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2018
近年有"爱国贼"之说。其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不外清末庚子之祸那几个祸首，如载漪、徐桐、毓贤。
称这几个人为贼，很对，他们确实祸国殃民。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他们，就没有庚子之役。庚子之役中国打不起，庚子之役不该打，不能打，打了后果不堪设想，打了甚至大清江山都不一定保得住，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常识判断，正常心智的人都能做出这判断，只有鬼迷心窍的人才会视而不见。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了，这一个甲子中，中国跟列强已经多次兵戎相见，几乎全是败绩，中国各方面不如人，这已经天下皆知，无须再用惨败来证明了。
称这几个人为贼，很对，他们确实祸国殃民。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他们，就没有庚子之役。庚子之役中国打不起，庚子之役不该打，不能打，打了后果不堪设想，打了甚至大清江山都不一定保得住，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常识判断，正常心智的人都能做出这判断，只有鬼迷心窍的人才会视而不见。毕竟，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了，这一个甲子中，中国跟列强已经多次兵戎相见，几乎全是败绩，中国各方面不如人，这已经天下皆知，无须再用惨败来证明了。
但问题就在于，最高决策层恰恰不具备正常心智，恰恰鬼迷心窍。扰乱正常心智、迷了心窍的鬼，不仅包括传统的排外、仇外情结，更有权力之争的巨大黑洞——戊戍政变后叶赫那拉氏与光绪你死我活，叶赫那拉氏急于废帝，另立载漪之子为储君，但遭列强顽强狙击，一直不能得逞，本已气急败坏，对列强恨上加恨。急于上位当太上皇的载漪，这点上跟叶赫那拉氏同仇敌忾，于是纠集徐桐一伙"主战派"，天天给叶赫那拉氏灌迷魂汤。甚至不惜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义和团这幺蛾子；甚至不惜编造列强要叶赫那拉氏退位的照会，令叶赫那拉氏彻底抓狂，不顾一切地向十一国同时宣战······
贼必有私，因私而贼。用这标准来衡量载漪团伙，谓之贼那是恰如其分。但谓之"爱国"，恐怕就太抬举他们了。不排除他们中个别人或有几分爱国之情，但他们最爱的，终究只是权位、皇位。他们的一切努力，终归只为着权位、皇位。正因为如此，载漪才会吃了豹子胆似的编造那份照会，不仅置叶赫那拉氏个人于险境，而且置整个天朝于险境。有此一举，足见载漪不仅谈不上爱国，甚至连起码的忠君都谈不上。他们实际上并不在意江山社稷的安危，反倒不惜拿整个江山社稷做赌具，来赌他们个人的权位、皇位。
他们确实言必称爱国。但爱国二字之于他们，牌坊而已。称他们"爱国贼"，错，而且大错。
"爱国贼"的归类不能成立，那么他们到底该归于哪类？这点古人其实早想到了，早安排好了，不劳我们费心，我们直接套用古人的成果就是。
譬如，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谈到毓贤时，曾如此感慨："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又如，据说庚子之后，叶赫那拉氏在同臣下谈起这次劫难时余怒未消，恨恨地说："刚毅误国，死有余辜！"
再如，《清史列传》之"毓贤传"，把毓贤列为"误国诸臣"之一。
以上三段引述，一个通用的关键词就是："误国"。还是古人聪明，用"误国"而非用"爱国"定位载漪等主战派，显然更精准，更传神。
这点，是到正名的时候了，不能听任谬种误传。这既有历史上的理由，也有当下的紧迫需要。必须承认，如载漪、刚毅，如徐桐、毓贤，诸如此类的"误国贼"，并没有死绝。不仅没死绝，而且在当下发扬光大、发展壮大。坊间盛传的"三胡乱中华"之"三胡"，其举手投足难道不颇具当年载漪风采？风云一时的人工带鱼，不明显是当年大师兄的翻版？从影视界的"横店体""厉害国"，到自媒体的"吓尿体""跪求体""哭晕体"，"误国贼"遗毒难道不早已弥漫主流舆论？"误国贼"横贯今天的官产学媒，尾大不掉，人莫予毒，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他们倒未必如载漪们有问鼎之志，但退而求其次，把误国产业化，而且做成垄断产业，从这新兴的垄断产业中牟取最大利益，则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只是梦，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美梦成真了，一个个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能够成就这份伟业，固然有很多不可描述的秘辛，有待将来的历史学者去解密。但有一点并不神秘，而早已经众所周知，那就是如当年载漪们，他们都爱国二字不离口，离开爱国二字简直都不会说话了。他们把一切个人的算计，一切的攫取，一切的肮脏，都用爱国这圣洁的旗帜精心地包装起来。爱国二字成了他们强大的装甲，他们躲在这装甲之中横冲直撞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作为成功学的虔诚信徒，他们个人都成功了。但整个国家不得不为他们的成功付出惨重代价，代价之一，即是贸易战所代表的中国国际环境的骤然逆转，改开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成天喊打喊杀，反美反日反西方，四面树敌，向全世界展示敌意，一如当年载漪们仇外排外的梦呓。他们展示的敌意终于让全世界惊醒，终于以敌意回应敌意，他们弄假成真，正把中国变成国际社会中的孤岛。
