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有人撞开几个大洞，然后其他人试探着自由出入。再然后，成千上万的人从两边涌向对方。3.6米高、连绵不绝的混凝土墙被迅速淹没了。墙的东侧，
那横亘百米、布满了地面触发报警器丶金属围栏丶铁丝网报装置丶猎犬区域丶铁轨阻挡器丶边防哨所丶探照灯和了望塔丶照明区丶控制区丶金属围栏丶车辆阻塞沟的
死亡地带，也被人群淹没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在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怀有共识的幸福时刻里，这可能算是最幸福的一刻。由禁锢到自由，由沉闷到变革，墙作为上一个时代的罪恶象征物，戏剧性地倒下， 是非黑白从人潮的奔涌方向就可以辨明，清晰直接。连学者都顾不上斯文地高喊起来：历史迎来了“绝对真理”，二元辩论可以就此终结。
一片欢庆的气氛里，勃兰登堡门旁的柏林墙西侧，一块大木板上，无名者留下了笔迹优美的散文：“柏林墙被掘开了，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着胜利的凯歌，只有沉重的记忆带来的苦涩思索”。
整个东边的世界，都在废墟之上，陷入苦涩的反思：为什么偏偏是主张整个人类拥有解放和幸福的政治理想构筑起了高墙，把人从地理上、生理上、心理上隔绝开，画地为牢？
曾经的边境检查站与部分柏林墙体被设立为博物馆。“柏林墙”建成之前，每年有几十万人逃离东柏林，而建成之后的28年里，每年只有不到一万人成功逃 离。这个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屏障，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有人试图闯入。但它却射杀了有名有姓、试图走出去的 201名东德公民，至于在边境被打伤、捉捕的东德人则不计其数。
曾经的东德秘密警察办公室，如今也开放做博物馆，供全世界參觀。這里是比140公里长的实体墙更具体的“柏林墙”，它无限延伸到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 之中。28万全职或者兼职的秘密警察，緊盯着1700万东德居民——這個比例意味著，平均每70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肩负使命。1991年之后，德国“有控制 地开放”了所有秘密警察档案。此后的20年里，有290万人次申请查阅了当年对自己监听、监视、告密乃至审讯的档案。在2008年的一次抽样调查 中，45%的人承认，查阅这些档案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冲击。至于一度流行、获奖无数的电影《窃听风暴》里，那个秘密警察良心发现的动人故事，档案管理局信息 部主管在接受访问时说：“很遗憾，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连曾经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因为新世界的审视显得荒诞起来。2006年柏林新开放了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缩写，即东德）博物馆，那里收藏东德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停产的食物、餐具、服装、课本、徽章、画报、电视节目……还有普通人的照片。其中，砌砖工人在1988年工作的场景被拍下来，旁 边写着，他完成10年教育、2年专业训练以后，薪水是1110到1370马克，而当时一间三房公寓的月租是109马克。展览充满互动性，你可以走进普通东 德人家的客厅，可以打开抽屉，看东德小学生的作业，可以把头钻进一个黑箱子，看当年那些充满政治宣传口号的电视新闻——作为中国人，这些物件扑面而来的气 息，异常熟悉。而这种熟悉，也令人不安。
不少东德人不喜欢DDR博物馆，他们不会花6欧元的门票去看，因为“这曾经是我的生活。不需要博物馆来告诉我，它是什么样的。”
1989年12月，中国留学生刘小枫站在柏林墙边，也和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拿起铁锤敲下几块碎片，小心收藏起来。“对我来说，我收藏的不仅是柏林 墙本身，更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个时代本身，以至我自己。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我自己，都是碎片——涂有各色油料的碎片。”刘小枫在笔记中写。
不过，破碎的是东边的世界。柏林墙的西边没有BRD（联邦德国的简称）博物馆。因为历史完整地站在了这一边。他们愉快地拿碎片做起了生意。
150公里的柏林墙留下了45000块3.6米高2米宽的墙体。德国媒体估算，其中大概有一半被捣毁，另一半，除了一些保留下整块运送到世界各地作为艺术品拍卖、收藏，大部分则变成了上亿块小颗粒碎片，在市场上流通。“地球上每15个人就可以拥有一枚”。
柏林所有的纪念品商店都在卖这些碎片——人人都想留下一点不复存在世界的纪念品。而它们之中的90%，来自一个建筑工出身的商人帕夫洛夫斯基，卖了 20多年柏林墙的他对媒体说：“对我而言，柏林墙就是商品，就是生意。”对峙的年代，西边的墙体曾经画满涂鸦，而东边的墙体则在死亡地带的隔离中一片灰 色，“但是大家都想买有颜色的”，帕夫洛夫斯基说：“我就找人画上颜色……反正石头是真的，大家只是选择不同的记忆。”
花上4到6欧元，买一块涂鸦柏林墙做的钥匙链、饰品或者冰箱贴。没有人再抱着刘小枫那样“收藏自己”的心情收藏那些五颜六色的商品碎片了。历史逐渐远去，这一个世界一路向前狂奔，那一个世界，眼看就要消失在身后了。
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终结。不过十几年后，“绝对真理”就迎来了彻底的挑战。
它不得不死亡两次：9·11之后，民主自由式的政治乌托邦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挑战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乌托邦。有学者 预言，也许很快还有第三次：中国和俄罗斯式进化中的威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体——新权贵资本主义，或许会彻底改写上世纪末的普世规则。
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70年代对柏林墙的研究中说，柏林墙作为一个特殊的建筑物，把城市分为“好的一半”和“坏的一半”，它让“沦陷在坏的一半里的人们着迷于各种各样的徒劳的逃亡计划”，同时，也使“对好的一半热爱太甚的人自愿成为它的囚徒”。
