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
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
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
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
“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
样，我是不会来的。”
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 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 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如此，以作家协会而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 她过去的作品以及《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 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其云(女)，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 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忿，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 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子胡同妇联礼堂开了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 平反。中宜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改变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那个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 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操纵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活动。不能不说赫鲁晓夫那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 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自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 是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他对斯大林有“两肚子气”。看起来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我想这正是他所以发动大 鸣大放的原因，也是那一阵他忽然支持反官僚主义，说“太守以上”都不赞成他的原因。他以为人民对斯大林有意见，对中层干部也有意见，唯有他可以领导人民， 左右人民。这正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指导思想一样。对于赫鲁晓夫，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能是要等一等。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本报内部 消息》、《锈损灵魂的悲剧》等文章，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 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 后我们还傻瓜似地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多么傻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了！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 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的。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 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 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 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 是那样的完全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划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联合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 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 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 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 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军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 来没有讨论过要他人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人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 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 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 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 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 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 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 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 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 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 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 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 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 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 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 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 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 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 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 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 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 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 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 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 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 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 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 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怎么竟成了敌人？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共青团中央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 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我知道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 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 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断定了她是个“反革命分子”。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也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 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而且毛泽东本人还为“抢救事件”公开向大家 道过歉！这都是不算数，不可信的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一贯很左，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材，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 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一批由于搞学生运动而在北平存身不住的活跃分子，我们多么 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当 时我已模糊感到，这是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年轻力壮正可有所作为的人才了。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 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
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已经用不着问的。他们这一辈里当然也有完全接受一切号召的人，甘当驯服工具的人。例如，杨犁的妻子黎 阳，原是在北京大学时候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 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婚。她真的以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 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都当成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了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 到了北京。黎阳因公来京时，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说明了当年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也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了。一切都晚 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哪禁得住感慨！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何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 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 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 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 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 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 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育。 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是实在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 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笔下很好，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 会、比较、定案。到最后，才由几位管机关支部的人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右派。讲到钟鸿时，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 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 还能理解。我还知道他参加高校党委关于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授的讨论时，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 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这些教师、学生，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没有反社会主义。他更想不到这场运动本身就 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也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湾自治同盟”的主席谢雪红(实即台湾左派领袖)， “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主党派的一些老朋友以及自己的许多老党员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狠。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 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是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过关”。所以，我认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 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原来的“经”，本身就是歪的。事实上，从1957年起，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 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也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那样裁定一个人的一生？谁能料想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此草率定的案、凑的数都不准查、不准翻啊？