的确，他们在这点上跟当年载漪们没有任何分别：他们都是典型的政治赌徒，都口口声声爱国，实际上毫不在意江山社稷的安危，反倒不惜拿整个江山社稷做赌具，来赌他们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一样的自私，一样的虚伪，一样的欲壑难填。给他们冠以"爱国"之名，既不合事实，也是对爱国二字的莫大侮辱。这一神话是到彻底破除的时候了。一言以蔽之，爱国，他们不配，他们只配一个词儿，古人早为他们备好的词儿，此即"误国贼"。套用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毓贤的感慨，不妨这么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误国贼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误国贼则自以为有爱国之包装，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更贪钱，大则误国。"
"爱国贼"的归类不能成立，那么他们到底该归于哪类？这点古人其实早想到了，早安排好了，不劳我们费心，我们直接套用古人的成果就是。
譬如，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谈到毓贤时，曾如此感慨："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又如，据说庚子之后，叶赫那拉氏在同臣下谈起这次劫难时余怒未消，恨恨地说："刚毅误国，死有余辜！"
再如，《清史列传》之"毓贤传"，把毓贤列为"误国诸臣"之一。
以上三段引述，一个通用的关键词就是："误国"。还是古人聪明，用"误国"而非用"爱国"定位载漪等主战派，显然更精准，更传神。
这点，是到正名的时候了，不能听任谬种误传。这既有历史上的理由，也有当下的紧迫需要。必须承认，如载漪、刚毅，如徐桐、毓贤，诸如此类的"误国贼"，并没有死绝。不仅没死绝，而且在当下发扬光大、发展壮大。坊间盛传的"三胡乱中华"之"三胡"，其举手投足难道不颇具当年载漪风采？风云一时的人工带鱼，不明显是当年大师兄的翻版？从影视界的"横店体""厉害国"，到自媒体的"吓尿体""跪求体""哭晕体"，"误国贼"遗毒难道不早已弥漫主流舆论？"误国贼"横贯今天的官产学媒，尾大不掉，人莫予毒，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他们倒未必如载漪们有问鼎之志，但退而求其次，把误国产业化，而且做成垄断产业，从这新兴的垄断产业中牟取最大利益，则无疑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只是梦，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美梦成真了，一个个早就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能够成就这份伟业，固然有很多不可描述的秘辛，有待将来的历史学者去解密。但有一点并不神秘，而早已经众所周知，那就是如当年载漪们，他们都爱国二字不离口，离开爱国二字简直都不会说话了。他们把一切个人的算计，一切的攫取，一切的肮脏，都用爱国这圣洁的旗帜精心地包装起来。爱国二字成了他们强大的装甲，他们躲在这装甲之中横冲直撞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作为成功学的虔诚信徒，他们个人都成功了。但整个国家不得不为他们的成功付出惨重代价，代价之一，即是贸易战所代表的中国国际环境的骤然逆转，改开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成天喊打喊杀，反美反日反西方，四面树敌，向全世界展示敌意，一如当年载漪们仇外排外的梦呓。他们展示的敌意终于让全世界惊醒，终于以敌意回应敌意，他们弄假成真，正把中国变成国际社会中的孤岛。
的确，他们在这点上跟当年载漪们没有任何分别：他们都是典型的政治赌徒，都口口声声爱国，实际上毫不在意江山社稷的安危，反倒不惜拿整个江山社稷做赌具，来赌他们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一样的自私，一样的虚伪，一样的欲壑难填。给他们冠以"爱国"之名，既不合事实，也是对爱国二字的莫大侮辱。这一神话是到彻底破除的时候了。一言以蔽之，爱国，他们不配，他们只配一个词儿，古人早为他们备好的词儿，此即"误国贼"。套用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对毓贤的感慨，不妨这么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误国贼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误国贼则自以为有爱国之包装，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更贪钱，大则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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