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上尚未被組織起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記憶而存活著。典型的共同政治行動，如一次征服，或一次抵抗。然後，關於這個行動的種種記憶，就構成了這個部落。」
─ Max Weber
1.
自2011年以來，我們在東亞見證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非凡事件（world-historical event），也就是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這個新興的民族主義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環出現，並且正在對運動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香港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晚 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但卻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完整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它同時包含與體現了「nationalism」一詞的三重意義：群眾情感 （sentiment），意識形態，以及運動組織。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群眾情感，表現在香港人日益強烈的香港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HKU POP）所做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已經有平均四成左右的香港市民認同自身為純粹香港人（不包含中國認同者），而純粹「中國人」認同 則掉落至兩成以下1。香港認同穩定增強的現象在年輕世代似乎更為明顯。根據港大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最近針對港大學生所做民調，有48%學 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而認同「大中華」者僅15%。關於最適合香港的政體，雖然多數（68%）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但竟有15%學生認同 「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 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2。
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香港民族主義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比較成熟的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2011）等一系列著作中提 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這兩種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理論根據與策略，對香港的政治主體 性提出了相當成熟而複雜（sophisticated）的論證。他們並非少數知識精英在書齋空想出來的孤立論述，而是嘗試對上述香港住民日益增強之香港政 治認同進行理論化的產物。換言之，他們是根植於廣泛民眾意識之中的新興民族主義論述。
作為組織性運動，香港民族主義還在初期發展階段。香港城邦論已經出現組織性運動的形式，也就是是陳雲主導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3。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 織型態則似乎還在醞釀階段，但我們可以預期應該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4。十九世紀以來各新興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大多由青年學生發起，如十九世紀的 青年義大利運動、青年愛爾蘭運動，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當代的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此一歷史現象合致，或可稱之為某種「青年香港」 （Young Hong Kong）運動。整體而言，作為組織性運動的香港民族主義目前活動似乎仍以宣揚理念為主，尚未形成政黨，或者與既有政黨合流，以蘇格蘭民族黨（SNP）、 魁北克黨（Parti Quebecois）和台灣的民進黨（DPP）的「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態參與選舉政治。
2.
很明顯地，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一個有社會基礎、植基於民眾情感，有論述，並且正在組織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過往兩百年來世界史上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包括 中國民族主義）一樣，香港民族主義並非憑空出現，也不是任何野心家所能煽動泡製；它是一個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現象（macro-historical- sociological phenomenon），其興起背後同時有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與短期的政策與政治因素。它的歷史或許不如中國民族主義長久，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學意義的 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兩者一樣真實，不分軒輊。此處讓我們嘗試從短期與長期角度，對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3.
毫無疑問，促成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短期因素（或者近因），就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之控制。如果借用政治學家 Paul Brass在《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1）一書的理論模型來觀察，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centralizing state）試圖將國家權力伸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periphery），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Brass主張，這種來自核 心的威脅，就是導致邊陲產生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典型情境之一。換言之，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被理解為香港住民對於新宗主國試圖多方控制香港的一 種反彈。
97之後北京雖在表面上遵循「一國兩制」政策方向，然而在實質上卻從未停止嘗試對香港進行整合與控制，因為北京顯然非常明白「一國兩制」內含的曖昧 空間可能被港人反向操作，用以追求更大自主。從一開始，北京和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就是同床異夢、各取所需。前者追求「一國」，也就是單一國家 （unitary state）的終極實現，「兩制」只能也必須是朝向「一國」目標的短暫過渡狀態，因此必須嚴密監控。後者追求「兩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權與自主，「一 國」只是聯邦或邦聯式的屋頂。而這個分歧的根源，不只來自當代中國國家內在的強烈中央集權傾向（built-in centralizing tendency），也在於北京對香港主體性的歷史形成欠缺深刻的同情理解。
「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政治上，最重要的 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collaborators），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 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內地化香港人口。從比較殖民史角度而言，這是殖民主義者在移住型殖民地 （settlement colony）常用的古典控制策略，例如中國領有的新疆、西藏，以及法屬阿爾及利亞。不只如此，新宗主國還計畫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 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計畫性相互移動、混合（planned mutual relocation and mixing of populations），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5。經濟上，則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名收編香港壟斷資本階級，激化階級對立，並且創造香 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日益緊縮，以及國民教育科的實施計畫，就是最 明顯的例證。在所謂「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下，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卻竟然持續遭受侵蝕，背後當然就就是北京國家權力的積極滲透。
整體而言，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然而這是一種本質上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state- and nation-building），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並且導致本土社會的抵抗與反擊。從2003 年SARS危機以來逐步浮上檯面的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族群衝突，各種本土主義論述的抬頭，乃至最終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 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尤其是香港共同體的解體危機─的反彈、抵抗與自我防衛。誠如Brass所預測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的侵入，威脅了邊陲的利益與認 同，因而導致了邊陲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
4.