从这时候开始，党内党外邪气上升
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 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 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面揭发他的朋友：如何如何写右派观 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时显 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 位“正直分子”在家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编辑部开会时，把某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 村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时，又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哳 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派。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 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这时我心里的痛苦达到了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 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 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
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 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 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倒是一再颔首。他当然也明白事情的确 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对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苛刻，这人仍然出任领导。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作协领导人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的一位，主持会议，她宣 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碜人。简直使人觉得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另一位女将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 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如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大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 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 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事情，能专怪她 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确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 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 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 感。”可见其流毒深而且广，不能藐视。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历史，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 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又不大好。此外，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派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一场大梦醒过来。这是后话。
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永远不再搞了
反右派，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反右派这次运动，波及上百万人，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想起一个王蒙。他本是 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 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 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 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说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 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怎么这么说？出尔反尔，这岂不成了阴谋么？”更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公然承认这个出尔 反尔，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就是先前所说一切，全是钓鱼的诱饵！青年人怎么吃得消这样的“阳谋”，他们就此都上了钩。
王蒙那时才二十四岁，十五岁人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所在的共青团市委，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宜扬资产阶级自由思 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给人家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 然动念。于是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 法，自己既从未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帽子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 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二十五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一个葛佩琦。这个人是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 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 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反对它，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哪里就是他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 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才子，说“这就是葛佩 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各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 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了强调“要为人民”，人民很重要，竟 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大右 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了。我只举出几个著名的右派，看看他们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的。让后人想一想，这回划右派到底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 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在“新中国” 建立之后，他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结果却说他和章伯钧组成了“章罗反党联盟”，真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她早年的革命政治活动，为人所共 知。在重庆时代，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在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当 时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在南京发生了反动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活跃如 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索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弄不 清楚。“解放”后新闻界有“才女”之称的，除浦熙修外，还有一个也划成了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 “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被认为这是攻击了可爱的新社会，就 划成了右派。还有一个幸逃“右”网的“才女”，那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 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他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是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太冤。但是人家对 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没有龙云，怎么把蒋介石赶出云南，怎么让共产党势力在云南站住脚跟，最后，又怎么把云南省双手交给共产党！论功行赏，总应有人 家一份吧。结果刚建国不久，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一脚踢开。还有好几位原来的地方领袖，也同此下场。
还是说右派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每当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就想起了它的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我，和他同一单位，但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 派的，始终也弄不清楚。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我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 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打进去了，并遣往东北。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仍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 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我还马虎 记得一句：“我把你的嘴唇，当作醇酒一杯，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准了，但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 状”。这算什么政治？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荒淫无耻。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自动 跑出来接待。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来看我们。把他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会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因为当时已决定由党委 领导一切。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曾反对“抢救”运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划上了钱伟长。这是为什么？ 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 甄别。对此，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估算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 直没听说，就悄悄划上了。看起来，大概也是由于市级干部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还有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都说其 作品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多年随意抛弃，都划成了右派呢？谁也不能回答。
这些年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到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处分以至法 律处分。而他们并无一个犯了什么罪，甚至人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不行，拥护得不太对也不行。实际上，就是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太多，太猖狂，必须 镇压一番，于是就镇压了，顺手捡起来就镇压了。这些人的二十多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补偿，只希望这种大伤元气 的运动，在中国永远不要再搞了
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一顶顶大帽子从天而降
简直说不清丁玲、陈企霞怎么就会变成批判对象了。我只记得开始大概由于《文艺报》上登了一篇关于英雄问题的论文，陈企霞的观点与流行观点(实际就是 苏联那一套一味歌颂英雄的观点)有分歧，但是这怎么扯得到政治问题上去呢？他有一次在党组会上为此拍过桌子。还有一个李又然，说是他的宿舍里张挂着许多裸 体画，是道德败坏。我并没有去看过，但听艾青说，那是西方美术作品！若果如此，以作家协会而提出这种“罪状”来，真是可耻透了！对丁玲则是旧话重提，批判 她过去的作品以及《三八节有感》之类。又说她近两年的作品全是以个人为中心，每篇散文都离不了个“我”。总之，我根本就记不得他们有什么突出的“罪状”。 当时主持批斗会组织工作的黄其云(女)，后来还在“文革”中间专门写了一本纪实小说，记载反丁陈集团的详细经过。她是把这个斗争当丰功伟绩来写的。我想这 本稿子倒实在应该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可惜的是在“文革”中间，我尚无这样的历史眼光。一听到有这样的来稿，只知气忿，立即摇头。以“真人真事不好 写”作为理由，叫编辑部把它退掉了。
