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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14 June 2018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金特会之后,社交媒体上常常看到朝鲜即将改革开放的观点,导致丹东的房价已经开始涨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以己及人的推断,既然如此,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政经史,探寻其中隐藏的逻辑。
前世
1949年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使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共同纲领》也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经济上,遗憾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并未得到执行,社会主义改造提速,原本决定“长期存在”的新民主主义时候被缩短。短时间内,中国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农民在耕牛归公之前,杀牛吃肉;无数百年年老字号转为国营,如今享受过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的国人,不难明白其中的错失。
快速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民间的怨言,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反右运动降临。反右运动压制了异议,全国性的系统性误判随之出现。1958年,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随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为“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赶美超英,激动着中国人的心,但也破坏了国民经济。经济规律的报复随之出现,在风调雨顺之中,三年自然灾害降临。
“黑猫白猫论”
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最精辟的总结莫过于著名的黑猫白猫论。1992年春天,88岁的邓小平南巡,“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中国最流行的话语。实际上,影响了中国40年,给中国人带来繁荣的这句话,却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三年自然灾害后,1961年6月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处于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认为,人民公社的条件还不成熟,对“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采取默许态度。但这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让基层干部心中产生公社制度的担心和恐惧。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心理。邓小平的原话中,是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最初,是黄猫与黑猫。
中国改革开放的种子早在那个时候已经种下了,在无情的打压中等待发芽的那一天。
文革
“三自一包”这种有限的休养生息政策延续到1965年时,中国的粮食、猪肉、食糖生产基本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1957年的水平。但是,“三自一包”,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三自一包带来的经济恢复,也为文革提供了折腾的经济基础。
1962年,在著名的清算左倾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自嘲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后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然而四年之后,1966年5月,文革爆发,江青、毛远新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后,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被剥夺一切职务,下放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改造。
1971年9月,林彪折戟温都尔汗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要求恢复工作。197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重回中央。随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触动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1975年11月,毛泽东开始反击“右倾反案风”,全国“批邓”。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76年1月9日,周恩来去世,4月5日,天安门爆发“四五”群众运动,悼念周恩来,邓小平被认为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两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根据毛远新的回忆,1976年在第三次打倒邓小平时,毛泽东把文件中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在中国语境中,黄黑都是颜色,无高下之别,但黑白二色却意味着是非之分。
不过,16年后,相比黄黑,黑白反而具有了更强的力量——历史出人意料,却又总在情理之中。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针对华国锋的“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兴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性复苏。
在这个时期,从国际环境看,从1958年中苏交恶,1969年双方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促成了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
逻辑
当历史走到1976这一步的时候,华国锋即便还在台上,结局早已注定。但回顾在此之前的30年,不难发现。1976年,本身就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从1949到1976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世。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四个前提:权力交接的空缺、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美国恢复关系,几个要素都已形成。待到巨人谢幕之后,历史就会展开新的叙事。
权力悬空,才会有第一代领导向第二代领导转换的问题。伴随这个过程,则是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两条路线在长达三十年间的形成、斗争,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某种程度上,邓小平在斗争中幸存,本身也是偶然之事。
在与华国锋的斗争中,作为不久前才被毛泽东打倒的人,邓小平无法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治遗产,所以只有转而向民间汲取支持,与此同时,从“三自一包”开始的邓与毛的分歧也必然使得他向自由与开放中汲取支持。所以过往的历史决定了邓小平在政治上的第三次崛起,必然有改革开放。而与美国关系的恢复,则使得这种开放有了外部条件。
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即便华国锋也会采取开放与经济宽松的政策来挽救中国经济,但肯定远比邓小平保守,称不上是“改革开放”。
当然,这种偶然也存在必然性。从更深的层面看,文革的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他们更超脱于生产,关注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样的人,处在第一线,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生产、发展经济,因此他们的倾向是务实的,从这个角度,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是人民的呼吁。从这个角度看,改革是必然的。
但无论如何,这种必然性,是基于历史的一系列偶然性来实现的。而且即便如此,改革能到今天也仍不容易。
今生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姓社与姓资之争,仿佛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了,但当年正是改革的阻力,才使得1992年邓小平以88高龄,奋力保卫自己的政治路线、政治成果,在深圳喊出“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在此之后,中国的改革马车被狠抽了一鞭子。
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在人性对利润渴求的动机下,私营企业以其更高的效率、更旺的创新动力,不断倒逼国有企业。为了给国企庞大的生产力寻找市场,中国的目光转向海外,2001年,中国加入WTO。WTO涉及一系列开放、市场的法律的要求。虽然这种法律要求被中国人的“智慧”所化解,但外部的压力与推动,仍然是明显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历史虽是大势所趋的,但历史打一个盹,就是几十上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必然的,但在此时此刻实现,而不是几十年后才到来,却基于一系列由历史中的偶然支撑起来的必然。与此同时,双轨制之下,中国最顶层的群体发现,只有在经济改革中权力才如此的美好,集体无意识之下,经济改革才能一路向前,同时滋生腐败。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背后的政治动力。自由从来来之不易。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什么样的句子在平淡之中让你感到惊心动魄,回答是:这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走过一些弯路。
那么朝鲜有这个政治机制吗,有这个历史路径吗?苦难或许足够,外部因素也充满期待,但内部因素,却几乎没有。
遗忘
实际上中国人自己也忘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前世。
有时候我时常感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是一个理性高度不足的动物,哪怕在需要高度理性的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
虽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动力,是权力交接、路线斗争、外部推动、然后逐步转化为绩效合法性,但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这一切。改革开放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图腾,仿佛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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