九七後中國官方民族主義侵入性的國家統合政策最終激發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然而這個防衛性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已經形 成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說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香港本土共同體。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個共同體理解為一個形成中的「香港民族」（Hong Kong nation）的雛形。這個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就是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遠因或者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
我們可以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次分析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6。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 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7。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dominion）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 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 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 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在晚年著作《Democracy》（2007）所說的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network of public politics）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在此意義上，「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化」的過程中，經由參與公共政治 網路而形成的不僅是個別的公民，而且是共享權利，同時對彼此負有公共義務的「公民全體」（citizenry）。
在社會的層面，香港長期作為來自中國之一波波移民與難民最近的移住地，和許多移民社會（如美國、台灣）一樣經歷了比較曲折，因而比較晚熟的社會整合 與土著化（indigenization）過程。不只如此，由於在地緣上過於接近中國本土，香港社會非常容易受到中國政治動亂之影響，這也加深了社會整合 與土著化的困難。儘管如此，香港在1949年承受最後一波來自中國的大量移民之後，人口組成開始逐漸穩定下來。67年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 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7、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
上述香港的國家與社會發展歷程，為香港日後的民族形成奠下了幾個重要的基礎：準領土國家制度架構、公民（市民）整體的形成、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香 港認同的形成。如法國大革命理論家Abbé Sieyès所描述的一個以共同法律、政治體制與公共文化為核心的「公民民族」（civic nation）似乎已經呼之欲出——然而這個發展還缺少了一個關鍵環節：民主化。借用華裔後殖民理論家謝平（Pheng Cheah）的話來說，民主化是連結社會與國家，並且使「公民全體」（citizenry）轉化為真正的公民共同體，具有形成集體意志的能力，從而將外來 殖民者的國家「有機化」（organicize）為香港人民自己的國家最關鍵性的去殖民工程。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缺乏遠見的港英政府要遲至1980年代中 英談判過程，才開始進行小幅度的香港民主化，然而此時已因受制於北京而無法放手改革，也因此使香港自治共同體形成的最關鍵工程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導致貽禍 至今。
英國民族主義理論家Anthony Smith在《National Identity》（1991）一書中回顧世界史上各民族形成的經驗時，歸納出幾種民族形成的路徑，其中由殖民地轉化為民族國家的類型，被他歸類為「從殖 民地到民族」（from colony to nation）的路徑。許多亞非前殖民地形成的國家都屬於這個類型，臺灣雖然國家形成過程較為曲折，但也算是這個類型的案例之一8。香港的民族形成過程， 儘管還在發展之中，然而香港民族的雛型確實形成於殖民統治之下，因此應該可以視為「殖民地到民族」路徑的一個特殊個案。這個港英統治下開始形成而「未完 成」的民族雛形，在新宗主國中國統治下，成為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如今香港的民族與國家形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族主義興起，民族主義者試圖以 政治行動介入歷史，促成香港政治共同體的完成。
5.