在宝珠子胡同妇联礼堂开了二十几次批判会，每人都得发言。我也不记得自己发了些什么言。忙了一阵，把他们几个定成反党集团；还未完全定案，忽然又来 平反。中宜部新来的秘书长李之琏主持其事，与作协新来的杨雨民配合。他们找当时的发言人一一谈话，要求订正原来的发言，于是这件事看起来又要改变了。
就在反右派斗争发动的前些天，党中央再三动员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那几天我恰好到河北平山农村去，度那个不到两星期的“创作假”，所以详 情并不知道。但是，那一段我的被别人操纵的头脑已经开始有点活动。不能不说赫鲁晓夫那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我有很大震撼。这个报告我听过两次传达，一次 在北京市委，一次在作家协会，都参加了讨论。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我亲自听见彭真说：“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我还 是在这里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泽东主席说，他对斯大林有“两肚子气”。看起来毛主席对于斯大林的唯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我想这正是他所以发动大 鸣大放的原因，也是那一阵他忽然支持反官僚主义，说“太守以上”都不赞成他的原因。他以为人民对斯大林有意见，对中层干部也有意见，唯有他可以领导人民， 左右人民。这正和“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指导思想一样。对于赫鲁晓夫，他并没有立即表态，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可能是要等一等。
但是当时我不懂得这一切。我积极去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我读了《本报内部 消息》、《锈损灵魂的悲剧》等文章，真使我的灵魂震动。我在市委的讨论会上发言，说：“我是党员，我听党的话。既然斯大林犯了这样大的罪恶，对不起党和人 民，尽管过去我非常相信他，现在我就不相信他了。”在作协的讨论会上我们惊讶地讨论，怎么可能对伏罗希洛夫安装窃听器，怎么可能那样对待党的中央委员？然 后我们还傻瓜似地庆幸，幸亏中国党内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是多么傻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准备了！
我从平山回来之后，编辑部的李兴华他们就围着我叫：“现在形势可太好了！可大不一样了！”他们正在忙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把赞成和反对 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的。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我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唐因、唐达成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 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我在这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我本人并没有受到任何打击，所以那次发言 纯属“打抱不平”性质的。我说：听到有些人说，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 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但是我这次“跳出来”，却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的注意。他们以为我是偏袒丁、陈的。加以我在下乡时候因为看见那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 是那样的完全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凑巧又登在即将划右派的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我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的讨论，后来作协就决定开会批判我了。把我和黄秋耘两人，联合起来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他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而且冯雪峰占了主导地位。那个会批 的究竟是什么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件大概是陈企霞同他的情人的秘密通讯。陈是有妻子的，跟情人通信当然得保守秘密。结果，这就被批判，说成是他的反 革命秘密暗号。再一件是丁玲的历史问题，她怎么从南京国民党的监视下出走的。还有一件是冯雪峰在抗战开始后，曾因在上海工作上不愉快而离开，回到浙江，这 事算不算政治问题？总之，这些即使都可算数吧，显然也与他们政治上是否右派毫无关系。但是，在那个批斗会上，硬是一顶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 从天而降。他们本人自然毫无置喙的余地。就连别的人，在会议上辩驳一两句都完全不可能。记得有一位作协干部陈海仪，与我们编辑部本来素无组织关系，忽然站 起来“揭发”道：“《文艺学习》编辑部还要发展反革命分子李孟昭入党！”这个李孟昭原是国军军队的一个校官，由解放军部队转业来我们编辑部的，我们支部从 来没有讨论过要他人党，也没有一个人提过介绍他人党。我当即起立解释：“没有这回事”。不料立即引起主持会议者的严词制止：“别人提意见，要回去好好检 查，不要反驳！”于是一片喧声把我压了下去。——这里，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申辩，不论有理无理。
这已经到了人和人相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是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有些批 判的捕风捉影。可是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 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我们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已成了右派。我决不是埋怨那些经手划人右派的 人，他们中有的人的确也想尽办法去保护下几个人。但是这一场狂潮是从上而下铺天盖地砸下来的。我自己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了。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 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 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 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 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 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 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 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 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 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 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 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 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 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 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 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 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 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 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 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 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 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 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 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 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怎么竟成了敌人？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共青团中央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 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我知道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 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 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断定了她是个“反革命分子”。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也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 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而且毛泽东本人还为“抢救事件”公开向大家 道过歉！这都是不算数，不可信的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一贯很左，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材，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 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一批由于搞学生运动而在北平存身不住的活跃分子，我们多么 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当 时我已模糊感到，这是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年轻力壮正可有所作为的人才了。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 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
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已经用不着问的。他们这一辈里当然也有完全接受一切号召的人，甘当驯服工具的人。例如，杨犁的妻子黎 阳，原是在北京大学时候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 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婚。她真的以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 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都当成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了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 到了北京。黎阳因公来京时，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说明了当年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也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了。一切都晚 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哪禁得住感慨！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何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 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 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 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 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 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 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育。 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是实在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 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笔下很好，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 会、比较、定案。到最后，才由几位管机关支部的人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右派。讲到钟鸿时，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 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 还能理解。我还知道他参加高校党委关于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授的讨论时，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 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这些教师、学生，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没有反社会主义。他更想不到这场运动本身就 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也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湾自治同盟”的主席谢雪红(实即台湾左派领袖)， “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主党派的一些老朋友以及自己的许多老党员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狠。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 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是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过关”。所以，我认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 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原来的“经”，本身就是歪的。事实上，从1957年起，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 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也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那样裁定一个人的一生？谁能料想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此草率定的案、凑的数都不准查、不准翻啊？
