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为17.6万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17.4万亿美元。对这一估算，中国专家评述为“不靠谱”，媒体则做成专题《中国经济频繁“被第一” 中美人均GDP差50年》，“以正视听”。
*中国拒当“第一”缘于自知之明*
如果对照国外评论与中国国内的反驳，所有情节都是今年4~5月间世界银行公布同样结果后的再版。世行与IMF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同一，都由各国政府提供，分析方法相同，结果自然一致。
今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中国2014年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拒绝接受这一No.1的桂冠。本人就此写过《中国为何拒绝接受“GDP世界第一”？》等文， 对购买力平价这一计算方式的缺陷，以及世行与IMF计算数据均由中国提供、中国统计数据灌水造假已成痼疾等都有分析，本文不再重复。由于资料真实性以及外国研究者的研究预设，“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成果乏善可陈，西方中国研究圈对此已有初步认识，每隔几年会有人谈论这一问题，《华尔街日报》9月27日刊登的《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虽然不如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号）深刻，但从另一角度检讨了该研究领域的不足。
应该说，北京拒绝接受经济No.1的桂冠，算是尚有自知之明，因为自知本国统计数据造假已成痼疾。事实上，GDP显示的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1、GDP总量虽大，人均GDP不高；2、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家庭消费模式两极化，内需不旺，而内需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3、支撑一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资源，中国的资源需求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穷人数量过于庞大*
2013年，全世界GDP总量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总共16个，美国16.19万亿，全球第一；中国逾9万亿，全球第二，比位居第三的日本5.99万亿高了不少。但按人均GDP来说，美国51248美元，排名第11位；中国6629美元，排名第86位。
如同GDP总量不能证明中国的富强，人均GDP也不能证明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与之相应的收入水平，因为中国的财富分配过于集中。
今年7月，北京大学社科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 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另一数据也印证了中国财富过于集中这一现实，Wealth X 和UBS《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公布，中国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有152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现实却很残酷：这一端是数量高居全球第二的富翁，另一端却是2亿日均消费不足1美元的穷人，还有日均消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4.68亿。
*消费模式两极化，内需马车动力弱*
人们被北大报告的基尼系数所震惊，但经济研究者会关心该报告的另一组分析，即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从全国分布来看，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有少部分家庭物质生活丰裕（享乐型）。城乡消费水准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享乐型、稳妥型家庭多于农村。
长期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外贸、投资与内需这“三驾马车”。现阶段，中国正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外贸受到严重影响，虽然间或“回暖”，但下降却是长期趋势；投资有政府投资（含国企）、私人投资与外资三类，政府投资正处于抑制状态，外商对华投资也在下降。富人利用信用卡、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名目转移资本，个人换汇额度限制名存实亡，资金源源不断流出，最后迫使中国政府于7月间启动反洗钱机制。
“三驾马车”仅剩内需一项。中国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近年来消费只占中国GDP的48%，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即消费占GDP的比重为80%，也低于中国20年前60%的水平。2013年，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因为不包括居住消费在内，居住消费由租金、房屋维修保养及水电煤气等支出构成，是笔大数。这说法有道理。但不管居住消费是否包括在消费率中，都难以改变中国家庭消费模式两极化这一现实，对促进内需并无影响。任何市场如果只依靠官员与富豪支撑，断难做大。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就依靠这两类人支撑，完全脱离中国人的真实消费能力与需求，最后只能是个超大经济泡沫。
一个国家的生产与分配有如汽车的前后轮，生产决定供给量，分配决定需求量.供给过大,需求过少，就好比一部只有前轮正常运转的汽车，无法正常行驶。以此类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冲突激烈，就算短期内经济繁荣，却难持久。
*中国是个资源穷国*
在政治上，中国政府坚持声称“三个自信”，但对资源匮乏的认识还算比较清醒，了解自己的家底：1、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0%。中国当局现在也承认生态危机已成水陆空立体型恶化之势，比如3.49亿亩耕地被严重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19.4%）；水资源问题严重，一是水资源总量严重不足，二是污染严重。至于空气污染带来的灾害，据《 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中国有12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几乎占全球总数的40%。
中国政府当然也清楚以下事实：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86%，成为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成净进口；能源及主要矿产大部分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美日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这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高度依存国际市场的经济体非常脆弱，一旦国际政治出现波动，都会影响供给及市场价格。就以号称“现代经济血液”的石油为例，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逼近65%，主要来自中东、拉美、非洲、俄罗斯等地，中东与非洲均属于政治高度不稳定地区，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的取得随时会受其政治局势影响。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将购买股份或买公司自营作为海外战略投资的重点，目前不少投资因受投资区域政治局势的影响而泡汤。比如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将近200多亿美元，因2011年“阿拉伯之春”泡了汤。中国在苏丹也有大量投资，因当地政治冲突激烈，只好派出一只700人的军队以保护海外资产安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安全品”是由美国提供，中国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搭便车”的受益者。今后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恐怕中国在保护海外投资安全方面自力更生。
