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俄罗斯的低劣技术坑害中国人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中俄两国签署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核电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超200亿元人民币，项目总造价超千亿人民币。其中，部分原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核电机组如今改用俄罗斯技术，让业界颇为意外。

关于核电，俄罗斯曾经有过核泄漏的惨痛历史，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30人当场死亡，8吨多强辐射物泄漏。此次核泄漏事故使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造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大一次灾难。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损失惨不忍睹，让我们看看相关数字。

800年：专家称消除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遗症需800年，而反应堆核心下方的辐射自然分化要几百万年；

9.3万人：2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约为9.3万人左右；

27万人：27万人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患上癌症，其中致死9.3万人；

34万人：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前苏联疏散了11万多人，随后数年，又从污染严重地区搬迁了23万人，前后共疏散34万余人；

20亿人：建立在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研究成果上的报告说，全球共有20亿人口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

前苏联公布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事故原因是：操作员粗心大意并违反了规程，操作失误而导致事故发生。

但是西方科学家参观了列宁格勒的一个与切尔诺贝利电厂相同的电厂，得出的结论是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有一些严重的设计缺陷。

他们认为这些反应堆的设计和西方的反应堆设计迥然不同，反应堆的设计存在着出毛病的危险，那里加速核反应的石墨减速器是在比西方核反应堆里的减速器高得多的温度下操作的，这是前苏联因技术问题的简化设计，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当石墨棒过热时，使之冷却就困难得多，如果空气进去，石墨就有可能着火，发生爆炸。

反应堆周围没有防止渗漏的防护设施，以致当放射物大量漏出时，没有任何东西阻止它进入大气层。如果俄国能掌握西方的技术，本来完全可以防止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发生，甚至可以更加迅速地控制住这场事故。

另外俄国反应堆没有完全加防事故保护外壳。

虽然俄罗斯有能力建核电站，但其实这个国家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高端的工业，世界五百强企业，俄罗斯进去的几家都是石油公司和金融公司，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俄罗斯工业一向以技术低劣，质量粗糙，性能差而闻名，以它的军工业为例，那些东西简直可以称之为破铜烂铁。

就说飞机吧，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以色列空军击落了85架俄式米格战机，自己的美式战机无一伤亡，创造了空战史85:0的无可匹敌的战绩，这些犹太人简直就是把俄式战机当靶机打着玩，把俄罗斯的米高扬设计局的脸都打肿了。

俄罗斯的另一家战机设计局苏霍伊也不遑多让，直接把印度人给坑惨了，原先印度买的是米高扬的米格21，总共接近1000架，其中有近500架坠毁，阿三傻眼了，想想换新产品会不会好点，于是咬咬牙花大钱向俄罗斯买高级货，购入了苏霍伊先进的su27,su30，没想到悲剧继续上演，各种花样摔，俄罗斯战机的“飞行棺材”的美名在印度得到了印证。

空中不行，地上也不行，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引以为豪的t72坦克，这些被吹上天专门忽悠中东军阀的东西，被车臣穆斯林用土炮轻松击穿，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吓得那些有钱的中东人急忙退掉俄式武器订单，还有最近叙利亚战争，俄罗斯部署在叙利亚的s400防空导弹，这玩意儿发现不了美式战机也打不了，以色列战机就直接从它上面飞过，如入无人之境。

至于那艘冒着浓烟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母，连俄国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调侃本国唯一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未必能统治叙利亚的天空，可它确定能封锁叙利亚的太阳！

猫爪认为，以俄罗斯这么低劣的技术水平，粗制滥造的质量，使用它的产品需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像核电这种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给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的项目，一定要选质量过关过硬，有良好记录的产品，不能为了搞好关系建立所谓的同盟，而让人民充当小白鼠。

事实上按2013年中俄签订的长期供应原油协议，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石油145美元一桶持续25年，造成国内油价上涨运费上涨，就已经很吃亏了，因为如果目前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的话，是43美元一桶，中间就有一桶100美元的差价。

俄罗斯早已经从中国赚得盆满钵溢，普京那种低能儿，除了暗杀外干啥啥失败，就只能靠中国的油费维持生活这样子，中国对俄罗斯已经很够意思了，差不多就行了，千万别用俄罗斯的技术坑中国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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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技术是二流技术，根本就不过关。

美国之音：纳瓦罗罕见公开亮相 细数中国的“经济侵略”招数

在川普总统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之际，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讲话中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纳瓦罗星期四罕见的发表公开讲话，介绍他所领导的办公室刚刚发表的有关中国如何在全球进行他所说的“经济侵略”的报告。在他看来，了解中国的这些策略和做法有助于美国认识到它所面临的结构性的挑战。

纳瓦罗：川普总统是自由贸易主义者

在川普总统对别的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一些批评之际，他的贸易顾问、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6月28日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为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说，川普总统所做的只是让竞技场地保持公平。

他说：“川普总统清楚的表示，他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非常清楚的表示，对于这届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意思是，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

这位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与平衡的世界里，世界上将是零关税、零非关税贸易壁垒、对产业进行零补贴、没有任何货币操纵或是货币贬值的情况以及没有任何使用增值税不仅来增加收入而且把它当作一个重商主义的工具，把别国的产品挡在门外，使本国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

但是他说，由于世界各国并没有进行自由、公平、对等与平衡的贸易，而美国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又是全球最低的，这就导致美国每年与其他国家存在大约0.5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在大家都认可的李嘉图自由贸易模式里，持续的贸易逆差是不应该发生的。

纳瓦罗细数中国“经济侵略”的招数

纳瓦罗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公开讲话，主要的目的是介绍他所领导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最近刚刚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在全球进行他所说的经济侵略的报告。他指出，“经济侵略”的说法并不是出自他，而是出自川普政府去年年底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他展示了一份列举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与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六大策略以及50多种行为、政策与做法的图表。

这六大策略包括：保护中国的本土市场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扩大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确保并控制全球的核心自然资源、主导传统的制造业、从美国与其他国家收购关键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以及获得推动今后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工业发展的新兴高科技产业。

纳瓦罗也描述了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具体做法，其中包括繁琐的行政审批与许可程序、通过反垄断法进行敲诈、强迫使用中国的品牌、货币操纵与贬值、网络间谍活动、把中国的国营企业打造成龙头企业以及向发展中国家设置债务陷阱等等。

纳瓦罗：中国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结构性挑战

这位深得总统信任的贸易顾问说，中国的这些政策与做法中的大部分是在国际贸易秩序的边界之外，也就是说，它们是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贸易体系所对付不了的。他还表示，川普政府正在谋求改革国际贸易体系，因为现有的很多规定不合理。他举例说，世贸组织中有关最惠国待遇的政策允许其他国家征收高关税而让美国保持低关税。

纳瓦罗说，这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多美国政府文件的基础上完成的报告凸显了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他说：“如果这份图表准确的描述了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行为与做法，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你可以理解，在建立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贸易体系方面，我们在迈向一个更为有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的挑战。”

纳瓦罗说，这是因为，在你进行谈判时，哪怕你成功的解决了这其中的25个问题，你还有剩下的25个问题。

这是纳瓦罗在报告发表后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介绍它。

前美贸易官员：报告有一定道理，但只谈中国的不好

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的贸易问题专家蓝迪（Stephen Lande）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对这份报告的看法。

他说：“基本上，他所说的有一定道理。的确，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做法，我们得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这些做法没有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涵盖，我们得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地。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加入了世贸组织后，中国对它的贸易体系做出了很多调整。而这份报告没有怎么谈及这方面的细节情况。我的看法是，这里有问题，这里有挑战，但是只是说一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另一方什么都是好的，并不能解决问题。”

白邦瑞：报告包含以前未解密的新信息

不过，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策略中心主任白邦瑞博士（Michael Pillsbury）认为，这份报告相当重要，提出了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实实在在的证据。他在介绍纳瓦罗时说，报告不仅引用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文件，而且包含了以前没有公开的一些信息。

他说：“这份报告看来包含了不少可能来自美国情报部门以前没有解密的新信息。”

这位著有《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的中国通还表示，这份报告的根本前提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提出了。他说，在2017年1月，奥巴马政府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报告，其中涉及了中国侵犯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转让的问题，只不过当时奥巴马总统即将卸任，因此报告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

上个星期刚去过中国的白邦瑞说，这份报告在中国没有任何报道反证了纳瓦罗领导撰写的这份报告切中了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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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遇上川建国，中国共匪要‘吃不了，兜着走’咯。