从这时候开始，党内党外邪气上升
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 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一起负责编辑一个 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面揭发他的朋友：如何如何写右派观 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时显 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 位“正直分子”在家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编辑部开会时，把某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 村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时，又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哳 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派。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 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这时我心里的痛苦达到了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 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 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
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 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 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倒是一再颔首。他当然也明白事情的确 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对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苛刻，这人仍然出任领导。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作协领导人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的一位，主持会议，她宣 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碜人。简直使人觉得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另一位女将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 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如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大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 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 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事情，能专怪她 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确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 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 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 感。”可见其流毒深而且广，不能藐视。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历史，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 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又不大好。此外，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派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一场大梦醒过来。这是后话。
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永远不再搞了
反右派，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反右派这次运动，波及上百万人，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想起一个王蒙。他本是 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 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 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 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说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 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怎么这么说？出尔反尔，这岂不成了阴谋么？”更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公然承认这个出尔 反尔，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就是先前所说一切，全是钓鱼的诱饵！青年人怎么吃得消这样的“阳谋”，他们就此都上了钩。
王蒙那时才二十四岁，十五岁人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所在的共青团市委，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 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宜扬资产阶级自由思 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给人家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 然动念。于是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 法，自己既从未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帽子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 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二十五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一个葛佩琦。这个人是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 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 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反对它，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哪里就是他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 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才子，说“这就是葛佩 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各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 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了强调“要为人民”，人民很重要，竟 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大右 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了。我只举出几个著名的右派，看看他们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的。让后人想一想，这回划右派到底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我就到他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 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在“新中国” 建立之后，他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结果却说他和章伯钧组成了“章罗反党联盟”，真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她早年的革命政治活动，为人所共 知。在重庆时代，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在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当 时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在南京发生了反动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活跃如 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索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弄不 清楚。“解放”后新闻界有“才女”之称的，除浦熙修外，还有一个也划成了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 “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被认为这是攻击了可爱的新社会，就 划成了右派。还有一个幸逃“右”网的“才女”，那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 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他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是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太冤。但是人家对 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没有龙云，怎么把蒋介石赶出云南，怎么让共产党势力在云南站住脚跟，最后，又怎么把云南省双手交给共产党！论功行赏，总应有人 家一份吧。结果刚建国不久，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一脚踢开。还有好几位原来的地方领袖，也同此下场。
还是说右派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每当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就想起了它的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我，和他同一单位，但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 派的，始终也弄不清楚。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我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 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打进去了，并遣往东北。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仍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 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我还马虎 记得一句：“我把你的嘴唇，当作醇酒一杯，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准了，但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 状”。这算什么政治？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荒淫无耻。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自动 跑出来接待。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来看我们。把他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会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因为当时已决定由党委 领导一切。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曾反对“抢救”运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划上了钱伟长。这是为什么？ 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 甄别。对此，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估算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 直没听说，就悄悄划上了。看起来，大概也是由于市级干部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还有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都说其 作品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多年随意抛弃，都划成了右派呢？谁也不能回答。
这些年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到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处分以至法 律处分。而他们并无一个犯了什么罪，甚至人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不行，拥护得不太对也不行。实际上，就是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太多，太猖狂，必须 镇压一番，于是就镇压了，顺手捡起来就镇压了。这些人的二十多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补偿，只希望这种大伤元气 的运动，在中国永远不要再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