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只有劳动过程才真正创造剩余价值，而其它非劳动性的投资都参与瓜分剩余价值，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阶级分化，导致了劳动力（无产者）和其它生产要素的相互分离呢？有中国地产商打出促销广告，说“劳动者不赚钱，赚钱者不劳动”。虽然形象地揭示了部分社会真实，但说法本身经不起推敲。此处让我想到餐 馆老板和大厨的故事。
老张和老王都是借钱偷渡来美的福建农民，十年前身无分文，每人还欠五万美元偷渡费。苦吃苦做三年，把偷渡费还清之后，开始积累原始资本，各自买下一 家外卖餐馆，当起了小老板。老张勤快，聪明好学，不断改善经营，生意开始做大。老王虽然也炒一手好菜，但懒懒散散，生意惨淡，觉得不如当大厨省心，收入也 稳定。于是，他卖掉餐馆，到老张的餐馆去当大厨。就这样，两个朋友成了不同的阶级。类似的故事，在其它行业，在亲兄弟之间，也司空见惯。这种阶级分化，涉 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内因，也可以叫自然分化过程。即能力、素质、特性等等的不同，最终导致了阶级分化。即便同胞兄弟，一母所生，教育背景和继承遗产完全相同，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会有不同际遇，最终走向不同的阶级地位。
第二个层面是涉及“社会社会的开放度”。这是个社会学用语，是说人在社会等级之间的上下流动的自由程度。在高开放度的阶级社会，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 （例如美国），个人的成就主要和能力有关，因此，在社会等级之间的上下移动障碍相对比较小。相反，在等级壁垒比较森严的社会，特权、门第、关系等特殊因素 更为重要，非主观努力所能改变。这样的分化，也可以叫强制性的分化过程。例如在奴隶制和农奴制之下，阶级地位是先天的。即使在当代社会，也还有许多难以逾 越的制度障碍。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中国的户口制度等等。例如在北京、上海等地，某些令人羡慕的职务空缺，往往受户口条件限制，于是就把许多本来合格的外 地人选排除在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位北京的中层官员告诉我，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名为“照主”（营业执照的主人）。市政府规定，只有北京城区 户口居民，才能申办个体户工商营业执照。外地人要想在北京市内开店经营，就必须从北京居民租用营业执照，把收入的三四成，向“照主”进贡。一个北京家庭如 果能租赁出去两三个执照，比开家小店收入还高。靠的什么？户口特权。其它诸如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在生存竞争上所具有的优势不言而喻。如果依靠特权而 非能力，在市场交换中谋取额外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因为违反了等价交换原则，就应该属于剥削。这样的阶级分化、固化与强化，对社会的正常发展有害无益。它 不但威胁社会和谐，导致冲突与反抗，而且，严重阻碍创新能力的发展提高。
尽管如今的人类社会基本都是阶级社会，不过，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会逐步促进社会的开放度，减少不合理的特权和垄断，减弱强制性的阶级分化、固化和强 化。我将这个过程视为阶级的融合过程。它包括两种含义：其一是说，不同阶级间的相互转化（穷变富，富变穷，大厨变老板，老板变大厨等等）过程日见平常，人 为障碍越来越小，而且心态上也没有剧烈冲突。比方黄奔先生，生意鼎盛的时候，曾经在大华府地区拥有十多家餐馆，给上百员工发薪水。后来因缘际会，生意下 滑，只好卖掉所有餐馆，又重新回到打工仔的地位。其二是说，人们对于身份高低，财富多少，也没有什么态度上的明显区别。黄奔早年从打工仔变成大老板的时 候，没有趾高气扬过。再回到打工仔的地位，仍然其乐融融，别人对他的尊敬程度，有增无减。另有一个最新故事，也许更能说明阶级融合问题。
上个周日（11月2号），有朋友请我去一家咖啡店聊天。老板娘是他在北京的同事，来美之后嫁了个白人老公，是海关工作人员，能说一口流利中文。那天 他老公正在店里帮忙，身穿围裙，满头白发，给我们端茶倒水，笑容可掬。过一会说声再见，就去机场上班。老板娘说，他老公现已升为旧金山海关关长，指挥上千 员工，权力很大。可是下班之后，仍然跟过去一样，来店里跑堂，跟普通打工仔没什么两样。类似情况，在美国并不少见。这种阶级融合过程，其实也是社会和谐标 志之一。中国如何？是否有点匪夷所思？
至于阶级的自然分化过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但现在无法停止，未来也不可能停止。非但不应该限制，恐怕还要进一步保护和激励。因为法制化的市场经 济，本来就要保护和鼓励竞争，奖勤罚懒，不断扩大开放度。否则，哪里还有科技发展、财富增加和文明进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觉悟空前提高，劳动不 再是谋生手段”，而是娱乐和享受，随着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于是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他完全没有考虑到攀比和竞争乃是人类争强斗胜 的天性，如果没有竞争激励机制，人类的创造性必然萎缩，社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充满谬论，但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只有竞争才能降低 成本，提高质量，促进发展；而垄断必然造成腐朽和停滞。共产党曾经用暴力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吃大锅饭。结果如何？尽人皆知。那么未来是否有可能在没 有竞争的条件下，真能实现“觉悟空前提高，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呢？这个问题将有另文详述。
本篇说了等价交换与剥削问题，下一篇将要探讨“劳动力本身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继续质疑马克思自相矛盾的地方，敬请关注。