上海命案的疑凶黄一川

1989年6月3日生于湖南绥宁一公务员之家。中学期间，父母离异。他和母亲生活较为拮据。离婚后，父亲很少照顾他。以致黄一川从小性格内向，寡言，且偏激。但他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高中期间，学习刻苦，进入绥宁一中实验班（全县最好）。在校期间，成绩优异，排名班级前十，年级前三十。高考后，考入湖南科大。2007年入学，建筑专业，学制5年，于2012年毕业。在校期间成绩中等，无过激行为。他曾报考东南大学建筑学研究生，疑败北。此后，奔波各处，无固定工作。开始有明显反社会情绪。于6月7日入住上海一廉价宾馆。找工作未果，遂而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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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行业已是夕阳行业，找不到工作正常。今年高考报建筑的看到这个消息不知有何感想。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还是不同的，建筑业主要是修建筑造，包括路桥修建等等，而房地产主要是贩卖房产地产。
估计可能是这位学的一般，用工单位看不上。
学怎么样无所谓，就几点能吃苦肯吃苦吗？有证吗？没有的话，建筑行业要你何用
多考几个证慢慢在企业熬也比这强，这条件能把30%以上的大学生比下去。
这条件哪不错了这学校当年是二本，这人比我老婆低一届我老婆这学校毕业的，文科还行，理科一泡污就说这学校的建筑专业，在湘潭都排不上前三，这文章前面说他刻苦学习进入全县第一的班级，结果考个这种学校，只能说非常一般，不知道把他形容成个读书很发狠结果找不到工作的形象是为了什么？
这条件送外卖快递之类的工作估计是放不下身段去做的，同学什么应该也有混的不错的了，心理落差太大。本身性格心理又有缺陷，自己把自己绕进一个圈越来越绕不出来，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结果选择了这个。其实估计砍完一瞬间就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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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学过《战国策》里面一个虚构的故事。秦王灭魏，魏的属国——小小的安陵危在旦夕。面对秦王的威胁，安陵君的使臣唐雎毫无畏惧，绝不退让。秦王说，你知不知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唐雎反问，你知不知道布衣之怒？秦王说不就是呼天喊地，拿头撞地吗？唐雎说，你说的是匹夫之怒。真正的布衣之怒，伏尸二人，天下吊孝，可能就在今天。秦王大为惶恐，马上折服。唐雎和荆轲一样，是中国人在三观最正的时代里面，对于愤怒的价值的判断。挑战强权，反抗不公的愤怒，才有存在的意义。很遗憾，今天我们可以随时见到各种愤怒，却大多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匹夫之怒。不管是躲在学校门口拿无法反抗的孩子出气，还是开着叉车撞向素昧平生的路人，甚或拿着利刃在公交上肆意发泄……，血腥之外，全是可耻。无论这些行凶的人有多少的冤屈，我都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强者抽刀，总是朝向更强者。只有那些最卑劣的懦夫、最阴暗的病人，才会把愤怒转嫁于更弱者。这样愚蠢的暴行和残杀同胞的义和团一样的可悲，它所代表的不是什么绝望的反抗，而是奴隶的愚昧，蝼蚁的残忍。这样死不足惜的匹夫之怒，有个专用的名词形容，叫做“底层互害”。当力量孱弱到无法伤害上面的阶层的时候，同一阶层的互害就成为愤怒唯一的出口。阿Q在外受了百般凌辱，无处发泄也不敢发泄，最终选择吴妈的脚和尼姑的头。因为他知道吴妈和尼姑无力反击。这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层层向下的欺凌到了最底层，下无可下的时候，就会蜕变成赤裸裸的动物世界的相互倾轧。食物链顶端的狮子悠然自得，泥土之下的虫子相互撕咬。这样的底层之恶，用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恐怕难以解释。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资源被少数人占据，阶层的流动陷入固化的时候，底层社会就会因为资源的匮乏沦为丛林法则盛行的动物世界。严格说来，中国人数百年来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这样的动物世界。无论是行为还是思维。在长时间的专治传统中，制度僵化、政治腐败、伦理畸变层层叠加，造成了国民性的劣质化。在单向的，恶意侵害的社会环境中，越是底层，权益越容易受到侵害，却又越无力反抗。就像一群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只能靠争夺彼此的口粮苟延残喘。长期的圈养，既无逃出笼子的勇气，也无打破笼子的力气。猴子不会考虑人的价值，更不知道真正的苦主是谁。如果这个猴群足够大，悲剧一定足够多。在一个充满戾气的社会环境中，当只能选择用恐怖主义行为来为个人尊严和价值做注解的时候，人群并不会比猴群好多少。不管你是这种社会中的哪一个环节，那么外部环境逐渐失控的情况下，但凡陷入互害模式，无一幸免。在环环相扣的社会关系中，总有一个坑等着你。因为危如累卵的秩序之下，暴力就会成为最后的话语权。“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死法”，威胁的不可控，会对深陷其中的每一个人造成灾难。哪怕你是食物链最顶层，有特供有警卫，一样有拿着宪法被暴民斗死的可能。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底层沦陷。它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程度更深，因为底层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抗沦陷的过程。我们常说“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套用一下也合适，那就是一个阶层的失控，则所有阶层都危险。底层社会的加速堕落，不仅仅代表着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的丧失，诉求渠道的堵死，更是整个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前兆，让血泪铸成金字塔有层层崩塌的可能。我们并不畏惧这样的崩塌。但是一定不能在互害模式中重建。要摒弃这样的模式，首要问题不是加强防范或者引入信仰之类，而是建立起可以制约公权力，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看到希望的社会制度。因为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永远是互害模式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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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统治之下，谈什么‘制约公权力’？共匪这种瘟神害人不浅，它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罄竹难书。

Wi-Fi新标准：WPA 3产品料明年初推出

问：最近Wi-Fi联盟公布了WPA 3标准，希望在明年逐步取代已经用了十四年的WPA 2标准。WPA 2标准不再安全，这几乎是公认的事实。但如果要及时用到WPA 3标准，在购买家用路由器或电脑时，应该留意甚么？

李建军：如果你的路由器和设备是近一、两年买的话，理应可以透过软件升级，而得到WPA 3标准支援，所以不用急于要更换路由器或设备，因为软件升级已经可以绰绰有馀。

但如果你的路由器或设备已经用了一段时日，可能硬件设计上未必能应付WPA 3标准的要求，那现在不要更换设备，直至市场上有支援WPA 3的路由器，或保证可以升级的WPA 2路由器出现，才更换设备和路由器，相信这类路由器，应在明年初推出。而可以肯定的，已使用十多年的路由器要被替换。

而我个人强烈建议听众，一旦WPA 3标准的产品推出，就尽快作出更换，因为WPA 2经历十四年发展后，无论黑客还是政府指派的人，都对WPA 2的漏洞了如指掌，WPA 2的保护已经变得十分单薄，因此，将路由器或设备升级到WPA 3标准，是保护自己的一项重要手段。家用无线网络的安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为大部分电脑或手机，都依赖家用无线网络上网，如果容许保安漏洞长期存在，就有如任由黑客或当局指派的人，可以随便取得你的个人资料，这对你和你的朋友都十分危险。

而在明年，802.11ax标准的产品将会大行其道，如果你的路由器标明会支援802.11ax标准，就几乎可以肯定会支援WPA 3标准，用这个方法来选择新的路由器，亦是最简单的做法。

就算你有WPA 2的设备，都不怕你的设备连不上WPA 3路由器，因为WPA 3包含向下兼容的功能，只不过旧设备难免不能享受WPA 3的全部好处。

问：如果使用是新一代的路由器，怎样肯定知道自己在用的路由器有更新，并直接将软件更新？

李建军：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设定路由器每天自动检查和更新最近软件，另一个就是定期登入路由器再作检查，在家用路由器而言，后者的机会比较大，因为自由更新都涉及不少的成本。

黑客软件InvisiMole透过视像镜头暗中监视你

问：现时很多手机或手提电脑都有视像镜头，只不过，最近发现一个运作已长达五年的黑喀模组，可以暗中用视像镜头监视你，能否介绍一下？

李建军：这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地发现的黑喀软件，叫做InvisiMole，本身可以隐藏在Windows作业系统内，绝大部分听众都难以用正常渠道发现这个软件的行踪，因为这软件作者行事极为小心，只有遇上目标人物方开启软件，而软件相关的一切档案都几乎遭到加密。因此近日才被电脑保安专家发现，并且加入在各大防毒软件的保护范围内，只要你更新西方国家出产防毒软件的定义档，都可以查到你的电脑有否受感染，并加以移除。

以中国与俄国的密切关系，相信这个病毒相关的技术早传入中国，并且被当局用于暗中监控人民之用，所以如果你对自己电脑或手机保安有保留，应该用物理方法遮蔽电脑或电话用的视像镜头。如果手提电脑或桌面电脑是用外置的USB视像镜头，平日不用的时候就不要将镜头连接电脑，如果视像镜头是内置的，就用胶纸或用于固定海报的胶遮蔽镜头达致同样目的。如果怕手提电脑或平板电脑有问题，可以买手机套或平板电脑套，并避免买任何透明或全透明款式，平日不用的时候，应该盖好保护套。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感染沐马而被暗中遭长期监视的问题。

问：为何强调要用物理方法遮蔽镜头，用软件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李建军：沐马软件既然可以在作业系统中隐藏，甚至伪装成作业系统一部分，证明入侵者掌握系统一定权限才落手。他们有能力绕过作业系统的机制，暗中启动视像镜头，甚至连视像镜头的指示灯都可以熄灭，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所以必须用物理方法彻底遮蔽镜头，才可以达到防止被监控的效果。

问：在电脑或手机，怎知哪一个位置是视像镜头，又如何遮蔽镜头可以做到最好效果？

李建军：视像镜头因为本来设计作视像通讯之用，因此大部分都会放在荧幕正上方，可用牛皮胶纸、或用作固定海报用的胶，遮蔽荧幕正上方的镜头，这集翻墙问答，会有视频示范正确做法，欢迎各位听众浏览本台网站，收看有关片段。

我个人会建议用固定海报用的胶，因为牛皮胶纸在长期黏附后留下难以清理的胶残馀，与破坏镜头无异，除非你打算以后都不用视像镜头，这又另作别论，而可移除的便条贴纸，就容易因黏上灰尘而脱落，而固定海报在墙身用的胶，有残馀物少、可移除、透光度低等特点。只不过在手提电脑，可能要在每次关闭机身前，移除遮闭镜头用的胶，以免影响电脑的运作。

如果你打算以后都不再使用视像镜头，还可以用黑色箱头笔涂黑镜头，之后再考虑用胶纸遮蔽镜头。

至于手机，我个人不建议使用几乎永久破坏的方法，因为除了自拍，不少身份认证软件都会用到前面的视像镜头，会影响到日后使用这类应用程式的能力，而胶纸可能太大张，甚至遮盖打电话听筒的部分，影响手机运作，而使用固定海报用的胶，就可以调节遮闭的范围而恰到好处。当然，如果你不会用到智能手机的强大功能，使用没有视像镜头的电话，都不失为其中一个防止被窥视的方法.

