“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华人在普拉托的生活，形成一个围绕工作产生的真空，所有潜在的生产障碍都被清除了：婚姻生活、孝敬父母、子女教育……这样的劳作让蒋永昭的经济回报丰硕。她不仅在两年间还清了十多万人民币的偷渡费用，还开办了一家服装加工工厂，做起老板。
即便当了老板，蒋永昭每天平均工作也在15个小时以上。她需要给工人们买菜、做饭、洗衣服、扫地，因为“另外雇人划不来”。
她已经16年没有回家看望过父母了，她并不打算在普拉托落地生根，最初她想“赚够了就回去”，可是，淘金之地，怎样才算“够”呢？后来她修改了营业目标：“赚不动就回去了。”
把温州搬到了普拉托
作为留学生太太，上海人吴静芸在1980年代来到普拉托，属于第一批在这里开办企业的老板。她摸清行情，租下一个车库作库房，分期付款买好几台机器开了一个小型服装工厂，几乎当天开工、第二天就能盈利了。
她很快发现，手下的温州工人表现出惊人地自觉和高效，“根本不用管他们，即便不睡觉也要把活做完。”有一次她去工人家拿货，发现他们在念小学的孩子也在帮忙做工，孩子还矮，坐着连机器都够不着，就站在那儿打双针。
“温州人干活不要命的，意大利人每天只工作八小时，根本竞争不过他们，”吴静芸说，但那时全普拉托只有38个中国人，三两家中国人的工厂。她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这里已有5000多家华人企业，年营业额20亿欧元，占地方GDP的14.6%，雄踞欧洲纺织品市场10%的份额。而她也成为全意大利最大的中文学校——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的执行校长。
吴静芸说她原本有些看不起这些温州人，“他们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毕业，连普通话也不会说”，但慢慢的，她不得不佩服他们。几经大浪淘沙，出身贫苦的温州人把相对富有的上海人、福建人全比了下去，“我一些上海朋友身无分文地回去了，在温州的工人全都做大老板了。”
其实中国人救了普拉托。但他们很少融入，只是把温州搬到了普拉托。
如今，在有“中国街”之称的皮斯托亚大道，沿街200多个商铺里，鳞次栉比着“丑的哭”、“双龙数码城”、“喜临门婚纱摄影”等一系列中文标识的商铺，橱窗通常贴上一张A4纸，附上店家淘宝地址、微信和QQ号。只有不到10家店铺尚保留着纯正的意大利血统。
70岁的意大利人 Fioraio Bladesi 在坚守他经营了一辈子的花店。他说，21世纪后，街上的中国人就像炸弹一样爆开了。2008年意大利遭遇欧债危机，雪崩一样，90%意大利人的厂倒下，全转让给中国人了。自此后，意大利人急转直下，他们越来越老化，大家不敢花钱了，收入一大半要交税（意大利是全欧洲税赋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单企业所得税一项在2008年为31.4％），他的生意也进入停滞期。
“其实中国人救了普拉托，” Fioraio Bladesi 说，“但他们很少融入，只是把温州搬到了普拉托。”
以小企业、小家庭作坊闻名的“温州模式”，在这个衰落的工业重镇找到了生存土壤，快速复制铺开。中国人进军意大利市场的同时，也改变了自13世纪便成为意大利纺织中心的普拉托旧有格局：以设计、美感、奢华著称的 made in Italy ，被更迭为快产快销、价格低廉、甚至充斥着贴牌仿制的 made in Prato。
一家华人公司，将新出的“模特”（指各个店里采购来的原创服装样版）买来拆开，剪裁，交给加工企业缝制，往往三天内就可以交货，发集装箱销往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拿温商的话来说，“时装的新鲜程度如同温州的海鲜”。
偷渡也是温州模式的一部分。
源源不断的温州劳动力汇入亚平宁半岛，为普拉托工业东山再起提供了人力保障。据温州大学估计，83%的普拉托移民来自浙江，其余有福建、山东及东北各省等。浙江人中，以温州文成人最甚——这里是温州穷山恶水的郊县。文革后期，这一带流传着“平阳讨饭，文成人贩”的民间偈子——往往是一个人偷渡赴意，等待“大赦”站稳脚跟，再一生二、二生三地将亲朋好友召过来。年深日久，普拉托摊开一张由血缘关系展开的巨大生活网。新来的人会在过来人口中迅速了解意大利的经济政治结构、如何偷税漏税洗钱、如何利用特长赚钱。
90后胡文峰是温州文成县辖下的玉壶镇人。在他的故乡，常住人口近1万许，海外人口2万多。2005年，玉壶中学曾出过一则新闻：“七成学生放弃高考选择去意大利打工”。
今年5月，胡文峰追随老婆来到普拉托。胡文峰需要交给文成蛇头15万作为偷渡赴意的人头费。他排队等了两年多。离开那天，丈母娘送他，说他“终于有出息了”。
“偷渡也是温州模式的一部分”，胡文峰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许多风光的侨领们也是偷渡过来白手起家的，大家都一样。
打击“黄种人黑手党”
在失业率远超意大利平均水平的普拉托（高达10.13%），凭每天16小时以上高强度的手工劳动，中国人成为这里财富积累最快的人群。意大利人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些一直大面积打黑工、非法居留、穷尽各种办法偷税漏税的“奴隶”，没过几年，已经穿起 Ferragamo 、开上 Ferrari 了。