上篇谈了等价交换和剥削，现在转谈工资的秘密，也就是劳动力自身价值如何确定问题。按照《资本论》的定义，工资就是劳动力自身价值的市场价格（价格 随供求规律的变化，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如果不考虑供求波动因素，我们可以假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也就是生产（形成、 制造）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说白了，也就是保证工人能出卖劳动力的必要生活保障。包括他和家人的衣食住行、学习、娱乐、医疗等等开支，还要 包括生儿育女的各种费用，否则无法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持续供给）。
表面看来，工人的生活费用是个相对固定的从常量，只要把维持家庭日常开支的各种账单加到一起，就不难算出每月或每年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果工资 水平相等于这个固定的开支数量，就可以说，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薪水，和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之间，是等价交换，谁也没有吃亏。当然，劳动力唯一独特的 使用价值，是它能生产出剩余价值，也就是大于自身价值的新价值。而这个新价值，完全被形形色色的资本家按比例瓜分，无偿占有，也就是上文说过的等量资本等 量利润。《资本论》是这么说的，共产党官方的政治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是这么灌输的。我上文说过，如果按比例瓜分合理的一份，也不能算剥削，否则谁愿意投 资？生产如何可能？这里不赘。
工资收入：是贫困化，还是水涨船高？
至于工人阶级，似乎仅有工资收入，没有薪水之外的其它收入，也就是不能从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分到任何好处，仅能用工资收入补偿体力和脑力的支出， 所以，只能处于贫困化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还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两个方面。绝对贫困化是因为产业大军（也叫后备军）的 存在，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往往人为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迫使工人透支体力和脑力，导致工人健康下降，寿命缩短，儿童失 学，犯罪增加，社会动荡，如此等等。
相对贫困化，则是说，即使资本家给的工资，能够补偿工人劳动力的支出，也能保证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劳动力的持续不断供应。但是，由于剩余价值被资本 家瓜分，工人一点也沾不上光，所以，相对于有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和生活水平上升，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也不可避免。两种贫困化的结果，最终迫使工人阶级起来 革命，用暴力剥夺“剥夺者”，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对这个贫困化理论半信半疑，因为它和生活现实中听到看到的 并不一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反驳马克思的理论破绽所在。
现在尝试从两方面提出质疑：一是贫困化理论不符合尽人皆知的社会现实；二是贫困化理论也跟马克思自己对工资构成的说法自相矛盾。先看生活现实方面。 假如我们的眼光停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描述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类似于中国重回市场经济之后的原始积累阶段，比如富士康的工人自杀），或许觉得他 们有一定道理。可是，如果纵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其实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既没有绝对下降，也没有相对下降，而是随着 经济发展总量的提升而水涨船高，借用中国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话来说，就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
先看绝对贫困化方面，其荒谬性十分明显。如果工资被普遍而且长期地压低到生存线以下，首先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工人自然会拒绝受骗上当，因为他是自 由人，不是奴隶，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是多少，也不可能不知道老板给的工资能否维持一家人的正常生活。即使奴隶主对待奴隶，如果想让他持续 不断地为自己卖力干活，也得让他从体力上和脑力上保持健康状况，除非奴隶主成心想把奴隶虐待致死。更别说在自由交换的商品市场上，固然老板有挑选工人的自 由，工人也有挑选老板的权利。另外，只要看看自由市场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在逐渐改善，还是在持续恶化，也不难看出贫困化理论的荒谬。即使在贫富分化全球 闻名的中国，自发的劳工抗争无日无之，大多数劳工阶级的衣食住行，也比半饥半饱的毛泽东年代有显著改善，尽管人均收入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还有上亿，农民 工的实际地位还是奴工水平，远远没有达到自由人的地位。