那些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的真相

http://dafahao.com/well-known-heroic-stories-truth.html

虽然是某功人士的网站，但是看看无妨，其实比看毛左网站更有意义。

〝中国〞一词源考

在当今中国，在人们思想中混杂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中共治下的马列中国，地道的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和西来马列中国人，严格来说，马列中国人只能叫做党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那么，中国究竟有何含义，源出于哪里呢？


最早的〝中国〞
据先秦诸子百家著作，有许多提到〝中国〞一词。例如：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
《中庸》：〝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到了西汉时代，《急就篇》（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记载：〝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汉地广大，万方来朝，中国安宁。此时，〝中国〞与〝非中国〞的界线已经非常明白。
西周的青铜器〝何尊〞
目前所知，最早载有〝中国〞一词的，是公元1965年于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塬出土的西周青铜祭器〝何尊〞的铭文。
〝何尊〞制作于周成王时代，是已知西周初期第一件留下纪年的青铜器。周宗室何氏的先祖曾追随周文王，〝何尊〞是何氏一族所铸造的，刻有铭文有122字，反映周成王营建成周（雒邑）的历史，与史书相佐证。铭文记录〝余其宅兹中国〞一词，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尊铭》记录成周建成，〝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周成王训诰宗族何氏子于京室，提到周武王克商，告于天下：〝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音同益）民〞，就是宣告：我（周武王）要在此天下之中的〝中国〞治理人民。周代行封建制度，天子之国建置于天下之中，是周代建制的传统。周天子的〝中国〞也就是代表天下国家。
当时西周的京师在丰镐（宗周，今陕西西安），营建新京都成周雒邑（在今洛阳）是周武王的遗志。雒邑处在伊水、洛河间，在地理上有优势，可加强对东方的控制。邑，就是〝国〞（《说文解字》），京师就是周天子之国。新都雒邑位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不管哪方来进贡，里程都是一样。建成后，周成王也常驻跸于此。
周武王攻克殷商后，三年即薨，武王想营建东都的心愿就未及达成。成王继承王位（公元前1042年到公元前1021年在位），完成武王遗志。《史记‧卷四‧周本纪》也有这一段记载：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之意。……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诗经》的辅证
同样是西周的文献、中国最早诗歌集《诗经》（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的《大雅‧民劳》篇也使用了〝中国〞一词：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此中的〝中国〞相对于〝四方〞，代表国家的概念。若从汉《毛诗正义‧卷十七‧十七之四》的解释：〝中国，京师也。〞这京师〝中国〞就是周天子之国，代表国家。
《毛诗‧序》说：〝《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 〞，厉王是西周末期的天子；《何尊铭》则是西周初期的作品。显然，〝中国〞为天下之中之国，这概念在西周时代已经定型了。
参注：何尊内底铸铭文12行、122字，现存119字，因底部破孔，残损3字。铭文记述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雒邑之事，此铭文纪事可与《尚书‧召诰》、《逸周书‧度邑》等古文献相互印证，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

中共建党以来八大谎言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共建党97周年。 中共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充满了谎言。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的历史。中共制造的谎言难以计数，本文将从中共成立之后近百年的历史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8大谎言，来还原历史的真相。

谎言之一：“七一”是党的生日

中共每年庆祝的所谓“七一”党的生日都是假的。根据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的考证，中共建党确实的日期应是1921年7月23日，是毛泽东将7月1日错订为党庆日。

毛泽东在1940年的一个讲话中，公开为中共建党日期拍板。毛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20周岁，我们党从7月1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二十周年纪念。1941年6月，中共中央正式发表文件，以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日”。

据司马璐回忆，早在他1937年10月抵达陕北之初，中共并无党庆之说。在他的印象中，苏联的国庆（11月7日）就是中共的党庆。在当年11月7日，他所在的青年训练班学员的伙食都加了菜，甚至吃到了肉。当时的政治指导员乐少华还即席讲话：“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念日……”。

早期中共党人如邓中夏和李维汉，都说是1921年6月。根据是1921年6月中旬，上海临时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一大定于1921年6月30日举行。然而，事实上，由于当年6月底，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没有到上海，所以决定改期。

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一大是在1921年7月20日召开的，不过，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回忆提到的1921年7月底的上海社会新闻倒是为中共成立日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据陈、周二人回忆，当时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一大”在上海停会之日，他们夫妇的隔壁房间“当晚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因陈公博住处出现凶杀案惊动了警方，加上法租界巡捕又到会场搜查，代表们便转移到嘉兴南湖上开了一天会，便结束大会。是以，查到这次凶杀案的时间，便能查证会议的召开日子。

果然在1921年8月初的上海《申报》上有“大东旅馆发现谋杀案”的记载，案发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命案日期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

后来在苏共提供的共产国际的中共档案中，发现了与会的武汉代表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回忆以及共产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他们都认为“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在上海开了8天。

司马璐1978年从其苏联朋友那里得来的原文资料，也证实中共“一大”是在7月23日召开的。1980年中共的《人民日报》则首次承认了中共建党是在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

谎言之二：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

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 （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谎言之三：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共一向声称是它领导全国人民抗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军，打败了日本人，因而也只有它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真投降、假抗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但事实真相真的如此吗？近年来海内外众多历史学家以大量的事实和资料告诉世人，这完全是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愚弄，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人的抗战中流砥柱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

首先，中华民国政府是指挥全国抗战的司令部，蒋介石先生是指挥全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西安事变和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中共两度向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提出了“保证抗日和不再作乱”的著名“四项保证”。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为团结全国抗日救国计，决定接受中共“输诚”。在中共，此为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则为收编中共。因此，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中共地方政府及中共军队的关系，也就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中共当年也是完全承认的。不但承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还曾一再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1938年9月29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曾致函蒋介石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1942年7月7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次，抗战的策略是蒋介石先生制定的。九一八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即在江西指出：“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1937年8月7日，中华民国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并制订了“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非以打垮敌人为目标、而以拖垮敌人为目的”的持久战总战略。同时，在第一期抗战的指导方针上，确立了“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战略原则，重在赢得时间，消耗敌人，粉碎敌人“三月亡华”的狂梦，促成我西南持久抗战基地的形成和巩固。

第三，从力量上看，1937年3月左右，中华民国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疆土，拥有4万万人民，拥有陆军270 万，海军10万吨位，空军600 架战斗机。而当时的中共逃到陕西时只有2 万人马，1 万3 千条枪，3 个县的人民、资源。在1937年8 月13日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民党70万军队与50万日军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3个月横扫中华的梦想。远在陕北的两万红军如何能领导120万人的会战？

再者，就事实而言，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驾。海军舰艇损失殆尽。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二万五千名军官中，就有一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四个月。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从而振奋和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信念，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再来看中共，前6 年：1931年9 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中共却号召保卫苏联、工人罢工等，还要以武装暴动推翻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后8 年：要日蒋火拼，中共则到“敌人后方去”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延安搞整风，种革命鸦片，偷敌卖国。其所谓游击战更是“游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其所谓“拥蒋抗日”则是执行苏共命令要为保卫苏维埃而行。日军在华毙命的一百二十九名将领之中，死于与中共作战的只有三个，其余都是死于国民政府军队手中。中共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只有左权、杨靖宇两人，国民党方面却有二百零六人。

最后，从理论上讲，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共和国。孙中山说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一脉相承的，他在创建中华民国后祭祖的时候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所以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承接了中华民族的国统和祖统。从1912年创建民国到1931年日本入侵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对外卫国，对内护国。反观中共，1920年苏共派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从建党那天起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上接受苏联的领导，经济上接受苏联的援助，军事上接受苏联的武器，并确立了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制政府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目标，这样一个政党怎么能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

到底是谁领导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事实胜于雄辩，数字就是证明。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些人，你也可以在一些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

谎言之四：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唱起这首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提起半个多世纪前的 “抗美援朝”，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至今都还以为那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相信是“美帝国主义”首先挑起了这场战争，侵略了北朝鲜。

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曾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声称：“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半个多世纪来，提及当年的朝鲜战争，“党”也一直都是这么说的。对此，大陆人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也不可能怀疑，因为他们能够接触到的资讯都来自官方管道。

然而，令中共没有料想到的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主动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韩战档案，包括很多中共和北朝鲜当时的档。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国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当时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苏联、中国国民政府、美国、英国共同承诺：由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联合国军解放三十八度线以南。1945年8月15日，苏军与原属于中共东北抗日联军军长金日成的两个朝鲜族师，进入了北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此时日本已经投降），而美国代表联合国军进入了以南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别以李承晚和金日成为首组建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接着，美国和苏联分别于1948年撤出了朝鲜半岛。本来，日寇的侵略掠夺，已经把朝鲜半岛弄得满身创伤，这正是一个和平的，双方可以按照自己领导人的意志，建设自己国家的最佳时期；不仅可以在和平竞赛中各自争取对方人民的支持，从而实现国家繁荣人民生活幸福，而且可以由各自的人民选择国家的制度，实现和平的统一。

