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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8 November 2014

大国幻想”再认识:我在美国做了个实验

杜世超,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2级本科生,校际交流美国UC项目,原复旦社政团学联学术交流中心主任。

我在美国做了个实验,是个心血来潮的实验,没有伦理可言,没有立场可说。但只觉得感受永远是很真实的事情。
“大国幻想”的恐怖之处并不在于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强大的发言权,而在于认为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抱有和我们一样的共识。

阴差阳错地,我来到了美国加州,这个被认为华人留学生最多的地方。我曾想象走在downtown可能五分钟内就会撞倒十七八个中国人,或者听到二三十个人操着各地方言打着跨洋电话。我不喜欢中国人太多的地方,就像不喜欢上海的公交、上海餐厅门口排队的长龙、上海的银行,或者说上海的一切和“别人”有直接关系的地方。所以,当我得知自己将要前往的是圣克鲁兹分校(加州系统中华人最少的分校)的时候,内心也曾闪过一丝的雀跃,尽管它并不是所谓的名校,也没有极高的声望。一直以来,上海人似乎一直有着作为dominant group的优越感,无论是在当地,或在中国,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我来自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让人认可,或者可以继续话题的通关语,但在圣克鲁兹Santa Cruz这个小镇上,无论你来自何地,不得不承认,相比当地人,你仍旧属于subordinate group。是的,这个小镇是很传统的美国代表。

International friend(好吧,我们只见过一次)开车把我从三番带到SantaCruz,一路上公路变成山路,钢筋水泥变成茂密丛林,就连路边的风景也从各式商店变成了海岸线和悬崖峭壁,这是被称为美国最美的1号公路的魅力。在远处等待我的是一个与自然没有任何距离的学校;是每天穿越丛林去上课,还要担心野生动物突然袭击的生活;是有自己牧场、有自己农田,所有的食物自产自销的社群,也正是在那里我将进行我愚蠢却令我难过的实验。

我住在校园最北边山腰上的International Living Center(ILC)里,4层楼共24个套间。我住的套间里一共4间房,3间single,1间double。我的室友一男三女有的来自亚洲,有的欧洲,也有美国当地人,我们几乎无所不问,无话不谈。可是,走出ILC,那些金发碧眼操着一口傲慢的人们,似乎对于所谓的黑头发黑眼睛却似乎不那么友善。我始终记得在刚到这让的几天中,每当我介绍自己来自中国时,他们都会以一种“哇,真厉害”的口吻赞扬一番中国,然后借口离开,我开始隐约觉得中国人这个身份是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元凶。于是,在之后和外国友人的交往中,我声称自己是韩国人,倒也不是崇洋媚外为了接近外国人而刻意为之,只是当我伪装上韩国人这个身份之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所谓“中国人”,有时候也许只是生活在泡沫中的虚妄。


关于我的实验

我的实验很简单,就是介绍自己是韩国人,然后听不同国家的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我知道,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在我面前一定不会说出最真实的想法,可正是这些客套和恭维为身在异乡的中国人构建了一座自欺欺人的围城,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更出不来,与我而言,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幻想”。

我记得一位美国同学用“self-deception”来形容中国人的性格,他说:“中国人总觉得自己发展快,越来越强大了,美国政府也开始敬畏中国政府,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和我们根本不同制度的国度的幻象而已,我们根本就不怕他们,我们只不过对那样原始的国家不了解,所以不得不防着而已。美国政府只是需要格外谨慎,可对于我而言,中国连是一个国家都谈不上。”

当时的我几乎已经怒不可遏,我回了他一句:“也许人家中国人也根本没把美国当一回事,也许人家的制度才是民主的呢,你又何尝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就比中国的选举好呢?”

然后我们不欢而散,但转念一想,先不论他说的是对是错,但这就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任凭你如何反驳都无法改变的看法。中国人常抱有的“大国幻想”的恐怖之处并不在于认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拥有强大的发言权(事实上也确实拥有),而在于认为其他民族和国家也抱有和我们一样的共识,而事实上,他们也许只把中国看做一个蒙昧无知的共同体而已。

我带着韩国人的身份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快两个月,几乎每一次和不知道我真实身份的外国人交谈,都会是令人恼火的经历,甚至开始变得习以为常。有次见到一个美国朋友身上有“智”和“力”的纹身,就随口说了一句“你身上有中国文字的纹身,是喜欢中国文化吗?”

朋友愕然,他惊讶地问我:“这是中国文字吗?我一直以为这是日本文字!”

我解释道日本文字和中国文字有深厚的渊源,所以有很多共享的文字。

他几乎已一种绝望的语气说道:“那我只能把纹身给擦掉了。”

“为什么?”

