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少帅的张学良其实也就空有一个名头，政治上军事上并没有什么本事，特别是没有什么远见，作事缺乏手段与权谋，不是那种枭雄与奸诈的人物，易与人相处但做不了大事，蒋介石早就看透了他。
而作为西北军首领的杨虎城为人做事则要精细得多，狡诈得多，他的部下与亲属很多人与中共早有联系，而他自己一方面不反对，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打算，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共有多大的气候，并非想投靠中共，只是出于军阀的本能，想利用蒋与共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西安事变即是中共通过杨虎城利用张学良而制造的事件。它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当然杨虎城与张学良并不知道此事能对历史有多大的影响，但此事的幕后策划者中共毛泽东和受害者国民党蒋介石却看得很清楚，毕竟他们都是政治家。
当时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既有国内的国共双方又有美日国际势力，日本在中国战区战争的全面升级，正中中共的下怀，尽管作为同一民族遭遇外敌侵略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正好给了争斗双方中弱小一方喘气的机会，弱小的一方会想尽办法壮大自己。中共当时正处于这种弱小的境地，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消灭的危险，尽管打了许多胜仗，但就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处处被追打，不得不到处躲藏的被动局面。
而国民党当时除了军事上强大一点外，所处的环境并不怎么好，中共闹得凶，日本人又做乱，美国当时对国民党的要求较苛刻，不允许国民党的正规军精锐部队过多的将精力消耗在中共身上，而是要拖住日本人，配合美军作战。蒋介石不得不将消灭中共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军阀杂牌军身上，而这正好给人误会，那些刚刚被蒋收缴的失去许多权力的地方军阀们本就对蒋不满，而现在又要他们去打中共，却将自己的中央军放在好地方，接受美国的武装，这分明是借中共消灭异己，保存自身嘛，他们那里知道正规军要防日本兵呢，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蒋介石知道张杨两人的为人，也知道他们底下人通中共，对他们很生气，但又没办法，正规军不能来，也只能靠他们，暂时拖一段，慢慢找机会，他到西安来也是来做他们工作的，希望他们对打中共用点心，解决中共后大家共同来打日本人，那知有人已做好准备要对他下手。
当西安事变最初的枪声响过，惊魂未定的那一刻过去后，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惊慌失措，一心只顾保住自己的命，他具有洞察一切的能力，能够迅速的掌控形式，将不利化为有利，当事发不久他同张学良的第一次见面交谈后，他就已经将情形了然于心，自己知道怎么来化解这一切，自己虽危险，但完全可以脱身。
他知道谁想要他的命，但张学良绝对没有谋害他之意，这一点是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接下来他就同张交谈，他说张汉卿呐，你空为几十万军队的首领，你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幼稚的小儿，你怎么知道我不抗日，我比你恨日本人恨得多，我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考虑的是国家发展的全程，考虑的是怎样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完成孙总理的心愿，日本人的这一搅和，打乱了我们建设民主国家的计划，他们在帮中共的大忙，你知不知道？你知道我的精锐部队为何不来打中共，因为他们要对付日本人，他们才是真正要打鬼子的人，你们口口声声要上前线，你的部队有多少战斗力你不清楚吗，只知道抽大烟玩女人，打日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不是我不让你们上前线，是美国人不信任你们。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最后还要靠美国。
中共口口声声说抗日，日本人在那里，难道在川贵山上，他们怎么一路尽往山里跑，还说北上抗日，难道北边才有日本人，日本人不侵略南方？只有你这种没政治头脑的人才相信。
后来中共来了参予谈判，蒋介石又说了一通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中共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他们是要坐江山的。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那，他们有信仰，要帮穷人讲话，你汉卿不是穷人吧，他们要打倒你，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拼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统治独裁，不会有民主的，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张学良其它都说蒋是对的，自己错了，唯独不相信中共如周恩来这些人不搞民主而会独裁，蒋大发其火，说，汉卿呐，你无害我之心，只是被人利用，我也不会杀你，我今天向你保证我蒋某人一定要让你看看如果中共不被灭他们会怎样，是不是我说对了，你会看到的，我也会看到的，历史会证明我的判断。