然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却对南方一直怀有武力统一的迷梦。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中共军队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自己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不失时机地两次向史达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斯大林因为怕跟美国直接对抗，拒绝了金日成。于是，金日成只好求中共帮忙，他派北朝鲜的国防部副部长去北京见毛泽东，毛明确表态支援，说，“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悄悄派些中国部队给你们”。中、朝两国人肤色一样，美国人“认不出来”。在会见金日成的特使时，毛还同意将中共军队中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军队，此即中共卷入朝鲜战争准备之发端。

1949年中共移交给北朝鲜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中共军队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中共共为北朝鲜提供了兵员69，200人，构成了北朝鲜军队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北朝鲜军队总数148，680 人的46.5％。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的中共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北朝鲜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部队的加入，北朝鲜军队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原来的想法，他们是准备秘密派兵进入朝鲜，而不是公开与美国对阵，但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他要公开同美国作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史达林那里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毛设想的交易是：我帮你打败你的敌人美国，你给我军事工业、势力范围。毛之所以敢打，是因为他拥有千百万可充当炮灰的中国人。他相信美国不可能跟他比赛死人，他不会被打败。打朝鲜战争还给了中共一个处理上百万在国共内战后期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把他们大量派去朝鲜。

从斯大林的角度看，中国和北朝鲜同美国打一场大仗对他有说不完的好处。第一个他可以做军火商。第二他可以实验自己的新式武器，还可以获得某些美国军事技术。第三他可以摸摸美国的底，在同共产主义阵营对垒上，美国到底能走多远。但最使斯大林动心的还是中国人能消灭并牵制大量美国军队，使世界权力平衡倒向对苏联有利的一边。毛很清楚斯大林的梦，反复向斯大林表态：可以依靠他来实现这个梦。于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苏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在朝鲜战争中发现（中苏以外的）外力干涉，那么，中国将派陆军、苏联则派空军入朝作战。

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朝鲜战争的计划，在北朝鲜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前数月，中国就开始为出兵朝鲜作准备了。中共的七个野战师于该月奉调东北，加上东北军区（含内蒙古军分区）原有之部队，那时东北共有军队40万之众。如此庞大的部队数量远远超出了维持东北治安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些部队的集结是为了参加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的。

1950年2月，中共42军行军赴东北途经北京时，朱德曾指示该军军长吴瑞林：“你们要一面生产建设，一面准备战斗。目前，美帝国主义仍占领朝鲜半岛……我们必须解放那里的土地和人民。”此外，中国还在河南屯兵九个野战师共12万人（隶属于13兵团），后来，朝鲜战争一爆发就急调这些师入东北，与先前抵达之部队组成了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司令员。1950年8月中旬，高岗就曾在一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主动帮助朝鲜人民……让朝鲜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1950年1月中旬，毛泽东尚未离开莫斯科，斯大林就通知了金日成，金的战争计划已获批准。不过，斯大林告诉金日成：“此一问题仍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联合作出最后决定。”因此，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到北京向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向南朝鲜发动进攻的请求，毛泽东自然依照与斯大林的约定照准，并作出了必要时会派兵入朝的具体承诺。金日成同斯大林制订的战争计划得到毛的认可，斯大林于16日来电最后点头。

于是，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借口“南朝鲜发动了向北方进犯”，突然发动了预谋许久的袭击南朝鲜的战争！到8月初，短短一个半月内，北朝鲜的军队就攻占了百分之九十的南朝鲜和南方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大军直抵釜山。

面对联合国战胜国各方的承诺遭到粗暴的践踏，美国理所当然地不能坐视不顾。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宣布派兵入朝。9月15日，美军在三八线以南的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紧接着准备向北进攻。9月29日，金日成急电斯大林，请他叫中国派“志愿军”。

十月一日，斯大林告诉毛：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毛马上做出反应，十月二日，他起草了一封给史达林的电报，说他“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军队正式入朝参战。

可见，朝鲜战争是北朝鲜、苏联、中国三方共同策划的结果，是金日成在获得了来自苏联的战争物资和顾问、来自中国的久经战阵的官兵，又正式向苏联、中国“请求”向韩国进攻并获准的情况下发动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才是挑起战争的侵略者和罪魁祸首，而韩国国防军则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美军不过是在朝鲜半岛执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任务。

中共一向自称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是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其实，中共领导当时并不担心美国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同时，由于苏联不肯向中国提供海军舰艇，中国将长期缺乏渡海攻击台湾的能力，因此也不会与美国在台湾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朝鲜战争是否会扩大到中国这一关键问题上，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所讲的广东的战事，是指国民党军队可能渡海挑起对大陆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么中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目地究竟又是什么呢？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中共图的是借助苏联的援助，让军队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并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换装，建立中国自己的技术兵种和军事工业。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档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分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中国出兵朝鲜一举，从苏联得到了很高的回报，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不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并帮助中国建立了能有效作战的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而且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得以形成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可以说，苏联对中共的武器转让规模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这样超大规模的援助是毛泽东以前的近代中国的历任统治者无法企望的，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少。

朝鲜战争，至少造成70万到100万中国军人死亡。

谎言之五：中国没有发生大饥荒

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2011年，香港大学冯客教授《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一书出版，书中据公安部门同期报告及大跃进最后几月中共汇编内部报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国至少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他认为人们常用的“大饥荒”一说似表明这场空前灾难是计划经济决策者匆匆上马的无心过失，忽略了这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造成的死亡。

大跃进饿死4,500万人不是根据什么统计全国人口数量变化来的，当时各地成立了防病防疫办公室，把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等现象诡称二号病，这一死亡数字是定期向书记处汇报的。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各地的档案馆都查得到原始资料。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原籍豫南的知名财经作家时寒冰记录母亲在大饥荒时遭遇。“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某某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中记载，安徽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有些饥饿乡民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新坟，人们便蜂拥而至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了皮肉的尸骨。

“记得年少时听外婆提过一句关于大饥荒时的惨状，当时已非缺粮是真的无粮可炊，当树皮草根被吃完后，村民捞出自家粪坑中的蛆虫洗了煮食，蛆虫吃完吃观音土，尽管如此依然饿殍一片。有一家媳妇因无营养产下死婴且累得虚脱，家人闭门含泪烧开了锅……，媳妇命保泪伴终生。”

1959～1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回忆大饥荒年代，“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1960年春节，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汇报，市领导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辽宁省锦西煤矿劳改队，经过大饥荒后，1,200名右派、犯人饿死1,000多人，没有饿死的200来人中的190多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摘自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

邓宝珊，老同盟会员、国军上将，后协助傅作义“起义”，1949年后曾任甘肃省长，1960年大饥荒，毛泽东收到邓呈送的物品：用油渣和榆树皮粉糅合而成的食物，这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食物。此举受到了省委的埋怨攻击，邓宝珊却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大事，群众吃饭问题要紧”。文革中，邓受迫害自杀。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1959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推托之辞。

通过以上不完全的“大饥荒”档案，不知道是否可以提醒人们：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惨剧？如何记住历史，使悲剧不再重演？怎样使人们能够穿透历史的迷雾，看清血写的历史，不再相信中共墨写的谎言？

谎言之六：六四天安门反革命暴乱

天安门事件，“六四”屠城，震惊世界。中共定义，那是“反革命暴乱”，中共出兵镇压，是“平暴”。

事实上，1989年的北京，在民主运动的两个月里，交通如常，秩序井然，民众齐心呼唤民主，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各项犯罪率大幅下降。直到邓小平命令解放军（所谓“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北京，才酿成冲突和混乱。

1989年4月15日，以改革派和开明派著称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引爆积压已久的社会情绪。以悼念胡耀邦为出发点，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率先走出校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喊出“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学生运动，很快演变成社会各阶层参与的全国民主运动，遍及三百多个城市，各地动辄数十万人或百万人参加，历时近两个月。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不仅创下中国历史、也创下世界历史的记录。
民主潮所及，不仅汇集了大量学生和知识份子，也汇集了大量市民和工人；不仅感染了大量体制外、即民间人士，也感动了大量体制内、即官场人士，如《人民日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都有很多人打出支持民主的横幅。

那段时间，大多数中国人都很乐观，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每次游行，都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人们憧憬著，一个民主的中国，很快就会到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各国媒体和记者云集北京，拍摄下大量的历史镜头。香港和台湾民众热心支持，两岸潜在的统一趋势，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过，只待中国大陆民主化。
而在中共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空前分化。人大常委会里，包括委员长和六名副委员长反对镇压学生。一批老将军也表态反对镇压。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更是明确反对镇压民众而力主朝野对话。

然而，老人政治，早已成为中国的顽疾。在中南海的深宫里，大权在握的老人集团，磨刀霍霍，图谋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身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暗中调集30多万解放军，占当时主力共军的三分之一，包围北京城。以总理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竭力支持邓小平的镇压计划。

在党内，经过又一轮激烈的权力斗争，邓小平罢免了拒绝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并将他软禁。这一幕，彷如百年前的清廷，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光绪皇帝。阴暗、冷酷、残暴的中国宫廷悲剧，再一次重演。中国政治，再一次倒退。

1989年6月4日凌晨，85岁的政治老人邓小平下令展开大屠杀。强行进入北京的解放军，用机关枪扫射、用坦克碾压人群。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哭喊声，交织成一片。在邓小平和李鹏的极端指令下，共军疯狂射杀和辗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大量民众惨遭屠杀，血染广场，尸遍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称“天安门事件”。

部分北京市民和学生，展开了英勇抵抗，阻挡并焚烧进城的军车和坦克。那一夜，中国首都，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北京，成为一座战争的城市、一座流血的城市。中国军队，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向自己的人民开枪！面对全副武装的共军，北京市民和学生最终寡不敌众。经过一夜屠城，共军控制了北京。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被政治老人、解放军、坦克和机关枪联合粉碎。