墙作为一个有形敌人的存在，令人们几乎忘记了，墙的另一边并不是黄金世界。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连同腐败、金钱和特 权一起，正在阻断西方国家民主的血脉。以研究战后欧洲史著称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病逝前不断诘问：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 美德——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 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在朱特看来，这是“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但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 题。”若非如此，曾经胜利的世界，必然沉疴遍地。人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因于“墙”，一起欢庆墙的倒下，却忘记了，历史不会一劳永逸，不仅消失的东西会还魂 再来，曾坚固的价值基础也会支离破碎。如同那些被一锤子一锤子敲下的柏林墙碎片，这恐怕才是世界的真实缩影。
更何况，那曾经以长城命名的柏林墙，正在其它地方重新崛起，越来越强。
这一次，人们要面对的问题更加沉重：拆掉高墙，也不一定迎来历史的胜利，没有黄金世界，我们没有乡愁可以依托，也不能耽溺于简单的幻想。
齐泽克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反共者容易提出简单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这么悲惨？——并 得出一个同样简单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真正的民主。前共产主义者仍然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形式变相地掌权。我们需要另一 场清洗，革命必须重复。人们不难发现，这与旧的共产党政权将其失败归咎于‘残余力量’的持续影响是非常相似的。”
但不幸的事实却是：“当反共英雄继续沉湎于建立在公正、诚实和团结基础上的新社会时，前共产主义者已经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更为吊诡 的是，在新的后共产主义条件下，反共人士主张一个真正民主的乌托邦，而前共产党人支持一个追求市场效率、充满腐败和存在肮脏诡计的残酷的新世界。”
这正是我们熟悉的新世界。
RELATED POST: http://briteming.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80.html
----------------------
一、
突然间，年轻的士兵开始奔跑，然后纵身一跃。这是1961年8月15日的凌晨的柏林，墙的修建已进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长，将这座欧洲伟大城市拦腰截断。它的修建者是东德政府，它为了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被截断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岁，是负责保卫这座迅速建成的长墙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员，他来自Riesa地区的 Leutewitz，属于东德，苏联帝国的控制范围。历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地改变他的一生，他3岁时希特勒自杀，而在他4岁那年，丘吉尔发表那著名的铁幕 的演讲——世界被一分为二，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象征。
“过来，过来！”那边的人一直在喊。这座围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或许康拉 德·舒曼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大步跃过铁蒺藜的行动，震惊了所有人，而摄影师彼得·列宾正好在场，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头戴钢盔、肩负长枪的东 德士兵飞过了藩篱。
这座墙和后来被称作柏林墙，而清晨的那一瞬间则变成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在冷战气氛高涨的年代，它被解读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邮报》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钢材。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人们用这座雕像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19岁青年的一跃是自由的宣言。
当事人的命运不像是照片一样，不能定格在最灿烂的一刻，“自由之路”则充满了苦涩。康拉德·舒曼被一辆待命的西德警车接走，并随后获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 权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证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准。他定居在属于西德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小镇Günzburg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但柏林墙的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的岁月里，舒曼一定不断听说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逃亡者，但大多数的命运不佳。他们被警察拦截、被枪击，被电网击倒……柏 林墙从原来的2米加高到3米，观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闪亮。他肯定也担心仍身在东德的家人与朋友，他们不知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何种牵连。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后来说。但即使如此，他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亚比起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真正的家乡。抑郁症也一直困扰着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墙是游客必达之地，就像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长城，它是最明确的身份认证。