當代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本地的社會整合與政治發展現實基礎上，受到九七後新宗主國中國的侵入性官方民族主義國家統合 政策刺激而產生的政治與歷史社會學現象。這個命題說明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是在連續殖民的情境下產生的思想與運動，它是一種英國歷史學家John Breuilly在《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5）所說的反對政治（opposition politics），既受制於國家，同時又試圖挑戰國家。讓我們對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兩個代表性論述稍作檢視。
陳雲充滿創意的「香港城邦自治論」是一種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的變形。他迴避民族主義概念，借用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語言來證成香港主體性與高度自治，然而他的公民共和主義則是基於一個奇妙的歷史論證：香港是城邦（polis or city-state）——也就是公民共和主義思想的起源場域─的一種當代形式。換言之，陳氏將香港（與新加坡等）作為殖民地貿易港市的歷史連結到現代主 權國家體系興起前的古典/中世紀城邦國家與歐陸自由市的傳統之上，發明（invented）了一個從古希臘、文藝復興到現代「殖民城邦」的城邦系譜，從而 將古典城邦與自由市才擁有的自治傳統順帶挪用（appropriated）到事實上缺乏自治傳統的城市殖民地香港之上，以這個想像的城邦自治傳統作為香港 自治的論據。換言之，香港自治的正當性基礎不是香港民族的自決權，而是香港城邦的歷史與其固有的自治特質。在這個歷史論證之上，陳氏再將原本被公民共和主 義視為共和政體存在前提或存續條件的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轉化為界定香港認同的判準，於是「香港人」或「香港市民」成為一種基於價值而非血緣而形成的政治範疇。
陳雲宣稱他的主張是一種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論證，因為他不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的香港自治目的在於防衛與保護香港固有的自治與主 體性，不在挑戰中國主權或介入中國政治。他之拒絕使用民族主義概念，應該也是出於現實主義之考量，因為如此勢將與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是官方民族主義直接衝 突，風險過高。然而陳雲看似現實主義的主張，依然處處充滿理想，乃至夢想，因為他所發明的香港城邦自治傳統，其實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未來願景 （vision）。而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Margaret Canovan在《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1996）中所提醒我們的，起源於城邦政治的公民共和主義預設了一個高門檻的城邦認同條件，當代香港人的香港認同雖然日益高漲，但顯然離 古典共和主義的要求仍有一段距離。陳雲筆下香港市民的愛港心（Hong Kong patriotism），無疑也是一個尚待實現的願景。
整體而言，本文作者仍將香港城邦論視為一種民族主義的變形。首先，陳雲事實上預設了一個香港的公民共同體或者civic nation的存在。其次，他的整個論證仍舊在歷史學家Ronald Suny （2001）所謂的discourse of the nation內部操作的。換言之，這個論證是在不挑戰，乃至接受現代主權民族國家普遍秩序的前提下，有意識地選擇以不完整主權之前現代非民族國家政治形式 作為香港逃避大國兼併吸收的保護殼（protective shell）。這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without nationalism）的奇妙論證，其實是政治學家Louis Snyder （1982）所說的弱小民族民族主義（mini-nationalism）的變形：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往往因為缺少獨立的政治實力，而被迫選擇聯邦或邦聯 的自治型態。
6.
與香港城邦論的迂迴論證相對照，香港大學《學苑》2014年2月號所倡導的香港民族自決論，則是一種明快而明確的香港民族主義論述。「香港民族，命運自 決」這開宗明義的八個字首先突破了香港人政治想像的邊界，打開了Pandora’s box，讓不可想像的變成可以想像的，並且在來日的行動中，逐漸可能成為自然的、合理的，乃至正當的。這是一種政治修辭對行動的召喚。莎士比亞詩云： 「What’s in a name?」為自我命名，就是召喚民族現身的第一步。然而在自我命名之外，《學苑》的青年理論家們也費心描繪他們理想中的香港民族容顏。首先，香港民族是 一個進步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引述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在《On Nationality》（1995）一書的主張，強調一個有明確邊界的香港民族之存在，是在香港可能實施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前提，因為有限資源不可能無限分享，也因為只有民族成員的同胞情誼與互信（trust）才能滋生公平分配的意願。這個劃清共同體邊界的 主張是對中共放鬆內地移民入港，導致香港社福資源被大量侵蝕的直接反彈，也清楚透露了這一波香港民族主義的防衛性格。
