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之光书店的书架上，梁启超正看着我。竖领白衫系着领带，中分、服帖的短发，镇定的眼神，与梁朝伟有几分相似。照片上弥漫着自信，不像是一个流亡者，似乎也不担心清王朝对他人头的高额悬赏。
他正处于影响力的顶峰，流亡没有摧毁、反而造就了他。流亡令康有为越来越推入一个冥想的世界，却让他从老师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发现了一个更广阔舞台。
梁启超是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经由日文的书籍杂志，他接触到一个迅速转型的西方思想领域，全球旅行开拓了他的眼界。他在横滨与东京编辑的 杂志，被不断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与思想的维度。短短几年中，他由一个辅助性的旧政治变革者，变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个舆论领 袖，还是一个全球旅行家。他甚至难有一个流亡者的飘零感，在日本，他被青年人包围着，当他前往东南亚、澳大利亚旅行时，海外华人热烈地欢迎他，移居海外的 广东人造就了一个世界性的网络。而当地的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
这形象该是来自于一张合影照片。那是1903年的温哥华，他与当地的保皇会的领导成员会晤。保皇会创立于1899年7月的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它原本 是一群华侨的“保商会”，因为康有为的到来，它被即兴改作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会希望囚禁中光绪有朝一日能重掌权力，如俄之彼得大帝、日之明治 天皇一样，带领中国进行戏剧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它背后蕴含了这样的逻辑——皇上舍身为民，保皇才能保国，有国才有侨民，才能保商。它也叫“保救大清光 绪皇帝公司”，不过在英文世界，它更普遍被称作“中国维新会”。
在散落世界的华人社区中，保皇会受到了热烈的响应，它很快从加拿大蔓延到整个美洲、东南亚、澳洲……这些华人社区的感受，就如同一位保皇会员日后说 的：“溯自我会长康、梁两先生未倡维新生以前，我海外华人逾于今者数倍，未闻有立一会以救国，未闻立一会保种，惟以强凌弱，自践同种，贻笑外人”。
保皇会可能变革中国，从而给予常在海外遭遇不公待遇的华人以支持。与另一位试图变革中国的流亡者孙中山不同，保皇会的领袖康有为与孙中山不仅是进士 与举人出身，还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他携带密诏（这点日后被证明是夸大其辞）出逃。对于天性保守的海外华侨来说，前者的推翻满清的革命共和学说实在离经叛 道，后者不仅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其君主立宪之主张也更符合他们寻找明君的思维方式。
梁启超的1903年的旅程，是为了巩固保皇会在北美的影响。因为唐才常1900年革命的失败，保皇会陷入了暂时的低潮，它需要新的鼓舞，作为保皇会 的第二领导人，梁启超是恰当的人选。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保皇会的宣传照片中，光绪皇帝出于中间，康有为与梁启超分居左右。其中，梁启超的样子带着瓜皮帽、面 颊胖嘟嘟的，一点没有温哥华那张照片的英气。这照片也是他们重构历史努力的一部分。梁启超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从未密切，他们只见过一面，而且因为梁浓重的广 东口音，他们也从未发生有效交谈。尽管如此，梁日后还是写出了栩栩如生的《戊戌政变记》，仿佛他在所有的历史现场、倾听到所有谈话、洞悉了所有的心理活 动。这夸大的、也偶尔虚构的历史，是这些流亡者获取合法性、赢得同情、尊敬与募捐的重要方法。
这也是一次被推迟的旅行。早在1899年，他就试图前往北美。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深感兴趣。日本的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政治视野，他对于不同国家 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而四年前，因为一场瘟疫的流行，他被困在夏威夷半年之久。那时，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并对“革命” 有着颇多兴趣，尤其是目睹着清王朝对于义和团的鼓励，更是感觉到这个满人统治早已腐朽不堪，似乎只能用“革命”来荡涤这污垢。
但到了1903年，他的想法再度发生了变化。在康有为的压力下，他与孙中山的联系冷却，更重要的是，他对于革命看法变化了，按照历史学家张灏的说 法，即使“没有明确反对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话，那么至少他已倾向于贬低它的意义”。而美国之行，尤其是旧金山的暂居，令他彻底确认了这种“反革命”的思 想……