哪里是柏林墙？警察必定是对这样问题再熟悉和厌倦不过了，他熟练地指着地上的白线，然后一直向远方延伸过去，还指明这里就是当年约翰·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地 方。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找到方向，对于这座墙的历史也并不十分明了，或许也无法猜想165公里的长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墙， 上面尽是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涂鸭，还有一截铁丝网，旁边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黑白照片，他们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从柏林墙建立后，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来跃过 它，跳楼、挖地道种种，在后来看到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了这样一列数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还有260人受伤……
这次柏林之行，没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个典型的游客，随着旅游手册到来，还带回了两块碎石作纪念——它们很可能是1989年愤怒和欢乐的人们砸下的。 欧洲人与美国人或许能更强烈地意识到柏林墙的含义，因为这里饱含他们的悲剧和胜利。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有点抽象、被过度诠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它倒塌的1989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哗与躁动，一位美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还发明了万维网， 它随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情绪也正到来，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业与技术才是；地缘的划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连接到一起， 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人们将分享相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探讨也将暂告段落，历史已经终结，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制，相辅 相成，大获全胜……
我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柏林墙，像是已经终结的冷战，笨拙、陈旧、悲伤、不合时宜……但真的如此吗？
二、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的气 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伴随 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我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是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总是清洁，一切都富规则，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净颜色，每隔200米就是一个EXIT的标志。 远处的高楼都在闪亮，黄色发红的光晕，雾气中，显得迷蒙。IFC、中银国际与长江中心，有时就像藏在云层后面，而太平山则干脆消失了——山腰不断兴起的高 楼遮住了它。我在西环下车，总是闻到一家专卖紫菜面条的小吃店中的汤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说着一种我至今也未完全听懂的语言。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地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表现出 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最终总能到达香港市 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 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 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作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上“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的，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进而， 一种历史感的消退开始弥漫，它的直接结果将是我们“思考的无能”，而思考的无能将导致文明的衰退和某种莫测的灾难，所有之前已经争取到的成就，也将因此而 被毁坏。
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着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在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怀有共识的幸福时刻里，这可能算是最幸福的一刻。由禁锢到自由，由沉闷到变革，墙作为上一个时代的罪恶象征物，戏剧性地倒下， 是非黑白从人潮的奔涌方向就可以辨明，清晰直接。连学者都顾不上斯文地高喊起来：历史迎来了“绝对真理”，二元辩论可以就此终结。
一片欢庆的气氛里，勃兰登堡门旁的柏林墙西侧，一块大木板上，无名者留下了笔迹优美的散文：“柏林墙被掘开了，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着胜利的凯歌，只有沉重的记忆带来的苦涩思索”。
整个东边的世界，都在废墟之上，陷入苦涩的反思：为什么偏偏是主张整个人类拥有解放和幸福的政治理想构筑起了高墙，把人从地理上、生理上、心理上隔绝开，画地为牢？