其次，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與中國逐漸劃清界線的歷史。他們引用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關於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的解釋，主張香港認同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首先形成於香港的華人菁英階層（也就是 Anderson所說的colonial bilingual elite），然後在一系列與中國本土互動的歷史經驗中（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1949年中共建國、1967年暴動），逐步形成廣泛的香港本土認 同。其後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衝擊，以及97之後中國對香港日益增強的干預過程中，多數港人終於確立了「立於香港，團結拒共」的政治共識。第三，香 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他們引述Anderson的印刷資本主義論證，主張七零年代以來興起的本土粵語通俗文化透過電影、電視與音樂等媒體，發揮了早期 印刷術的功能，凝聚了香港人意識，同時也區隔了來自大陸的他者。最後，香港民族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應該獨立建國。他們引用Anderson「想像的共同 體」這個主觀主義的民族定義，區別種族與民族，主張香港人已經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文化的心理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共同心理特徵─作者稱之為香港的民族神話 （national myth）─則是渴望遠離共產黨主導的中國。已經形成，具有共同心理特徵的香港民族，當然擁有國際法上的自決權，此時應該建立主權的獨立國家，才能保護香 港免於來自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侵犯。最後，在積極表述自己的主張之外，這期《學苑》的民族自決專輯中也刊登了一篇基於後殖民觀點的文章，對當代本土思潮做了 批判性的檢視。
在前面所簡單勾勒的《學苑》青年知識份子集團的民族自決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特徵。首先，這是一個公民的民族主義論述（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年輕的作者們雖然強調 香港民族具有共同的粵語文化，然而這個文化與香港價值一樣，本質上是開放，可以經學習而獲得的。這個開放的公民民族論，恰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成為鮮明對 比。第二，「香港民族」是在現代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建構物。這個吸收了當代社會科學建構論（constructivism）觀點，因而具有反身性格的 （self-reflexive）自我認識，也和北京的「炎黃子孫」之類的古老本質主義成為強烈對比。第三、對分配正義與後殖民批判的關注，說明這是一個 吸收了左翼視野的民族論。換言之，傳統的左、右派二分法，已經無法準確掌握這個新興民族主義的特質。這三個特徵正是筆者所謂「晚期民族主義」的共同特質： 在經歷了八、九零年代來自西方社會人文理論的後現代、解構與後殖民思潮的激烈批判檢討之後，任何稍具正當性的民族主義論述都不可避免地必須辯證地吸收這些 批判意見，整合到自身的視野之中。當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也同樣具備了這種晚期民族主義的辯證的進步性格。
7.
我們不能忘記，陳雲的城邦自治論和《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本質上都是防衛性的論述，而他們試圖防衛的他者，正是中國國家的官方民族主義。然而這種防衛性民族 主義的興起，說明一個有待被保衛的主體事實上已經存在——換言之，作為一個有機連帶的香港共同體已經存在，而來自新宗主國的威脅只是加速了這個共同體的政 治化而已。這個香港共同體或許還不能稱之為一個完整意義的「民族」，因為它欠缺成熟的集體意志形成能力與機制，然而政治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形成能力並非只靠 國家制度的賦予而產生——社會學家Max Weber早就提醒我們，由下而上的民主鬥爭也會建構與形成集體意志。港英政府的躊躇不前，以及北京國家權力的入侵，終於點燃了香港人民追求決定自己命運 的政治行動熱情。此時此刻的香港民主運動，正在試圖走完香港政治共同體形成的最後一哩路，也就是建構民主自治的機制，使社會與（香港）國家產生有機連結， 使香港的市民整體經由民主參與——Ernest Renan所說的「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un ple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形成真正自我統治、自我決定的政治共同體（self-determining community）。所謂「民主」的古典意義，就是人民（demo）的自決與自我統治，而正是在這個古典的意義上，香港的民主時刻 （democratic moment）與民族時刻（national moment）正在相互重合，彼此滲透。從人民意志的角度而言，這是最光明的時刻。
然而這也是最黑暗的時刻，最遙遠的一哩路，因為香港人高漲的人民意志已經誘發宗主國的疑慮與進一步干預。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表達新宗主國對香港的全面與最終管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 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 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余權力”。」
這段語意明確、毫無曖昧的文字說明，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 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路普選公投網站，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 達與形成。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已經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史的時刻，我不禁想 起愛爾蘭作家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這是民族主義研究當代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Benedict Anderson教授在幾年前的一場演講之中，為了鼓勵受困於帝國夾縫之中的台灣人而送給我們的一句話。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在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2014.6.20 台北）
─ Max Weber
1.