梁启超见到了J•P•摩根。原本5分钟的会谈在3分钟后就草草结束。考虑要在广东话与英语间的翻译、不可避免的寒暄，他们的实质交流几乎没有发生。
“凡事业之求成，会在未著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云云。”日后，梁启超只记下了摩根的这句临别赠语。
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个期待已久却不对等的会面。在1903年的美国之行中，他发现垄断商业组织托拉斯Trust（他翻译为“托辣斯”）是公共生活 中最热门的话题——“要之最近十年间，美国全国之最大问题，无过托辣斯。政府之所焦虑，学者之所辩论，民间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之所研究争辩，举全国 八千万之视线，无不集中于此一点”。
在笔记上，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一个个托拉斯的名字，它们的产业、资本额度。人们普遍相信，是他们支配着美国。梁启超相信世界的竞争正从军事时代进入 经济时代（他称为生计时代），这些托拉斯很可能是其中的关键。而在这些托拉斯的缔造者中，没人比金融业的摩根更著名、富有权势。他刚刚重组了美国钢铁公 司，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风头甚至超越了石油业的洛克菲勒。
“生计界之拿破仑”。梁启超这样形容他。他孜孜以求的正是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摩根可能正握有这富强的钥匙。
除去沟通不畅，很有可能，梁启超也在摩根面前感到慌乱。66岁的摩根正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身材高大，他的大鼻子与他的巨大财富一样世人皆知。在大 西洋两岸，摩根的崛起也代表着世界权力的西移，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移到了摩根的纽约。30岁的梁启超虽以一名中国流亡领袖闻名，却仍处于他的个人的探 索发现时期。他原本想和摩根谈谈写作问题，还是主动放弃了。
在《新大陆游记》，这场会面是最妙趣的插曲之一。这本写作于1904年的游记至今读起来都妙趣横生。他将“波士顿倾茶事件”比作林则徐“虎门硝 烟”，它们都开启了各自国家的新历史。他引用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纽约的贫富差距，当他从纽约、波士顿、费城到环境更安静的华盛顿 时，说“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他还诧异地发现美国社会对妇女的重视，男人们在街上行脱帽礼，在车厢里主动让座，这正是 美国平等精神的象征。他想寻找到一个印第安人一查模样，却无所得……
他详细记录电报线路的铺设、港口轮船的吨位，纽约的高楼与交通工具，“十层至二十层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每日的生活被“电车、汽车、 马车”所包围。他也发现这力量不仅来自物质与技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尽管彼时的美国仍普遍被欧洲视作“暴发户”，但它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都给梁 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新闻业，它足以代表知识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盖泰西之报馆，一史局也……其最足令吾惊者，则文库是也。故无论何 国，有一名人或出现或移动或死亡，今夕电报到，而明晨之新闻纸即登其像，地方形胜亦然。”
这是个大开眼界的旅程，梁启超将7个月的旅程，从北部的温哥华到南部的洛杉矶，3座主要的加拿大城市、28座美国城市的旅程，变成了一场知识探索。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在游记中写道。
他的经历也正是一个19世纪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经验（不管他是欧洲还是亚洲与非洲），他们都面对一个地理的、历史的、思想的、物质的迅速扩张的世界，既为此兴奋不已，也为此焦灼不堪，他们都有着压缩的、重叠的人生。
美国是他30年来遭遇的最强大与繁盛的国家，他所寄居日本也正是因美国人的黑船才开始变革之旅的。
梁启超到来时，美国正处于它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在分水岭一边，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性的、价值保守的美国，在另一边，则是一个工业的、全球性的现代美国。几乎从一切方面，人口、社会组织、经济、技术、道德，美国都面临者深刻的、充满希望的、也困苦不堪的转变。
