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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11 November 2014

邓小平留下的“负资产”

有没有不良遗产,即现在经常所说的“负资产”?我认为也是有的。今天没有时间让我能全面评价邓小平功过,我只想重点谈谈邓小平对这个转型时代的负面影响。

   如那个电视剧说的那样,邓小平再次复出之后又活了20年。在这20年中,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贡献今天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肯定的。 但是他留存给后代的,到现在为止还发生重大影响的负面的东西,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影响也很重大,我主要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老人干政。

   邓小平从80年代初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并且在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高层的老人干政的传统。毛泽东那一代在1949年建政的时 候,还不算太老,还不存在老人政治的问题。但是从1977、1978年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人返回领导岗位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人经过文革十年,年纪已 经大了,不能够在第一线坐镇了,迫切需要培养接班人,就搞了干部年轻化,选了胡、赵这样的所谓中年人,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又成立了中顾委。邓的本意确 实是想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共高层政治的真正拍板权还是在位居“二线”的老人们手里。这种体制的形成,不能不说是邓起了决定性作用。 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其经过已经是众所周知。同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决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1987年7 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研究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 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 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 定。”

  1989年6月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登台,邓小平在11月就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说是完全退休了。但事实上仍然是退而不休。1992年他的南巡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有历史性影响的大动作,把中国重新拉回了经济改革的轨道。

   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人交班的时候讲过,毛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能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但事实上的老人干 政机制和惯性已经形成,哪里是新上来的领导人想说了算就说了算的?从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领导人登台以后,都前几届退下来的“老同志”指手画脚,出于 公心或私利,以各种形式干预在职领导人的工作。换届的“接班人”要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人选要向即将和已经退下去的“老同志”“征 求意见”。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大概仍然在为这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头疼,还在为摆脱老人干政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也许后来出现的这种局面并不一定是邓小平 的本意,但历史事实证明,中共高层几十年来存在的老人干政的传统和惯性,是从邓时期开始的,邓本人难辞其咎。

  第二方面,叫做“跛脚的改革”。

   邓小平并没有把他提出的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我们知道,社会的转型从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综合性 变革。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在经济领域虽然艰难前行,毕竟大踏步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基本确立。但在政治领域,由于邓小平的历史局限和改革的不彻底 性,在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政治改革(当然也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由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也不可能进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给中 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官僚阶层中的掌握公权力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通过权力寻租,与 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形成的暴富阶层紧密联系,相互利用,以钱换权,以权换钱。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使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迅速腐败。 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索贿受贿、贪占公共利益、鬻官卖爵、以钱谋官、以权谋产、欺压群众、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恶行 的官员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在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许多个官僚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利益集团,成为今天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的巨大障碍
。当前执政党进行的反腐 败斗争,目的有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扫除利益集团对于改革的阻碍。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通过运动式反腐,打苍蝇、老虎,只能是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有赖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邓小平留下这两大负面政治遗产,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形成了巨大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看得见,也许我们下一代、下二代还能看得见。邓小平为中国社 会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同时他也关上了一扇窗。这些障碍,也包括80、90年代以后以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为基础的GDP主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环境重大污染和破坏、资源巨大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邓小平时代留下这些负面东西,未必就比恢复毛文革造成的创伤更容易,也许还会更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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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永远不会进行政治改革(诸如引进制衡/约束机制),所以共匪的这具破烂不堪的政治架构只能是拖一天,算一天直至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