自2011年以來，我們在東亞見證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非凡事件（world-historical event），也就是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這個新興的民族主義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環出現，並且正在對運動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香港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晚 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但卻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完整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它同時包含與體現了「nationalism」一詞的三重意義：群眾情感 （sentiment），意識形態，以及運動組織。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群眾情感，表現在香港人日益強烈的香港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HKU POP）所做的香港市民身分認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已經有平均四成左右的香港市民認同自身為純粹香港人（不包含中國認同者），而純粹「中國人」認同 則掉落至兩成以下1。香港認同穩定增強的現象在年輕世代似乎更為明顯。根據港大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最近針對港大學生所做民調，有48%學 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而認同「大中華」者僅15%。關於最適合香港的政體，雖然多數（68%）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但竟有15%學生認同 「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 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2。
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香港民族主義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比較成熟的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2011）等一系列著作中提 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這兩種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理論根據與策略，對香港的政治主體 性提出了相當成熟而複雜（sophisticated）的論證。他們並非少數知識精英在書齋空想出來的孤立論述，而是嘗試對上述香港住民日益增強之香港政 治認同進行理論化的產物。換言之，他們是根植於廣泛民眾意識之中的新興民族主義論述。
作為組織性運動，香港民族主義還在初期發展階段。香港城邦論已經出現組織性運動的形式，也就是是陳雲主導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3。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 織型態則似乎還在醞釀階段，但我們可以預期應該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4。十九世紀以來各新興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大多由青年學生發起，如十九世紀的 青年義大利運動、青年愛爾蘭運動，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當代的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此一歷史現象合致，或可稱之為某種「青年香港」 （Young Hong Kong）運動。整體而言，作為組織性運動的香港民族主義目前活動似乎仍以宣揚理念為主，尚未形成政黨，或者與既有政黨合流，以蘇格蘭民族黨（SNP）、 魁北克黨（Parti Quebecois）和台灣的民進黨（DPP）的「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態參與選舉政治。
2.
很明顯地，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一個有社會基礎、植基於民眾情感，有論述，並且正在組織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過往兩百年來世界史上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包括 中國民族主義）一樣，香港民族主義並非憑空出現，也不是任何野心家所能煽動泡製；它是一個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現象（macro-historical- sociological phenomenon），其興起背後同時有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與短期的政策與政治因素。它的歷史或許不如中國民族主義長久，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學意義的 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兩者一樣真實，不分軒輊。此處讓我們嘗試從短期與長期角度，對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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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促成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短期因素（或者近因），就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之控制。如果借用政治學家 Paul Brass在《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1）一書的理論模型來觀察，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centralizing state）試圖將國家權力伸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periphery），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Brass主張，這種來自核 心的威脅，就是導致邊陲產生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典型情境之一。換言之，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被理解為香港住民對於新宗主國試圖多方控制香港的一 種反彈。
97之後北京雖在表面上遵循「一國兩制」政策方向，然而在實質上卻從未停止嘗試對香港進行整合與控制，因為北京顯然非常明白「一國兩制」內含的曖昧 空間可能被港人反向操作，用以追求更大自主。從一開始，北京和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就是同床異夢、各取所需。前者追求「一國」，也就是單一國家 （unitary state）的終極實現，「兩制」只能也必須是朝向「一國」目標的短暫過渡狀態，因此必須嚴密監控。後者追求「兩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權與自主，「一 國」只是聯邦或邦聯式的屋頂。而這個分歧的根源，不只來自當代中國國家內在的強烈中央集權傾向（built-in centralizing tendency），也在於北京對香港主體性的歷史形成欠缺深刻的同情理解。
「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政治上，最重要的 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collaborators），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 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內地化香港人口。從比較殖民史角度而言，這是殖民主義者在移住型殖民地 （settlement colony）常用的古典控制策略，例如中國領有的新疆、西藏，以及法屬阿爾及利亞。不只如此，新宗主國還計畫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 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計畫性相互移動、混合（planned mutual relocation and mixing of populations），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5。經濟上，則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名收編香港壟斷資本階級，激化階級對立，並且創造香 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日益緊縮，以及國民教育科的實施計畫，就是最 明顯的例證。在所謂「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下，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卻竟然持續遭受侵蝕，背後當然就就是北京國家權力的積極滲透。
整體而言，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然而這是一種本質上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state- and nation-building），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並且導致本土社會的抵抗與反擊。從2003 年SARS危機以來逐步浮上檯面的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族群衝突，各種本土主義論述的抬頭，乃至最終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 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尤其是香港共同體的解體危機─的反彈、抵抗與自我防衛。誠如Brass所預測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的侵入，威脅了邊陲的利益與認 同，因而導致了邊陲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
4.