正因为北京很清楚自己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堪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才抱怨自己“被第一”。但查究“被第一”的来龙去脉，却怨不得世行与IMF，因为那大量掺水的统计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人家不能为中国单独打折计算（参见笔者博文《数据造假惹出的中国“国际抗争”》）。对中国政府来说，与其埋怨“被第一”，不如改变自家统计数据造假的恶习。
*中国拒当“第一”缘于自知之明*
如果对照国外评论与中国国内的反驳，所有情节都是今年4~5月间世界银行公布同样结果后的再版。世行与IMF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同一，都由各国政府提供，分析方法相同，结果自然一致。
今年4月30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预测中国2014年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拒绝接受这一No.1的桂冠。本人就此写过《中国为何拒绝接受“GDP世界第一”？》等文， 对购买力平价这一计算方式的缺陷，以及世行与IMF计算数据均由中国提供、中国统计数据灌水造假已成痼疾等都有分析，本文不再重复。由于资料真实性以及外国研究者的研究预设，“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成果乏善可陈，西方中国研究圈对此已有初步认识，每隔几年会有人谈论这一问题，《华尔街日报》9月27日刊登的《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虽然不如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4月号）深刻，但从另一角度检讨了该研究领域的不足。
应该说，北京拒绝接受经济No.1的桂冠，算是尚有自知之明，因为自知本国统计数据造假已成痼疾。事实上，GDP显示的经济规模不等于经济实力：1、GDP总量虽大，人均GDP不高；2、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家庭消费模式两极化，内需不旺，而内需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3、支撑一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资源，中国的资源需求对外高度依赖。
*中国穷人数量过于庞大*
2013年，全世界GDP总量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总共16个，美国16.19万亿，全球第一；中国逾9万亿，全球第二，比位居第三的日本5.99万亿高了不少。但按人均GDP来说，美国51248美元，排名第11位；中国6629美元，排名第86位。
如同GDP总量不能证明中国的富强，人均GDP也不能证明大多数中国人达到与之相应的收入水平，因为中国的财富分配过于集中。
今年7月，北京大学社科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 2012年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另一数据也印证了中国财富过于集中这一现实，Wealth X 和UBS《2014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普查》报告公布，中国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有152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现实却很残酷：这一端是数量高居全球第二的富翁，另一端却是2亿日均消费不足1美元的穷人，还有日均消费低于2美元的人口4.68亿。
*消费模式两极化，内需马车动力弱*
人们被北大报告的基尼系数所震惊，但经济研究者会关心该报告的另一组分析，即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该报告指出，中国家庭消费模式分为五种类型：贫病型、蚂蚁型、蜗牛型、稳妥型和享乐型。从全国分布来看，家庭消费模式呈两极化：一方面是不消费、抑制消费的家庭（蚂蚁型）或者医疗、教育、住房负担沉重的家庭（蜗牛型、贫病型）占大多数。另一方面，有少部分家庭物质生活丰裕（享乐型）。城乡消费水准差异大，农村贫病型家庭较多，稳妥型和享乐型家庭较少；城镇贫病型家庭较少，享乐型、稳妥型家庭多于农村。
长期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依靠外贸、投资与内需这“三驾马车”。现阶段，中国正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外贸受到严重影响，虽然间或“回暖”，但下降却是长期趋势；投资有政府投资（含国企）、私人投资与外资三类，政府投资正处于抑制状态，外商对华投资也在下降。富人利用信用卡、离岸金融中心、境外投资名目转移资本，个人换汇额度限制名存实亡，资金源源不断流出，最后迫使中国政府于7月间启动反洗钱机制。
“三驾马车”仅剩内需一项。中国消费率偏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近年来消费只占中国GDP的48%，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即消费占GDP的比重为80%，也低于中国20年前60%的水平。2013年，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中国的消费率被低估，因为不包括居住消费在内，居住消费由租金、房屋维修保养及水电煤气等支出构成，是笔大数。这说法有道理。但不管居住消费是否包括在消费率中，都难以改变中国家庭消费模式两极化这一现实，对促进内需并无影响。任何市场如果只依靠官员与富豪支撑，断难做大。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就依靠这两类人支撑，完全脱离中国人的真实消费能力与需求，最后只能是个超大经济泡沫。
一个国家的生产与分配有如汽车的前后轮，生产决定供给量，分配决定需求量.供给过大,需求过少，就好比一部只有前轮正常运转的汽车，无法正常行驶。以此类推，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冲突激烈，就算短期内经济繁荣，却难持久。
*中国是个资源穷国*
在政治上，中国政府坚持声称“三个自信”，但对资源匮乏的认识还算比较清醒，了解自己的家底：1、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人均耕地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30%。中国当局现在也承认生态危机已成水陆空立体型恶化之势，比如3.49亿亩耕地被严重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19.4%）；水资源问题严重，一是水资源总量严重不足，二是污染严重。至于空气污染带来的灾害，据《 2010年全球致病量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中国有12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几乎占全球总数的40%。
中国政府当然也清楚以下事实：中国粮食自给率已跌至86%，成为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成净进口；能源及主要矿产大部分依靠进口，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以上（美日对外技术依存度仅为5%）。这种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高度依存国际市场的经济体非常脆弱，一旦国际政治出现波动，都会影响供给及市场价格。就以号称“现代经济血液”的石油为例，中国石油的进口依存度逼近65%，主要来自中东、拉美、非洲、俄罗斯等地，中东与非洲均属于政治高度不稳定地区，这意味着中国能源的取得随时会受其政治局势影响。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将购买股份或买公司自营作为海外战略投资的重点，目前不少投资因受投资区域政治局势的影响而泡汤。比如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将近200多亿美元，因2011年“阿拉伯之春”泡了汤。中国在苏丹也有大量投资，因当地政治冲突激烈，只好派出一只700人的军队以保护海外资产安全。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安全品”是由美国提供，中国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搭便车”的受益者。今后随着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恐怕中国在保护海外投资安全方面自力更生。
正因为北京很清楚自己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堪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才抱怨自己“被第一”。但查究“被第一”的来龙去脉，却怨不得世行与IMF，因为那大量掺水的统计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人家不能为中国单独打折计算（参见笔者博文《数据造假惹出的中国“国际抗争”》）。对中国政府来说，与其埋怨“被第一”，不如改变自家统计数据造假的恶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