J•P•摩根是这一转变的象征之一，他代表着金钱的高度垄断。托拉斯既是财富的来源，它是转型期种种社会疾病的替罪羊，它似乎腐蚀了美国生活，贫民窟、商业与政治腐化、城市管理、种族偏见、贫富差距诸多问题似乎都与它有关。
他会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是另一个。他称罗斯福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仿，是世界舞台上最令人赞叹的政治人物。他代表着一个新兴帝国的扩张。罗斯福 是美西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他将国家的扩张比作历史的生命力——“每一次扩张所以发生，是因为其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我们仍处于血气旺盛的青壮年阶段，仍 处于辉煌灿烂的盛年的开始时期，能够和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坐在一起，和那些羸弱的懦夫们掺在一起吗？一千个不”。
梁启超陶醉于这生命力，因为中国多少正是“疲惫不堪的人们”。也对其中的扩张感到不安，新兴的美国正加入帝国的行列，“吾恐英国鸦片之役、法国东京湾之役、德国胶州湾之役，此等举动，不久又将有袭其后者。”
借由这二人，梁启超感觉到一个政治与经济上双重集权的时代到来。他必定还不知这两种力量冲突。国家权力与托拉斯正在争夺国家生活的制高点，罗斯福曾公然向摩根的著名鼻子挥舞拳头。
他也对美国民主政治充满了怀疑。他发现民主政治是平庸者与腐败者的游戏，频繁的选举令政策难以持续，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幸好他没有读到正 大获全胜的“黑幕新闻”的报道，他的最大胆、生机勃勃的美国记者同行正在把美国描述成一个一无是处之地，城市充满罪恶、托拉斯摧毁普通人的生活、政客们沉 湎于欺诈，个人面对这个物质巨人无处可逃……
在相当程度上，梁启超的观察是托克维尔式的，他尝试理解另一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结构与风俗。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知识传统，这也正是梁启超 不遗余力试图带入中国的。这视角也很有可能令《新大陆游记》成为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游记或是报告文学，它不再如传统文人描述风景或是内心，而尽可能地 描述政治、社会环境、他所遭遇的人物，书中蕴含了庞杂的信息。
与托克维尔一样，梁启超不是系统式的思想家，也不是学术观点的迷恋者——他们是直觉式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给予他们独特的视角。来自君主之国的托克维 尔寻找的是“民主”，相信民主是我们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念，是历史的潮流。梁启超的最大热忱则来自于美国如何富强，而中国又可能从中借鉴什么？
他正处于影响力的顶峰，流亡没有摧毁、反而造就了他。流亡令康有为越来越推入一个冥想的世界，却让他从老师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发现了一个更广阔舞台。
梁启超是19世纪的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经由日文的书籍杂志，他接触到一个迅速转型的西方思想领域，全球旅行开拓了他的眼界。他在横滨与东京编辑的 杂志，被不断偷运到国内，给一代人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知识与思想的维度。短短几年中，他由一个辅助性的旧政治变革者，变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个舆论领 袖，还是一个全球旅行家。他甚至难有一个流亡者的飘零感，在日本，他被青年人包围着，当他前往东南亚、澳大利亚旅行时，海外华人热烈地欢迎他，移居海外的 广东人造就了一个世界性的网络。而当地的政要与新闻界对他趋之若鹜，认定他握有中国的未来。
这形象该是来自于一张合影照片。那是1903年的温哥华，他与当地的保皇会的领导成员会晤。保皇会创立于1899年7月的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它原本 是一群华侨的“保商会”，因为康有为的到来，它被即兴改作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保皇会希望囚禁中光绪有朝一日能重掌权力，如俄之彼得大帝、日之明治 天皇一样，带领中国进行戏剧性的、自上而下的变革。它背后蕴含了这样的逻辑——皇上舍身为民，保皇才能保国，有国才有侨民，才能保商。它也叫“保救大清光 绪皇帝公司”，不过在英文世界，它更普遍被称作“中国维新会”。