九七後中國官方民族主義侵入性的國家統合政策最終激發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然而這個防衛性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一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方面已經形 成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說的「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的香港本土共同體。在某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個共同體理解為一個形成中的「香港民族」（Hong Kong nation）的雛形。這個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就是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遠因或者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
我們可以從國家與社會兩個層次分析香港本土共同體的形成過程6。在國家的層次上，港英殖民政府一百五十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 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quasi-sovereign territorial state）的制度形式（institutional form）7。儘管英國並未賦予香港自治領（dominion）的地位，但在二次戰後卻賦予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港英政府不僅得以自主制定社 會、經濟政策，同時還以香港之獨立身分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並在世界各地設有貿易辦事處。在港英統治下，香港有獨立的法律、文官系統、獨立的貨幣、護照、郵 政、海關、國際電話區號與國際組織締約權。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 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到社會學家Charles Tilly在晚年著作《Democracy》（2007）所說的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network of public politics）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在此意義上，「香港市民」一詞的意義不僅指涉城市或城邦成員，同時也指涉國家公民。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化」的過程中，經由參與公共政治 網路而形成的不僅是個別的公民，而且是共享權利，同時對彼此負有公共義務的「公民全體」（citizenry）。
在社會的層面，香港長期作為來自中國之一波波移民與難民最近的移住地，和許多移民社會（如美國、台灣）一樣經歷了比較曲折，因而比較晚熟的社會整合 與土著化（indigenization）過程。不只如此，由於在地緣上過於接近中國本土，香港社會非常容易受到中國政治動亂之影響，這也加深了社會整合 與土著化的困難。儘管如此，香港在1949年承受最後一波來自中國的大量移民之後，人口組成開始逐漸穩定下來。67年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 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7、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
上述香港的國家與社會發展歷程，為香港日後的民族形成奠下了幾個重要的基礎：準領土國家制度架構、公民（市民）整體的形成、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香 港認同的形成。如法國大革命理論家Abbé Sieyès所描述的一個以共同法律、政治體制與公共文化為核心的「公民民族」（civic nation）似乎已經呼之欲出——然而這個發展還缺少了一個關鍵環節：民主化。借用華裔後殖民理論家謝平（Pheng Cheah）的話來說，民主化是連結社會與國家，並且使「公民全體」（citizenry）轉化為真正的公民共同體，具有形成集體意志的能力，從而將外來 殖民者的國家「有機化」（organicize）為香港人民自己的國家最關鍵性的去殖民工程。基於地緣政治考量，缺乏遠見的港英政府要遲至1980年代中 英談判過程，才開始進行小幅度的香港民主化，然而此時已因受制於北京而無法放手改革，也因此使香港自治共同體形成的最關鍵工程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導致貽禍 至今。
英國民族主義理論家Anthony Smith在《National Identity》（1991）一書中回顧世界史上各民族形成的經驗時，歸納出幾種民族形成的路徑，其中由殖民地轉化為民族國家的類型，被他歸類為「從殖 民地到民族」（from colony to nation）的路徑。許多亞非前殖民地形成的國家都屬於這個類型，臺灣雖然國家形成過程較為曲折，但也算是這個類型的案例之一8。香港的民族形成過程， 儘管還在發展之中，然而香港民族的雛型確實形成於殖民統治之下，因此應該可以視為「殖民地到民族」路徑的一個特殊個案。這個港英統治下開始形成而「未完 成」的民族雛形，在新宗主國中國統治下，成為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社會基礎。如今香港的民族與國家形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民族主義興起，民族主義者試圖以 政治行動介入歷史，促成香港政治共同體的完成。
5.