从这里张学良知道蒋不会杀他，他还问了杨虎城怎么办，蒋沉着脸说，这我不管，由法来决定，他杨虎城不象你是被人利用，而他是利用别人的人。张学良从此知道杨虎城是凶多吉少，张还想求情，蒋说，还是想法赶紧离开吧，别人还想杀我呢。
最想杀蒋的还是中共，蒋介石到了此种地步，抗不抗日已不重要，蒋死了国民党全乱了，再没人能有能力将他们统在一起，中共可以乘乱发展，“乱世出英豪吗”。
张学良后来也知道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是谁，他们怎么通过杨虎城，怎样利用自己。张学良知道有一股暗流涌动，对蒋的安全不利，之后同蒋共同部署防卫，以防万一。到机会来了才葱葱送蒋回了南京。
西安事变是中共最高层策划的历史事件，利用了杨虎城的私心，利用了张学良政治上的无知和心灵的善良，对中共来说，这是一次最成功的策反统战。它改变了始后中国的走向，真正的民主力量变小了，中共统治了中国。
西安事变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主要想在中国成功并不容易，大众搞不清什么是民主，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怕是不行。
至于蒋为啥不杀张学良是因为张也是受害者，出于某种无知才酿成大错，更主要的还是蒋还要让张看清楚，中共是怎么坐天下的，以后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了蒋的预言，人民并没有过上民主的好日子，中共并不能证明自己比国民党好到那里去，西安事变只不过是一次谋权行动。面对现实，张学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觉得受了愚弄，觉得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一生到死都不愿回大陆看一看，以示悔恨。
"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了什么后果？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
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
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
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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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而作为西北军首领的杨虎城为人做事则要精细得多，狡诈得多，他的部下与亲属很多人与中共早有联系，而他自己一方面不反对，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打算，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共有多大的气候，并非想投靠中共，只是出于军阀的本能，想利用蒋与共的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西安事变即是中共通过杨虎城利用张学良而制造的事件。它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当然杨虎城与张学良并不知道此事能对历史有多大的影响，但此事的幕后策划者中共毛泽东和受害者国民党蒋介石却看得很清楚，毕竟他们都是政治家。
当时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既有国内的国共双方又有美日国际势力，日本在中国战区战争的全面升级，正中中共的下怀，尽管作为同一民族遭遇外敌侵略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正好给了争斗双方中弱小一方喘气的机会，弱小的一方会想尽办法壮大自己。中共当时正处于这种弱小的境地，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消灭的危险，尽管打了许多胜仗，但就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处处被追打，不得不到处躲藏的被动局面。
而国民党当时除了军事上强大一点外，所处的环境并不怎么好，中共闹得凶，日本人又做乱，美国当时对国民党的要求较苛刻，不允许国民党的正规军精锐部队过多的将精力消耗在中共身上，而是要拖住日本人，配合美军作战。蒋介石不得不将消灭中共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军阀杂牌军身上，而这正好给人误会，那些刚刚被蒋收缴的失去许多权力的地方军阀们本就对蒋不满，而现在又要他们去打中共，却将自己的中央军放在好地方，接受美国的武装，这分明是借中共消灭异己，保存自身嘛，他们那里知道正规军要防日本兵呢，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蒋介石知道张杨两人的为人，也知道他们底下人通中共，对他们很生气，但又没办法，正规军不能来，也只能靠他们，暂时拖一段，慢慢找机会，他到西安来也是来做他们工作的，希望他们对打中共用点心，解决中共后大家共同来打日本人，那知有人已做好准备要对他下手。
