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和中美冲突的加深，一个疑问逐渐成为中国人都热衷的话题，即：中国能否达到今天美国在世界上地位？
在我看来：在国际环境不发生决定性变化之前，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当今美国式的超级强权。
中国为什么不可能超越美国霸权？
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实力发展到一定地步，中国一定可以成长为堪比于今天美国的世界霸权。
但事实上，这种认知仅仅只是一种错觉。在我看来，即便中国的国力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也不可能拥有今天美国的世界地位。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形态不同于标榜普世价值的美国，中国的国家形态是民族主义／专制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局限性决定了中国无法建立美国式的世界秩序。
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天下（将东亚国家都视为天子之臣），还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秩序（将布尔什维克国家视为工人阶级的联盟），以及美国的自由世界（将西方视为自由和民主共同体），大凡支配世界（或者半个世界）的帝国，都需要一种普适性的意识形态诠释其合理性，从而建立超脱利益之国际互信的基础。
普适性意识形态对于世界秩序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在20世纪40年代初，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思想和美国人的自由主义能够让相当多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苏美领导，但民族主义国家的日本帝国哪怕倾全国之力也不可能让中国人接受其"王道乐土"的价值观，扩张仅仅带来的反噬。这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不可能向苏联和美国一样对外输出超出利益的意识形态。你不可能要求非洲国家接受"中国文化"，同时也难以对外国人施以过高的恩待——这会激发本国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属性决定了中国只能建立以利害为基础的国际实力，而不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
就像黎塞留劝慰后继者马萨林，法兰西国王即便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建立哈布斯堡查理五世式的世界霸权，因为"查理五世在欧洲的影响力不仅仅基于实力，更源于普遍认可的天主教虔诚"。所以，即便后来的路易十四拥有抗衡整个欧洲的实力，其建立世界霸权的努力也只是挥霍无数，自取其辱。
当年黎塞留的眼界，我想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一个缺乏普适性意识形态的大国不可能建立世界秩序。
另一方面，中国恶劣的地缘形势，决定了中国的实力即便再强，也不可能称霸世界。
中国的北部是俄罗斯，西南是印度，南部是越南（9000万人口），东部是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则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牵涉甚多。环顾中国周边环境，就会发现，中国地缘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但周边大国、强国星罗密布，而且大都与中国存在相当大的历史宿怨和领土纠纷，存在着严重的互信问题。
中国这种地缘环境，意味着一个不幸的结果，那就是：当中国虚弱的时候，中国将面临周边列强的瓜分，当中国强大并试图扩张势力的时候，中国将面临周边列强的联合遏制。
这是什么外交环境？这就是俾斯麦之德意志帝国的地缘处境。1875年，俾斯麦试图惩罚法国的举措，遭到了周边所有强国：英国、俄国、奥国的联合抵制，俾斯麦事后痛定思痛，意识到德意志帝国必须在海外扩张上有所节制，否则将面临联合遏制的反噬。事实上，近年来，印、澳、美、日、越等国在对华立场上的不断协调，就是此种风险的地缘征兆。
相比之下，美国的地缘环境则安全得多，不但南北皆是弱国，而且可以临太平洋和大西洋，轻而易举地制衡世界。
地缘政治史的筛选非常清楚：自从现代地缘政治出现以来，影响世界的国家，往往不是实力最强的，而是地缘位置最优越的：前有海岛大英帝国，后有美利坚，即便是半截霸业的俄罗斯帝国或前苏联，也得益于只需要面对欧洲强敌而无需顾忌远东。那些地缘环境糟糕的大国，无论实力有多么强大，都不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秩序，譬如路易十四的法国（军事力量比整个欧洲加起来还强），威廉二世的德国（军事力量比英法俄加起来还强大）。
扩张政策的风险：获益与风险不匹配
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和四面强敌的地缘处境，决定了两点。
1、缺乏普适性意识形态，意味着当中国对外扩张势力时，无法再其他国家建立基于普世性意识形态的牢固亲中阶层，譬如明朝在朝鲜的士绅阶层、苏联在东欧的布尔什维克阶层、美国在其他国家的亲西方阶层，只能单纯通过利益收买建立自己的影响力，但是，基于利益的影响力是脆弱的。
这一点，中国近年来的海外雄心，想必深有体会。
2、中国四面强敌的地缘处境，意味着当中国向周边扩张势力时，很容易激起其他大国的猛烈反击和遏制，这是当年美国崛起和英国崛起过程中不可能面临的问题。
以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铁路和港口建设为例，这必然会激发印度人的恐惧和抵抗，其中的战略负担极其沉重。就像威廉二世的3B铁路计划引发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联合反击一样，这是地缘环境糟糕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扩张政策时的必然后果。
这两点意味着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扩张性政策将面临投入与收获巨大的不匹配难题。
民族主义、韬光养晦和等待时机
所以，中国崛起面临的种种外交困难，不是实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国家形态和地缘格局不能克服的难题。
毕竟，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存在着巨大的界限成本，地缘强敌的协调对华则昭示着扩张的风险所在。
在整个国际形势未发生决定性巨变的情况下，刻意崛起的代价是沉重的，收益也将有限。
因此，等待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局发生进一步嬗变，才是改变外交政策的真正良机。
—— 陶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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