在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的西方社会，起码在衣、食、和行这三个方面，有产者和无产者基本没有太大差别，无非是富人多穿名牌，穷人多穿非名牌；富人多吃 有机水果蔬菜，穷人多吃肉蛋奶；富人多开名牌新车，穷人多开非名牌或者二手车，等等。唯一差别比较明显的是住房，富人多住高尚社区的豪宅，穷人多住市中心 区的公寓楼房等等。其实大多数中产阶级（包括众多劳工阶层）也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在中国统称别墅房）。据说，全体美国居民，多一半拥有自己的住房，只 有少一半是租户。而自有住房当中，又有多一半是独立住宅，只有少数属于楼房单元（康斗），所以说，即使包括住房在内，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也是说不通的。
反观中国，近二十年来房地产疯涨，但大多数劳工阶层和白领阶层，都买不起住房。有的开发商和冒牌学者，居然说什么“城市楼房本来就不是给穷人盖 的”。正是这种荒唐逻辑和错误的土地政策，制造了数量众多的空置楼房（鬼城）。假如盖楼的目的不是给大多数人住，不知道他们生产的出发点何在？这还是在号 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出发点，按官方政治经济学的说法，不是为市场，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这样的官方理论，至今还继续堂而皇之地写在高考大纲中。
再看相对贫困化方面。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分化程度的指标，通常用吉尼系数表示，有一套十分复杂的计算公式。简单说来，如果系数是0，表明这个社会处于 绝对平均状态，也就是没有贫富分化。而如果是1，则表示贫富分化无限大。就是极少数人拥有几乎全部财富，而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在比较和谐的正常社 会，吉尼系数通常保持在0.3到0.4左右。如果超过0.5，社会就会不稳。超过0.6则进入社会动荡期。因为这是战后才流行起来的社会统计指标，因此无 法找到过去的历史资料。
为什么工人也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
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美国1947年的数据是0.413；1967年0.397；1968年0.386；20年间略有下降。但从1980年开始，略 有上升，为0.403；1990年0.428；从2000年到2010年间，基本上保持在0.46左右。为什么战后前30基本稳定，略有下降？而后30年 略有上升？我认为基本原因是前三十年就业率比较高；后三十年全球化带动制造业外移，造成美国就业率居高不下。看来，就业率的高低，是决定吉尼系数升降的一 个主要因素。由此也可以看出，工人给资本家干活（或者叫“受剥削”），并不会贫困化，反而倒是失业（没活干，“不受剥削”），才会贫困化。可见，当年刘少 奇说的“剥削有功论”，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在毛时代，曾经一度流行平均主义，当然不是绝对平均，因为高干特权从来未曾消失。但就大多数普通干部和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确实 很小。但是正如经济学家于光远所言，那个时代是“平均化了贫困”，或者是在低消费水平上的平均主义。中国官方估计，80年以前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7左 右，主要是城乡居民的差距比较明显，并且逐年扩大；而城市居民内部和乡村居民内部，差距的确很小。这从8级工资制，粮油定量和购物卷的发放等也能看出来。 可是从80年代起，尤其从90年代后期开始，贫富分化程度明显提高。90年代末超过0.40，2011年达到0.474.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62个国家 和地区的基尼系数，超过0.47的国家只有34个，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另据经济学家王小鲁等人估计，官方统计对于特高收入阶层的数字有低估之 嫌，而对特困居民的实际收入有高估之嫌，更不用说几乎无官不贪、动辄上亿的残酷现实，而贪污的数量不可能进入统计范围。因此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并不真实， 真实数据可能早已超过了0.5水平，甚至接近0.6.
无论如何，从美国战后吉尼系数的发展变化趋势，并不能得出马克思所说的相对贫困化结论。于是，我们不得不深追一步：为什么在法治化的市场条件下，工人的收入水平，不仅应该，实际也可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呢？秘密就在于，工人阶级其实也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
我们知道，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社会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水平并非仅仅相等于补偿劳动力支出的那个固定数额，而是往往高出那个数额。高出部分 来自什么地方？当然来自（也只能来自）工人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工人虽然不能像资本家那样，用投资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个别工人有钱买股，或 者像微软那样，用股票奖励员工，这些情况暂时存而不论），但是，他们有投资以外的其它手段来参与分配，因为他们拥有两个十分有利的杠杆：一个杠杆是工会组 织；另一个杠杆是社会舆论。这两个因素虽然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产物，但却是民主法制社会政治博弈的产物。如果深究，也并非和马克思所说的市场等价交换毫无 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自由人，自由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价值不被人为压低，必然要依靠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力量。而结社自由就必然导致工 会和左翼政党的产生；言论自由则不但保证信息畅通，每个公民有知情权，而且能通过自由媒体形成公众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最终左右选票的走向。