“我不想被别人误解我喜欢中国!”他几乎带着哭腔。

我知道此时解释也是多余的,但我还是多嘴了一句:“可是很多亚洲文化,比如日本文化,还有我们韩国文化,都源自中国文化,所以说,你喜欢的根本上也就是中国文化吧。”

“可是即使日本文化、韩国文化源自中国,但是中国丢弃了自己的文化,却在日本和韩国把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又要说这些文化是他们的,就想丢弃自己孩子的母亲等孩子长到后又要说自己是孩子的亲身妈妈一样,让人感到羞耻。”

很想说些什么,但是无从辩驳。无论这是不是事实,这就是他们认定的事实。

一节社会学的课上,教授在讲授美国人口问题的时候提了一句“中国的一胎政策适不适合美国”,全班沸然。

我记得一个美国女孩这样回答:“这怎么可能适合,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根本就没有把中国人当作是人看待,它完全地控制了人作为人的自由意志和行动力,那么这怎么可能适合民主国家呢?”

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不了解中国的计划生育,于是我从中国的社会问题讲到计划生育,再讲到开放二胎政策。当然我也顺带讲了一点自己作为独生子所体会的一些一胎政策的利弊,但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告诉我:“我们关心的不是到底可以生几个孩子,我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府做这些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民众?”

我想说的很多,可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从本质上就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也可能所谓的超级大国的傲慢依然存在,难道美国历史上的“强制绝育”就是民主?难道当福柯提出“biopolitics”的时候,美国政府真的把每一个个体都视作个体?可是,也许多说无益,也许无济于事,也许是出于自己的懦弱和无知,也许是时候跳出大国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欲言又止。

关于我的感知

在陌生人面前,我是韩国人,可是在ILC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并没有为中国人的身份而感到不适,尽管我也知道很多人只是因为直到我是中国人所以才在我面前说好话,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幸好你是韩国人,如果你是中国人,我还要在你面前伪装成对中国人很友好,那样我会觉得像去了地狱一样的。”我一笑了之。


但作为中国大陆学生,有时候确实觉得孤立无援,尤其是在香港学生面前。随着“占中运动”的进一步推进,香港学生对我表现出越来越攻击性的态度,他们会拉着我谈论一国两制的历史和现状。我是一个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很多时候喜欢从文化和现象入手来说明问题,政治对于我而言就是个雷区,不了解也不敢触碰,所以我大部分情况下就回避他们的穷追不舍。于是他们越发咄咄逼人,我也只能无奈跟他们将社会学意义上对于“占中运动”的理解,但是也许不是相同专业的原因,他们似乎并不赞同。

还记得在一节跨文化交流的课上(非专业课),一位香港学生当着全班的面说:“如果你们问我国籍是什么,我一定会说是香港而不是中国,因为我从来没承认过香港属于中国,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可是中国现在通过各种手段想要操控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抗议的原因。所以对于我而言,如果香港不能独立,我将来一定会移民到美国,因为中国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这样的言论很可笑,她似乎对于基本的常识没有一点点的了解就大放厥词,但是这种错误的理解似乎能很容易的被美国人原本就错误的对中国的构建所接受,而无论我再如何解释,都不能瓦解他们对于中国的构建。

来这儿之后,我发现最亲华的民族也许是大和民族,日本人很诚恳地告诉我:“我知道日本人在历史上很坏,他们做了很多对不起中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的文化,所以请你不要对我有历史的怨恨。”他们也会在其他国家对中国有误解的时候说上几句:“据我了解,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至少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帮助了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和美国,我们应该感激中国。”或者是“中国发展这么快,一定有她成功的原因,也许我们应该承认另一种制度的存在。”可是,这除了能引起我的感激之外,似乎也动摇不了西方人对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另一位香港同学到处跟外国友人宣扬:“你们千万不能去中国,因为你们随时可能失去你的肾、被小偷割破包包偷钱、吃到不卫生的事物,买到有毒的玩具和日用品。在中国大陆,油是假的、鸡蛋是假的,就连婴儿奶粉也是假的。”紧接着就是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和报道,我的任何解释都如此苍白,而这些负面印象也很快就被吸纳入他们的构建之中,加速中国形象的腐坏。人们会主动排斥和自己原本预想所不同的信息,而接受那些相似的,在中国形象构建这方面尤其明显。


提到日本,顺便说一下美国人对于日本的喜爱,可以说带有狂热。在圣克鲁兹这个小镇上,我可以很轻易地找到日本料理,泰国料理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中国饭店,甚至比港式茶餐厅还少。后来听朋友讲,在美国,只有中国人多的地方才会有中国饭店,但是日本料理随处可见,因为中国饭店只是开给中国人吃的,而日本料理是开给全美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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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了海外,更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