华人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有意大利媒体称之为“黄种人黑手党”。2007年春节，普拉托政府发布禁令，禁止华侨华人举行舞龙游行活动——这是普拉托华人最重要的庆祝活动，此前一路绿灯。当地市政府多元文化事务委员会承认此举是为了“唤醒”华人团体，让他们知道“气氛已经变了”。
欧债危机后，2009年，受中右联盟支持的罗伯托琴尼在市长选举中获胜，终止了63年来普拉托市由中左派掌权的局面。他承諾會整顿普拉托华人区。
同年，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视察普拉托时说，普拉托移民人数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意大利政府决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大对华人的检查力度，把这座城市还给普拉托人。
自那时起，上百名警察、宪兵联合税警及相关监察部门，出动直升机对华人企业进行运动式、地毯式的检查，已成常态。2010年的一天，毛仁军在普拉托郊区亦住宅亦工厂的别墅里闯入了一群警察，当时他家里有九个工人，都是黑工。“我房子有后门，警察一敲门，我们从后门全都跑了，警察就数机器的位置、跑到楼上数床位，判断出来这里有十个人。”
作为企业主，毛仁军被抓到了警察局，被公诉后，他坐了一天监狱。“如果是非法居留，找个律师就可以抹平了，在监狱里关一天，永远有个犯罪记录，将来我们开厂就属于黑名单人物了”。
无休止地整体打黑使华人华侨企业进入寒冬。2010年上半年，普拉托倒闭的华人华侨企业达154家。
雪上加霜是2013年12月1日发生在普拉托工业区的一起火灾。这天清晨，工人做饭用的煤气炉没有关严实，火苗点燃了堆积如山的布料。7个工人无处逃亡，被烧死在大门紧锁的工厂里。事故震惊了整个意大利，被称为“自二战结束后，意大利企业最为严重的惨案”。
意大利政府发文规定，工厂内禁止住宿和烹饪。这让华人企业的成本进一步上涨。不过敏感的温州人迅速找到了又一种商机——销售外卖盒饭的“打包公司”一下子火起来。
“这个人是我心目中的华侨代表，身家百万欧元吧”，一辆满载盒饭的自行车驶过，毛仁军指着蹬车的白背心秃头男子说，“我是1963年的，这老板比我还大几岁，前几年他花10万欧买下一个打包店，非常火，他现在还是非常地努力。他骑自行车送货，他家还有个卡车送货。”当然，打包店老板成功的关键在于运气好，没有被查过。
理论上毛仁军也可以借朋友的身份证另启灶炉——许多温州商人便如是操作，但背负“犯罪记录”这一事实在让他不痛快，他再也不想开工厂了。他在普拉托当起了黑车司机。
恐惧
恐慌和悲观笼罩着普拉托的华人社会。身为华人移民代表，在意大利生活了40多年的张绍武从未感到生存环境像今天这样恶劣。
这几个月，意大利政府正重启对2010年“华人洗钱案”的调查，在逾千华人涉案的基础上，又新增287名普拉托的华人，他们涉嫌在2006年到2010年间，非法向中国汇款4.5亿欧元。
五年前的老案子被翻出来，多年前的灰色收入面临“清算”。当事人多是张绍武的朋友、普拉托经营有方的生意人，其中24个人被扣上了黑社会的帽子，很可能倾家荡产。
“这个案子让中国人产生一种非常恐惧的感觉：意大利没有法律，”张绍武说，“真正犯罪的人早都捞一把跑掉了，盯上的都是想在这里稳定生活的人。”
过去张绍武年年埋头做生意，差别只在收成多寡而已，而现在，“钱可能还没赚到，税务就跟来了。”
中国人似乎处在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下：
去银行存款，柜员不一定受理，还会问：你这钱怎么来的？刷信用卡，如果今年消费超过了收入，被查。去邮局汇款，汇多了，被查。华人花了30万买房子，被查：你这一个月签工单才这点，你的钱从哪里来的？说不出来，这房子就被查封了。2012年5月有华人结婚，婚礼现场，5辆法拉利欢天喜地开上了街，意大利的税务警察和宪兵跟了一路。
身为意大利籍的张绍武也未能幸免，“我长了张中国人的脸，一样查”。他意兴阑珊，什么生意也不想做了。
我代表中国人，我就是倒霉的。
普拉托治安的恶化也在逼近华人容忍底线。据意大利欧联通讯社报道，剔除无法统计的移民数量，2014年，普拉托平均每套华人住宅被盗次数约为1.66次。一位著名华人企业家采取了加固防盗门、不放现金等系列措施防盗，结果小偷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将洗手间的下水管道堵住，拧开水龙头逃跑，致使房东家“水漫金山”。这以后，这位华人企业家会刻意在家里放上2000欧元，方便小偷安心取用。
“还有第二代啃老的问题，吸毒的问题，全意大利卖淫的，也是普拉托最多。”张绍武对端传媒记者表示。
普拉托佛堂门口，终日“夜莺”流连。普拉托华人天主堂的贾姓修女曾经试图劝说站街女“金盆洗手”。她来到河边，与一位衣着暴露的中年华人妇女交谈。劝了半天，对方反问：“你们不觉得生活单调吗？”这时“生意”来了，这位中年妇女一声“拜拜”后径直向招手的意大利老人奔去，修女赶紧问她的名字，对方抛下一句东北口音的普通话：“我叫Christina!”