大屠杀之后，邓小平当局展开大逮捕。各地民运领袖纷纷被捕，被投入黑牢。部分民运领袖出逃海外。中共还展开大报复，许多参加过当年民主运动的学生，被剥夺学籍或学历，毕业的不予分配工作。许多体制内的知识份子则被开除公职。一度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中国知识界，重现万马齐喑的惨淡。

“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以及中共当局的大屠杀，成为世界历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自那以后，中共一直千方百计地力图遮掩和抹杀这段历史，但全世界都记录了这段历史。墨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选自陈破空《倾斜的天安门》一书）

谎言之七：“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传染病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内向上报告，但2003年萨斯爆发，中共官方隐瞒疫情竟长达半年。

2002年11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12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朵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2003年2月11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2月11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2月28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2月11日到3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3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3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香港的官员们也向大陆学习隐瞒病情。卫生福利及食物局长杨永强3月14日疾呼肺炎没有在香港爆发，也没有传播到社区，以反驳媒体的报导。沙田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钟尚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7号晚上九点半突然召开记者会，眼泛泪光地首次透露非典型肺炎个案其实已经有一百多，其中十多名病人来自社区。在这情况下，特区政府在3月19日被迫宣布病毒传播情况，源头来自64岁的广州中山医学院教授。这位得了SARS的广州医生，2月15日已不舒服，但他与太太、妹夫及一名朋友仍坚持来香港参加婚礼，于2月21日到香港入住九龙京华酒店9楼，第二天就病重被送进广华医院诊治，几天后去世。但是酒店的病毒已迅速感染6名旅客及1名香港人，其中3名新加坡女子回国后引发了当地20宗SARS，2名加拿大人则女死、男留医，至于26岁的香港人到酒店探访朋友，染病入威尔士亲王医院后，成为威院肺炎大爆发的源头，再传播出去。香港是极为开放的城市，国际交往频密，不少毒菌从中国经香港出口，香港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罪魁祸首”，香港人受到其他地区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是董建华和中共的替罪羊。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国务院新闻办才在4月3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说：“现在发病人数明显减少，治愈人数显著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病原的进一步研究查找工作也取得积极的成果。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稳定，人们生活工作正常。在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第二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还假惺惺表示道歉。但是在这以前，他们禁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广东调查，把他们留在北京十天变相软禁，到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旅客不要到广东后，才让他们去广东调查，但是同时又要世界卫生组织撤销这个呼吁。这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行径。
实际上在道歉后，北京仍然说谎。为了驳斥张文康的谎言，北京解放军三○一医院的七十一岁老医生蒋彦永向电视台和《时代》周刊揭发，首都北京ＳＡＲＳ疫情已经蔓延，北京四家军医院包括医师和护士在内至少就有9人死亡，140名染病。并非张文康所说全北京只有19人感染，4人死亡。

4月10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再度举行记者会，请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等负责人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进展情况。但他们不肯回应老军医所揭发的问题。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还声称香港人为了到广东逃避疫情而把病毒带到广东。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并不相信这些谎言，他们认为北京的疫情严重五倍。

谎言之八：“烈士”遗孤江泽民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他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不过，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何况共产党最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分”，所以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著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分：“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著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根据《江泽民其人》编辑）

为你的Chrome开启GPU加速

Chrome算是一个速度很快的浏览器了，但是对于一个经常要开20几个选项卡的人来说，还是会有点卡的。其实Chrome有像IE9 RC那样的GPU加速功能，只不过它默认是没有启用的。
开启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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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GPU加速以后效果不是很明显，不过你如果打开了好多个选项卡就能感觉到它的效果了。
其实Chrome的插件也是很多的，不逊色于Firefox，这不，about:flags这个页面里面就有好多...

其兴也骤，其衰也速，日本的改革尚需‘坂本龙马’精神

作者：蔡成平

日本如同东方的一颗彗星，其兴也骤，其衰也速。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盛极一时之际，著名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参选自民党总裁惜败不久，便联合索尼集团总裁盛田昭夫，公开呼吁日本可以说“不”、“日本模式”必将为世界效法。

话音刚落，日本便陷入“失去的十年”，让人唏嘘不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十年九相”的政治乱局让日本依然找不到路在何方。2010年，石原慎太郎无奈地说：“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阉割掉的狗，对谁都无害。”

在此次地震爆发之前的2007年和2008年，经济衰退了4%和3%。日本地震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就提出，地震对经济的影响也只占GDP的1%，其损失远远比不上日本经济衰退的损失。“日本在经济问题上会越来越衰退，最终会衰退成退出一流国家，进入二流国家的状态。”

若说中国是冉冉升起的朝阳，那么日本恐怕更像是日薄西山的夕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近期席卷日本的“坂本龙马热”，恐怕也正反映了黄昏之下，日本国民呼唤坂上之云再次升起的真实心态。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日两国的实力消长岂不正是如此。1949年的日本GDP不到中国的50%，而1970年代中国却不足日本的12%，2010年中日GDP再次历史性逆转。虽然，这一逆转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现实意义，数字上的高下并不能掩盖全部的事实。

如今，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日本又遭遇了这场大地震，其经济会更加失去方向。但从现实角度而言，日本仍是中国最值得借鉴的历史明镜。日本的教训究竟是什么？以日本为镜，可以正衣冠、知得失。

债务危机与建设狂奔

2009年日本政权交替后，民主党在经济领域提出要从“钢筋混凝土”转向“以人为本”。这样的理念貌似理所当然，却是日本付出惨痛代价后得来的，日本昔日兴起的源泉，恰是今日衰退的原因。

评论家们喜欢揶揄日本是“土建国家”。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为标志，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全心致力于公共建设，每年40%以上的财政预算都投入到了公共建设，有些建设在早期无疑是有利的，但逐渐陷入了失控的建设狂奔。

亚兰·布斯在《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一书中分析道：“日本乡村的荒芜不是偶然或仅仅因为一时的疏忽所至，而正是‘国家支持下的暴力主义’与狂热的土木建设相结合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机制性附属症——‘建设中毒’。”

环境与发展专家弗雷德·皮尔斯更加直接地痛批：“日本是名副其实的‘水坝建设狂’，半个世纪如一日，每年耗资2000多亿日元，到1997年，先后修筑2800多座水坝，盘踞到日本97%的河流之上。日本几乎没有一座山腰不是由碍眼的水泥建筑所支撑，巨大水坝蓄满了根本就不用的水和电，壮观的大桥连接着荒凉的无人岛。”

截至1998年，日本建设业的从业人员高达690万，占日本劳动力人口的10.1%，如果将公共建设派生的间接就业机会也计算在内，与建设业有关的就业机会比率高达1/5，相当于美国或欧盟相关数字的4倍。但正如阿列克斯·科尔分析的那样：“日本建设业所创造的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非来自于真正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人为制造出的就业机会’，是国家财政无节制投入的结果。”

这一庞大“就业机会”的存在，大大削弱并延缓了日本软件业及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日本一旦停止公共建设，就会出现大量失业，正像是毒瘾重症患者，除了持续不断地加大药量外，生活将无法继续。

更严重的是，耗资甚巨的公共建设预算约一半左右靠借贷维持，累积的沉重债务让日本难堪重负。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国家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人均债务负担721万日元。而IMF预测，若以现有的债务增加速度持续下去，2016年日本公共债务率将增至277%，日本将成为发达国家历史上财政状况最恶化的国家。

虽然，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长期大规模发行国债，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以致无法收拾，是造成日本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但实际上，日本自1950年代开始的建设狂奔就已经为此埋下了祸根。

日本经济学泰斗加藤宽分析称：“二战战败结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但残留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大政府’形态，官僚们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公共建设。直到泡沫经济崩溃，才意识到必须创建‘小政府大市场’，民间能做的事就要交给民间，地方能做的事就要交给地方，要搞分权改革。”

地产投机与海外狂购

人类对土地有种天生的渴望，古今中外四海皆然，但日本作为远离大陆的岛国，尤甚。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曾指出：“日本人崇拜土地的思想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不从这一点理解日本人，也就无法理解日本的泡沫经济。”

根据罗默假说，由于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限制，实际的经济增长将呈下降趋势，从而存在资源环境消耗导致的“尾效”。据测算，日本经济增长中的土地尾效大约为每年0.3561%，加上日本地产泡沫的存在，使得土地约束成为日本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

那么，日本地产泡沫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日本知名的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投机因素是造成30多年来土地价格上涨145倍的最大因素。”

而日本微观性地价泡沫的关键，则在于土地的财团垄断。这些战后惨遭解体的战前各大财阀很快便以财团的形式重新集结了起来。因为银行向企业放贷时大都要求以土地作抵押，这些财团企业便大肆购地，并以土地扩张作为产能及市场扩张的前提。正如华尔街分析报告所言：“丰田公司更像是一个在自己的土地上附带生产汽车的大地主。”

长谷川庆太郎则在《投机时代》中写道：“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陷入了土地投机的时代。企业争相将资金从制造技术领域转投到土地，社会充斥着抢购土地的恐慌心理和焦躁情绪，更弥漫着投资土地必然暴涨的‘浪漫预期’。连那些只掌握零星土地的人，也不惜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购置土地贷款，紧盯着土地疯狂的飙升。”