因此我们看到，自产业革命至今，几乎所有对劳工阶层有利的法律和政策，无一不是欧美国家工人集体抗争（也叫集体讨价还价）的结果，从8小时工作制到 5日工作周，从同工同酬到带薪水的假期，从法定最低工资制到根据物价上涨而自动调薪等等，更不用说司空见惯的罢工潮，常常迫使资方大规模上调薪水幅度、改 善福利待遇了。对比而言，中国在这方面显得有点奇怪。在毛泽东年代，除了农民没有8小时工资制之外，大多数工矿企业，都还能遵守比较严格的八小时工资制， 虽然偶然也有人为破坏的时候，比如搞政治运动式的突击生产，“大战XX小时，向党献礼”等等，不过在常态管理之下，8小时工作制和某些劳保福利（产假、公 费医疗，低水平的职工住房等）还基本能够兑现，据说这跟学习苏联有一定关系。但从邓小平走资开始，基本福利大幅缩水，仅仅在政府和少数国营企事业单位，还 有些福利，个别官办机构的福利还有显著提升。但在个体、私营、合资、外资等大多数企业中，政府对工人的生存状况睁眼闭眼，基本不闻不问。一旦劳资纠纷发 生，政府往往站在资方立场，动辄武力镇压。种种压制劳工的恶劣行径，恐怕连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政府都要自叹不如。
马克思说的“道德标准”是指什么？
还以美国为例，三十多年前联邦规定的法定基本工资，也不过每小时四五美元而已，如今奥巴马政府酝酿上调到十美元，而个别州和市，居然要超越联邦，上 调到每小时13到15美元。背后的推动原因，正是工会、社会舆论、和选票压力。当然，除了企业内部的薪水福利，还有企业外部的各项社会措施，许多也是通过 集体抗争和社会舆论推动而实现的。这在儿童福利、教育、医疗、残障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尤其明显。当然，这些福利和开支，涉及到税收、财政等二次分配， 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再分配过程。但毕竟也是多数民众长期斗争的成果。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果真不受选票约束，而仅仅由资本家集团推举出来当资本家的傀儡，他们 凭什么要通过和执行这些明明和资本家利益相对立，也往往受到大财团抵制的社会福利措施？
除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集会、结社、游行、罢工等），也不能忽略社会舆论的重要性。舆论能影响公众立场，立场决定选票去向。所有维护劳工权益的立 法条文和行政命令，都是通过议会辩论和投票表决后才能最终形成。而执法机构和人员能否尊重法律，公正执法，不受个别政党和利益团体的游说收买，除了司法独 立的制度设计，从业人员的人格操守之外，也相当程度上看他们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大小。这里就要说到马克思所说的“道德因素”了。在分析劳动力自身价值量如何 确定的时候，马克思说到过两个标准：一个叫“生理标准”，另一个叫“道德标准”。
所谓“生理标准”，是指满足工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就是吃喝拉撒睡等等，这个标准相对来说容易量化，也容易满足。只要看看每月基本开支的账单收据， 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基本开支就是劳动力的自身价值。如果说劳动力和薪水是等价交换，那么，工人每个月的薪水花光吃净，刚好补偿了他的劳动力支出，从而形 成新的劳动力继续出卖。
而所谓“道德标准”，比较抽象，很难量化，但不难理解。就是道德上能过得去，表面上“看得过去”，舆论上“说的过去”，差别不至于大到天上地下，或 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程度。它跟宗教信仰、历史传统、社会舆论等许多因素有关，只能大体上猜测和估计。这里不妨举例说明：你富人开私家车，我穷 人凭什么就只能走路、骑车或挤公交车？你能开好车新车，我是否也可以开普通车或者二手车？你住豪宅大屋，有绿草坪、网球场、游泳池等，我是否也可以住公寓 楼房，有空调、暖气、洗澡间等等？你随时可以游山玩水，我是否也应该有几天带薪水的假期？如此等等。因为说到底，所谓工人的需求，并非仅仅是饿不死、病不 倒等基本生存，也包括道德和心理上的更高要求，因为他和他的家人迟早要跟别人攀比，看差距有多大，是否合理。而攀比、思考和觉悟，乃是人类的特性之一，虽 然机器和牲畜也可以给人干活，但它们都是工具，只有人类才具备思考和攀比的能力，对合理和不合理有个价值判断。这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 “道德标准”。
人类进化之初，兽性大于人性，恶大于善，弱肉强食合乎自然规律。别说抓到俘虏可以任意强迫劳动，甚至在饥荒时期还可以杀了吃肉。即使在不太遥远的奴 隶制和农奴制社会，下等人和上等人之间的鸿沟也难以逾越，很少有追求平等和攀比消费水平的意识。资本主义是一大社会进步，与前资本主义相比，最根本的区别 还不是科技进步，而是人的解放与社会结构更趋合理，更合乎人性，其中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法制等价值观念的普及。正是这些进步，促使劳动者 不再认可穷富分化无穷扩大。所以形成了相应的道德标准和公众舆论，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有道德标准的制约，加上工会等社团组织的集体抗争，才 能维护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正当权益。这也正是为什么法治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能够出现水涨船高的趋势。按说马克思既 然看到了这个“道德标准”，也应该看到“水涨船高”的大体趋势，也就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趋势。可是他的结论居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资本主义“基本 矛盾不可解决”，只有“消灭私有制”一条路，这岂不自相矛盾？
其实，马克思的错误还不仅仅表现在“道德标准”这一个问题上，还有另一个错误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个定义问 题，也就是商品供求能否平衡，剩余价值能否实现的问题。如果说“道德标准”是个软指标，带有主观判断因素，难以强制遵守的话，那么，市场均衡（供需平衡） 和价值实现，则是个硬指标，要想赚钱就必须遵守。由于篇幅限制，此处不能展开，留待下一篇拙文（之三）再深入讨论。
