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原因很多：谈得最多的有欧洲金融动荡、美国复苏萎靡、国内投资增长不振等等。出口和投资分别贡献了中国GDP增长的30%和40%，因此中国经济极易受到外需不振和固定资产开支过度和浪费导致的不良贷款积累的冲击。
但中国对这些因素如此脆弱只不过是深层次制度问题的表征。除非其基础性约束得到修正，否则关于基于消费的增长模式的说法–见于中国政府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就只能是空谈。
毕竟，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IMF）以及中国高级官员本身早就知道投资过度和家庭消费不足导致了结构性脆弱性。近十年来，中国一直迫切地采取改革矫正其经济模式，而这拖累了普通中国百姓的福利，也束缚了全球贸易体系。
在中国的宏观失衡中，最著名的便是对出口提振增长的严重依赖，而这通常被归因于内需萎靡：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缺少消费它所生产的产品的购买力。中国基本上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外需并提升其GDP增长潜力，这正是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做法。
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解决办法相当简单：中国可以通过增加人民收入（通过减税、增加工资和社会支出实现）纠正失衡，从而增加消费，从而降低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事实上，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都给中国开出了这一药方。
但对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还有另一个解释，即这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缺陷有关。具体来说，出口依赖部分反映了在中国做生意的高难度。官员腐败、产权保护不力、令人窒息的监管约束、疲软的付款纪律、薄弱的物流和分配、遍地开花的假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产权侵权：所有这些障碍增加了交易成本，令企业家很难在国内市场上立足。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中国民营企业把东西卖给沃尔玛、塔吉特（Target）、家得宝（HomeDepot）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货款。他们可以避免在国内做生意时会遇到的所有问题，因为出口市场所具备的成熟经济制度和商业行为保护了他们的利益，显著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中国经济的制度缺陷反映于国际调查数据中。世界银行出版有关于”商业活动容易度”的年度报告，报告覆盖了183个国家和地区单元。在2011年6月的调查中，中国排名第91位，次于蒙古、阿尔巴尼亚和白俄罗斯。在中国，开办企业（排名第151）、纳税（派排名第122）、获得建筑许可（排名第179）、获得电力（排名第115）尤其困难。
面临如此困难的环境，中国民营企业家被迫进行”制度套利”–利用高校的西方经济制度扩张业务（大部分出口导向企业为民营企业家和外国公司所有）。
不幸的是，由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货物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2004年为10.4%），同时西方经济停滞又束缚着外部需求，出口导向战略难再奏效。但把业务导向转向中国国内市场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让消费者的腰包鼓起来。
为了享受到与出口业务相同的低交易成本，中国企业家需要更好的商业环境：高效的法律制度、有效的监管框架、通过消灭产权侵权保护品牌的政府、可靠的物流和分销网络以及清廉的官僚体系。
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建立起这样的环境。从根本上说，中国政府需要从掠夺者转型为哺育者，将民营企业家视为财富创造者而不是榨取对象。几乎在所有其他国家，这样的转型都伴随着建立法治精神或由独裁转向民主。
没有法治精神和政治问责，就不可能维持增长，这让中国执政党陷入了存在性难题。过去20年的投资繁荣和全球化红利令中共鱼与熊掌兼得——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保持着执政权，但并没有建立起维持繁荣所必须的制度。如今，繁荣已不可再持续了。（这又是好消息啊，紧接着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众大规模抗议示威-政府予以大规模镇压（像六四那样）-但是如果军队保持中立，像埃及的茉莉花革命那样）-共匪政府必然垮台。）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泡沫——学术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泡沫——已经破灭了。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暴露了其结构性脆弱性和政策缺陷，如日中天的”中国例外”论——中国可以在不追求法治精神和其他作为市场经济先决条件的关键制度的情况下,经济继续增长——正在露出幻象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