曾经的边境检查站与部分柏林墙体被设立为博物馆。“柏林墙”建成之前，每年有几十万人逃离东柏林，而建成之后的28年里，每年只有不到一万人成功逃 离。这个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的屏障，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有人试图闯入。但它却射杀了有名有姓、试图走出去的 201名东德公民，至于在边境被打伤、捉捕的东德人则不计其数。
曾经的东德秘密警察办公室，如今也开放做博物馆，供全世界參觀。這里是比140公里长的实体墙更具体的“柏林墙”，它无限延伸到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 之中。28万全职或者兼职的秘密警察，緊盯着1700万东德居民——這個比例意味著，平均每70个人之中就有一个肩负使命。1991年之后，德国“有控制 地开放”了所有秘密警察档案。此后的20年里，有290万人次申请查阅了当年对自己监听、监视、告密乃至审讯的档案。在2008年的一次抽样调查 中，45%的人承认，查阅这些档案造成了巨大的感情冲击。至于一度流行、获奖无数的电影《窃听风暴》里，那个秘密警察良心发现的动人故事，档案管理局信息 部主管在接受访问时说：“很遗憾，这种情况我在真实世界里从没听说过。”
连曾经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因为新世界的审视显得荒诞起来。2006年柏林新开放了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缩写，即东德）博物馆，那里收藏东德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早已停产的食物、餐具、服装、课本、徽章、画报、电视节目……还有普通人的照片。其中，砌砖工人在1988年工作的场景被拍下来，旁 边写着，他完成10年教育、2年专业训练以后，薪水是1110到1370马克，而当时一间三房公寓的月租是109马克。展览充满互动性，你可以走进普通东 德人家的客厅，可以打开抽屉，看东德小学生的作业，可以把头钻进一个黑箱子，看当年那些充满政治宣传口号的电视新闻——作为中国人，这些物件扑面而来的气 息，异常熟悉。而这种熟悉，也令人不安。
不少东德人不喜欢DDR博物馆，他们不会花6欧元的门票去看，因为“这曾经是我的生活。不需要博物馆来告诉我，它是什么样的。”
1989年12月，中国留学生刘小枫站在柏林墙边，也和许许多多德国人一样，拿起铁锤敲下几块碎片，小心收藏起来。“对我来说，我收藏的不仅是柏林 墙本身，更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个时代本身，以至我自己。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我自己，都是碎片——涂有各色油料的碎片。”刘小枫在笔记中写。
不过，破碎的是东边的世界。柏林墙的西边没有BRD（联邦德国的简称）博物馆。因为历史完整地站在了这一边。他们愉快地拿碎片做起了生意。
150公里的柏林墙留下了45000块3.6米高2米宽的墙体。德国媒体估算，其中大概有一半被捣毁，另一半，除了一些保留下整块运送到世界各地作为艺术品拍卖、收藏，大部分则变成了上亿块小颗粒碎片，在市场上流通。“地球上每15个人就可以拥有一枚”。
柏林所有的纪念品商店都在卖这些碎片——人人都想留下一点不复存在世界的纪念品。而它们之中的90%，来自一个建筑工出身的商人帕夫洛夫斯基，卖了 20多年柏林墙的他对媒体说：“对我而言，柏林墙就是商品，就是生意。”对峙的年代，西边的墙体曾经画满涂鸦，而东边的墙体则在死亡地带的隔离中一片灰 色，“但是大家都想买有颜色的”，帕夫洛夫斯基说：“我就找人画上颜色……反正石头是真的，大家只是选择不同的记忆。”
花上4到6欧元，买一块涂鸦柏林墙做的钥匙链、饰品或者冰箱贴。没有人再抱着刘小枫那样“收藏自己”的心情收藏那些五颜六色的商品碎片了。历史逐渐远去，这一个世界一路向前狂奔，那一个世界，眼看就要消失在身后了。
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终结。不过十几年后，“绝对真理”就迎来了彻底的挑战。
它不得不死亡两次：9·11之后，民主自由式的政治乌托邦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挑战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乌托邦。有学者 预言，也许很快还有第三次：中国和俄罗斯式进化中的威权政治与自由经济的结合体——新权贵资本主义，或许会彻底改写上世纪末的普世规则。
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在70年代对柏林墙的研究中说，柏林墙作为一个特殊的建筑物，把城市分为“好的一半”和“坏的一半”，它让“沦陷在坏的一半里的人们着迷于各种各样的徒劳的逃亡计划”，同时，也使“对好的一半热爱太甚的人自愿成为它的囚徒”。
墙作为一个有形敌人的存在，令人们几乎忘记了，墙的另一边并不是黄金世界。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连同腐败、金钱和特 权一起，正在阻断西方国家民主的血脉。以研究战后欧洲史著称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病逝前不断诘问：二十多年过去，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 美德——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 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在朱特看来，这是“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但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 题。”若非如此，曾经胜利的世界，必然沉疴遍地。人们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因于“墙”，一起欢庆墙的倒下，却忘记了，历史不会一劳永逸，不仅消失的东西会还魂 再来，曾坚固的价值基础也会支离破碎。如同那些被一锤子一锤子敲下的柏林墙碎片，这恐怕才是世界的真实缩影。
更何况，那曾经以长城命名的柏林墙，正在其它地方重新崛起，越来越强。
这一次，人们要面对的问题更加沉重：拆掉高墙，也不一定迎来历史的胜利，没有黄金世界，我们没有乡愁可以依托，也不能耽溺于简单的幻想。