本系列上篇主谈“等价交换和剥削”，中篇主谈影响工资水平的“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现在是最后一篇，着重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其核心部分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有效生产”。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
我们知道，在分析商品（包括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价值量是如何确定的，这就涉及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资本论》对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如下：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 。不过，这里面还有两种不同含义：第一种含义是说，大多数商品由中等条件生产，只有小部分由较好和较坏的条件生产。由于好的和坏的两种个别劳动时间可以互 相抵消，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等条件的生产所决定。换成通俗语言也许更好理解：效率中等者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赚取平均利润；而效率特高 的，能赚额外利润；效率特低的，则要承担亏损。
第二种含义是说，个别劳动时间是否成为必要劳动时间，还要看它是否符合“为满足社会现有需要而应该投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否符合社会按需求比 例分配给某一商品的劳动量。如果符合（即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就属于社会必要劳动。如果供大于需，剩余的部分就是无效劳动，或无价值劳动，要么降价促销， 要么挤压仓库。相反，如果供小于需，因为短缺价值就会膨胀，价格必然上涨，从而获取额外利润。这跟马歇尔所说的均衡价值论有所交集，或者大同小异。成通俗 语言：总供给和总需求正好相等的时候，才符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从而赚取平均利润。假如供给小于需求，则价格高于平均水平，赚取额外利润；相反，如 果供给大于需求，则价格低于平均水平，赚不到平均利润，甚至有可能亏损。
当然，上文说的“按需求比例分配”，绝对不是指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计委拍脑门决定的那种分配（也叫计划指令），而是指在市场条件下，买卖双方自 发实现的供求均衡状态。至于说，究竟是国家计划的有形之手能有效调节供求关系呢？还是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更能调节供求关系？在中央计划经济出现之前，恐怕 许多人都相信国家的有形之手能做得更好。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吃够了短缺经济和票证供应的苦头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不辩自明，无需赘述。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均衡与不均衡；二是需求弹性。先看均衡问题。其实所谓均衡，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现实生活中哪有什么绝对均衡？即使 你想象它有，那也是转瞬即逝，不可持久的。也可以说，均衡是抽象的，相对的，暂时的；不均衡则是现实的，绝对的，永久性的常态。当然，为了学术研究的方 便，抽象是必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又是极不确定，无法把握，难以追求的。过去企业对市场的预测能不强，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出现产品积压，甚至被迫把过 剩的产品人为销毁。我刚来美国（1983年）的那个暑假，曾在一家蔬菜农场打过工。有几次老板让我们把刚刚采摘的新鲜黄瓜和番茄装上卡车，送去垃圾场倾倒 掩埋。原因是超市压价太狠，给的钱还不够包装、运费和人工费，当然倒掉更为合算。不过总体来看，现在大企业的生产过剩情况已经很少，即使有少量的过剩出 现，通过降价促销也往往可以处理掉，不再听说什么倾倒牛奶、烧毁服装、毁灭家禽之类的奇闻。
再说需求问题。其实需求是个更为复杂和难以捉摸的东西，大体上可以分为基本固定的生理需求和无限扩张的心理需求两大类。前者容易满足也相对稳定，后 者则欲壑难填，永无满足止境。基本生理需求的弹性比较小（也叫刚性需求），比方北方人爱吃的面粉，南方人爱吃的大米，一个人需求多少，大体上可以确定，相 对稳定。这里不妨引入恩格尔系数这个概念：按照恩格尔的说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或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比例则会下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 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在40%-49%为小康，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当人们的温饱解决之后，会把越来越多的钱花在其它方面，也就是 需求弹性较大的东西上，例如豪车、豪宅、名牌、旅游等方面，更大程度上是满足心理需求，属于心理追求的结果。。