1985年之前，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还一直低于GDP，1988年即升至GDP的1.4倍。1985年至1990年，日本累计土地资产收益1420万亿日元，为1990年日本GDP的3.3倍。到了1990年，东京土地资产总额已接近美国全国总额，而日本全国则高达2400万亿日元，为美国的4倍。旅日华人学者莫邦富称：“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买下美国，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类似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日本媒体上屡见不鲜，且被大部分的日本人津津乐道。”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进军海外地产也战绩赫赫。被日本偷袭过的珍珠港，几乎被日本企业全部收入囊中，夏威夷俨然成了日本的“新殖民地”。檀香山市市长曾疾呼：“檀香山要变成日本东京的一个区。”而三菱以8.46亿美元收购洛克菲勒广场51%的股份，索尼、松下分别以34亿和61亿美元收购好莱坞哥伦比亚电影集团、美国环球影业集团，紧接着美国ABC大厦、Citibank总部大厦、Mobil石油总部大厦、帝国大厦等纷纷落入日本之手。

这一系列地产投机之所以可能，与日本当时的金融形势密不可分。1974年日本政府曾将“对付土地投机”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昙花一现。同年4月开始，日本的金融政策转向宽松。之后，日本政府没有再采取宏观调控，日银也从1986年1月起连续5次降低贴现率，从5%降至1987年2.5%的战后最低水平。

同时，自197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界被允许可按时价发行股票，巨头企业从而以比市场利率低很多的费用从股票市场融资，开始具备准银行功能。正如前日银总裁三重野康所言：“泡沫经济初始时期，日本金融机构向地产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余额由原来的20%骤然上升到40%。”这也注定了一旦地产投机失败，必将殃及同样疯狂的股票市场。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有句名言：“泡沫只有在破灭后才能判定是泡沫。”山一证券副总裁北川文章也回忆称：“当时的日本，曾经有40名知名的经济学家对前景进行预测，没有一个人认为会出现危机，都对将来持乐观态度。”

在狭小的岛国，一亿人正沉浸在人类历史上远比郁金香泡沫、黑色星期一、纳斯达克泡沫更为严重的泡沫危机中不能自拔。

“骄傲的平家不久长”

日本有一句民谚：“骄傲的平家不久长。”平家即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平氏，鼎盛时期曾不可一世，但18年后即被源氏所灭。骄傲往往源自内心夜郎自大式的无知，也源自外界故意或无意的甜言蜜语。

当1968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苏的世界第三后不久，法国记者吉兰迅速出版《世界第三大国》一书，对崛起日本极尽溢美之词，而日文版半年内也再版15次，可谓洛阳纸贵。

1979年，哈佛大学东亚专家傅高义出版《JAPAN IS

NO.1》。他感慨：“和他国有所不同，日本在19世纪初就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雷厉风行地学习外国。结果它成了时代变革的主导者，而不是受害者。其他国家则被外国的影响摧毁了，只有日本从中获得了重生。”

此时，日本国内的心态也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81年，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森岛通夫在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讲授《日本为什么“成功”》，讲义被奉为日本研究经典。

1983年初，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也一改基辛格曾形容的“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似乎在打瞌睡”的日本首相形象，与里根会谈时表示：“就太平洋两侧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言，日美负有世界性责任。”

同年G7峰会上，又不失时机地展示大国形象，发言都站在全球高度。世界舆论分析称：“日本在G7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1975年G7首脑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日本外务省也洋洋得意：“这标志着日本领导人第一次在首脑会议上就全球问题采取主动。”

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日本泡沫经济被解读为是一场“货币战争”，而实际上，当时国际货币战主要集中在美元同欧洲货币之间，与日元的矛盾是其次的。

但正是在日本盲目乐观，又意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日本1985年、1987年先后很乐意地签下《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并多次大手笔投入救市，陶醉于日元是美元救世主的角色。这一系列不相称的“大国贡献”，成为日本盛极必衰的拐点。

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出版《日本可以说“不”》，版后一年内即再版10次，紧接着《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著作都畅销一时，高呼日本要“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要成为新世界史的主角”。

上帝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

政商分离导致国民离心

也有人指出过日本人有一个奇怪的逻辑—通过灾难来挽救自己。对此，袁钢明就表示，日本政府、企业和老百姓都喜欢在一种安定、明确的制度下生存。他们缺乏一种竞争性或者是变动很强、活力很激烈的性格或者体制。即使1996年曾经出现过一次地震之后的恢复，那是因为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还有一些资本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当其国内缺少一种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灾害需求成为一种有效拉动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日本基本的资源消耗已尽，财政出现了高达200%的负债。日本的银行、企业和居民的负债都很严重。自1990年代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以后，日本已失去了十年，而后又失掉第二个十年，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经济衰退周期会如此的漫长？

日本“经济改革沙皇”竹中平藏认为：“原因在于长时间银行与企业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资产负债表。”加藤宽也认为：“处置不良资产，确保稳健的金融体系，恢复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机能，是日本改革最重要的经验，而推迟这样做，恰恰是‘失去的十年’最主要的教训。”

然而，直到竹中平藏1998年上任金融大臣提出处置不良资产时，几乎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甚至媒体都反对。这不禁让人深思，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森岛通夫分析称：“日本社会是由政、财、官三界紧密结成的社会，但自1990年代开始，这三界由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精英占据：接受战后教育的官界，接受战前教育的政界及接受过渡期教育的企业界。”

日本长期以来被形容为“经济一流，政治三流。”但回顾历史，1946年至1980年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都堪称水准很高的政治家，除石桥湛山和三木武夫外皆出身官僚。而1988年至1997年的9位首相中，只有宫泽喜一出身官僚，其他全属政党元老。

如今民主党提出“政治主导”改革，也就是将被官僚垄断的资源和信息重新收归政治家所有，但基本上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长期泛滥的政治家世袭让日本形成了“政治家无能”的社会共识。而官僚虽然多为最优秀的社会精英，但正如出身商界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所言：“官僚们工作的确努力，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在为国家，而是为各自的省厅利益工作。”

“无能的政治家、优秀却自私的官僚”，这样的政官结构让产业界及国民日益离心，政治信誉消失殆尽。可以说，政官商界的互相分离，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时无法迅速协力应对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日本改革迟缓、二十年尚难以摆脱困局的根源所在。

“坂本龙马热”依然在日本持续发酵，但正如坂本龙马的名言：“应该将日本重新清洗一遍。”坂本龙马纪念馆馆长森健志郎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坂本龙马身上有很多优点，如先见之明、随机应变、善于交际等。但那些自诩为龙马的政治家们别忘了，龙马一生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没有任何私心。”（作者系日本亚太政经调研机构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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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大搞‘房地产经济’跟当年的日本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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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专制者的“万邦来朝”情结

2018年六月八日至九日，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政府领导人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沙勒瓦举行2018年峰会；六月九日至十日，上海合作组织八个成员国和四个观察国的领导人在中国青岛举行2018年峰会。这两个峰会几乎是同时进行，这为观察家们对国际地缘政治和重要国家的外交政策走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比较分析机会。但是，关注中国事务的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网民们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了一个似乎不应该成为焦点的情景上，而全然没有兴趣去观察和讨论一些政治和政策焦点问题。

引起中国网民关注的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主办方——中国政府提供的豪华宴会和美轮美奂的焰火燃放。除了十二个国家的领导人之外，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出席宴会的作陪人员总计数百人。而夜间的海滨烟火和城市灯光展示表演，据说更是花费数十亿人民币国库资金。中国领导人的脸上洋溢著财大气粗的得意笑容，而来自异邦的客人似乎也十分享受如此豪华的招待。与此相对应的是七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会议的拮据镜头。七国领导人挤在一间局促的小屋中简单用餐，在等待会议人员准备最后文件时不少领导人在那里站立等待。

可能与中国领导人的期待相反，官方媒体对他们心目中“万邦来朝”盛举的铺天盖地报道，似乎并没有能够引起中国网民们的自豪感，引来的只是普通社会大众对于中国政府毫无节制地挥霍国库资金的愤怒和嘲讽。人们当然没有忘记，“七国集团”成员国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发达工业国家；而“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在世界人均收入平均线以下的发展中国家。穷国举办了世界上最奢侈的峰会，而富国举行了世界上最简朴的峰会，这种对比令许多还在温饱线上奋斗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连蜗居也是梦想的年轻人心中五味杂陈。

最近一些年以来，举办超豪华的国际活动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一种嗜好，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二零一零年的上海世博会、二零一四年的亚太国家领导人北京峰会、二零一六年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二零一七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等等。这些国际组织在来到中国开会之前，在世界其他地方也都曾举行过类似的会议，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会议的“慷慨”程度能够与中国相比，当然所有人都明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能够不受公众制约地使用国库资金的政府。

除了关注中国政府不受制约的挥霍金钱的制度之外，中国和类似的极权政府热衷于举办大型豪华活动的审美情趣也很值得研究。几乎在所有极权国家，领导人的审美情趣似乎也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豪华即美”。所有的活动中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专门为会议准备的大型建筑物和活动场地、超级阵容的开幕和闭幕仪式、奢侈无比的大型宴会、所费不赀的烟花和灯光表演、还有向客人馈赠的精致昂贵礼品，即使是记者大厅也一定会是世界一流的。所有这些并不需要最高的技术含量，需要的只是领导人追求豪华的情趣和掌握金钱的权力。

极权国家领导人审美情趣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宏大的整齐划一的场面，规模庞大且动作整齐的仪仗阵容、人数上千甚至过万的儿童和青年参与团体舞蹈和团体操表演、震耳欲聋的有组织的欢呼声和口号声、还有伴随著所有这一切的威武进行曲演奏等等。在这种整齐的表演团体和行进的队列中，任何自我个性都会被压制甚至湮灭，人们看到的是国家、政权、领袖；看到的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暴力炫耀；它会迫使人们丢掉任何怀疑与思考，所需要的只是跟随这大众的步伐和节奏去欢呼、去服从。

极权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共同的审美情趣的来源无外乎有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的粗俗，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接受文化熏陶，也没有能力去欣赏人类社会累计的精神财富，不懂得“大道至简、大美至简”的宁静力量；二是他们内心十二万分的不自信，需要用一种极端外在的强烈方式来炫耀自己的成功和权力，这与一些暴发户浑身戴满金银四处招摇实在是异曲同工；三是他们需要用一种仪式感来震撼民众，以此来让人们忘却统治者的恶行和不合法本质，引导民众在低俗的炫耀中忘却自我，放弃抵抗、谨记服从.