齐泽克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反共者容易提出简单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确实比社会主义好，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仍然这么悲惨？——并 得出一个同样简单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真正进入资本主义，仍然没有真正的民主。前共产主义者仍然以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形式变相地掌权。我们需要另一 场清洗，革命必须重复。人们不难发现，这与旧的共产党政权将其失败归咎于‘残余力量’的持续影响是非常相似的。”
但不幸的事实却是：“当反共英雄继续沉湎于建立在公正、诚实和团结基础上的新社会时，前共产主义者已经毫不费力地适应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更为吊诡 的是，在新的后共产主义条件下，反共人士主张一个真正民主的乌托邦，而前共产党人支持一个追求市场效率、充满腐败和存在肮脏诡计的残酷的新世界。”
这正是我们熟悉的新世界。
RELATED POST: http://briteming.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80.html
----------------------
许知远：柏林墙与深圳河
一、
突然间，年轻的士兵开始奔跑，然后纵身一跃。这是1961年8月15日的凌晨的柏林，墙的修建已进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长，将这座欧洲伟大城市拦腰截断。它的修建者是东德政府，它为了制止东德居民包括熟练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被截断的不仅仅是空间，还有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岁，是负责保卫这座迅速建成的长墙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员，他来自Riesa地区的 Leutewitz，属于东德，苏联帝国的控制范围。历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地改变他的一生，他3岁时希特勒自杀，而在他4岁那年，丘吉尔发表那著名的铁幕 的演讲——世界被一分为二，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象征。
“过来，过来！”那边的人一直在喊。这座围墙已修建到最后一部分，它还没有变成两米高、顶上拉着带刺铁丝网的混凝土墙，而仅仅是铁蒺藜的路障。或许康拉 德·舒曼自己也说不清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大步跃过铁蒺藜的行动，震惊了所有人，而摄影师彼得·列宾正好在场，他抓住了这一瞬间——头戴钢盔、肩负长枪的东 德士兵飞过了藩篱。
这座墙和后来被称作柏林墙，而清晨的那一瞬间则变成了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形象，在冷战气氛高涨的年代，它被解读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邮报》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张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钢材。在柏林墙倒塌20年后，人们用这座雕像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刻——19岁青年的一跃是自由的宣言。
当事人的命运不像是照片一样，不能定格在最灿烂的一刻，“自由之路”则充满了苦涩。康拉德·舒曼被一辆待命的西德警车接走，并随后获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 权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证明的一个活生生的标准。他定居在属于西德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小镇Günzburg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但柏林墙的阴影并未随之消失。在之后的岁月里，舒曼一定不断听说过很多像他一样的逃亡者，但大多数的命运不佳。他们被警察拦截、被枪击，被电网击倒……柏 林墙从原来的2米加高到3米，观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闪亮。他肯定也担心仍身在东德的家人与朋友，他们不知会因自己的鲁莽而遭受何种牵连。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拆除）后，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后来说。但即使如此，他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亚比起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真正的家乡。抑郁症也一直困扰着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墙是游客必达之地，就像是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长城，它是最明确的身份认证。
哪里是柏林墙？警察必定是对这样问题再熟悉和厌倦不过了，他熟练地指着地上的白线，然后一直向远方延伸过去，还指明这里就是当年约翰·肯尼迪发表演讲的地 方。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还没找到方向，对于这座墙的历史也并不十分明了，或许也无法猜想165公里的长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墙， 上面尽是各种颜色与形状的涂鸭，还有一截铁丝网，旁边还有很多年轻人的黑白照片，他们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从柏林墙建立后，很多人采用不同方式来跃过 它，跳楼、挖地道种种，在后来看到的一份调查中显示了这样一列数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还有260人受伤……