心理需求来自攀比，跟摩登、时尚、体面、气派等心理因素紧密相关，不但神秘易变，而且永难满足，永无止境。有些东西，例如名牌豪车，我看跟普通车的 用途相差不大，但价格可以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豪宅也类似，古语说“广厦千间，身眠七尺”，一个人睡觉，有七尺长的地方足以，何必要数百米厅堂，浪费空间 材料和人力？那满足的其实是气派感和虚荣心。再说，有些所谓需求，也是广告吹嘘甚至误导的结果。据说美国家庭主妇很容易相信广告促销，经常爱买一些经常不 用，甚至根本就没用的东西。如果儿童玩具和家常日用品都如此，那么美容用品、珠宝首饰、流行时装、名贵家具、古董收藏等等，岂非更是如此？可是，没有这种 心理追求，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也会缺乏足够的动力。我们一方面明知人的欲壑难填正在导向资源枯竭和生态灾难，但另一方面，心理追求和利润追求（发财欲 望）又难以收敛，这就是人性弱点中的自我矛盾。
汽车大王的高瞻远瞩
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很微妙。一般说来，需求是主动的，供给是被动的。需求带动生产，生产满足供给。所谓寻找商机，往往就是看准人们需求什么，而现有 市场的供应还无法满足，于是为迎合和满足需求而生产。但是，供给对需求也有反作用。有时候供给先于需求出现，再通过广告推销（包括现场展销和免费试用等） 来培育和扩大市场需求。电视、电脑、手机这些新科技产品，大都是走这个套路。
另外，需求刚性也非一成不变。比方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也不会感到有什么迫切需求。可是等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车代步，汽车文 化趋于普及的时候，汽车的需求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到今天的美国社会，汽车已经成了生活必须品。在多数地方，没有它就不能上班，甚至日常生活都困难。手机和 电脑，也有这种发展趋势。当然，这里有要涉及到前文说过的“道德标准”问题，在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制约下，有些原本需求刚性较大的东西，也可以变得刚性很 小，甚至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比方热水、暖气、洗澡设备等，原来仅是富人的生活奢侈品，可是如今，起码在欧美各国，已经成为所有居民的生活必须品， 没有这些设备的房子就不许出租、出卖，否则要吃官司。
现在回到本篇的主题，就是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表面看是为利润而生产，由金钱推动一切，但运行的结果，却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里说 的需求，当然是可以实现的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凭空设想的不靠谱需求。为了追求利润，就要千方百计发明创造，通过竞争，提高效率，改进产品和服务的质 量，降低成本和售价，保证赚取平均利润，最好还能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取得竞争优势，赚取超额利润。而不是通过欺行霸市，封锁垄断，盗版造假，坑害消费者 等非法手段来谋求超额利润。假如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数众多的消费者，仅仅为了少数富人，那就是无效生产，比如造成产能过剩和产品积压。因为价值不被社会 承认，必然导致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在再回到刚才说过的汽车例子。许多人都知道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但对他的经营理念未必熟悉。福特汽车公司是1903年由亨利·福特一世与几个人合伙 创办的，至今已有110多年历史。当时两家别的汽车公司都以富人为服务对象，专门生产豪华高级轿车，当然售价昂贵，销量很低。而年轻的福特则高瞻远瞩，口 出狂言，发誓“要让每个工人都开上我生产的汽车！”为此目的，他不再以高生产成本来定售价，而是根据工人的购买能力设计他们买得起的汽车，从而发明了价廉 物美的T字形大众化汽车，售价450美元，按$1 (1913年) = $23.63 (2014年)换算，约等于今天的一万一千美元。公司还向工人提供优惠贷款，可以分期支付。于是，大部分工人家庭都可以负担，汽车需求量大增，供不应求。 公司又设计生产流水线，使装配一辆汽车的时间，由原先的12个半小时缩短到9分钟，效率提高80多倍。于是，福特汽车一下子跃居美国汽车业第一位，成为世 界最大汽车公司。亨利·福特从此被称为“汽车大王”（http://club.1688.com/article/5917992.html）。
其实，汽车大王的成功之路，也就是一念之差：把汽车这个曾经高不可攀，仅由少数富人享受的专利奢侈品，变成广大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须品。如今，这个梦 想不仅早在欧美等国实现，似乎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正慢慢实现。汽车工业发展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交通工具一个方面，而且带动了钢铁、石油、机械、运 输、物流、公路建设，以及相关服务业和保险业的相应发展，甚至推动了城乡格局变化，拉近城乡差距，促进市中心地位下降，郊区卫星城和城市带出现。据说美国 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就业，多少都跟汽车工业有关。既然汽车可以瞄准普通劳工阶层，为什么比汽车消费弹性更小的城市居民楼，就不可以为普通劳工阶级而建造呢？