在散落世界的华人社区中，保皇会受到了热烈的响应，它很快从加拿大蔓延到整个美洲、东南亚、澳洲……这些华人社区的感受，就如同一位保皇会员日后说 的：“溯自我会长康、梁两先生未倡维新生以前，我海外华人逾于今者数倍，未闻有立一会以救国，未闻立一会保种，惟以强凌弱，自践同种，贻笑外人”。
保皇会可能变革中国，从而给予常在海外遭遇不公待遇的华人以支持。与另一位试图变革中国的流亡者孙中山不同，保皇会的领袖康有为与孙中山不仅是进士 与举人出身，还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他携带密诏（这点日后被证明是夸大其辞）出逃。对于天性保守的海外华侨来说，前者的推翻满清的革命共和学说实在离经叛 道，后者不仅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其君主立宪之主张也更符合他们寻找明君的思维方式。
梁启超的1903年的旅程，是为了巩固保皇会在北美的影响。因为唐才常1900年革命的失败，保皇会陷入了暂时的低潮，它需要新的鼓舞，作为保皇会 的第二领导人，梁启超是恰当的人选。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保皇会的宣传照片中，光绪皇帝出于中间，康有为与梁启超分居左右。其中，梁启超的样子带着瓜皮帽、面 颊胖嘟嘟的，一点没有温哥华那张照片的英气。这照片也是他们重构历史努力的一部分。梁启超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从未密切，他们只见过一面，而且因为梁浓重的广 东口音，他们也从未发生有效交谈。尽管如此，梁日后还是写出了栩栩如生的《戊戌政变记》，仿佛他在所有的历史现场、倾听到所有谈话、洞悉了所有的心理活 动。这夸大的、也偶尔虚构的历史，是这些流亡者获取合法性、赢得同情、尊敬与募捐的重要方法。
这也是一次被推迟的旅行。早在1899年，他就试图前往北美。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一直深感兴趣。日本的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政治视野，他对于不同国家 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而四年前，因为一场瘟疫的流行，他被困在夏威夷半年之久。那时，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并对“革命” 有着颇多兴趣，尤其是目睹着清王朝对于义和团的鼓励，更是感觉到这个满人统治早已腐朽不堪，似乎只能用“革命”来荡涤这污垢。
但到了1903年，他的想法再度发生了变化。在康有为的压力下，他与孙中山的联系冷却，更重要的是，他对于革命看法变化了，按照历史学家张灏的说 法，即使“没有明确反对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话，那么至少他已倾向于贬低它的意义”。而美国之行，尤其是旧金山的暂居，令他彻底确认了这种“反革命”的思 想……
梁启超见到了J•P•摩根。原本5分钟的会谈在3分钟后就草草结束。考虑要在广东话与英语间的翻译、不可避免的寒暄，他们的实质交流几乎没有发生。
“凡事业之求成，会在未著开办以前；一开办而成败之局已决定，不可复变矣，云云。”日后，梁启超只记下了摩根的这句临别赠语。
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个期待已久却不对等的会面。在1903年的美国之行中，他发现垄断商业组织托拉斯Trust（他翻译为“托辣斯”）是公共生活 中最热门的话题——“要之最近十年间，美国全国之最大问题，无过托辣斯。政府之所焦虑，学者之所辩论，民间团体之所哗嚣调查，新闻纸之所研究争辩，举全国 八千万之视线，无不集中于此一点”。
在笔记上，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一个个托拉斯的名字，它们的产业、资本额度。人们普遍相信，是他们支配着美国。梁启超相信世界的竞争正从军事时代进入 经济时代（他称为生计时代），这些托拉斯很可能是其中的关键。而在这些托拉斯的缔造者中，没人比金融业的摩根更著名、富有权势。他刚刚重组了美国钢铁公 司，资本额超过10亿美元，风头甚至超越了石油业的洛克菲勒。
“生计界之拿破仑”。梁启超这样形容他。他孜孜以求的正是为中国找到富强之路，摩根可能正握有这富强的钥匙。
除去沟通不畅，很有可能，梁启超也在摩根面前感到慌乱。66岁的摩根正处于他权力的顶峰，他身材高大，他的大鼻子与他的巨大财富一样世人皆知。在大 西洋两岸，摩根的崛起也代表着世界权力的西移，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伦敦移到了摩根的纽约。30岁的梁启超虽以一名中国流亡领袖闻名，却仍处于他的个人的探 索发现时期。他原本想和摩根谈谈写作问题，还是主动放弃了。
在《新大陆游记》，这场会面是最妙趣的插曲之一。这本写作于1904年的游记至今读起来都妙趣横生。他将“波士顿倾茶事件”比作林则徐“虎门硝 烟”，它们都开启了各自国家的新历史。他引用了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纽约的贫富差距，当他从纽约、波士顿、费城到环境更安静的华盛顿 时，说“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莼之味”。他还诧异地发现美国社会对妇女的重视，男人们在街上行脱帽礼，在车厢里主动让座，这正是 美国平等精神的象征。他想寻找到一个印第安人一查模样，却无所得……