當代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在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本地的社會整合與政治發展現實基礎上，受到九七後新宗主國中國的侵入性官方民族主義國家統合 政策刺激而產生的政治與歷史社會學現象。這個命題說明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是在連續殖民的情境下產生的思想與運動，它是一種英國歷史學家John Breuilly在《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1985）所說的反對政治（opposition politics），既受制於國家，同時又試圖挑戰國家。讓我們對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兩個代表性論述稍作檢視。
陳雲充滿創意的「香港城邦自治論」是一種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的變形。他迴避民族主義概念，借用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語言來證成香港主體性與高度自治，然而他的公民共和主義則是基於一個奇妙的歷史論證：香港是城邦（polis or city-state）——也就是公民共和主義思想的起源場域─的一種當代形式。換言之，陳氏將香港（與新加坡等）作為殖民地貿易港市的歷史連結到現代主 權國家體系興起前的古典/中世紀城邦國家與歐陸自由市的傳統之上，發明（invented）了一個從古希臘、文藝復興到現代「殖民城邦」的城邦系譜，從而 將古典城邦與自由市才擁有的自治傳統順帶挪用（appropriated）到事實上缺乏自治傳統的城市殖民地香港之上，以這個想像的城邦自治傳統作為香港 自治的論據。換言之，香港自治的正當性基礎不是香港民族的自決權，而是香港城邦的歷史與其固有的自治特質。在這個歷史論證之上，陳氏再將原本被公民共和主 義視為共和政體存在前提或存續條件的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轉化為界定香港認同的判準，於是「香港人」或「香港市民」成為一種基於價值而非血緣而形成的政治範疇。
陳雲宣稱他的主張是一種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論證，因為他不支持香港獨立，而且他的香港自治目的在於防衛與保護香港固有的自治與主 體性，不在挑戰中國主權或介入中國政治。他之拒絕使用民族主義概念，應該也是出於現實主義之考量，因為如此勢將與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是官方民族主義直接衝 突，風險過高。然而陳雲看似現實主義的主張，依然處處充滿理想，乃至夢想，因為他所發明的香港城邦自治傳統，其實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未來願景 （vision）。而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Margaret Canovan在《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1996）中所提醒我們的，起源於城邦政治的公民共和主義預設了一個高門檻的城邦認同條件，當代香港人的香港認同雖然日益高漲，但顯然離 古典共和主義的要求仍有一段距離。陳雲筆下香港市民的愛港心（Hong Kong patriotism），無疑也是一個尚待實現的願景。
整體而言，本文作者仍將香港城邦論視為一種民族主義的變形。首先，陳雲事實上預設了一個香港的公民共同體或者civic nation的存在。其次，他的整個論證仍舊在歷史學家Ronald Suny （2001）所謂的discourse of the nation內部操作的。換言之，這個論證是在不挑戰，乃至接受現代主權民族國家普遍秩序的前提下，有意識地選擇以不完整主權之前現代非民族國家政治形式 作為香港逃避大國兼併吸收的保護殼（protective shell）。這種「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 without nationalism）的奇妙論證，其實是政治學家Louis Snyder （1982）所說的弱小民族民族主義（mini-nationalism）的變形：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往往因為缺少獨立的政治實力，而被迫選擇聯邦或邦聯 的自治型態。
6.
與香港城邦論的迂迴論證相對照，香港大學《學苑》2014年2月號所倡導的香港民族自決論，則是一種明快而明確的香港民族主義論述。「香港民族，命運自 決」這開宗明義的八個字首先突破了香港人政治想像的邊界，打開了Pandora’s box，讓不可想像的變成可以想像的，並且在來日的行動中，逐漸可能成為自然的、合理的，乃至正當的。這是一種政治修辭對行動的召喚。莎士比亞詩云： 「What’s in a name?」為自我命名，就是召喚民族現身的第一步。然而在自我命名之外，《學苑》的青年理論家們也費心描繪他們理想中的香港民族容顏。首先，香港民族是 一個進步的政治共同體。他們引述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家David Miller在《On Nationality》（1995）一書的主張，強調一個有明確邊界的香港民族之存在，是在香港可能實施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前提，因為有限資源不可能無限分享，也因為只有民族成員的同胞情誼與互信（trust）才能滋生公平分配的意願。這個劃清共同體邊界的 主張是對中共放鬆內地移民入港，導致香港社福資源被大量侵蝕的直接反彈，也清楚透露了這一波香港民族主義的防衛性格。