其实，在公共交通比较方便的中国城市，尤其大城市，有没有汽车问题并不大。据说汽车在中国城市的实用价值并不高，与其说为了方便，还不如说是为了体 面。如果道路、车位、清洁燃油等其它条件不能相应改善，汽车多了反而弊大于利（例如塞车、雾霾和车祸等）。但住房可是另一码子事，没有像样的住房（又涉及 道德标准！），别说单身青年结婚有困难，就是拉家带口的双职工，如何享受天伦之乐，恢复体力脑力，抚养教育子女，从而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呢？我经常纳 闷：中国掌管土地审批的部门，以及腰缠万贯的开发商和地产商们，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汽车大王，为低收入阶层打造他们可以负担的经济适用房呢？难道薄利多 销，让居者有其屋，不比建造那么多鬼城更有吸引力？按照“社会必要劳动”第二种含义的说法，中国鬼城那些数量庞大的空置楼宇，不能出售，不能住人消费，它 们内含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就是为不被社会承认的废品，非但剩余价值变成泡沫，还造成原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中国官媒对于经济适用房吵了多年，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些地方政府为应付上级，多向财政要钱，也装模作样盖了点“经济适用房”，可是猫腻很 多。质量好的都走后门分配给了有钱有势者，最后落实到低收入者名下的，往往是些偷工减料的豆腐渣。这里不妨顺便介绍一下美国如何解决经济适用房问题。美国 住房的自有率为67.8%，租住率为32.2%，说明多数美国劳工阶层（包括白领和大多数蓝领）都拥有自己的住房。但无可否认，毕竟有少数低收入者，属于 中国所说的住房困难户，既买不起市价房屋，也租不起市价公寓。困难户的标准按照人口多少和收入高低来确定，大致标准是：如果一家人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一，不 足以养房或者租房，这家人就属于住房困难户，就有资格获得各级政府或多或少的房屋补贴。补贴政策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有些属于政府贴息的房屋贷款，鼓励穷 人买房，有的则是政府补贴房租。这里单说政府对于地产商的约束政策，许多地产商都想从政府手上低价拿地，或者享受税收减免优惠。于是政府定下条文，规定凡 是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房地产项目，无论出卖还是出租，都必须保留若干比例的房屋或者单元，用于参加政府对穷人住房的援助项目，有些优惠到半价，有些甚至更 低，可以低到相当于穷人收入的三分之一。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们家就住在旧金山湾区一栋豪华出租公寓内的一个两居室，楼内服务设施接近五星级酒店水平，大多数租户要支付两千多美元的月租，但 他们夫妇仅支付500，刚好是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房屋质量和服务水平完全一样。这个小区共有两栋楼房，三百多单元，其中十分之一参加了政府的廉租项 目，因为这里原来是两座政府废弃的老旧建筑，用优惠价格卖给了这家开发商。读者也许会问：那岂不是要让富人和穷人混住在一起吗？是的，我也就此问题请教过 政府住房机构，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各个阶层的人民住在一起，不分种族、肤色、和穷富”。当然，目前美国政府在廉租服务上还有很多缺点，财政 困难，狼多肉少，符合条件的困难户要排队轮候，往往要排几个月到几年时间。但毕竟他们有这项政策，而且也在认真执行。真正困难的住房户们，总算有一线等待 希望。请注意：这里说的可是资本主义的房屋市场和资产阶级“虚伪民主”下选举出来的政府，不知道他们的经验，对于“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政府和中国 房地产商们，是否也有某种参考价值？
两个城市，两种命运
现在回归主题，继续探讨不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如果引导出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为了对比说明，不妨引用我经常跟学生们探讨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两个面积大小相等的穷乡僻壤，同时发现了有开发价值的矿产（什么矿都一样），于是资金、劳力、技术和设备大举涌入，很快形成了规模可观的两个城市A和 B。A市采用普世价值的治理模式，制度开放。经济上鼓励各行各业自由竞争，不许垄断。当然核心产业是采矿（第一产业），但对矿产的精细加工（第二产业）和 其它服务业也应运而生。竞争的结果形成平均资本平均利润，没有任何人一家独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超额利润。另外，由于政治开放，言论自由，政府 民选，司法独立，所以居民有什么怨言都可以诉诸媒体，有什么纠纷就入禀法院。媒体的追踪和司法的清廉，逼迫官员们洁身自好。假如某个政党和个人政绩不良， 形成民怨，下一轮选举就要下台走人，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对手（在野的反对党）。尽管每隔几年，都会有一轮宣战，让选民利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他们对政策和官员的 支持或者反对。游行集会和激烈的辩论都会有，但是没有冤民上访和自焚抗议等激烈的抗争手段。
若干年后，A城的矿业资源枯竭，矿工和管理人员们只好另谋出路。年老的退休，年轻的重新学习和转换岗位。由于二三产比较发达，教育和培训及时到位， 绝大多数人都能找到比较满意的出路，只有少数对现代科技接受比较慢的人，需要领取社会救济，继续缓慢的学习过程。工人的子女就比较幸运，因为他们从小受到 良好教育，所以就业出路比较好，成为新兴产业（电子、网络、信息、新能源等产业）的劳动力和技术骨干，薪水福利都比他们的父辈好很多。已经废弃的矿区，改 建成博物馆、公园和新兴的居民区，配套服务措施也比较现代化，因此地产价格稳步上升，许多退休矿工和他们的后代，都迁入了新建的居民楼。整个城市没有走下 坡，而是继续稳步朝可持续道路发展。
而B城则坚持某某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采用二元体制的管理办法。首先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公务员制度，修建若干政府大楼，维持五套班子和各种执法 人员的巨大开支。矿上的管理阶层和主要技术骨干，都是从外地调入的有编制人员，基本上也是吃国家饭职工，而生产工人，特别是高危险高伤亡的矿工，都从农民 工当中招聘。因为矿产品属于国家统配（统一调配），价格由政府制定，所以虽然定价平平，但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很差，基本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压低到劳动力 价值以下”。所以这个矿的利润率奇高。这些农民工都没有自己的住房，平常挤住在集体宿舍里，娶老婆也只能在农村安家。