这次柏林之行，没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个典型的游客，随着旅游手册到来，还带回了两块碎石作纪念——它们很可能是1989年愤怒和欢乐的人们砸下的。 欧洲人与美国人或许能更强烈地意识到柏林墙的含义，因为这里饱含他们的悲剧和胜利。而对我来说，它仍是历史书上的一页，有点抽象、被过度诠释。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它倒塌的1989年，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哗与躁动，一位美国人蒂姆·伯纳斯·李还发明了万维网， 它随即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信息时代。一种新的情绪也正到来，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业与技术才是；地缘的划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连接到一起， 所有的障碍都将被清除，人们将分享相似的物质与精神成果；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观念探讨也将暂告段落，历史已经终结，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制，相辅 相成，大获全胜……
我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柏林墙，像是已经终结的冷战，笨拙、陈旧、悲伤、不合时宜……但真的如此吗？
二、
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样是第一次，它的感受却要强烈得多。扑面而来的湿漉漉的空气，还有那种特别的味道——潮湿的混凝土、海风、茶餐厅的气 味，混合在一起。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香港像是另一个精神故乡。枪战电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说、《龙虎豹》与叶玉卿，还有从旺角杀到铜罗湾的古惑仔，伴随 着我们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赞叹还是汗颜，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600万人口的香港为10余亿人的中国大陆，提供着大部分的情感和娱乐服务。
我从机场坐A12路双层巴士，像是过山车一样驶向香港岛。道路总是清洁，一切都富规则，隧道是灰白交替的干净颜色，每隔200米就是一个EXIT的标志。 远处的高楼都在闪亮，黄色发红的光晕，雾气中，显得迷蒙。IFC、中银国际与长江中心，有时就像藏在云层后面，而太平山则干脆消失了——山腰不断兴起的高 楼遮住了它。我在西环下车，总是闻到一家专卖紫菜面条的小吃店中的汤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说着一种我至今也未完全听懂的语言。
它与中国大陆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后来，我乘火车从广州前往香港，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则秩序、整洁，混凝土也学会了如何与绿树相处。
如今，香港与广州之间自由来往，深圳像是另一个新兴的香港，至少在外观上如此。但是，仅仅40年前，这里仍像是亚洲的柏林墙，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着很多类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广东地区发生了三次逃港风潮。
逃亡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难民没有政治目的，只想获得基本的安全。大饥荒和各种政治斗争，让他们不断地铤而走险，很多人从深圳游水过来，一些偷渡者表现出 他们在匮乏条件下的创造力，他们在麻袋里放满了乒乓球，作为救生圈。他们中很多人的逃亡经历，是被遣返，再结伴到来，只要有恒心，他们最终总能到达香港市 区。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动发生一年后的1962年，香港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潮，在半年的时间内，超过三十万人涌入了这个拥挤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迟信目睹了这一景象：“在35公里的边境线上，成千上万的人由中国那边走向边界，活像一条条大蛇从‘中国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黄昏时 分，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他们把自己组织成四五人并肩一列的队伍，然后在本地民兵的护送下，推倒栅栏，走过来了。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农民，也有老妇人和儿 童。他们全都衣衫褴褛、垂头丧气、筋疲力尽，大多数人像是十分饥饿的。”
一位叫刘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难民经历。他在广州附近的农村长大，因为父母经营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划作黑五类。1963年，16岁的他躲在一艘渔船底层偷渡到香港。在爬上“资本主义”的岸上后，香港的灯光给了他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别明亮”。
这些从“社会主义”来到“资本主义”的难民，成为了香港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从产业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板，从报纸创办人到工会领袖，他们缔造了现代香港的繁荣和进步。不同的社会制度，让人们的创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记得约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墙边的演讲了，甚至也很难严肃地对待它——它不是冷战宣传的一部分吗？
同样的，也很少有人会再去认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国日渐强盛，它的荣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独特性。至于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剧，它是历史早已翻过的一页，没有太多品味的余地。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所有昔日确定无疑的价值观正遭遇质疑。随着悲剧的淡忘，就连“自由”、“民主”这些基本价值观也开始被忽略和嘲讽。进而， 一种历史感的消退开始弥漫，它的直接结果将是我们“思考的无能”，而思考的无能将导致文明的衰退和某种莫测的灾难，所有之前已经争取到的成就，也将因此而 被毁坏。
柏林墙与深圳河，这欧洲与亚洲的两个小小的路标，提醒着我们，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艰辛.