其次，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與中國逐漸劃清界線的歷史。他們引用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關於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的解釋，主張香港認同於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首先形成於香港的華人菁英階層（也就是 Anderson所說的colonial bilingual elite），然後在一系列與中國本土互動的歷史經驗中（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1949年中共建國、1967年暴動），逐步形成廣泛的香港本土認 同。其後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衝擊，以及97之後中國對香港日益增強的干預過程中，多數港人終於確立了「立於香港，團結拒共」的政治共識。第三，香 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他們引述Anderson的印刷資本主義論證，主張七零年代以來興起的本土粵語通俗文化透過電影、電視與音樂等媒體，發揮了早期 印刷術的功能，凝聚了香港人意識，同時也區隔了來自大陸的他者。最後，香港民族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應該獨立建國。他們引用Anderson「想像的共同 體」這個主觀主義的民族定義，區別種族與民族，主張香港人已經形成一個具有共同文化的心理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的共同心理特徵─作者稱之為香港的民族神話 （national myth）─則是渴望遠離共產黨主導的中國。已經形成，具有共同心理特徵的香港民族，當然擁有國際法上的自決權，此時應該建立主權的獨立國家，才能保護香 港免於來自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侵犯。最後，在積極表述自己的主張之外，這期《學苑》的民族自決專輯中也刊登了一篇基於後殖民觀點的文章，對當代本土思潮做了 批判性的檢視。
在前面所簡單勾勒的《學苑》青年知識份子集團的民族自決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幾個特徵。首先，這是一個公民的民族主義論述（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年輕的作者們雖然強調 香港民族具有共同的粵語文化，然而這個文化與香港價值一樣，本質上是開放，可以經學習而獲得的。這個開放的公民民族論，恰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成為鮮明對 比。第二，「香港民族」是在現代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政治建構物。這個吸收了當代社會科學建構論（constructivism）觀點，因而具有反身性格的 （self-reflexive）自我認識，也和北京的「炎黃子孫」之類的古老本質主義成為強烈對比。第三、對分配正義與後殖民批判的關注，說明這是一個 吸收了左翼視野的民族論。換言之，傳統的左、右派二分法，已經無法準確掌握這個新興民族主義的特質。這三個特徵正是筆者所謂「晚期民族主義」的共同特質： 在經歷了八、九零年代來自西方社會人文理論的後現代、解構與後殖民思潮的激烈批判檢討之後，任何稍具正當性的民族主義論述都不可避免地必須辯證地吸收這些 批判意見，整合到自身的視野之中。當代的台灣民族主義論述也同樣具備了這種晚期民族主義的辯證的進步性格。
7.
我們不能忘記，陳雲的城邦自治論和《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本質上都是防衛性的論述，而他們試圖防衛的他者，正是中國國家的官方民族主義。然而這種防衛性民族 主義的興起，說明一個有待被保衛的主體事實上已經存在——換言之，作為一個有機連帶的香港共同體已經存在，而來自新宗主國的威脅只是加速了這個共同體的政 治化而已。這個香港共同體或許還不能稱之為一個完整意義的「民族」，因為它欠缺成熟的集體意志形成能力與機制，然而政治共同體的集體意志形成能力並非只靠 國家制度的賦予而產生——社會學家Max Weber早就提醒我們，由下而上的民主鬥爭也會建構與形成集體意志。港英政府的躊躇不前，以及北京國家權力的入侵，終於點燃了香港人民追求決定自己命運 的政治行動熱情。此時此刻的香港民主運動，正在試圖走完香港政治共同體形成的最後一哩路，也就是建構民主自治的機制，使社會與（香港）國家產生有機連結， 使香港的市民整體經由民主參與——Ernest Renan所說的「每日舉行的公民投票」（un ple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形成真正自我統治、自我決定的政治共同體（self-determining community）。所謂「民主」的古典意義，就是人民（demo）的自決與自我統治，而正是在這個古典的意義上，香港的民主時刻 （democratic moment）與民族時刻（national moment）正在相互重合，彼此滲透。從人民意志的角度而言，這是最光明的時刻。
然而這也是最黑暗的時刻，最遙遠的一哩路，因為香港人高漲的人民意志已經誘發宗主國的疑慮與進一步干預。2014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表達新宗主國對香港的全面與最終管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 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 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余權力”。」
這段語意明確、毫無曖昧的文字說明，無論是委曲求全的泛民主張，婉轉曲折的城邦論，還是大開大闔的自決論，在追求中央集權式控制的國家眼中，都是脫 軌，都是造反。就在筆者行文的此刻，中國網軍已經大舉駭入香港大學預定於6月22日舉行的網路普選公投網站，阻礙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自決之集體意志的和平表 達與形成。宗主國國家權力已經啟動，殖民地人民意志依然高昂，對決態勢似乎已經隱然形成，然而美麗的自由城邦將會走向何方？在這個世界史的時刻，我不禁想 起愛爾蘭作家Samuel Beckett的那句名言：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這是民族主義研究當代經典《想像的共同體》的作者Benedict Anderson教授在幾年前的一場演講之中，為了鼓勵受困於帝國夾縫之中的台灣人而送給我們的一句話。請容許我在此將這句話語轉贈給同樣受困在帝國陰影下的，所有驕傲的，勇敢的，自由的香港市民。
（2014.6.20 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