后来政策放宽，允许矿工的家属来城里 “暂住”，于是，有些城市居民就把自己的仓库和凉房扩建一下，也有些周边农民在自己院子里盖两间小屋，租给矿工当家属房。因为这里的二三产业并不发达，因 此，矿工们的家属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他们有了小孩，需要入托和上学怎么办？政府说，不能上城镇户口，只能回原籍农村去。有些矿工胆子大，也有些知识分子 看不过去，于是凑点资金，租几间房子给子女们办个农民工子弟学校，但常常遭到地方政府的阻挠和打压，动不动就给子弟学校贴上封条，说是 “非法办学”。这样的结果，导致农民工的下一代仍然跟父辈一样，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只能从事简单劳动。歧视农民工的目的，是不让他们和他们的老婆孩子融入 城市，要强迫他们永远把根留在农村，等哪天他们本人没有剩余价值可以榨取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回农村养老，理由是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块“社保田”。这样一来， 政府就不用负担他们将来的养老开支。
若干年后，B城的矿产资源也逐渐枯竭。官二代和富二代们，看到这里形势不妙，前途渺茫，于是转移阵地，孩子们能出国的出国，能升迁的升迁，把资金调 往更有吸引力的地区，或者生活条件更优越的大都市。政府看到税源减少，转而依赖土地财政，鼓励地产商在废弃的矿区盖楼。因为土地售价相对便宜，房价上升很 快，由三千一平米涨到两万多一平米。于是热钱大量涌入，上百栋高层居民楼拔地而起。买家是谁？穷人买不起，富人买了再转手倒卖，都是为升值，不是为住人。 最终，大片房产沦为鬼城。资金链断裂之后，房价又从两万跌回三千，还是没人买，没人住。白天鸦雀无声，夜晚漆黑一片。几十万矿工和家属，继续租住在贫民窟 中。二代农民工长大了，还只能继续当农民工。由于二三产业落后，就业出路极少。于是许多男孩子结成帮派，胆小的偷，胆大的抢，靠黑钱谋生；女孩子则沦为娼 妓，兴旺了无烟工业。把一个原本繁荣过的城市，变成了令人生畏的罪恶之都。这样的鬼城我参观过好几个，为了方便归纳和抽象，我把它们的一些特征合并起来叙 述，请不要对号入座。
简短的结论
拉拉杂杂，已嫌太长，应该收尾了。下笔万言，无非想说明我对剩余价值论的重新思考，包括如下三个要点：
第一，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有对有错。它指明了财富的来源是人类的脑体劳动是正确的。但引申成资本剥削劳动，是错误的。只要在法制化的市场条件下，维 持等价交换原则，生产要素之间的买卖关系就属于公平交易，资本合法占有部分剩余价值不是剥削。只有违背等价交换，强买强卖的垄断欺诈，才构成剥削，无论垄 断来自政府，还是来自寡头，性质都一样。
第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不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无论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马克思的贫困化的理论，不但违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 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制约下的社会舆论，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加上民选政府的公平立法和公正执法，可以保证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的再 分配。因此，工人的工资构成，绝对不是仅仅补偿他的劳动力支出，而且还有一个增加部分。这个部分的多少，取决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根据马克思 “社会必要劳动”的第二种含义，假如工人不能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和相关产品的消费，那一部分产品将会成为无效生产，其价值（包括原有价值和剩余价值）将无 法实现，不但资本家的投资难以收回，其赚钱的欲望更无法满足。因此说到底，资本家即使仅仅为了自身利益，也需要工人阶级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这才是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能够做到“水涨船高”“有差别共同富裕”的秘密所在。
第三，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孪生兄弟。二者的结合，虽然未必是人类最好的制度，但肯定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所谓普世价值，也就是世界 各族人民，都渴望两种制度的有机结合，能逐渐普及到世界各个国家。号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鼓吹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等），曾 经误导过半个地球，至今还在继续误导极少数国家和不明真相的民众。但实践已经证明“此路不通”，如今我再试图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逻辑，来探讨谬误究竟出在 哪里。如果不辨真假，继续接受马克思错误理论指引，不但无法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反而破坏文明、公正和生产力的健康成长，只能激发人性恶的极端发酵，无异 于鼓励弱肉强食，回归丛林法则，听任政治腐败，社会溃烂，生态毁灭，人类良知与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是否言过其实，杞人忧天，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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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http://briteming.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