当西安事变最初的枪声响过，惊魂未定的那一刻过去后，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并非如后人想象的那样，惊慌失措，一心只顾保住自己的命，他具有洞察一切的能力，能够迅速的掌控形式，将不利化为有利，当事发不久他同张学良的第一次见面交谈后，他就已经将情形了然于心，自己知道怎么来化解这一切，自己虽危险，但完全可以脱身。
他知道谁想要他的命，但张学良绝对没有谋害他之意，这一点是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接下来他就同张交谈，他说张汉卿呐，你空为几十万军队的首领，你在政治上只是一个幼稚的小儿，你怎么知道我不抗日，我比你恨日本人恨得多，我作为一个国家领袖，考虑的是国家发展的全程，考虑的是怎样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完成孙总理的心愿，日本人的这一搅和，打乱了我们建设民主国家的计划，他们在帮中共的大忙，你知不知道？你知道我的精锐部队为何不来打中共，因为他们要对付日本人，他们才是真正要打鬼子的人，你们口口声声要上前线，你的部队有多少战斗力你不清楚吗，只知道抽大烟玩女人，打日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不是我不让你们上前线，是美国人不信任你们。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最后还要靠美国。
中共口口声声说抗日，日本人在那里，难道在川贵山上，他们怎么一路尽往山里跑，还说北上抗日，难道北边才有日本人，日本人不侵略南方？只有你这种没政治头脑的人才相信。
后来中共来了参予谈判，蒋介石又说了一通张学良，说你张汉卿上了人家的当你还不服，你，杨虎城，都是我的部下，这事是我们国民党内部的事，中共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谁邀请的？他们说要共组民主政府，好，解散他们的军队，你问他们要军队干什么？他们是要坐江山的。我们要建立民主政府，他们要搞独裁。周恩来不是要民主吗，让他来，让他过来组成民主政府怎么样，不是那么简单那，他们有信仰，要帮穷人讲话，你汉卿不是穷人吧，他们要打倒你，让穷人翻身，你想想，穷人懂什么，还不是工具?他们头脑简单只会拼命，到头来还不是周毛们统治独裁，不会有民主的，而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张学良其它都说蒋是对的，自己错了，唯独不相信中共如周恩来这些人不搞民主而会独裁，蒋大发其火，说，汉卿呐，你无害我之心，只是被人利用，我也不会杀你，我今天向你保证我蒋某人一定要让你看看如果中共不被灭他们会怎样，是不是我说对了，你会看到的，我也会看到的，历史会证明我的判断。
从这里张学良知道蒋不会杀他，他还问了杨虎城怎么办，蒋沉着脸说，这我不管，由法来决定，他杨虎城不象你是被人利用，而他是利用别人的人。张学良从此知道杨虎城是凶多吉少，张还想求情，蒋说，还是想法赶紧离开吧，别人还想杀我呢。
最想杀蒋的还是中共，蒋介石到了此种地步，抗不抗日已不重要，蒋死了国民党全乱了，再没人能有能力将他们统在一起，中共可以乘乱发展，“乱世出英豪吗”。
张学良后来也知道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是谁，他们怎么通过杨虎城，怎样利用自己。张学良知道有一股暗流涌动，对蒋的安全不利，之后同蒋共同部署防卫，以防万一。到机会来了才葱葱送蒋回了南京。
西安事变是中共最高层策划的历史事件，利用了杨虎城的私心，利用了张学良政治上的无知和心灵的善良，对中共来说，这是一次最成功的策反统战。它改变了始后中国的走向，真正的民主力量变小了，中共统治了中国。
西安事变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民主要想在中国成功并不容易，大众搞不清什么是民主，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怕是不行。
至于蒋为啥不杀张学良是因为张也是受害者，出于某种无知才酿成大错，更主要的还是蒋还要让张看清楚，中共是怎么坐天下的，以后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了蒋的预言，人民并没有过上民主的好日子，中共并不能证明自己比国民党好到那里去，西安事变只不过是一次谋权行动。面对现实，张学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觉得受了愚弄，觉得自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一生到死都不愿回大陆看一看，以示悔恨。
"我们建立的国家是要一个富强的国家，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第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了什么后果？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
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
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
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后来成为汉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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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为国家服务，国家为穷人服务，各出己力，各负其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