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去年三季度止住了连续7个季度的增速下滑，并在四季度实现了筑底企稳。中国经济及时摆脱失速风险稳固了市场信心，也让全球的经济增长似乎重回正 轨。当前市场普遍预期，在欧债危机触底、中国经济回暖及美国经济复苏三重因素作用下，今年的全球经济将明显好于去年。但在复苏的可持续性方面，我们可能需 要掂量再三。
中国经济的一个简要命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筑底企稳，更多源于公共投资拉动下的“稳增长”，而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不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对公 共投资高度依赖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倘若市场活力未得到激发，私人投资没有进一步跟上，从上到下，市场都指着财政项目吃饭，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迹象。
当前，吃财政饭的现象在中国各地十分普遍。安邦研究人员春节期间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受房地产调控影响，地方上的开发商、承包商等参与商业化的房地 产开发的兴趣越来越小，但对有财政配套资金的公共项目的兴趣很高。这类项目包括水利建设、土地平整、城市基建等，因为有财政资金的保证，这类项目不担心资 金链问题，因此在地方上的竞争非常激烈。
从上至下，我们也可观察到相同方向的证据。今年初来自财税部门人士的消息显示，今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将大幅增加，达到40%－50%。在此之 前，2012年中国安排财政赤字8500亿元。按照前述增速，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将高达1.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这显示，中央政策层面今年将以赤字扩张 支持中国经济的“稳增长”，换言之，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下，中国经济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也将越来越突出。
坦率而言，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确有很多促进作用。在现实意义上，我们看到，公共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多有裨益 ——城镇化本身便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为出口导向）；在学理上，凯恩斯的教条也表明，以公共投资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可堪为经济萧条时 政府行为的标准模板。
但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满足于公共投资所带来的“稳增长”时，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一方式所带来的弊端：投资效率低、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以及对私人投资的 挤出等。这些弊端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说近年来，公共投资建设的大桥连连出事。据不完全统计，自2009年以来，便有至少11座大桥坍塌，其中包括 近半年来广受舆论关注的哈尔滨阳明滩大桥与河南义昌大桥。若中国政府寻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提高公共投资的质量、效率，或者干脆摆脱经济 增长对公共投资的依赖，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从这个角度看，曾被中国经济学家们热捧的“破窗理论”，已不再适用于当前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经济。
当我们以经济转型的视角审视经济增长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不难发现，这正是中国既往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的迹象。归根结底，由公共投资驱动的“稳增长” 仍然属于过往的“土地经济”发展模式，很难被归类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中。而在带有转型色彩的“新型城镇化”方面，按照中央领导的设想，这可能并不需要 太多的公共投资，重点是“人的城镇化”，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需要足够繁荣的私人部门为新转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公共财政的支出应只局限于提供社 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
从这些方面看，当前国内舆论所热议的经济转型，其中之一的要件在于投资的转型，特别是投资主体的转换。中国经济需要减少对公共投资的依赖，中国的 企业也需要走出吃财政饭，争夺有财政配套资金的公共项目的误区。这当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包括政府改革、财政改革等多个硬骨头。不过，中国政 府若希望维持较高水准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这也将是必由之路，以及必须攻克的难关。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由公共投资驱动的“稳增长”是中国经济当前筑底企稳的重要动力，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还没有全面展开。中国若要寻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经济增长，需要减少对公共投资的依赖，真正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这应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