张绍武感觉自己夹在隙缝间：他认为应该对偷税漏税、非法黑工等犯罪现象采取强硬手段；但作为移民代表，又常有触犯了法律的中国人来托他求情，让意大利人不要对中国人查得太严。
“我觉得中国人就应该遵纪守法。我代表中国人，我就是倒霉的”，张绍武说。他不愿再担任下一任的华人移民代表。
“这里不再是淘金的地方了”
普拉托的华人们正腹背受敌：一方面是意大利政府的打压，一方面是华人企业的同质化竞争。更直接的原因是，底层工人的收入正在直线下降，目前，没有居留权的中国工人基本只能领一千多的死工资——这相当于北京一个普通快递员的收入。
张绍武感觉普拉托的中国人开始减少。“很多人拿了居留，都回中国赚钱了。我的两个表弟以前在普拉托，五年前全部回温州了。”
“第二代很难打出一片天地。这里不再是淘金、实现梦想的地方了”，张绍武说。
李小余是生活在普拉托的第二代温州人。二十多年前，他的父母偷渡至此，后来靠辛勤劳作把7岁的李小余和他哥哥接了过来。李小余在工厂里长大，童年记忆是在平车、打边车、双针机和成堆的衣物里跑来跑去。他的父母前几年被同在欧洲的老乡狠狠骗了一笔，心灰意冷回了国。李小余不愿意重复父母的路，他会意大利语，工作范围也比父母广阔许多——他当过翻译，进过张绍武二儿子创办的北京旅行社，目前在工业区一家羊毛衫厂里担任管理层。
他今年25岁，已经有一个5岁的儿子。在同龄人中，早婚很常见。他的目标是挣够几百万，回国定居。但这个目标看上去遥遥无期——他目前领的只是平民阶层的薪水。况且，他不清楚自己能不能适应国内生活，一者，“我不会讨价还价，回国肯定会被人’杀猪’（指被店主漫天要价）”，二者，他对温州高企的物价水平感到乍舌，“我小舅舅结婚，一桌酒席花了一万六”。
“逃离普拉托”的思潮在弥散。一些拥有广泛人脉、定期往返于中国和意大利的两栖商人开始将产业向国内转移；也有不少人利用在普拉托习得的经验，四处打探海外淘金的第二站：近到周边的罗马、威尼斯、米兰，远到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哪怕已经成家立业、家底百万，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卷起铺盖打地铺到全新的地方从零开始——这是海外温州人的基本素质；也有新一代温商对普拉托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比如普拉托华人服装行业协会第一常务副会长陈富强。
陈富强是这里难得的温州城里人，1980年代起一直在温州、上海一带做服装生意。2000年，他把国内的事业放掉，来到意大利，以设计师身份从零开始。这些年他一度把名下公司拓展到五家，几经起衰，2014年初，他决心只保留一家，自创品牌“福迪卡”——这是一个融合了他、妻子和儿子名字的公司名。他誓要在“中国制造”和“意大利制造”间架起一座桥梁：“把普拉托发展为中国往外走的桥头堡，让中国服装走向世界。”
这样的雄心壮志背后，埋藏着种种不为人知的磨难。
“创业期，心理不够强大的话，很容易崩溃。”在普拉托工业区一间备有卡拉OK的餐厅包间里，这个难得不穿国外名牌而是自产“福迪卡”牌衬衫的温州人夹了一筷子温州麻油鸭，淡淡说道。
现在，胡文峰还宅在他普拉托“搭铺”来的屋子里。语言不通像个哑巴，他还不大习惯普拉托的生活——当然他原本就不应当奢望拥有“生活”。之前他在中餐馆当厨师，刚被炒了鱿鱼。他也不遗憾，反正这份一千欧元出头的工作也没什么吸引力。大多时候，他趴在床上，拿手机一集一集地看《火影忍者》，由着四岁的女儿满地跑。
他有过回家的闪念。但想起还欠了蛇头十几万，赶紧把自己拉回现实：“如果现在回国，丈母娘会杀了我的。”
他打算从下个月起，做一个勤劳的温州人。面朝缝纫机，没日没夜地干下去。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