他详细记录电报线路的铺设、港口轮船的吨位，纽约的高楼与交通工具，“十层至二十层数见不鲜，其最高者乃至三十三层”，每日的生活被“电车、汽车、 马车”所包围。他也发现这力量不仅来自物质与技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尽管彼时的美国仍普遍被欧洲视作“暴发户”，但它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都给梁 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国的现代新闻业，它足以代表知识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盖泰西之报馆，一史局也……其最足令吾惊者，则文库是也。故无论何 国，有一名人或出现或移动或死亡，今夕电报到，而明晨之新闻纸即登其像，地方形胜亦然。”
这是个大开眼界的旅程，梁启超将7个月的旅程，从北部的温哥华到南部的洛杉矶，3座主要的加拿大城市、28座美国城市的旅程，变成了一场知识探索。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在游记中写道。
他的经历也正是一个19世纪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经验（不管他是欧洲还是亚洲与非洲），他们都面对一个地理的、历史的、思想的、物质的迅速扩张的世界，既为此兴奋不已，也为此焦灼不堪，他们都有着压缩的、重叠的人生。
美国是他30年来遭遇的最强大与繁盛的国家，他所寄居日本也正是因美国人的黑船才开始变革之旅的。
梁启超到来时，美国正处于它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在分水岭一边，是一个农业的、地方性的、价值保守的美国，在另一边，则是一个工业的、全球性的现代美国。几乎从一切方面，人口、社会组织、经济、技术、道德，美国都面临者深刻的、充满希望的、也困苦不堪的转变。
J•P•摩根是这一转变的象征之一，他代表着金钱的高度垄断。托拉斯既是财富的来源，它是转型期种种社会疾病的替罪羊，它似乎腐蚀了美国生活，贫民窟、商业与政治腐化、城市管理、种族偏见、贫富差距诸多问题似乎都与它有关。
他会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是另一个。他称罗斯福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仿，是世界舞台上最令人赞叹的政治人物。他代表着一个新兴帝国的扩张。罗斯福 是美西战争的狂热支持者，他将国家的扩张比作历史的生命力——“每一次扩张所以发生，是因为其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我们仍处于血气旺盛的青壮年阶段，仍 处于辉煌灿烂的盛年的开始时期，能够和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坐在一起，和那些羸弱的懦夫们掺在一起吗？一千个不”。
梁启超陶醉于这生命力，因为中国多少正是“疲惫不堪的人们”。也对其中的扩张感到不安，新兴的美国正加入帝国的行列，“吾恐英国鸦片之役、法国东京湾之役、德国胶州湾之役，此等举动，不久又将有袭其后者。”
借由这二人，梁启超感觉到一个政治与经济上双重集权的时代到来。他必定还不知这两种力量冲突。国家权力与托拉斯正在争夺国家生活的制高点，罗斯福曾公然向摩根的著名鼻子挥舞拳头。
他也对美国民主政治充满了怀疑。他发现民主政治是平庸者与腐败者的游戏，频繁的选举令政策难以持续，往往是三流人才加入政治生活。幸好他没有读到正 大获全胜的“黑幕新闻”的报道，他的最大胆、生机勃勃的美国记者同行正在把美国描述成一个一无是处之地，城市充满罪恶、托拉斯摧毁普通人的生活、政客们沉 湎于欺诈，个人面对这个物质巨人无处可逃……
在相当程度上，梁启超的观察是托克维尔式的，他尝试理解另一种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结构与风俗。这是启蒙运动以来最重要的知识传统，这也正是梁启超 不遗余力试图带入中国的。这视角也很有可能令《新大陆游记》成为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游记或是报告文学，它不再如传统文人描述风景或是内心，而尽可能地 描述政治、社会环境、他所遭遇的人物，书中蕴含了庞杂的信息。
与托克维尔一样，梁启超不是系统式的思想家，也不是学术观点的迷恋者——他们是直觉式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给予他们独特的视角。来自君主之国的托克维 尔寻找的是“民主”，相信民主是我们时代独一无二的理念，是历史的潮流。梁启超的最大热忱则来自于美国如何富强，而中国又可能从中借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