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金特会之后，社交媒体上常常看到朝鲜即将改革开放的观点，导致丹东的房价已经开始涨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以己及人的推断，既然如此，不妨回顾一下中国政经史，探寻其中隐藏的逻辑。

前世

1949年之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使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共同纲领》也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经济上，遗憾的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并未得到执行，社会主义改造提速，原本决定“长期存在”的新民主主义时候被缩短。短时间内，中国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农民在耕牛归公之前，杀牛吃肉；无数百年年老字号转为国营，如今享受过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的国人，不难明白其中的错失。

快速的社会主义改造积累了民间的怨言，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反右运动降临。反右运动压制了异议，全国性的系统性误判随之出现。1958年，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随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成为“三面红旗”。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赶美超英，激动着中国人的心，但也破坏了国民经济。经济规律的报复随之出现，在风调雨顺之中，三年自然灾害降临。

“黑猫白猫论”

邓小平的政治路线，最精辟的总结莫过于著名的黑猫白猫论。1992年春天，88岁的邓小平南巡，“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成为中国最流行的话语。实际上，影响了中国40年，给中国人带来繁荣的这句话，却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

三年自然灾害后，1961年6月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处于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认为，人民公社的条件还不成熟，对“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采取默许态度。但这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让基层干部心中产生公社制度的担心和恐惧。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为了打消这种心理。邓小平的原话中，是引用了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最初，是黄猫与黑猫。

中国改革开放的种子早在那个时候已经种下了，在无情的打压中等待发芽的那一天。

文革

“三自一包”这种有限的休养生息政策延续到1965年时，中国的粮食、猪肉、食糖生产基本恢复到公社化运动前1957年的水平。但是，“三自一包”，是对人民公社的否定。讽刺的是，某种程度上，三自一包带来的经济恢复，也为文革提供了折腾的经济基础。

1962年，在著名的清算左倾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自嘲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会后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然而四年之后，1966年5月，文革爆发，江青、毛远新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随后，刘少奇被打倒，邓小平被剥夺一切职务，下放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劳动改造。

1971年９月，林彪折戟温都尔汗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承认“错误”，要求恢复工作。197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重回中央。随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触动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1975年11月，毛泽东开始反击“右倾反案风”，全国“批邓”。两个月之后，也就是1976年１月９日，周恩来去世，４月５日，天安门爆发“四五”群众运动，悼念周恩来，邓小平被认为是四五运动的总后台。两天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根据毛远新的回忆，1976年在第三次打倒邓小平时，毛泽东把文件中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在中国语境中，黄黑都是颜色，无高下之别，但黑白二色却意味着是非之分。

不过，16年后，相比黄黑，黑白反而具有了更强的力量——历史出人意料，却又总在情理之中。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针对华国锋的“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兴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人性复苏。

在这个时期，从国际环境看，从1958年中苏交恶，1969年双方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促成了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建交。

逻辑

当历史走到1976这一步的时候，华国锋即便还在台上，结局早已注定。但回顾在此之前的30年，不难发现。1976年，本身就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从1949到1976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世。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的四个前提：权力交接的空缺、邓小平的政治路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美国恢复关系，几个要素都已形成。待到巨人谢幕之后，历史就会展开新的叙事。

权力悬空，才会有第一代领导向第二代领导转换的问题。伴随这个过程，则是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两条路线在长达三十年间的形成、斗争，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某种程度上，邓小平在斗争中幸存，本身也是偶然之事。

在与华国锋的斗争中，作为不久前才被毛泽东打倒的人，邓小平无法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更多的政治遗产，所以只有转而向民间汲取支持，与此同时，从“三自一包”开始的邓与毛的分歧也必然使得他向自由与开放中汲取支持。所以过往的历史决定了邓小平在政治上的第三次崛起，必然有改革开放。而与美国关系的恢复，则使得这种开放有了外部条件。

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即便华国锋也会采取开放与经济宽松的政策来挽救中国经济，但肯定远比邓小平保守，称不上是“改革开放”。

当然，这种偶然也存在必然性。从更深的层面看，文革的阵营，从毛泽东到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不是站在第一线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管理国计民生的人物。他们更超脱于生产，关注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样的人，处在第一线，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生产、发展经济，因此他们的倾向是务实的，从这个角度，他们的政治路线，也是人民的呼吁。从这个角度看，改革是必然的。

但无论如何，这种必然性，是基于历史的一系列偶然性来实现的。而且即便如此，改革能到今天也仍不容易。

今生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姓社与姓资之争，仿佛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事了，但当年正是改革的阻力，才使得1992年邓小平以88高龄，奋力保卫自己的政治路线、政治成果，在深圳喊出“谁不改革开放谁下台”。在此之后，中国的改革马车被狠抽了一鞭子。

越来越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在人性对利润渴求的动机下，私营企业以其更高的效率、更旺的创新动力，不断倒逼国有企业。为了给国企庞大的生产力寻找市场，中国的目光转向海外，2001年，中国加入WTO。WTO涉及一系列开放、市场的法律的要求。虽然这种法律要求被中国人的“智慧”所化解，但外部的压力与推动，仍然是明显的。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我这么说，是因为虽然历史虽是大势所趋的，但历史打一个盹，就是几十上百年。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必然的，但在此时此刻实现，而不是几十年后才到来，却基于一系列由历史中的偶然支撑起来的必然。与此同时，双轨制之下，中国最顶层的群体发现，只有在经济改革中权力才如此的美好，集体无意识之下，经济改革才能一路向前，同时滋生腐败。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背后的政治动力。自由从来来之不易。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什么样的句子在平淡之中让你感到惊心动魄，回答是：这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走过一些弯路。

那么朝鲜有这个政治机制吗，有这个历史路径吗？苦难或许足够，外部因素也充满期待，但内部因素，却几乎没有。

遗忘

实际上中国人自己也忘了改革开放的艰难前世。

有时候我时常感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是一个理性高度不足的动物，哪怕在需要高度理性的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

虽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最终动力，是权力交接、路线斗争、外部推动、然后逐步转化为绩效合法性，但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这一切。改革开放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图腾，仿佛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