何清涟：美国退“群”，只因不想当冤大头

美国终于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完成了2006年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的前世）关张时的愿望。对于西方盟友们来说，既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加上川普拦截非法移民态度比较坚决，于是各种声浪四起，历数川普入主白宫以来退出的那些“群”（网上对国际组织的戏称），认为美国真要放弃世界领导责任了。

美国是真的厌倦当老大，还是想当个聪明的老大而不是只会出钱当呆瓜的老大？这得仔细分析美国近年状况。

美国退群各有因由

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TPP。这一由欧巴马极力促成并在其卸任前签订的协定，主要内容是全面开放美国市场，让TPP成员国的数万种商品免税进入美国。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反对，无论是川普还是希拉蕊，在竞选时都承诺当选后一定退出。川普总统上任后，于2017年1月23日废除。

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底签订的这份协定规定，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助，帮助减排。其中美国需要承担750亿美元，占总资金的四分之三。美国总统川普2017年6月1日在白宫宣布，美国退出该协定，并将重新开启谈判，寻求达成一份对美国公平的协议。

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10月12日，美国国务院声明退出，称退出原因是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对该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1984年，美国政府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腐败和管理混乱等问题为由宣布退出，2003年又重新加入。2011年，美国曾以国内法律限制为由停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缴费，当年即砍掉了8000万美元的会费，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22%。

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2018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宣布，美国将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同时，美国将重新对伊朗实施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2018年6月19日，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这个机构名不副实，“一些世界上最严重的人权侵犯者……通过提升和保护侵犯人权者并参与针对民主国家的诽谤活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其自身、其成员及其建立之初的使命都是一种嘲弄”。副总统彭斯的说话更清楚明白：“多年以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都在变本加厉地进行恶毒的反美国及反以色列的谩骂”。

上面的清单说明，美国充当世界带头大哥需要付出代价，多出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伊朗核协议其实是几个发达国家向伊朗花钱买稳定，当然也是美国出力最多，欧洲得益最大。

但这带头大哥，早就只能出钱当冤大头，却难享“大哥”的尊荣，还经常被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与欧洲盟国算计。2001年，美国在盟国法国纠合中国等独裁国家，被逐出人权委员会就是一例。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鹰派人物波顿（John Bolton），当时在小布希政府中出任美国国务次卿，目睹了这屈辱一幕，他后来成为联合国的坚定批评者。

美国厌倦被人掏荷包

美国退群，不仅是因为出了钱还被众多国家反对批评，更因为美国国势已现颓势，囊中羞涩：

1、国内债台高筑，国力衰落；截至2017年7月3日，美国政府债务总额为19.8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4%，相当于美国公民人均负债约6万美元。国会预算局的报告指出，川普政府2018财年（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的财政预算不足以支援实现预算平衡，预测到2027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将达7200亿美元，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17年的76.7%升至2027年的79.8%。

美国从二战之后，一直承担世界一号领导者的角色，并为全球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领导西方盟友赢得了冷战，但这背后是超强国力在支撑。911之后，小布希政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耗资巨大，8年间积累国债近5万亿美元，国债总体规模超10万亿。欧巴马任期内，美国债务新增10万亿左右，债务与GDP之比曾达到106%，远超60%的国际警戒线。

2、美国国内人民日子不好过，中产阶级萎缩，收入下降。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比尔·克林顿执政初年，中产阶级人口尚有56%；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2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带来的警示更强：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

3、美国对贫困移民增多深感困扰。美国一直是联合国难民署安排难民的首要目标国。2015年欧洲难民潮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美国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但拉美移民通过美国与墨西哥防范疏漏的边境，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总数远多于进入欧洲的移民。2017年，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发表题为《非法移民对美国纳税人的财务负担》的报告，这份68页报告称，全美1250万非法移民及其420万公民子女（其中不少是未成年通过国际人口走私集团送进美国），每年花费美国联邦与州政府1350亿美元，相当于从他们那里得到税收的7倍（税收仅190亿美元）。

欧巴马执政八年，还出现一个奇特现象：非法移民的福利高于本国穷人。2016年5月9日，华府智库移民研究中心（CIS）公布一份移民花费报告，指出户长为合法或非法移民的家庭，每年平均享有联邦福利6241元，户长为“美国出生”（native）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为4431元，前者比后者高出41%。享受最多联邦福利者为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家庭，他们获得纳税人付费的联邦福利，每年平均达8251元，超过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86%。户长为移民的家庭，享受的联邦福利总支出超过1030亿元。根据联邦人口普查局资料的分析，51%移民家庭享有这类福利，而土生土长美国人家庭仅30%享有此福利。

改变现在移民政策，是2016年大选中川普做出的承诺，与希拉蕊·克林顿承诺要全面开放边境、欢迎一切外来者形成鲜明对照，成为川普胜选的重要因素。

由于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对国际社会负责与本国人民负责之间失去方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将国内事务放置于比国际事务更重要的位置。2015年8月，美国拉斯穆森国家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资料显示，有66%的选民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皮尤调查在2016年年5月5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57%的美国人希望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他们还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尽最大努力解决自身问题。

美国独行，国际社会无奈

上述调查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期望，但与美国选民立场不一致。

美国开始退群后，有英国外交官警告说：没有美国的联合国，将什么都不是。因为只有美国参与的项目，才有执行力，没有美国承担资金的主要部分，什么事也做不成，比如《巴黎气候协议》如今成了废纸。

美国退群，仍然是世界的No.1，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但其他附在美国骥尾上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严重下降。美国主流媒体偏左，早在美国大选中，美国好几家主流媒体与英国《金融时报》连篇累牍地谈世界各国政府如何不欢迎川普成为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令世界迷惑”一文采集了好几家媒体与专家们的观点，谈的就是一点：今后美国将在世界扮演什么角色？川普以“美国优先”这一竞选纲领获胜，非洲需要做好自力更生的准备，“如果说非洲需要开始考虑用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现在时间到了。”

2017年3月，川普向访美的德国总理梅克尔提出德国欠美国军费3750亿美元之后，德国尽管极力否认，但不得不开始准备自力更生。今年2月，德国防长冯德莱恩表示，德国将增加军费。加强欧盟国家合作进程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建立“永久结构性合作”（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简称PESCO），该合作将允许欧盟成员国家共同发展军事实力、投资合作专案以及加强各国武装力量。6月，欧盟德法等九国的国防部长星期一预计在卢森堡签署意向书，建立欧洲危机干预部队，建立共同防务体系。

联合国难民署也面临难民安置困难。6月25日，难民署发布《2019年全球重新安置需求预测报告》，称全球需要被安置到第三国的难民人数在2019年将增至140万，但2017年只有7.5万名难民被重新安置。按照目前的速度，全世界现有的难民需要18年才能安置完毕。在欧洲向中东难民打开大门之前，美国多年来是全世界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每年美国允许8.5万名难民入境，超过所有其他国家接收难民的总和。如今，没有美国的积极配合，联合国的难民安置遇到了麻烦。

今年3月22日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波顿（John R. Bolton），是位坚定的美国主义者，反对全球化。2000年他在《芝加哥国际法杂志》（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一辑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全球治理吗？》（Should We Take Global Governance Seriously？），是其代表作。这位美国主义者与主张美国优先的总统川普合作，美国恐怕得先“独行”一段。但美国也未放弃其国际责任，比如川普总统正在与朝鲜金正恩积极接触，希望解决朝核问题，但明确要求日本支付朝鲜高昂的去核费用。这一姿态表明：美国可以利用声望、实力帮助国际社会解决难题，但受益国别想再让美国出力之时再出钱。说白了，美国全球老大照当不误，只是不想再当冤大头了。

如果希望美国继续象欧巴马那样当世界总统，将各国人民的福利放置于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国内政治翻盘，先让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失利，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或者至少一院，让川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再在2020年大选中夺回白宫。

史湘云和贾母是啥关系 史湘云为何离开了贾府

史湘云和贾母的关系仅仅局限于娘家亲戚，而且还隔了3辈。原著中的史湘云从小生活在贾府，长大后才回到了史家，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贾母为了巩固自己在贾府的地位，遏制儿媳妇王夫人的势力。从小就把史湘云当做宝玉的媳妇来培养，后来发现不适合就立马将其送回了史家。

史湘云和贾母是啥关系

红楼梦中，史湘云亲切喊贾宝玉为二哥哥，从年龄岁数和称谓中可以看出史湘云和贾宝玉是同一辈分。贾母对于史湘云来说是祖辈，他们是贾母的孙辈。

贾母原姓史，人们都叫她史太君。从姓氏来看，她的娘家就是史家。史家是四大家族之一，人丁旺盛。贾母和史湘云隔了3辈，贾母和湘云湘云爷爷同辈，后来出嫁到贾府。两人或是兄妹或是姐弟，谁大谁小就不必争论了。那么按照辈分一级一级往下分，那么湘云和贾母的关系就是她的侄孙女。

贾母出嫁到贾府的时候距离史湘云，这已经是祖孙三辈的关系了。这也解释了贾母为何不把史湘云接到贾府，因为虽是娘家人，但是关系已经很淡了。

那么有人就好奇了，贾母为什么这么疼爱林黛玉，林黛玉的母亲是贾母的亲生女儿，而史湘云的父亲和贾母是姑侄，两人虽然身世差不多，但是总归还是林黛玉亲。

史湘云为何离开了贾府

原著小说中种种迹象表明史湘云曾在贾府生活过，但是林黛玉出现之后，史湘云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她从史家过来贾府玩。但殊不知史湘云最先是生活在贾府中的，史湘云为何离开了贾府呢?生活在这里又选择离开呢?在史湘云身上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种种迹象表明史湘云曾生活在贾府。史湘云有一个贴身丫鬟，名叫翠缕，她同袭人等大丫鬟一样都是从贾母身边派出去的好丫鬟。后来回到了史家，翠缕也跟着她一起到了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贾母对史湘云这个丫头还不赖，专门分配自己的丫鬟给她，和林黛玉的待遇差不多。还有一个证据表明史湘云曾住在贾府，因为史湘云对贾宝玉很是了解，连贾宝玉喜欢吃胭脂，喜欢和女孩子玩这等事她都知道，而且和宝玉之间关系很随意，这必然说明了两人青梅竹马了算。

史湘云刚出生不久她的父母就去世了，后来跟着她的叔嫂一起生活，但是他们对史湘云并不好，贾母对于这样的一个孩子为什么会先带到身边对其宠爱有佳，突然态度转变又将她送回史家呢?

其实这要降到贾母的打算了。原著中贾母是极力想撮合宝黛的婚姻。她并不看好薛宝钗，不是因为薛宝钗的问题而是贾母与王夫人之间的对决。王夫人和薛家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是亲戚关系，王夫人想薛宝钗和自己的儿子结婚，那么她的势力就会进一步扩张。那么贾母呢?她选择林黛玉是因为能巩固自己在贾家的地位，同时进一步压制了王夫人的势力。贾母对于孙子婚姻的态度，就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娶王家人。史湘云也好，林黛玉也罢，总归是有贾母血脉的人。

所以史湘云之前住在贾府是被当做宝玉媳妇来培养的，所以从小就安排和宝玉一起生活。但是贾母最后放弃了史湘云，是因为史湘云的性格让贾母打消了这个念头，从而把目标转移到了林黛玉身上。

贾母是大家闺秀，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很高，最起码要做到知书达理。而史湘云不是，她和男孩子一样淘气，心直口快，性格豪爽，直言不讳，这让迂腐的贾母选择这样的人当宝玉的媳妇显然不合常理。所以史湘云被送回了史家。

这就是史湘云为何离开了贾府的真相。红楼中的女子她的出现和离开都是有人在操控，她们从一开始就被默默的选中又被默默的抛弃，史湘云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from  http://www.5011.net/lishi/miwen/201507/01/33545.html

重庆卫视相亲真人秀《凡人有喜》

年轻就是好啊，年轻就是优势。

富士康在美国创造每个就业岗位可获20万美元补贴

美国总统为外资企业投资美国背书，甚至亲自参加设厂的动土典礼，特朗普为郭台铭又一次创下罕见先例。据台湾“联合报”6月27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6月28日抵达威斯康星州，并将与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同台、参加富士康面板厂的动土典礼，这在美国总统史上实属罕见。作为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富士康承诺为当地带来1.3万个、平均年薪达5.4万美元的优质就业机会。有环保团体和当地居民对投资方案颇有微词，但在州长沃克大力支持下，通过投资奖励、确定选址、规划水电等繁琐程序不到一年完成。美国媒体称，为吸引富士康价值100亿美元的投资，威斯康星和地方政府已在最初承诺的30亿美元基础上再额外增加10亿美元补贴。当地的《密尔瓦基哨兵日报》称，在哈雷摩托宣布将生产线移往海外引发争议后，能吸引富士康这样雄厚的外资落实投资，可以成为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为重大的经济政绩。《今日美国报》指出，富士康获得许多威斯康星税收优惠，包括预估高达30亿美元的制造业营利税，此外还有月7.64亿美元的设厂公共开支补贴以及约1亿美元的相关联通道路兴建费用。到2032年，当地纳税人将支付富士康园区建设和设备所需费用的13%，以及员工工资的17%。美国就业研究机构专家估算，富士康在美国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就会得到超过20万美元的就业补贴，比美国过去典型的奖励投资要高出数倍。

高通开始准备收取5G专利授权费

6月27日，在上海全球移动大会上，高通总裁克里斯蒂安诺•阿蒙表示，高通预计在一些市场5G数据终端将在今年12月发布，与高通合作的OEM（代工厂商）将在明年3-4月份推出具备完全5G功能的智能手机。随着5G标准的获批，产业界开始推动5G商用化，高通等持有5G专利的公司，开始进行专利授权，收取厂商专利费。阿蒙称，高通在5G时代专利授权模式和收费标准与3G/4G时代保持一致，与中国国家发改委达成的专利协议也会继续遵守。根据高通早前发布的有关5G相关专利授权框架。这次高通的5G收费标准为：使用高通的标准必要专利，并且只支持5G的手机，将会收取2.275%（按照整机售价）的专利费用；使用高通标准必要专利，并且支持3G/4G/5G的手机，将会收取3.25%的专利费用；使用高通标准必要专利加非标准必要专利，并且只支持5G的手机，将会收取4%的专利费用；使用高通标准必要专利加非标准必要专利，并且支持3G/4G/5G的手机，将会收取5%的专利费用。此外，高通还表示，智能手机5G许可费的整机销售价上限为400美元。2015年高通与中国发改委达成协议，承诺在中国市场单独进行专利授权，授权模式与全球保持一致，但对标准必要专利以整机价格的65%来收取专利费，不再按照设备全价收取专利费。

硅晶圆大缺货，显示全球半导体市场畅旺

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硅晶圆厂环球晶董事长徐秀兰日前表示，半导体硅晶圆供不应求，环球晶的产能到2020年已经全满。徐秀兰首度透露，有客户开始和环球晶谈2021到2025年订单，且价格不会低于2020年的价位，环球晶将挑单优先供货，不会降价。这意味着，环球的晶订单能见度长达七年，堪称目前景气能见度最佳的电子业。硅晶圆是半导体生产最重要的材料，环球晶的客户涵盖台积电、三星等一线半导体大厂。业界认为，随着硅晶圆报价持续走升，一线半导体大厂具有优先采购优势，受影响不大，但中小型、二线晶圆厂压力会较大。徐秀兰分析，造成此轮半导体硅晶圆供不应求，主要与新产能开出有限、车用等需求持续增加有关。全球半导体硅晶圆主要供应商包括信越、胜高、环球晶、LG和Siltronic等五家，全球市占率总计达95%，近期都有增加产能计划，但都仅是通过去瓶颈，增产规模不大。下游客户需求强劲，且从抢12英寸产能蔓延到8英寸，现在连6英寸也开始抢，远超乎预期。

中国的监控网络扩及海外 可滤外文及少数民族文字

中国已经形成覆盖海外网站的网络监控系统。北京一家研发网络监控的科技公司数据显示，其研发的军犬舆情软件可检测港澳台等境外8000多个“涉敏”信息网站。并在国内建立了1.8万个舆情站点，可监测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图片、视频等，甚至可采集英、法、西班牙等，以及各少数民族共53种语言和舆论信息。
中国网络监控已从本土防火墙内翻到墙外，并可渗透到世界各网站。中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检测软件，已经被中国政府部门应用。据该公司介绍，这款名为军犬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可进行舆情分析、信息预警、热点分析，搜集负面舆情、舆情趋势、简报、分析、推送及统计分析等。可监测新闻、论坛、博客、微博、图片、视频、QQ群、搜索及文档等。内置1.8万家舆情网点。
该系统可采集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维吾尔语、蒙古语、藏语、朝鲜语、壮语等、阿拉伯语、越南语、老挝语等，总共53种语言的舆论信息。还可检测港澳台、境外8000家“涉敏”信息网站。
河北媒体人朱欣欣，本周四（6月28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府或企业研制这类监控软件，完全是为维护专制统治：“甚至一些民营公司为了与权力进行勾兑，狼狈为奸，从中渔利。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哪怕是普通老百姓，都深深懂得这个专制体制的特点。统治者需要通过监控所有的人，也包括境外的各个方面，监控他们的言论、行为及信息，来进行统治”。
据该公司介绍，军犬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从海量互联网数据中，把您所关注的互联网读懂。满足您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所需。现已为268多家政府舆情客户、51家企业舆情客户实施网络舆情监控。
旅居德国的蒙古族维权领袖席海明对本台说，中国政府从海外获取的科技，被用于对民众的监控，现扩大至海外，实在令人担忧：“这个消息确实令人担忧，中国的监控已经走向国际了。现代科学技术被用在这个上面了，他在国际上进行监控。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造福于人类，但现在对外监控。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
5月15日，在北京举办的国际警备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北京海鑫科金高科技公司出品的扫描仪，可获取智能手机脸书和推特上被删除的信息。另一家厦门美亚柏科技信息公司则称，他们生产的XDH-CF-5600手机扫描仪，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破解智能手机密码，提取用户数据。已令不少海外华人担心回国时，被海关查出曾发表过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而遭到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